第一章 长征序曲

第一章

长征序曲

只知“红军不怕远征难”，怎能不知为哪般。皆知红军长征两万五得胜利，熟知长征缘起？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的壮举，同时也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远征。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长征之前，曾发生过什么事？离开创建好的根据地，红军的路在何方？

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

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红四军于1929年初离开井冈山，向闽西、赣南地区，进行大规模转战。不久后，红四军与突出重围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共同向闽西地区进发。同年年底，红军在军事上逐渐取得优势，赣南、闽西地区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大力发展地方武装。

1930年中旬，赣西南、闽西两地的红军整编为红1军团，共计2万多人。随后，驻扎在湘鄂赣边根据地的红五军和红八军整编为红3军团。两个月后，红1军团与红3军团大规模整编，组成红军队伍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红一方面军，由毛泽东担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德担任总司令。这支队伍也被称为“中央红军”。同年10月，中央红军攻克吉安，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根据地初见雏形。

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革命的种子播撒向人民，革命之花开遍全国。中央红军队伍不断扩大至7万余人，连带地方武装几近10万人。

然而，红军落脚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竟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

1930年10月，蒋介石集结各方兵力，下令对红军所在根据地展开大规模“围剿”行动。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国民党军把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作为“围剿”的重点，接连展开了三次针对性的“围剿”。

面对蒋介石步步为营的“围剿”行动，中央红军沉着应战，采取了“诱敌深入”等战术，冲破敌人的包围圈，顺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前三次“围剿”。

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但使曾经夸下海口，要在半年内彻底消灭红军的蒋介石哑口无言，还促使了赣南、闽西地区根据地的融合，形成了总面积为5万平方公里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中，包括21座县城，居住人口达250万人。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同时，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也取得了胜利。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随后，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担任主席，彭德怀、王稼祥担任副主席。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各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发展迅猛。

但好景不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不久，“左”倾错误逐渐在中央及各根据地占据了领导地位。

1931年初，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主义开始了在党内统治，时隔不久，党领导成员发生了较大变动。王明动身前往莫斯科，周恩来被派往中央根据地，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博古接替王明的职位，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博古与王明的思想如出一辙，过分低估了敌人的能力，没有意识到扎根农村的重要性，执意放弃搞游击战，主张与敌人“硬碰硬”。很快，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被宣传到根据地各处。毛泽东强调要认清敌我形势，不要贸然攻打中心城市。然而，这些观点却被认为是“狭隘经验论”、“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职位被撤销，身份一落千丈，在党内备受排挤。

1932年底，蒋介石卷土重来，调集重兵，对中央根据地展开又一轮“围剿”。此次反“围剿”斗争中，周恩来和朱德一再坚持以前的战斗经验，沿用“诱敌深入”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由朱德亲自指挥作战。最终，中央红军在与敌人第四次交锋中险胜。

前四次“围剿”的失利，令蒋介石暴跳如雷。1933年，他不惜出动50万兵力，调配上百架飞机，亲自指挥作战，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第五次“围剿”行动。

自此，中央红军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更新了战术安排，采用“持久战”和“堡垒战”等战略，并且阻隔了中央根据地的经济来源，封锁了道路交通，目的是彻底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此时的中央红军共有8万余人，如若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和转移措施，凭借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经验，继续冲破敌人的包围圈并非难事。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对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不甚了解，对农民革命也是知之甚少。他始终坚持“左”倾冒险主义，认为前四次反“围剿”中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同属“游击主义”，而是坚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全权交给了李德。

在对中国革命战争始末并不了解的情况下，李德开始掌管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大权。他首先提出摒弃“诱敌深入”战略，主张红军全面出击，用“双拳作战”、“短促突击”，预期达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效果。

在得知黎川失守后，李德下令收复黎川，派遣红一方面军冒险进攻。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红军进攻数次，不但未能攻占黎川，而且损失惨重。

