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我爱我的孩子
女人与丈夫共苦多年，一朝变富，丈夫却不想与她同甘了。他提出离婚，非执意要儿子的监护权。
为了夺回儿子的监护权，女人决定打官司。她抛出自己的底线：只要儿子判给自己，其他什么都可以不要。
开庭那天，男方说女人身体差，不宜带小孩，并拿出她以前的住院病历当物证；女人出示前几天由某大医院开具的体检结果，驳倒了男方。他又说女人欠巨额外债，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儿子；女人马上出示男方恶意转移财产、转嫁债务于自己的商务调查函，又一次越过了他的陷阱。
激烈的唇枪舌剑、拉锯式的辩论，女人一直占上风。男方见势不妙，使出杀手铜：“女人经常打骂孩子，对儿子造成巨大伤害。儿子不愿和她生活，只想跟我在一起。”
审判长决定传他们的独生子到庭作证。法警走向证人室，准备请那小孩出庭时，女人的脸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紫，忽然她“霍”地站起来，大声宣布：“审判长审判员，我——撤诉!”
女人掩面大哭，跑出了法庭。
事后，有朋友问女人：“你真的虐待儿子吗?”女人无力地摇摇头：“我爱我的孩子，怎么可能虐待他?”
朋友惊诧了：“那你为什么要放弃?”
女人说：“我孩子胆小，一旦出庭作证，必然心灵受伤。我怎么忍心……”
一个善良的母亲为了孩子，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利益。
尽一切力量让她高兴
生活中的戴高乐具有坚强的性格，火一样的热情，对民族、对国家有着深厚的爱。因此，戴高乐才能成为反抗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同戴高乐私交颇深，他心目中的戴高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英雄，20世纪最卓越的人物之一。”
然而，戴高乐又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他有三个子女，最小的女儿安妮先天智力迟钝，医生诊断为“永远不会说话，终身残疾”。戴高乐夫妇为此感到伤心绝望，但拒绝了好心人要他们把安妮送给福利机构抚养的建议。为了女儿，他们愿意牺牲一切，包括个人的事业和前程。戴高乐说：“安妮自己没有要求来到世上，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让她高兴，生活得幸福。”
戴高乐是一位严厉的军官，性格果断刚强，不苟言笑。但在安妮面前，只要能逗安妮高兴，他愿意做任何事情，欢乐、诙谐、唱歌、跳舞，恍若另一个人。据邻居回忆，终身残疾、智力迟钝的安妮，唯有戴高乐能逗她发出和正常孩子一样的嘻笑声。邻居们经常看到戴高乐在安妮耳边悄声细语地讲述着小安妮能理解的趣事，常常逗得安妮咯咯大笑。有时他还同安妮手拉着手在院内嘻笑奔跑，兴高采烈地一起跳小快步舞。戴高乐夫妇就是这样细心地抚育和保护着安妮，同时又经常担心自己会在安妮之前离开人世，为小女儿可能无依无靠而深感痛苦。
戴高乐夫人在出国访问时，常常舍弃一些正式的社交活动，而热衷于参观当地的儿童医疗机构和养育福利院。后来，戴高乐夫妇用写回忆录的稿费和版税，建立了以“安妮”命名的残疾儿童福利基金，创办了养育院，把他们对终身残疾的小女儿的真挚的爱推及其他残疾儿童。安妮的生命是短促的，20岁时染上肺炎而去世。戴高乐夫妇悲痛万分，安葬那一天，夫妇俩在科伦贝双教堂墓地安妮墓前，满含泪水，默默地哀悼。然后，戴高乐拉着妻子的手深情地说：“回去吧，现在她和别的孩子一样啦!”
父母挚爱总是无私和伟大的，为了孩子，他们愿意牺牲一切。
极为悲壮的一幕
一家人住在一套用木板隔成的两层商铺里。
母亲半夜起**厕所，突然闻到一股浓浓的烟味，便意识到家中出事了。
等父亲从梦中惊醒，楼下已是一片火海，全家两个女儿三个儿子以及两位雇工都被困在大火中。孩子们被叫醒后，个个如受惊的小兔子，逐一聚拢到母亲身边。幸好阁楼上的天花板只有一层，砸开它，就可以攀上后墙逃生。绝望之余，父亲带着两个雇工砸开天花板，并第一个抢先翻过墙头。父亲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他只顾呼唤邻居救火。高墙里面，大火离母亲和5个孩子越来越近了。5个孩子中，最高的也仅有1．5米，而围墙竟有两米多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单独攀上去。幸运的是，墙头上有一个雇工留了下来，他一手紧抓房顶横梁，另一只手伸向墙内的母亲和5个孩子。“别怕，踩着妈妈的手，爬上去!”母亲蹲在地上，抓牢大儿子的脚，大儿子用力一蹬，抓住雇工的手，攀上了墙头翻身脱离了险境。用同样的办法，母亲把二儿子和小儿子一一举过了墙。此刻，火舌已舔到脚掌，母亲奋力抓起二女儿。此时，她的力气已用尽，浑身不停地颤抖。大女儿急中生智，协助妈妈把妹妹举过了墙。火海中，仅剩母亲和大女儿。大火已卷上了她们的身体，烧着了她们的衣服。大女儿哭着让妈妈离开，但母亲坚决地将女儿拉了过来，拼尽最后一口气，将大女儿托过墙头。当工人再次把手伸向母亲的时候，她竟然连站立的力气也耗尽了，转眼间，便被大火吞没了。墙外，5个孩子声泪俱下地捶打着墙，大喊着“妈妈”。而墙内的母亲再也听不见了，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消防人员赶到，很快将大火扑灭。人们进去寻找这位母亲，看到了极为悲壮的一幕：她跪在阁楼内的墙下，双手向上高高举起，仍保持着托举的姿势。
