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东林党争

万历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纵了朝政，朝中一时政治腐败，军事窳败，财政拮据。横征暴敛十分严重，人民群众反抗不断出现。崛起于东北的满洲贵族，不仅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管辖，成为对明朝的威胁，而且对朝廷虎视眈眈，伺机入关。

面对国事每况日下的形势，一批政治头脑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呼声。当时的代表人物是明末东林党人著名领袖顾宪成。顾宪成是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年)，中进士后历任京官。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他敢于直谏，因争立皇太子，引起神宗反感。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朝廷会推内阁大学士，顾宪成提名的人，均为神宗厌恶，因此更加触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顾宪成回到家乡无锡，在东林书院讲学，在从事讲学中，也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由于他德高学湛，在士大夫中声望极高，得到常州知府和无锡知县的资助，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重新修复了这所宋朝书院。同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包括因批评朝政而被贬官吏，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会无法容纳。一部分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东林书院实际上由学术团体变成了一个政治派别，因此他们的反对派称他们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在明末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思宗崇祯三朝，存在时间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们的政治主张大致有：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国家欣欣望治；反对皇帝派矿监、税监到各地大肆掠夺、搜刮民财，主张重视农、工、商，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反对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个人才智破格录用。在军事上，主张加强辽东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威胁，以保证东北边疆的安定。

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逐渐聚合发展成一个政治集团——东林党时，另一批贪权的官僚，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结党营私，不断打击、排斥清廉正直的官员，形成反对东林党的几个“党”。按籍贯而言，这几个“党”是：浙党，昆党，楚党，宣党，齐党。其中浙党势力最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内阁首辅，齐党、楚党、宣党、昆党等重要人物纷纷占据要津，成为“当关虎豹”，他们不以国事为重，专门热衷于攻击东林党，并且往往作为他们首要任务，不遗余力地残酷打击东林党人。而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他们的弊端，加以揭露和参劾，于是出现了明末历史上著名的东林党争。

东林党同各对立派的争论，涉及的问题很多，范围也很广，但主要围绕是否拥立朱常洛(神宗万历帝长子)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宫廷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中激烈斗争。东林党争中，双方都利用明朝“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工具和手段。

东林党争开始于“争国本”，所谓“国本”，指皇帝的继承人。“国本之争”，是围绕着立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为皇太子。按封建礼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应当立朱常洛为太子，作为神宗之继承人。神宗的宠妃郑氏生了皇三子朱常洵，神宗十分宠爱郑氏，且封她为“贵妃”，还想立常洵为皇太子，作为皇位的继承人，由于东林党人顾宪成等的反对，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才册立年满二十的皇长子常洛为太子。

“梃击案”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张差手执木棍，闯进太子(光宗)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被抓后供出系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所差斩首于市，将庞、刘在内廷击毙了案。

“红丸案”发生于光宗即位的泰昌元年(1602年)，光宗重病，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下泻药，病情加剧。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自称仙方，光宗服后即死。东林党人杨涟、高攀龙等上书，指出系郑贵妃指使下毒，结果崔文升发南京，李可灼遣戍。

“移宫案”。光宗死，熹宗当立，抚养他的宫嫔李选侍与心腹宦官魏忠贤，企图利用熹宗朱由校年幼，把持政权，占据乾清宫。东林党人、朝臣杨涟、左光斗等不让她同熹宗同居一宫，迫其迁至哕鸾宫，然后举行即位仪式。

东林党人同反东林党各派斗争还表现在争“京察”。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制度，规定六年举行一次，称职者予奖或晋升，不称职者处罚或斥退。争京察就是争朝廷的人事大权。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京察，由东林党人、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他不讲情面、刚直廉洁，在京察中提出要处分的几个人，是浙党首脑沈一贯的党羽。由于沈一贯蒙蔽万历皇帝，其党羽钱梦皋等人受到包庇，未遭处分，而杨时乔反被严旨斥责。东林党人一再奏劾沈一贯遍置私人结地党营私，沈也被迫谢病不出。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京察，由东林党人大学士叶向高主持朝政，将齐党、楚党、浙党、宣党、昆党大批人物罢官。但是，这次主持南京京察的是浙党、楚党和齐党官员，他们合谋，排斥所有支持以李三才为首的东林党人。李三才任凤阳巡抚时，刚直廉政，深得民心，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京察时，方从哲掌政，浙、楚、齐党多居要职，尽力排斥东林党。终万历一朝，东林党人大部分不掌朝政，在京察中处于被排斥打击的地位。后来熹宗即位，他们竭力支持熹宗，才受到重用。天启三年(1623年)东林党人叶向高任首辅，赵南星也系东林党人，以左都御史身份参与主持京察，他痛斥楚党官应震等“四凶”，坚决罢了他们的官，取得了胜利，使“天下快甚”。赵南星任吏部尚书时，纠正选用官吏中的弊端，锐意澄清，独行己志，皇帝宠信的宦官也不得有所干政。东林党打击的都是贪黩奸邪的官吏，他们力求革除弊政，澄清吏治。

东林党人反对矿、税之弊。贪财成癖的明神宗，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滥肆搜刮。仅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由宦官运至北京献给神宗的白银九十余万两，黄金1575两，除此之外，还有大批珠宝。其中直接装入矿监、税使私囊的达所给神宗的十之九。各地人民反抗矿监、税使斗争一直持续了二十余年，斗争的范围东至苏常，西至陕西，南至滇粤，北达辽东。东林党人同人民站在一起反矿、税之弊。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五月，东林党领袖李三才上疏：“自从矿、税迭兴以来，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莫知为计。皇上为民之主，不惟不给民以衣食，反而剥夺民手中之衣食。征税之吏，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臣请皇上焕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欲心既去，然后政事可理。”李三才的奏疏击中了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税之弊的要害，奏折只能束之高阁。但李三才凭借凤阳巡抚，对派驻徐州的矿监、税使陈增及其爪牙，作了坚决斗争。由于李三才的德政，赢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赞赏，声望日高，已极有可能被推举进入内阁。浙党、齐党和楚党一派官僚，怕李三才入阁对他们不利，连连上疏攻击李三才，诬陷他奸诈贪横。顾宪成等东林党领袖则痛斥这些流言。这样，双方展开一场笔墨官司。由于李三才一再受到攻讦，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不得已自动辞职，才结束了李三才入阁事件。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死，朝廷才宣布撤掉一切矿监、税使，过去反矿监、税使的官员，也得到酌量起用。至此，反矿、税之弊的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

东林党人不顾迫害、猛烈抨击阉党。神宗、光宗相继死去，熹宗即位，东林党人因支持熹宗而得到重用，但东林党人参掌朝政只维持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控制了朝廷，以至形成魏忠贤一人专政的独裁局面。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把反对阉党的斗争推向**。魏忠贤为了报复，对劾奏他的东林党人往往进行恶毒进攻，有的甚至毒打致死，把杨涟和左光斗削职为民。东林党人基本上失去参预朝政的权力。

魏忠贤为了一网打尽东林党人，天启五年(1625年)十二月，以朝廷的名义，把东林党人的姓名榜示全国，凡309人。凡榜上有名者，生者削职为民，死者追夺官爵。魏忠贤编《三朝要典》，说宫廷三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污蔑东林党人借三案“快私愤”，并颁布全国，成为迫害东林党人的另一工具。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阉党再次制造屠杀东林党人的大冤案。魏忠贤对已罢官居家的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周起元等七人(史称“七君子”)，诬以贪脏罪予以逮捕，七人最后均被迫害致死。阉党残酷地镇压了东林党人，但东林党人并未殆尽，东林党争一直继续到明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