在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初期一直处于劣势。他们不但没有总结教训，还气急败坏地把失败的责任推向其他人。曾失守黎川的肖劲光不免成了“替罪羊”，被送上最高军事裁判法庭，判刑五年。

时隔不久，中央红军看到了一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国民党内部产生分裂，第十九路军的将领联合国民党内部人员开始“反蒋”，在福州发动“福州事变”，并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对外宣称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彻底决裂。

蒋介石“后院起火”，他很快把注意力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到镇压“反蒋”势力上，并抽调部分兵力镇压第十九路军。用于“围剿”红军的兵力大大减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危机也随之减小。

此时，正是中央红军反守为攻的绝佳时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献计献策，希望能借此机会与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共同协作，扭转当前局势，使中央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

博古和李德没有采纳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两人固执地认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是在上演一场“闹剧”，或者说是一种欺骗行为，不愿与之建立统一战线。

最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没能抵抗住蒋介石的武力镇压，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草草终结。之后，蒋介石再一次把战斗重心转回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将红军置于死地。

1934年4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广昌。自此，广昌保卫战正式拉开帷幕。

此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进入白热化阶段。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秉承“武装保卫赤色广昌，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的坚定信念，击退了敌人的前两次进攻。

敌人两次进攻失败后，很快调转枪口，由东向西转变作战方向，准备钳制红军主力部队。得知敌人改变战略，博古、李德不为所动。他们愚昧地认为构造好的防御工事可以抵抗敌人的飞机大炮，一直闭口不谈转移阵地，或是改变策略的问题。

4月底，敌人开始集合武力资源，并调配数十架飞机和一个炮兵旅的兵力，会攻广昌。

在敌人的重火力攻击下，李德眼中的牢固工事不到半天时间，已被夷为平地，驻守在工事中的战士大量阵亡。随后的几次进攻中，红军拼尽全力却没能挽回失败的结局。此次广昌保卫战，红军伤亡人数多达5093人，歼敌人数只有自身损失的一半数量，成为红军几次反“围剿”中的最大败笔。

广昌保卫战失利，不懂军事的博古和不懂变通的李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彭德怀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与李德争辩起来。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彭德怀毫不留情地指出李德只会“纸上谈兵”，使红军苦心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接连失守，简直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然而，红军将领的指责并没有改变博古和李德的想法。他们仍旧固执己见，坚持展开建宁保卫战。国民党军进行“堡垒战”，李德下令采取“堡垒对堡垒”的作战方式予以应对。这样一来，红军无疑再一次与敌人展开了

“消耗战”。

1934年5月，兵力、武器都不能与敌人正面抗衡的红军，加之错误的战略指挥，最终被迫撤离建宁城。此时，从龙冈、广昌、建宁、泰宁、明溪（今归化）、永安、连城到筠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部分已经被敌人占领。

在根据地频频失守的情况下，博古、李德依然存在侥幸心理，集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以及地方武装，采取“兵分六路”、“全面抵抗”的战略措施，力求挽回残局。但是，博古、李德终究作茧自缚。红军没能有效地钳制住敌人，反而加剧了敌军的反攻进展，使自己陷入被动。

红军前后经历了五次反“围剿”，由胜利到失败。至此，博古、李德才恍然大悟，不再主张死守根据地，计划进行战略转移。

从“转移”到“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只剩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实化、宁化、长汀及其周边狭窄地带，红军撤离苏区已成定局。

如何实行战略转移？向哪里转移？……解决这些问题成了当务之急。为此，党内成立了最高“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负责此事。三人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施工作。

红军最初的计划是做一次战略大转移，只是准备前往湘鄂西，与红2、6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至于走多远并没有定数，更没有将“长征”列入计划。对此，李德提出，战略转移计划要封锁消息，只在最高“三人团”中进行讨论。他单纯地认为，红军的战略转移属于突然行动，不让消息扩散才是成功转移的关键。所以，红军战士们对准备离开苏区的事情全然不知，甚至连彭德怀、李维汉这样的红军高级将领和党内高级干部也不知内情和详细计划。