面临生与死的抉择，绝大多数母亲都会牺牲自己，以保证孩子的人身安全，这种感人的故事太多了。
探监的母亲
探监的日子，一位来自贫困山区的老母亲，经过乘坐驴车、汽车和火车的辗转，探望服刑的儿子。在探监人五光十色的物品中，老母亲给儿子掏出用白布包着的葵花籽。葵花籽已经炒熟，老母亲全嗑好了。没有皮，白花花的像密密麻麻的雀舌头。
服刑的儿子接过这堆葵花籽肉，手开始抖。母亲亦无言语，撩起衣襟拭眼。她千里迢迢探望儿子，卖掉了鸡蛋和小猪崽，还要节省许多开支才凑足路费。来前，在白天的劳碌后，晚上在煤油灯下嗑瓜子。嗑好的瓜子肉放在一起，看它们像小山一点点增多，没有一粒舍得自己吃。十多斤瓜子嗑亮了许多夜晚。
服刑的儿子垂着头。作为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正是奉养母亲的时候，他却不能。在所有探监人当中，他母亲衣着是最褴褛的。母亲一口一口嗑的瓜子，包含千言万语。儿子“扑通”给母亲跪下，他忏悔了。
即使儿子犯了罪，他也是娘心中最大的牵挂。
所有的花儿都是美丽的
让杰西永远也忘不了的，是她上三年级时的一次午餐时间。学校排戏时，她被选来扮演剧中的公主。接连几周，母亲都煞费苦心地跟她一道练习台词。可是，无论她在家里表达得多么自如，一站到舞台上，她头脑里的词句全都无影无踪了。
最后，老师只好叫杰西靠边站。她解释说，她为这出戏补写了一个道白者的角色，请她调换一下角色。虽然她的话挺亲切婉转，但还是深深地刺痛了杰西——尤其是看到自己的角色让给另一个女孩的时候。
那天回家吃午饭时，杰西没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母亲。然而，母亲却觉察到了她的不安，没有再提议她练台词，而是问她是否想到院子里走走。
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棚架上的蔷薇藤正泛出亮丽的新绿。杰西无意中瞥见母亲在一棵蒲公英前弯下腰。“我想我得把这些杂草统统拔掉。”她说着，用力将它连根拔起。“从现在起，咱们这庭园里就只有蔷薇了。”
“可我喜欢蒲公英，”杰西抗议道，“所有的花儿都是美丽的，哪怕是蒲公英!”
母亲表情严肃地打量着她。“对呀，每一朵花儿都以自己的风姿给人愉悦，不是吗?”她若有所思地说。
杰西点点头，高兴自己战胜了母亲。
“对人来说也是如此。”母亲又补充道，“不可能人人都当公主，但那并不值得羞愧。”
杰西想母亲猜到了自己的痛苦，她一边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事，一边失声哭泣起来。
母亲听后释然一笑。
“但是，你将成为一个出色的道白者。”母亲说，并提醒杰西自己是如何爱听杰西朗读故事给自己听的。“道白者的角色跟公主的角色一样重要。”
不可能每个人都当船长，必须有人来当水手。当孩子表现得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也应该给他(她)一些鼓励!
不适当的相助
在加拉巴哥群岛最南端的海岛上，7位旅行者由一位博物学家做向导，沿着白色的沙滩行进。当时，他们正在寻找太平洋绿色海龟孵卵的巢穴。
小海龟孵出后可长至330磅。它们大多在四五月份时出世，然后拼命地爬向大海，否则就会被空中的捕食者逮去做美餐。
黄昏时，如果年幼的海龟们准备逃走，那么这时就先有一只小海龟冒出沙面来，作一番侦察，试探一下如果它的兄弟姐妹们跟着出来是否安全。
培德恰好碰到了一个很大的、碗形的巢穴。一只小海龟正把它的灰脑袋伸出沙面约有半英寸。当伙伴们聚过来时，他们听到身后的灌木丛中发出了瑟瑟的声响。只见一只反舌鸟飞了过来。
“别做声，注意看。”当那只反舌鸟移近小海龟的脑袋时，年轻的厄瓜多尔向导提醒说。“它马上就要进攻了。”
反舌鸟一步一步地走近巢穴的开口处，开始用嘴啄那小海龟的脑袋，企图把它拖到沙滩上面来。
伙伴们一个个紧张得连呼吸声都加重了。“你们干吗无动于衷?”只听一个人喊道。
向导用手指压住自己的嘴唇，说：“这是自然规律。”
“我不能坐在这儿看着这种事情发生。”一位和善的洛杉矶人提出了抗议。
“你为什么不听他的?”培德替那位向导辩护道。“我们不应该干预它们。”
一位同船而来的人说：“只要与人类无关，也就没什么危害。”
“既然你们不干，那就看我的吧!”洛杉矶人警告着说。
他们的争吵声把那只反舌鸟给惊跑了。那位向导极不情愿地把小海龟从洞中拉了出来，帮助它向大海爬去。
然而，随后所发生的一切使他们每个人都惊呆了。不单单是那只获救的小海龟急急忙忙地奔向那安全的大海，无数的幼龟——由于收到一种错误的安全信号——都从巢穴中涌了出来，涉水向那高高的潮头奔去。
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是愚蠢透了。小海龟们不仅由于错误的信号而大量地涌出洞穴，而且它们这种疯狂的冲刺发生得太早了。黄昏时仍有余光，因此，它们无法躲避空中那些急不可耐的捕食者。
只见刹那间，空中就布满了惊喜万分的军舰鸟和海鸥。一对加拉巴哥秃鹰瞪着大眼睛降落在海滩上。越来越多的反舌鸟群急切地追逐着它们那在海滩上拼命涉水爬行的“餐”。
“噢，上帝!”其中一个人叫道。“我们都干了些什么!”
