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邓小平专案组』成立记2

“邓专案组”将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立即上报“二办”。不到二十四小时，此报告已从康生、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秀川等处传阅一圈。康生批示：“争取尽快送呈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中央革各同志审阅。打印五十二份。”两天后，康生办公室多次传话给“邓专案组”，说康老对综合报告很满意。

虽说康生对报告表示了“满意”，但“邓专案组”仍觉得“历史问题”分量不足。他们加班加点，寻找“疑点”和“漏洞”，一而再、再而三地认真“研究”后，认为在邓小平长达四十多年的革命历史中，唯一可能进行“突破”的，只有红七军时期所谓“逃兵”问题，有必要就此问题继续深挖，以求把历史问题砸死定罪。

1968年9月11日，“邓专案组”写报告给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和李作鹏，为查清历史问题，要求邓“补充交待”一下1930年和1931年两次从红七军“开小差”回上海的活动。黄永胜批示请汪东兴帮助，汪则批示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用政治部之名要邓再写。在接到中办通知后，邓再一次就红七军的有关情况，以及他两次从红七军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写出详尽并且实事求是的说明。这个说明，又一次使“专案组”希望落空，没有捞到任何稻草。

在写上述报告的同日，“邓专案组”还写了第二个报告，向周恩来提出无理要求，让周总理给他们一些“帮助指导”，以查证有关邓小平历史上的几个问题。“报告”中说，邓入党问题交代得有矛盾，一是入党时间不一致，二是对入党介绍人的填写含糊，因此，怀疑邓可能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邓专案组”还进一步要求周恩来对一些所谓的“疑点”提供线索。诸如他们认为，邓1930年和1931年两次从红七军“临阵逃跑”回上海，根本没有向中央提出汇报工作的要求，而是另有目的；还无中生有地推测：“邓自述中说，1931年在上海，中央派他去安徽芜湖巡视省委工作，去芜后省委被破坏即返沪。我们觉得如安徽省委早被破坏，就有可能是邓小平出卖的嫌疑。”此件先报黄永胜、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康生等人，经以上各大员逐一批示后送周恩来，以迫周回答。对此无理要求，周恩来根本不予置理。此“报告”送到周处后，便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在周恩来处碰了钉子，“邓专案组”还不甘心，找来找去，最后总算是东拼西凑地从原红七军老同志那里挖了一些“揭发材料”，编了一份“专题罪行”上报邀功。

在“邓小平专案组”紧锣密鼓地加紧对邓“罪行”进行调查时，中央专案“一办”、“二办”也加快了工作进度，对所管“黑帮”、“走资派”及有各类“罪行”的人，加紧取证定性。加速专案定性工作的原因，是中央已决定，要召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死党黄永胜等召集由其管辖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开会，逐个研究所管十五个对象的定案问题。“邓专案组”送上的邓小平“专题罪行”受到黄永胜的表扬。但吴法宪却不满足，说：“邓小平招降纳叛、包庇坏人的问题也很重要，也要尽快地搞。”

9月22日和24日，中央专案“一办”、“二办”连续在人大会堂东大厅开会，对“一办”所管十四个、“二办”所管八个重要专案对象，逐个研究定性。其中，将**定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诬蔑为“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的“问题”被认定是“隐藏比较深”，将性质定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弄了半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邓小平的“问题”还是“现行”的。他的“历史问题”，实在是“隐藏”得太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