红军转移计划一经确定，各项准备工作开始实施。首先是扩红计划，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充红军队伍，除了把地方武装整编到红军队伍中来，还动员根据地的青年参军，相继建立了8军团、34师等。其次是武器弹药的准备工作，苏区内的几个小型兵工厂加班加点，赶制手榴弹和子弹。再次是对苏区内的几所学校进行军事训练，培养一批掌握卫生、通讯等知识的基层人才，调配到红军各个军团中。最后是从不同渠道获取粮食、武器和弹药，被服厂也在加紧赶制大量军装等。

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逐步加快，苏区中央政府随之将红军的工作进展见诸报端：

1934年5月5日，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发表社论《五次战役第二步的决战关头和我们的任务》，提出“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等口号。

19日，继续发表《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提出“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的要求。

25日，《红色中华》刊登了中央组织局主任罗迈（即李维汉）关于半个月来扩大红军的谈话，指出未能完成原定计划的四分之一，号召“为无论如何完成红5月扩大二万七千名红军而奋斗”。

28日，《红色中华》再次发表文章，《加紧突击，无论如何要完成二万七千人！》，直至6月初，中央军委总动员宣布，5月扩红运动已经超额完成任务，扩充人数达三万人。

7月5日，《红色中华》刊登文章《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是目前我们第一等的任务》。文章强调“必须收集五万条被单来给红军”、“必须及时地准备冬衣”等。

8月20日，《红色中华》报道了6、7月份红军筹款的各项工作内容，并公布“中央财政部的新的筹款计划：9、10、11三个月筹款八十万元”。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军队在华侵略的步伐越迈越大。红军准备大面积转移的同时，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相继派出两支先遣队，进行北上抗日，同时也试图为中央红军转移做策应。一支是红军第7军团，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红7军团从瑞金出发，向闽浙赣方向挺进。另一支是红军第6军团。萧克任军团长兼第17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17师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18师师长，甘泗淇任第18师政治委员。红6军团突围西征，向湖南方向进发。

中央做出的一系列举措，使战士们开始预感到即将出现的战略转移。直至9月底，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了《一切为了保护苏维埃！》的文章，才正式揭开战略转移的“神秘面纱”。文章中写道：

“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根据地……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根据地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

毛泽东得知战略转移的消息后，立刻召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各部领导人，对大家说：“我要强调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信心；第二，要把善后工作做好，使留下来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红军在确定撤离根据地时，中央决定让一部分人继续留守，并设立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就在留守人员的名单之中，他在一场战斗中身负重伤，正在于都医院治疗。那么，陈毅是如何得知自己将继续留在苏区的呢？

红军战略转移前夕，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前往于都医院探望陈毅。周恩来迈步进入病房，关切地问道：“陈毅同志，身上的伤好些了吗？”

陈毅摇了摇头，低声说：“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了，还没好利索，真让人着急啊。”

紧接着，陈毅问道：“刚才听到外面动静很大，是不是部队有什么行动？”

“我正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呢。”

“到底出了什么事？”

“陈毅同志，现在我军的形势你很清楚，根本没有胜算。中央决定从苏区撤离，到别的地方重建根据地。”周恩来接着说：“这次的转移计划预计在8万多人，同时，也决定留守3万余人，其中包括你和项英同志。你愿意吗？”

“中央？”陈毅提高了嗓门，“现在的中央无非是博古和李德两个人说了算，让我这么一个受伤的人留下来继续斗争，不就是在这里等死吗？”

说完，陈毅意识到自己有些偏激，一改语气：“为什么偏偏让我留下来？”