对小海龟的屠杀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年轻的向导为了弥补这违背自己初衷的恶果，抓起一顶垒球帽，把小海龟装到帽子中。只见他费力地走进海水里，将小海龟放掉，然后拼命地挥动手中的帽子，去驱赶那一群接着一群的军舰鸟和海鸥。
屠杀过后，空中满是刽子手们饱餐之后的庆贺声。那两只秃鹰静静地立在河滩上，希望能再逮住一只落伍的小海龟来做食物。此时所能听到的只是湖水击打加德勒海湾白色沙滩的声音。
大家垂头丧气地沿着沙滩缓缓而行。这帮过于富有人情味的人此时变得沉默寡言了。这肃静也许包含着一种沉思。
没有必要对孩子呵护备至，应该让他们经受风雨，感受困难和阻力，只有这样，他们将来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不致因弱不禁风而被轻易淘汰出局。
我们是朋友
小明的爸爸觉得周围依然是漆黑一片的夜，这时，门“吱”地一声被推开了。溜进屋的一丝光亮照在一双穿着睡裤的细腿上。有人正在鸭绒被下小心地摸索，接着一只小手悄悄伸了过来。
“爸爸，”小明的一声低唤似从远处传来，“爸爸，您醒了吗?”
“不知道。”爸爸睡意朦胧地咕哝着。不过，他还是感到了夜色在渐渐消融。
“爸爸，您是我的朋友，对吗?”小明小心地问。
“那还用说!”爸爸打着呵欠，感到既快乐又恼人。
“爸爸，您知道刚才我梦见了什么吗?”
“不知道。”
“我梦见我们都坐在我们的纸飞机上，飞过屋脊，飞到遥远的海上。天很黑，只见星星在闪光。但我一点也不怕，因为您跟我在一块。爸爸，您也怕过吗?”
“当然怕过。”
“很怕、很怕么?”
“很怕、很怕。”
“我也很怕呀——当我们坐在那飞机上时——哦，不，不在那时，而在之后，当我醒来时——那时，我才很怕、很怕!”
“你怕什么?”
“我怕您不在**了。”
“我当然在**。我还能去哪里呢?”
“在飞机上。因为你开飞机走了，而我坐在一颗星星上。接着我就想你，一直在想。所以我一定得过来看看您究竟是否还在这儿。”
“看，我就在这儿，那只是一个梦罢了。”
“爸爸，您在**还能呆多久?”
“呆不长了，我可不能整天老呆在**呀!”
“为什么?”
“你知道，我——”
“不行。因为您说过我们是朋友。是朋友就不能分开!得永远在一块!”
“我懂，可爸爸还得去上班呀。”
“不!”
“你也还得去幼儿园哩。”
“我不去!”
“当然你要去!想一想吧，在幼儿园里你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还有那么多好朋友，对么?”
“不错，倒有些朋友，不过，世界上我只有一个最好的朋友!”
“你指的是我吧?”
“是喽!爸爸，还记得去年夏天我们一块去乡下吗?那时我们都是从早到晚一直在一起，是么?”
“没错。”
“真希望一直如此——因为那时候您不像现在这么忙。记得我们找不到的那支箭吗?”
“但我们发现了两只小松鼠，它们紧紧地靠在一起躺着。”
“它们也是朋友，对么?”
“是的，它们肯定是朋友。”
“让我紧靠着您躺一会儿吧，爸爸，只躺一小会儿。”
“行，小鬼，上床吧!”
“爸爸，把我抱紧——这样我才感到我们是朋友。好，真好。爸爸，给我念点什么吧，只念一会儿。”
“可惜时间不多。现在几点了?”
“表有啥用!朋友是从来不看表的——不必去上班、开会，也不必去幼儿园或上牙医那儿去。”
“那么，你认为朋友们该干些什么事呢?”
“在树顶上盖房。爬上绳梯，把食物和覆盆子酱抬到树上去吃。还有鱼呢，轮换着读故事。爸爸，您能给我念上一会儿《三个强盗》么?”
“行啊，不过不能从头到尾了，好吗?”
“呱呱叫!爸爸，今天在办公室里，您能再为我做几只纸飞机吗?”
“我想可以的。”
“爸爸，他们会生气吗?”
“谁?”
“办公室里您的同事们。”
“不，不会生气。他们只会惊讶地瞅瞅。”
“问他们想不想试坐一下飞机!您可以将飞机开到窗外去!这样，他们也会愿意跟您交朋友啦!”
“真是好主意!”
“现在我想上幼儿园去了，爸爸，因为当我回家来时，您也会马上到家的。是吗?”
