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试论日本对外国文化的多元化选择

日本是一个岛国，受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的限制，使得日本民族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使日本既有侵略倾向，又很善于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通过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并和日本的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现在日本的特质文化。

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特性，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在日本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所以，美国哲学家穆尔认为，日本文化是“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

中国文化的取舍

在日本古代历史上，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与中国大陆文化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3-7世纪，日本沿袭纯粹的中国文化。由渡来人源源不断的将大陆先进文明带进日本，中日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中华儒教文化圈辐射四方。日本对唐文化的吸收在奈良时代达到**。而9世纪以后，日本则感到本国的神道教和中国文化难以满足社会需要，于是选择了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佛学之于日本，因具有融和和包容精神，正是日本民族传统的思维方法，适应了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需要，因而得以光大。但佛学只能算是精神的寄托，不能算经久的东西，其地位与支持日本民族精神的神道教根本无法相比。因而，日本僧人游离于佛学教规之外的现象以及社会对他们的默许与认可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而在武士阶层中影响最大的则是禅宗。禅宗既不同于中国其他佛教宗派，更和印度佛教有别。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佛教宗派，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玄学与佛学两大潮流交汇的产物。它认为，人的本心即佛，佛即本心，主张佛性人人固有，不须读经，不必礼佛，将佛教烦琐的教义和长期的苦修归于简易，允诺“顿悟”而“立地成佛”。禅宗在唐代中期以后风靡中国大陆，在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由荣西和道元传入日本后，受到文化水准较低且无暇读经礼佛的日本武士阶层的欢迎。

中国文化中对日本影响最深的是中国儒学。日本民族向来被认为既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善于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儒学作为日本历史上的外来文化，早已渗透、积淀为其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16世纪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儒学。日本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对中国儒家文化“忠、孝、信、义、仁”佩服得五体投地，受益匪浅。但遗憾的是，当中国儒家文化“忠、孝、信、义、仁”与日本的“武士道”文化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日本把具有进攻性的“武士道”文化中的“忍”字精神，取代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仁”字道义，最后改造成了日本“忠、孝、信、义、忍”的“武士道”文化。由于儒学具有疏于抽象的世界观的思考、重视感觉经验和认识论、赋予感情色彩的伦理观、“有德者王”思想逐渐淡化、强调灵活对应现世、与固有思想共存与融合等特征，所以对日本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全盘西化”的困顿

儒家文化影响了日本上千年，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日本文化，某些东西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在目睹了鸦片战争这样严峻的时刻，日本民族显示了一种勇敢和冒险的精神，果断地做出了抉择：既然儒家文化不能抵御外来侵略，既然它不能富国强兵，那么，就应当毅然地拚弃它，学习更强大的敌人——即西方各国的文化与文明，学习他们的技术与科学，以便最终战胜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人表现出了一种近乎于疯狂的精神。但并不盲目，而是有计划、有选择的，力争学人所长、为我所用，从而形成日本式的多元文化。

当时，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仿效西洋文明是当务之急，并以文明开化的启蒙为己任。他主张实利，反对空谈；主张限制汉字，把迂阔繁琐的文体改为易学的文体，介绍和引进簿记制度，提倡尚商立国。然而，全盘西化在日本社会上层的有识之士也并未完全达成共识，而以自身的价值取向与实际需要来选择西方文化。著名的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洋学家佐久间象山，在对西方的学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认为，“方今之世，仅以和汉之学识，远为不足，非有总括五大洲经纶不可。”所以，他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仍然以儒学作为他的世界观的基础，试图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将儒学与西学结合起来。实际上，所有的日本知识分子，都意识到了在传统与异化之间的冲突，所以，他们总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确定一个需要保护传统文化范围，并“纯化”那些可能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东西，而这种对传统的留恋和对现代化的向往构成了在两种文化中的求同除异。

“被动”的美国文化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日本一直处于东西方文化的边缘，强烈的文化落差，造成了日本人文化心理上的不安，这种不安，使日本一方面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使自己成长完善，另一方在，狭小与自成格局的环境下形成其特有的“岛国根性”。近代，美国的崛起使日本在这种文化落差中，找到了新的支撑点。实际上，美国文化对日本的巨大影响从二战之后就开始了。美国是迫使日本开国的国家，又在二战后大力扶持日本，使它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并接受了大量的美国文化。美国人也改变了日本教育。这种教育强调“‘二战以前的日本文化是落后的，美国人给日本人带来了先进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很多年轻人受到这个教育的影响。”

可以说，日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都是亚洲的美国，美国重视日本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不只是出于政治经济的考虑，也出于对日本较深的文化认同。毕竟，传统文化是在两千年的历史中不断积蓄起来的，几十年美国文化的灌输，不仅不能消除传统文化的影响，反而可以促使人们更好地进行反思。日本回归东亚文化将成为大趋势。

杂种文化的回归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早就指出，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杂种”在汉语中是个骂人的贬义词，但在现代日语中却被赋予正面涵义。加藤周一指出：日本文化是现代西方与传统日本的混合物，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界的历程是一部混合物纯化运动的斗争史。加藤周一提议：与其两者作无谓的争斗，不如承认日本文化的杂种性，从中找出积极的要素。日本传统文化接收、融合外来文化，保护自身文化的同时，吸收和消化异域文化，使本民族的文化果实更加绚丽，这就为日本成为文化超级大国和实现全球化的国家提供了可能性。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就像菊与刀。“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頑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有人说日本文化象剥洋葱，外边是西方的，里面是儒家的，表面看日本文化综合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近代科技思想。但是洋葱的比喻认为是对日本文化深层，特别是人文体系的形成的一种理解障碍。

参考文献：

[1]田中秀吉『中国からの僧侣』[M]．学燈社，1980年。

[2]加藤周一．《杂种文化》[M]．讲坛社文库，1974年。

[3]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日本精神》[M]．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

[4]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

[5]陳玉聃．文化因素在东亚合作中的作用及其对中美日三国关系的影响[J]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