“现在你尚未痊愈，还不能进行长途跋涉，更何况你既懂军事又会打仗，和项英同志共同领导队伍继续斗争，再合适不过了。留下来的人中，三分之一是伤病员，这样的队伍不好带，只有你才能担得起这份重任。项英同志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表示‘主力部队很快就会凯旋归来的。’选择让项英和你留下来，也是组织对你们的信任。”

周恩来的话，让陈毅回想起自己与毛泽东、朱德从井冈山来到江西，创建中央苏区的一幕幕情景。对于苏区的建立、发展和壮大，陈毅付出了汗水和鲜血，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的熟悉。如今，要留在这里，保护这片残缺的苏区，陈毅坚定了信心。他肯定地说：“我同意留下来！主力部队安全撤离以后，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

周恩来继续向陈毅介绍情况：“主力红军出发后，中央苏区会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你和项英、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人负责中央分局。项英任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会成立中央政府办事处，你担任主任，副主任是梁柏台。其他留守的人还有瞿秋白、何叔衡、陈潭秋等人。”

周恩来见陈毅脸上浮现出一丝担忧的神情，问道：“你们接下来的处境会很危险，而且困难重重，你对未来怎么看？”

陈毅思索片刻，语重心长地说：“如今，敌强我弱，最好的办法恐怕是上山打游击。”

就这样，陈毅接受了中央的安排，与红军第24师、当地武装队伍和大批伤员，留守在苏区，准备与敌人周旋。

10月9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贺昌联合发布《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明确指出：“在突破敌人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战斗中，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必须保证由政治上最强的部队担任侦察、警戒与后卫任务。政委与政治部，必须正确地估计到由阵地性质的战斗，突然转变到长途行军与运动战的时候，可能发生的恐惧、迟缓、

不惯行军、大批落伍、失掉联络、抛弃武器和疾病现象，必须先采取有效地克服办法。”

同日，红1、5、8、9军团分别向瑞金、于都、会昌等地集结。红军战略转移迫在眉睫，紧张的编队工作开始了。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被整编两个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是总指挥部，代号“红星”，由红军总部直属部队、干部团和各学校组成，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伟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纵队的代号是“红章”，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卫生部、供给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组成，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

其他各军团的工作安排是：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第1军团，代号“南昌”，居左翼；紧随其后的是第9军团，由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率领；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率领红3军团，代号“福州”，居右翼；后面是第8军团，由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率领。四支军团分别从左、右两侧，掩护一、二野战纵队前进。第5军团由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率领，担任守卫，最后撤离。

临行前，中央下达了训令：目前我们正处在紧急转变的关头，英勇无敌的红军，正担负着重大的军事和政治任务。在战斗上，正由短促突击的阵地战转到广大区域的运动战；在行军上，正由苏区转到长途行军与作战的白区，首先打击正面敌人，突破敌人封锁线。

10月10日，在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的率领下，第一、二野战纵队同红军第1、3、5、8、9军团，共计8.6万余人，按照原定计划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毛泽东和王稼祥因伤，被安排在军委纵队中，坐担架同行。

对于中央红军临时战略转移的事实，遵义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作了客观评价：

“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李德）同志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中央干部中与红军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转移到运动战场去，不给以必要的修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促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说不是严重错误。”

事实上，红军大举迁离长江以南的各革命根据地，主要以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为首，其他各部队分别是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近3000人，退出鄂豫皖苏区，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成为了第二支开始长征的队伍。次年9月与上述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

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进发，开始长征。

最后一支长征队伍是红2、6六军团。1934年10月，红2、6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顺利会师。红2军团为红6军团调配了马匹、粮食和弹药，使转战千里的红6军团得到了补给。同样，红6军团也从内部抽调了几十位干部，支援红2军团的工作。从此，红2、6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用贺龙的话说“2、6军团会师是团结的，六千多人，六千多个心，可是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