“当然喽。我不会叫你久等的。”
一般的小孩都很顽皮，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成年人是不一样的。对待他们，一定要有耐心，真心和他们交朋友，他们也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不寻常的圣诞之夜
这是在诺斯家久居多年的姑妈搬走以后的第一个圣诞节。以前过节，她总是为诺斯一家操持准备圣诞树和圣诞礼物。但今年的圣诞节，在诺斯的家里却没有欢乐，冷冷清清。因为这一年里，诺斯的父亲只是偶尔有工作可干，他们家的两间空房也租不出去，而诺斯的母亲则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去采购便宜物品。这表明，他们家的生活每况愈下，收入仅足糊口。
在圣诞前夜的晚饭桌上，诺斯的父亲一直沉默不语。当他突然说：“来，我们出去走一走”时，诺斯吃了一惊。这样的想法父亲从前是从未有过的，况且屋外天气很冷。更出乎诺斯意料的是，父亲说：“我们去149号大街与3号路的交叉路口。”诺斯真高兴，要去的地方是纽约的一个商业中心，那里都是商店。圣诞节期间，一排排无尽头的移动式零售摊点出售着玩具。以前圣诞节的时候，诺斯常常和姑妈到那里去，她让他挑选最想要的东西，这一点诺斯的父亲是知道的。于是，诺斯很愉快地得出这个结论：这次出门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爸爸要给自己买一件圣诞礼物。
诺斯欣喜若狂。姑妈离开他们的这一年对诺斯来说真是糟糕透了。他非常渴望得到一件圣诞礼物，这不单纯是为了一件礼物，而是作为一个象征：“我需要从父母那里得到某种表示，他们懂得我的心情如何，他们仍然会爱我，就像姑妈那样爱我。”父亲经过一番考虑而决定为儿子买一件圣诞礼物的想法使诺斯非常幸福，这种幸福是几个月来他不曾享受到的。
他们快步走着。低着头，顶着风向货摊走去。因为父亲只字未提买礼物的事，诺斯也只好偶尔站在某个货摊前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看，一间化学试验室!”“那是一个显微镜!”“看那儿，压力箱!”每次，父亲都寻问一下价钱，然后他们相对无言继续走着。有几次，他手里拿着件玩具看着儿子，好像他在暗示儿子会喜欢这件玩具的。可诺斯已经10岁了，对简单的小玩具早就不感兴趣了。
现在，他们面前只剩下两三个货摊了。诺斯抬头仰望着父亲，听见他是如何把口袋里的几枚硬币弄得叮当响。这一下诺斯全明白了，也许他一共凑了不过7角5分钱来为自己买圣诞礼物，且不敢把实情告诉儿子，也许他连这点儿钱也没有。
诺斯从父亲的眼中看到了一种失望的神情。此时此刻，他感到他们父子比以前更亲近了。说心里话，当时诺斯本想拥抱父亲，并说：“这没关系，我理解您，相比之下化学试验室或压力箱太无足轻重。我爱你，爸爸!”然而，诺斯什么话也没说，和父亲并排站了片刻，冻得直发抖。然后，他们默默无语，动身回家。
长大后，诺斯一直遗憾自己当时没有告诉父亲，那天晚上自己是多么感激他。
和真挚的父爱比较起来，任何珍贵的礼物都显得微不足道。
难以报答养育之恩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一生十分尊敬父母。投身革命后，虽然长年远离家乡，但总是千方百计给家里捎信，让父母知道自己的近况，向父母请安问好，并向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全国解放后，父母没同陈毅一起居住。陈毅除每月给父母寄足够的生活费外，仍在百忙中亲笔给父母写信，聊叙家事，宽慰老人。
1962年，陈毅已62岁，身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等要职。这年春天，他工作途经成都。当时，他母亲年过八旬，重病在身，住在成都弟弟家中。当天下午，他就与妻子张茜前去看望。由于老人病重，有时小便失禁。陈毅刚到母亲房中，恰遇母亲换下一条尿裤。母亲担心让儿子见到污浊之物，便不停挥手，使眼色，要身边一位侍候她的保姆把尿裤藏起来。保姆慌忙中将裤子扔到了床下。
陈毅拉住母亲的手问道：“娘，您把啥子东西扔到床下了?”
母亲连连摇头说：“没啥子，不关你的事。快坐下，给娘谈点别的吧!”保姆也连连摇头说：“没，没啥呀!”
陈毅笑了笑，对母亲说：“娘，您怎么对我也保起密来了?”说着，弯下身去，要看个究竟。母亲见瞒不住儿子，只好将事情的原由说了。
陈毅听罢，非常感慨地说：“娘!您久病在身，我没能在您身边侍候，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这裤子应该马上拿去洗了，还藏着干什么?!”
说着，他一手拿过裤子，并对保姆说：“我母亲的病如此沉重，平时不知给你们添了多少麻烦!今天，就让我去洗吧!”
保姆怎么也不让，母亲也赶紧拦阻。陈毅诚恳地说：“娘，我不是说着玩的，您就允了吧。我小时，您不知给我洗过多少尿裤屎裤啊，儿子怎么做，也难报答养育之恩。”接着，对妻子张茜笑道：“我们家乡有句俗话，‘婆媳亲，全家和’。你这个长年不能照顾婆婆的媳妇，也该尽点孝道。今天我们俩一起来洗这条裤子好不好?”
母亲为我们所付出的简直太多太多了；我们又想过努力为母亲做些什么吗?
母亲得到敬意
在美国，每逢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都要庆祝母亲节。这一天，孩子们给母亲送一张特别的母亲节贺卡，也许是一些鲜花或者糖果，来表达对她的爱和感激之情。
为母亲们建立一个特别的节日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完全来自一百多年前的一个叫做安娜·梅·贾维斯的妇女。
安娜出生于1864年5月，正是南北战争即将结束、林肯总统被刺之前。她是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女儿，是个文静的小姑娘。
成人以后，安娜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工作。1906年，就在安娜42岁生日之后两星期，她的母亲去世了。那天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安娜开始变了。她不再那样文质彬彬，那样轻松自在、无忧无虑了。她现在只有一个生活目标——让她的母亲，以及全世界的母亲，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得到敬意。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1908年5月10日，在西弗吉尼亚的格拉夫顿，安娜举行了第一个母亲节的教堂纪念仪式。
