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不安定的『平静日子』2

父亲在信中，叙述了他自己的生活，讲了他的孩子们。父亲的个性，一向只重大事，而现在，却不厌其烦地写家庭生活琐事。他是以此一边向中央通报情况，一边留了一份心思：保持沟通，如果家中一旦有事发生，好找中央帮助解决。

父亲要用写信的方式保持和中央的联系，但又保持了节制和分寸。一般来讲，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半年才会考虑写一封信。但在上述信发出仅一个月后，10月17日，他又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那是因为，他们刚刚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出院，由一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儿生活。

这个消息，对于三位老人来说，实在太突然了。儿子的病情究竟好转到什么程度，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送到这里他们有无能力照顾，等等等等，都使他们惶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

父亲写道：“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六十七岁了。卓琳虽只五十五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近低压又由一百上升到一百一十六，高压一百八十几），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从信中完全可以看出一个父亲焦虑的心情。如果儿子真来江西，不但他们三位老人无力照看，儿子唯一获得治疗的权利也将丧失。不是处于这样万般无奈的境地，父亲是不会张口向人求助的。

信送走后，三位老人别无他法，只有每日焦急地等待回音。总算是苍天不负人，不久，上面通知，送邓朴方来江西的决定暂时作罢。父母亲三人，至此方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秋天又来临了。秋天，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季节。秋收完了以后，农闲时节到来，插队的学生们像候鸟一样张开翅膀，纷纷返回家园。我和弟弟飞飞也分别回到了江西的家里。

1971年的新年到来了，那是一家人欢乐团聚的时刻。一家人高高兴兴的，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全都置之脑后。

新年过后不到一个月，又过春节。这时，二姐邓楠也从陕西汉中请假回家。步校的小楼里，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人家都说，三个姑娘一台戏。我们家两个姑娘嗓门都大，又说又笑，足顶人家三个。子不教，父之过。女不教，母之错。我们这些女儿们，像这样一高兴就得意放肆、吵吵嚷嚷，实乃母亲从小教训不严和迁就纵容之过。父亲呢，有名的耳背。对于这般吵闹，他是听见了高兴，听不见也高兴。

从1967年被赶出中南海之后，这是第一次这么多人在一起团聚——除邓林和朴方两人外，全家人都沉浸在团圆和年节的喜庆之中。

邓楠在汉中和一个她的同班同学结了婚。她先被分到一个大深山中的生产队里劳动。那个地方出了门就是大山，田地也少。老百姓真穷啊，连每年发的布票都卖了，换点儿钱，用来买盐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不过，越是穷的地方，老百姓对邓楠也就越好。那里的老乡，一年才养得起一头猪，一年也就杀这一头猪。杀一头猪，半头上交国家，半头留给自己，一家人要吃整整一年。要想吃顿肉，可不是个容易的事。但是，山里头的人，就是实诚，不管哪家吃肉，都会叫上邓楠。平时干活，也都特别照顾。老乡在田里收稻子，就让邓楠到场上看秤，干最轻的活儿。他们才不管什么“走资派”、什么“可教子女”。在那里，邓楠体验了最朴实的人间真情。相比起在北京那种“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这里的生活过得可真是轻松。只是有一次到大山里去砍柴，山高路滑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柴，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差一点点就跌下万丈深渊、一命呜呼。

汉中大深山里乡亲们的心地淳厚让人感动，而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又着实地让人心里不能平静。新中国建立至今已二十多年了，老百姓还是这样吃不饱穿不暖。**人流血牺牲打下江山，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春节来临了。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聚在桌旁，有说有笑地吃年夜饭。看到儿女们一切都还平安，老人们甚觉安慰。父亲一高兴，多加了一杯酒，在灯光的照射下，脸上红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