1935年11月19日，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突破敌人封锁线

1934年10月10日晚， 中央红军陆续从瑞金的田心、梅坑等地出发。

回望四年前，红军把井冈山的星火带到瑞金，使苏区从最初的小范围，扩大到湘、赣、闽、浙四个省，拥有兵力10万余人。在苏区的四年中，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与当地的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今，就要离开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土地，战士们深感不舍。

夜幕下，苏区的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送行，依依惜别的场面感人至深。人们为红军送来亲手编制的草鞋、自家种的蔬菜，还有人帮红军挑担子、运行李。一位老人紧紧握住战士的手，泪洒衣襟。

随着红军队伍的渐渐远去，人们轻声唱起了《送别歌》：

送红军到河边，

江上穿呀穿梭忙。

千军万马渡江去，

千万百姓泪汪汪。

恩情似海不能忘，

红军啊，红军！

革命成功早回乡！

浓浓的军民之情鱼水情。

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顺利集结于雩都河北岸。中革军委颁布《野战军渡河计划》：各部队分别从雩都、花桥、潭头圩、赖公庙、太坪心、峡山圩等十个渡口南渡雩都河。

中央红军先后渡过雩都河后，来到了国民党南路军的所在地。这是红军长征开始时，遇到的第一道封锁线，有“钢铁封锁线”之称。

“钢铁封锁线”由碉堡群铸成，坚不可摧，当地百姓都叫它“乌龟壳”，此时，正由国民党内素有“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镇守。与这样的封锁线对垒自然是凶多吉少。为了能够顺利闯过这道关卡，红军早有准备。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已然得知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矛盾。表面上，陈济棠对蒋介石言听计从，心中却另有他念。红军正是利用陈济棠的思想变化，在撤离苏区之前，派遣何长工、潘汉年找到粤军代表，进行秘密谈判。

经过数天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里，让红军通过。红军只借道西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

在确定陈济棠执行“协议”后，中革军委果断做出决定：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地段突破粤军的封锁，向湘南前进。

10月21日，红军开始突围。粤军在陈济棠的指示下稍作进攻，而后改为防守，最后彻底退让，使红军顺利冲出所谓的“钢铁封锁线”。

红军冲破第一道封锁线后，渡过桃江，继续向西进发。

蒋介石得知红军突破封锁线后，立刻召集军中高级将领，商量对策。杨永泰分析：“接下来，红军很有可能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蒋介石说：“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后来，蒋介石几经查实，确认红军已向湘西转移，立即派兵在湘粤边境的汝城、仁化、乐昌之间设下了第二道封锁线。

11月初，彭德怀红3团率先到达汝城城口，准备攻破敌人的封锁线。战斗期间，彭德怀亲自调整炮火的位置，接连命中敌人的碉堡。几番激战过后，红军明显占据优势。彭德怀高举手枪，大声喊道：“冲锋！”

随着彭德怀一声令下，红军战士奋不顾身地冲向敌军，攻占了城口，打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在缴获了敌人大量煤油和弹药后，红军日夜兼程，继续西行。

此时，蒋介石已提前下令，加强乐昌、郴县、宜章、临武间的原有工事，构成第三道封锁线，企图阻截红军的道路。

见此情形，中央军委下令：先于敌人占领九峰山——粤汉路以东十多公里的制高点。随后，在红4团和红5团的掩护下，中央纵队和红9团顺利通过延寿，朝着宜章方向前进。

早在1928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郴县、宜章地区就掀起过红色浪潮。当地百姓在红色政权的影响下，积极投入革命，加入了红军。如今，得知红军再次来到宜章，群众的热情丝毫未减。他们纷纷找来工具，挖战壕、建工事，有的还砍下树枝制成梯子，帮助红军攻城。

守城的官兵见红军势不可挡，加之当地百姓支援，吓得丢下武器，趁着夜色弃城而逃。第二天黎明，宜章县城的城门被一拥而开。红军轻而易举地进入宜章，攻破了敌人设下的第三道封锁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