第二年，费城——她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正式宣布：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为母亲节——这是首先确立母亲节的城市。又过了三年，西弗吉尼亚州——安娜的母亲居住过的地方，又把母亲节变成了全州性的节日。
一年以后，安娜获得了最大的成功：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被称为“合众国第25号决议”的公告，把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永久确立为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母亲节。
但是，安娜并不满意；事实上她愤怒了。母亲节虽然确立了，但它已不再是孩子们向母亲表示谢意和敬意的纯朴的时刻。相反，它变成了商业的庆典——商店怂恿人们给他们的母亲购买大量贵重礼物的大好时机。
商店大做其广告，让人们觉得，如果不送给母亲一张特别的、昂贵的节日贺卡，或者一些鲜花，那就是罪过。商店告诉孩子们，他们应该给母亲买华贵的穿戴，或者新奇的家庭摆设，来显示他们对母亲是多么的爱。母亲节成了一种责任或债务，而不是对母亲的爱和感激之情的自由表达了。
安娜决心同这种商品化的倾向进行斗争。这时她已经50岁了。她辞去了在保险公司的工作，把她的余生全部用来抵制那一天——她本是出于对母亲的敬意才建立起来的日子——的商品化倾向。她辞职时领到了十万美元，她把这笔钱全部用来促使人们重新回到母亲节的初衷上去。无论在哪儿发现适当的机会，她都要前去向人们宣讲。但是，她根本改变不了那些商人的头脑，她更改变不了已经商品化了的美国社会的习惯。因为大多数人发现，与其花费时间去探望母亲，和她聊聊天儿，帮她洗洗餐具、干点儿家务事，并且直接告诉她“我爱你，妈妈”，倒不如买一张母亲节贺卡，或者一些鲜花、糖果送给她来得更容易。
“你应该送她有用的东西，有永久意义的东西。”安娜说，“许多母亲睡在比石头还硬的床垫上。也许她需要一副新眼镜，需要舒适的鞋子，或者需要更好的照明设备。她晚上睡得暖和吗?是不是盖鸭绒被了?或许她的楼梯需要修理了。做子女的应当关心这些。”
安娜一刻也没有停息。她不停地讲，不停地呼吁，不停地写，一直到有一天，她太老了，老态龙钟，精疲力竭，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她双目失明，两耳失聪；她钱财罄尽，一文不名。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在老人之家里给她找了间屋子住下。老人之家就坐落在费城郊外的西切斯特。然而，在那儿期间，直到1948年11月安娜离开人世，她的家人在母亲节的时候一次也没有来看望过她。
这个故事令人悲哀的是：尽管安娜·梅·贾维斯发起了母亲节，并为保持其纯洁的意义而奋斗了一生，但她个人却从未得益于其中。安娜终身未婚，也从未做过母亲；她没有任何儿女在母亲节那天来向她表示她们的爱。她完全是为别人——那些做了母亲或将要做母亲的人，那些将要为她们的孩子而度过一生的人，耗尽了全部的生命。
母亲为我们操劳一生，需要的不是我们物质上的回报，而是情感上的安抚和慰藉。
写给母亲的账单
小彼得是一个商人的儿子。有时他得便到他爸爸做生意的商店里去瞧瞧。店里每天都有一些收款和付款的账单要经办。彼得往往受遣把这些账单送往邮局寄走。他渐渐觉着自己似乎也成了一个小商人。
有一次，他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也开一张账单寄给他妈妈，索取他每天帮妈妈做点事的报酬。
某天，妈妈发现在她的餐盘旁边放着一份账单，上面写着：
母亲欠她儿子彼得如下款项：
为取回生活用品20芬尼
为把信件送往邮局10芬尼
为在花园里帮助大人干活20芬尼
为他一直是个听话的好孩子10芬尼
共计：60芬尼
彼得的母亲收下了这份账单并仔细地看了一遍，她什么话也没有说。晚上，小彼得在他的餐盘旁边找到了他所索取的60芬尼报酬。正当小彼得如愿以偿，要把这笔钱收进自己口袋时，突然发现在餐盘旁边还放着一份给他的账单。
他把账单展开读了起来：
彼得欠他的母亲如下款项：
为在她家里过的十年幸福生活0芬尼
为他十年中的吃喝0芬尼
为在他生病时的护理0芬尼
为他一直有个慈爱的母亲O芬尼
共计：0芬尼
小彼得读着读着，感到羞愧万分!过了一会儿，他怀着一颗砰砰直跳的心蹑手蹑脚地走近母亲，将小脸蛋藏进了妈妈的怀里，小心翼翼地把那60芬尼塞进了她的围裙口袋。
我们总是对父母要求太多。你是否该想一想自己能为父母做些什么?
母亲的信
12月31日。马克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处理着即将结束的这一年的最后几件紧要公事。他一本正经地板着一副面孔，俨然一派首长的风度。每当电话铃响，马克总是一边抓着话筒，简要而认真地回答着；一边仍继续签阅着文件。
一会儿，女秘书柳多奇卡敲门进了办公室：
“对不起，马克，打扰您了。有您一封信，您私人的。”
说着，她把信放到马克的桌上。随即转身走了。
马克拆开信就念起来：
“亲爱的妈妈：
你的儿子在给你写信。我已经好久没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出差／度假／住医院了……”
“真是活见鬼!”马克惊诧不已。他又看了看信封，上面分明写着他的机关地址和姓名，而且一点也没错。马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他仍然把信继续念下去：
“我们这里现在正是秋高气爽／春光明媚／夏日炎炎／寒冬腊月的时节。我身体还好／很好／不太好／很不好。
前不久我去逛过剧院／电影院／音乐厅／酒吧间。
我打算再过1个月／1年／5年就来看你。
我知道你没钱花了，所以寄给你30／20／10／5个卢布。
我已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厂长／总局局长。
我妻子祖莉菲娅向你问好。
[JY，2]你的爱子马克”
马克更加莫明其妙，他又把信从头至尾念了一遍，然后又往信封里看了看。信封里果然还有一张小字条：
“亲爱的马克：
我多么盼望你能来封信呀!可你却是个大忙人，哪有时间顾得上这种小事呢?我只好替你写了这封信，你只要简单地把那些不该要的词句划掉，寄给我就行了。
吻你!
[JY，2]你的妈妈”
马克仰身靠到自己柔软舒适的安乐椅背上。
“唉，妈妈呀，你可真是位幽默家呀!而且对时间还掐算得那么准，让信不迟不早刚好在12月31日送到，这一天我可是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啊!”
马克叹了口气，把文件推到一边，接着便动手删起信中那些不该要的词句来……
儿行千里母担忧。出门在外的时候，不管多么忙，都不要忘了经常给妈妈写信，打电话，发E-mail……
一张三卢布的纸币
母亲来信了。
在初来城里的日子里，瓦西总是焦急地等待着母亲的信，一收到信，便急不可待地拆开，贪婪地读着。半年以后，他已是没精打采地拆信了，脸上露出讥诮的冷笑——信中那老一套的内容，不消看他也早知道了。
母亲每周都寄来一封信，开头总是千篇一律：“我亲爱的宝贝小瓦西，早上(或晚上)好!这是妈妈在给你写信，向你亲切问好，带给你我最良好的祝愿，祝你健康幸福。我在这封短信里首先要告诉你的是，感谢上帝，我活着，身体也好，这也是你的愿望。我还急于告诉你：我日子过得挺好……”
每封信的结尾也没什么区别：“信快结束了，好儿子，我恳求你，我祈祷上帝，你别和坏人混在一起，别喝伏特加，要尊敬长者，好好保重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要是你出了什么事，那我就肯定活不成了。信就写到这里。盼望你的回信，好儿子。吻你。你的妈妈。”
因此，瓦西只读信的中间一段。一边读一边轻蔑地蹙起眉头，对妈妈的生活兴趣感到不可理解。尽写些鸡毛蒜皮，什么邻居的羊钻进了帕什卡·沃罗恩佐的园子里，把他的白菜全啃坏了；什么瓦莉卡-乌捷舍娃没有嫁给斯杰潘·罗什金，而嫁给了科利卡·扎米亚京；什么商店里终于运来了紧俏的小头巾，——这种头巾在这里，在城里，要多少有多少。
瓦西把看过的信扔进床头柜，然后就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收到下一封母亲泪痕斑斑的来信，其中照例是恳求他看在上帝的面上写封回信。
瓦西把刚收到的信塞进衣兜，穿过下班后变得喧闹的宿舍走廊，走进自己的房间。
今天发了工资。小伙子们准备上街：忙着熨衬衫、长裤，打听谁要到哪儿去，跟谁有约会等等。
瓦西故意慢吞吞地脱下衣服，洗了澡，换了衣。等同房间的人走光了以后，他锁上房门，坐到桌前。从口袋里摸出还是第一次领工资后买的记事本和圆珠笔，翻开一页空白纸，沉思起来……
恰在一个钟头以前，他在回宿舍的路上遇见一位从家乡来的熟人。相互寒暄几句之后，那位老乡问了问瓦西的工资和生活情况，便含着责备的意味摇着头说：“你应该给母亲寄点钱去。冬天眼看就到了。家里得请人运木柴，又要劈，又要锯。你母亲只有她那一点点养老金……你是知道的。”
瓦西自然是知道的。
他咬着嘴唇，在白纸上方的正中仔仔细细地写上了一个数字：126，然后由上到下画了一条垂直线，在左栏上方写上“支出”，右栏写上“数目”。他沉吟片刻，取过日历计算到预支还有多少天，然后在左栏写上：12，右栏写一个乘号和数字4，得出总数为48。接下去就写得快多了：还债——10，买裤子——30，储蓄——20，电影、跳舞等——4天，1天2卢布——8，剩余——10卢布。
瓦西哼了一声。10卢布，给母亲寄去这么个数是很不像话的。村里人准会笑话。他摸了摸下巴，毅然划掉“剩余”二字，改为“零用”，心中叨咕着：“等下次领到预支工资再寄吧。”
他放下圆珠笔，把记事本揣进口袋里，伸了个懒腰，想起了母亲的来信。他打着哈欠看了看表，掏出信封，拆开，抽出信纸，当他展开信纸的时候，一张三卢布的纸币轻轻飘落在他的膝上……
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如果我们也能像爸爸妈妈关心我们一样去关心他们，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美好啊!
我只看到一个儿子
三个妇女在打井水。
一位老人坐在石头上休息。
一个妇女对另一个说道：
“我的儿子很机灵，力气又大，谁也比不上他。”
“可我的儿子会唱歌，唱得像夜莺一样悦耳，谁也没有他这样好的歌喉。”另一个妇女说。
第三个妇女默不做声。
“你为什么不谈谈自己的儿子呢?”两个邻居问她。
“有什么好说的呢?”她说，“我儿子什么特长也没有!”
说着，她们装满水桶，提着走了。老人也跟着她们走去。她们走走停停，她们手臂疼痛，水溅了出来，背也酸了。
忽然迎面跑来了三个男孩，一个孩子翻着斤斗，他母亲露出欣赏的神色。另一个孩子像夜莺一般欢唱着，妇女们都凝神倾听。第三个跑到母亲跟前，从她手里接过两只沉重的水桶，提着走了。
妇女们问老人道：
“喂，怎么样?我们的儿子怎么样?”
“呵，他们在哪儿?”老人答道，“我只看到了一个儿子!”
望子成龙是人之常情。但是，千万不要忽视了对他孝敬父母之心的培养。
带玫瑰花的贺电专用电报纸
有一次，桑托顺便到邮政总局给朋友拍电报。在他身边坐着一位老太太，她把头低低地俯在电报纸上。她在上面写了些字，随后把电报纸拿到眼前，眯缝着眼睛看。看过之后，把纸揉成了一团，又拿了一张新的，重新填写，写完了又揉成一团，然后又伏在桌子上，想要再填写一张。
桑托要帮助这位老太太填写，可是她怎么也不肯。她自己又拿了一张电文纸，打算再重新填写。后来她叹了口气说：
“我就住在这儿附近，可是，往五层楼上爬很吃力，不戴眼镜又写不了……您若是不急着走的话，请替我写一下。”
桑托拿过来电报纸，老太太一字一句地说出列宁格勒的地址。然后，沉默片刻，叹息地说：
“请写上：亲爱的妈妈，祝贺您的生日。到我们这儿来吧。吻您。薇拉·娜嘉·谢尔盖。”
桑托看了看老大娘，问她：
“您的妈妈还健在?”
老大娘很不愉快地冷笑一下说：
“妈妈——就是我。”
“啊?”
“明天是我的生日，女儿她很可能忘了给我拍贺电，因此，我就决定……免得邻居们责怪她。她是我的好女儿，大家都很尊重她，她在摩尔曼斯克当主任工程师。”
桑托想象得出来，她的女儿一定是整天很疲劳，很操心的人。在班上和在家里都有好多事情要做。可能，女儿过去有时候忘记了给妈妈拍贺电，老年人就会抱怨：“你看，孩子们不需要我们了，把我们忘记了……”
“女儿不会忘记向您祝贺的。不过偶然情况总是免不了……”
老太太抬起一双忧伤的眼睛望着桑托，低声说：
“她已经忘记12年了。”
桑托对老人家还能说什么呢?用什么语言来安慰她?是不是要责怪她的女儿呢!虽说这是有理由的。可是，老大娘已经平静下来，她对他说：
“对不起，请您帮买一张带玫瑰花的贺电专用电报纸，我的女儿干什么都喜欢漂亮的……”
父母为儿女考虑得是那么周到，那么无微不至；儿女又为母亲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呢?
等待邮件的老奶奶
今天是老奶奶格兰特的生日。
她早早地起了床，等待着邮件。如果有邮差沿街走过来的话，她能从二楼的一个套间里看见。她很少有信或其他邮品；若有了，底楼的那个小男孩约翰尼会给她送上楼来的。
她今天确信会有邮件。尽管平时女儿米拉很少写信来，但是米拉是不会忘了母亲的生日的。米拉很忙，她丈夫当上了市长，米拉也因十分孝敬老人而获得了奖章。
最近三年，米拉曾两次回来探望母亲，但她丈夫从未来过。
老奶奶今天80岁了。今天她穿上了她最好的衣服。也许，也许米拉能回来吧!老奶奶心想。毕竟80寿辰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生日。
万一米拉不回来，她会收到一份礼物的。老奶奶坚信这点。她的两颊泛起了红云，她激动异常——简直像个孩子似的。她多么喜欢过生日啊。
昨天，她特地把套间打扫了一遍，还准备好了一个大蛋糕。小男孩约翰尼带着一口袋钱币上楼来了，他说他等邮差来了再出去玩。
“我猜你收到了许多礼物，”小男孩说，“上星期我六周岁时也收到了许多礼物。”
老奶奶喜欢什么呢?她喜欢一双拖鞋或是一件羊毛衫?或许她喜欢一个台灯，这样织起毛衣来就不会那样多地漏针了。或许她喜欢一个小钟，上面有清楚的黑色的数字。或许她喜欢一本有关旅游的图书。或许她还喜欢许多别的东西。
她靠近窗户坐着，瞧着。终于，邮差骑着自行车在拐弯处出现了。她的心飞快地跳动着。约翰尼也看见了，并马上跑到了大门口。
然后，听到上楼的脚步声了。约翰尼在敲她的房门。
“奶奶，奶奶!”他大叫着，“我拿来了你的邮件。”
他递给她四封信。三封未封口的信是由老朋友寄来的，第四封信封了口，是米拉写来的。老奶奶此时感到一阵失望的痛苦。
“没有小邮包吗，约翰尼?”
“没有呀，奶奶。”
也许包裹太大了不能够信汇，寄包裹会来得晚一些。就是这样!她现在只能这样解释了。
她几乎是勉强地撕开了信。在一张精美的卡片中，夹着一张支票。卡片上印着“生日快乐”几个字，下方写着这样一句话：“您用这张支票自己去买些好东西吧。米拉和哈乐德。”
支票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小鸟，飘落到地板上。老奶奶慢慢地把它捡了起来。这就是米拉送来的礼物，老奶奶所期待的礼物!老奶奶用她那颤抖的双手，把它撕成了小碎片。
做母亲的，在乎的不是孩子们给多少钱，而是来自儿女内心的那份真挚的情。
孙女和爷爷
丽丽是孙敏和丈夫的掌上明珠。
孙敏和丈夫上班，就把丽丽交给她爷爷。丽丽的爷爷60多岁，丽丽跟了爷爷，变得很乖，很招人喜欢。只有一样使孙敏嫉妒：丽丽待爷爷好于她。于是，孙敏和公爹之间出现了隔阂。终于有一天，只为一件小事，他们吵翻了。老爷子孤零零地搬进很矮、很潮的西房的小屋。
丽丽上高中了。住校。她每月回来好几趟看爷爷。这天天气特别冷，她又跑回来。一进门，脸都冻白了。“妈，爷爷病成这样，你也不管?”孙敏发现女儿的眼里放出一股逼人的光，她心里打了个寒噤：“好吧，我去……”
屋里简直是个冰窖，连尿罐子都冻裂了。前晚丽丽端来的那碗烩饼原封没动，已经结了冰。一双竹筷子斜插上去，活像祭祀的供品。
“丽丽，不是跟你说过，别来看我吗?不要因为我闹得大家不痛快……”老爷子吃力地说。
孙敏这才看清他的那张瘦脸，眼窝深深凹下去。她的心不由微微一动。但当她看到女儿像打量一个陌生人似的打量着自己的那种眼神时，她更多想到的却是女儿对自己的离心——“完全是老爷子的过错，我不谅解他。况且，老爷子很爱攒钱，他也许要把钱留给他的孙女；我老了，丽丽会怎样待我?不行，我得把这笔钱搞来，趁老爷子还没断气……”
孙敏脸上堆起笑容。她让女儿在给老爷子煮的挂面汤里打了个荷包蛋……
当丽丽慌慌张张地跑回来的时候，孙敏知道老爷子不行了。她转弯抹角地说：“丽丽，该给你爷买点好吃的。你爷的钱在哪儿放着?先拿两块。我兜里没钱了……”
“我不去!”丽丽生气地说。
“完了还他嘛。要不来不及了!”
丽丽不乐意地出去了。没多久，她拿来一个小包放在桌子上。孙敏用手一摸，便感觉到它的分量。
孙敏让丽丽看着爷爷，自己到外面转了一圈，两手空空地转回来。
“东西呢?爷爷的钱呢?”丽丽瞪着眼问妈妈。
“钱，我丢了。”孙敏说。
“你——”丽丽的脸胀得通红，两眼噙着泪，她突然抓起孙敏的呢子大衣，发疯似地朝外跑去。
朔风狂怒地嚎叫着。丽丽的身影霎时间便被埋在风雪里。孙敏突然意识到丽丽是要把她的呢子大衣送进寄卖商店……
房门“乒”地一声开了，一个雪人闯进来，是丽丽。她那冻僵的手牢牢抱着两瓶水果罐头。
丽丽没喘口气，便扑向爷爷的小屋。孙敏随后也踩着深雪赶过去。这时小屋里传出一声低微的、却是拼尽了最后一口气的呼喊：
“你们……不能抢我的钱。我是留给丽丽的呀!”
接着是玻璃瓶摔碎的声音，丽丽撕心裂肝地哭喊：“爷爷——”
“爷爷，是我害了您，是我害了您呀……我拿了您的钱，爷爷……”丽丽扑倒在爷爷的尸体上，哭昏了。
孙敏和丈夫把女儿送进医院。她冻伤了：脸上落下一块伤疤；那双灵巧的小手坏死了，截去了。每天黄昏，不管天气多冷，她都要出去，望着夕阳发呆……
孝敬老人，不仅是一种应尽的义务，而且也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准。
当父亲处于生死关头
父亲患脑溢血整整三天昏迷不醒。兄妹三人站在父亲的枕边。
“真是没办法。”长子一雄不满地说道。
“得到病危的通知我急忙跑了回来。可是父亲的气色还很好，不见得马上会死吧。”
“不，”二儿子二郎面带冷漠的表情摇了摇头，“再忍耐一会儿吧，医生说过，已经没救了。”
“我可等烦啦。”女儿满代插嘴道。
年迈的父亲是有名的国文学者、古籍收藏家。自从十几年前亡妻后，一直鳏居。家里有一个管家婆。
一雄继续以不愉快的口吻说道：“像父亲这种人，活在世上有什么用呢?!只知道翻弄满是污垢、陈腐发霉的书，一个人乐滋滋的。真是个不识相的父亲，一点也没尽到做父亲的义务。”
“是啊。”二郎接过话茬，“父亲从来没考虑过为孩子们留下财产，总是自作主张。明明知道土地要涨价了，却狠心卖掉了老家的地皮。得来的钱全买了古书和古信件。父亲这一次真地死去倒也省心了，再活下去我可受不了啦。”
“可是……”满代说道，“哥哥们毕竟还念了大学，这可比我强多了。自从母亲去世后，我简直成了女佣人了。这么晚结婚也是为了父亲。所以，遗产我至少分一半。”
“为什么?”一雄反问道。“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哥哥们顺利地上了大学，而我没有。母亲死后到我结婚之前的一段日子，都是我照顾父亲的。我有权利要求分到一半的财产!”
“哼，吹牛皮也要知道分寸。初听起来你倒真像个孝女。可是满代你的性格和父亲一模一样，从小就是一个自私鬼。就说母亲临终前，病情已经够严重了，可是你却和朋友去溜冰，没有给母亲送终。父亲经常抱怨你是个没良心的人。”
“你撒谎。”
“撒谎?!你说晚结婚是为了父亲，那是胡说八道。你总是和不正经的男人鬼混，等到要结婚时又被对方甩掉。像你这种轻浮的人，哪个男人会不讨厌呢?!”
“你这是污蔑!”
“我讲的全是事实!”
“我饶不了你。”满代的眼中闪着凶狠的光。似乎马上要扑过去拼命一样。
“等等……”二郎冷静地站出来调解，“父亲处于生死关头，兄妹之间不要吵架啦。大家又不是小孩子，不要讲这些愚蠢的话。在考虑怎样分遗产之前，应该先确定遗产有多少。这里的房子是大学的，父亲是退休的教授，父亲死后学校会收回房子的。父亲一分钱也没存下，又讨厌保险，所以也拿不到生命保险金。由此看来，有价值的只有那堆发霉的书和信啦。这些书对我们来说是一堆废纸。但既然父亲连退休金都添上买了这些书，肯定会有可观的价值的。”
“大概有三千万。”一雄说。
“三千万?”满代反问了一句。
“六七年前，我曾听到父亲和经营古籍的商人在谈话，那个商人迫切要买父亲的藏书，开价全部书为三千万。但父亲拒绝了。”
“那个家伙真够大方的。藏书还在书房里吗?”
“在，刚才我已经去看过书房了。”
“有三千万的话，每个人不是正好可以分到一千万吗?”
“是啊，能分到一千万，我就没有意见了。”满代凶狠的目光，顿时变得柔和起来。
然而第四天及至第五天，父亲仍然昏迷不醒。
“这么难死过去啊。我工作忙，等父亲死了再来叫我吧。”二郎等腻了，首先开口说道。
“是啊，”一雄也说，“我也不能干等下去了。等到父亲死后，三个人再商量遗产的分法。反正，三份平分算了。”
“好，那我也先回去了。父亲死了马上再来。”
三个人全都离开了父亲的病床。
就在这一天的傍晚，管家婆通知兄妹三人，父亲死去了。一雄、二郎、满代又陆续赶了回来。
“父亲一直是昏迷的吗?”一雄问管家婆。
“不，”管家婆摇摇头，“你们走了以后，他马上恢复了意识，看上去特别健朗。正好那时收废纸的商人开着小卡车经过，他把书库里的书和信全部当作废纸卖掉了。然后买回了一大篓卫生纸，等到做完这一切后，他才死去。先生留下话说把这些卫生纸平分给你们三个人。”
父母辛辛苦苦把我们抚养成人，该我们尽孝的时候千万不能让老人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