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王安石的第二次试验
一、常州水利失败的启示
嘉祐二年五月，王安石离开了京城去常州上任。他争取两年的机会终于来了，终于可以下地方干点儿实事，造福一方。他的出发点始终是好的，可惜这次祸害了一方。
王安石一路走来，看到的触目惊心。洪水过后，民生凋敝，人在自然灾害面前显得脆弱不堪。时扬州知州刘敞闻听王安石路过，热情地招待了他。
刘敞，字原父，与王安石算是老乡，也是江西人。在刘大人的陪同下，王安石游览了扬州名胜平山堂等地。平山堂今存扬州市西北大明寺内，南宋词人叶梦得赞曰“壮丽为准南第一”。扬州钟灵毓秀之地，“扬州八景”风靡天下，那些巧夺天工的自然建筑景观，窃以为应该再加以人文景观——平山堂文。
庆历八年，欧阳修知扬州，在扬州城西北大明寺内修建了平山堂，距今已有970年历史。此堂是欧阳修与朋友饮酒作诗之处，他离任后平山堂成为当地著名人文风景线，但凡路过的文人墨客都有种留诗的冲动。不是谁都有资格留诗文的，欧阳修在此留下若干诗文，那是个标杆，表示你的水平只要与他不相上下，否则别上去丢人了。王安石有这个资格，当即写下了《平山堂①》诗作，后来的苏轼也在此留下了作品。
诗曰：
城北横冈走翠虬，一堂高视两三州。
淮岑日对朱栏出，江岫云齐碧瓦浮。
墟落耕桑公恺悌，杯觞谈笑客风流。
不知岘首登临处，壮观当时有此不。
诗作前半部分写平山堂地理位置及所见风景。继而写欧阳修儒雅气度，与晋代名臣羊祐做个比较，羊祐曾任襄阳太守，经常与一群朋友在岘首山饮酒赋诗，一时传为美谈，以此颂扬欧阳修政绩。
送走王安石，刘知州没闲着，将诗作情况写给了欧阳修。
老欧当即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与王介甫书》）：“刘大人来信说你在平山堂留下诗作，目前我没见到你的诗作，但一定棒极了。平山堂地理位置颇佳，又得诸公留下墨宝作品，幸甚啊②！”能看得出来，欧阳修非常高兴。
接到欧阳修的来信王安石已到任，回信中他一句没提诗作之事，简单介绍了下自己的近况。弟弟病了，孩子死了，到任上不容易，上来就视察政务，准备着手干工作。王安石是个实干家，在他看来写首诗而已，没啥了不起的，为民办实事才最重要。
王安石第一次任地方长官，要求更高，责任更大。
常州不是鄞县，地盘相对大得很，所要面对政务诸多繁杂。当时的常州辖区内情况不容乐观，他给组织上《知常州上中书启》的工作汇报中明确写道：“顾今州部，已远朝廷，田畴多荒，守将数易。教条之约束，人无适从；簿书之因缘，吏有以肆③。”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田地撂荒没人种。法令条文相对松弛，老百姓不怎么遵守。州郡领导更换频繁，民不知官，官不知民，全依仗着刀笔小吏管理，那么贪赃枉法、欺上瞒下、吃拿卡要，各种不愤比比皆是，一幕幕活生生的悲惨世界。
王州长经过实地考察，最后得出结论——修水利。
常州，位于今江苏省南部，头枕长江，脚踏太湖，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人文鼎沸，历史悠久，三国时期是东吴势力范围，东晋再此偏安一偶，江南地区得到了一定发展，但无法与中原抗衡。唐代时设置江南道，以苏州为中心的监察区域，后来演变成了行政区。五代时，江南地区被南唐和吴越瓜分。南宋以降，失去了中原地区有力经济支柱，只得开发江南，于是有了“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北宋时水稻亩产一到两石左右，南宋时达到了六七石，农业帝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为明代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古代中国统一方向通常由北向南，先搞定中原华北地区，继而挥师南下。秦汉隋唐同一方向基本一致，清代也是有北向南。共和国亦然，先是东北地区的辽沈战役，华北地区的平津战役，江淮地区淮海战役，沿着中国固有的统一足迹，解放全中国。唯一一次由南向北打统一中国的只有明代，朱元璋占据南京，从而占据了中国农业经济中心。所以，强大的经济后盾促成了政治军事上的成功。
王州长认识到了常州特殊的地理位置，辖区内决不能田地撂荒不事生产，往小了说不种地农民遭殃，往大了说若干农民组成的农业帝国势必减产。常州辖区内水系丰富，河流纵横，主要有芙蓉湖、长**湖、太湖、西蠡河、孟津河等，但彼此之间缺少联系。王州长认为只要在辖区内开凿一条运河，将对常州的农业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工程，北宋常州辖区东西约100公里，南北约80公里。在该范围内开凿一条人工运河，可想而知工程有多么巨大，需要临近州府的大力支持。王州长请示上级，他的计划想法吓坏了浙西转运使，没同意。王安石一人折腾也就罢了，还邻居也跟你玩儿，算了吧！你要是真想开凿运河，在你自己辖区内调集人力作业，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王安石略感无奈，好矬啊，你们不整算了，老子自己干。
王州长下令调集常州辖区各县民夫，准备开凿运河。
政令一出，当即遭到了各县强烈抵制。
宜兴知县司马旦（司马光长兄）当即表示：“役大而亟，民有不胜……请令诸县岁递一役，虽缓必成④。”司马旦的意思很明确，工程量巨大又很着急完成的样子，老百姓受不了。若是让每个县按照次序接力开凿，时间长虽然长，但可以成功。司马旦说的滴水不漏，摆明了反对王安石，按说他的理论很正确，可是辖区内那么多县每个县轮一年，等修好了运河知州说不定换了几茬。
王安石不听，少废话，让你们怎么就怎么干。
协商未果，诸县只得配合王州长的最高精神指示，调集了少量民夫来开凿运河。老王一看，这不扯呢吗？前来修河的民夫一个个营养不良的样子，恨不得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王安石下令开凿运河，民夫们带死不活的工作，无精打采。组织上不支持，下面官员不支持，偏巧老天爷也不支持。天时地利人和，王安石没占到一样，所以工程失败。由于民夫劳动力过少，工程进展极为缓慢，又赶上雨季，**雨霏霏，民工生病者无数。最后，在无奈之下开凿运河的宏图伟业变成了烂尾工程。
王安石想干点儿好事，无奈同事不给力老天帮倒忙。人是群居动物，尤其是中国集体观念很重，很少强调个人英雄主意，没有支持多么大的宏图伟业都将梦幻泡影。
水利工程失败，劳民伤财的帽子扣了上来，他真不知该如何面对常州的父老相亲？
朝廷帮了他的忙，不用面对，直接走人。
嘉祐三年（1058年）二月任命书下达，王安石与提点江东刑狱的沈康，当初王安石做群牧判官时吃醋那位，两人调换职位。此刻，王安石体会到了深深地无奈。其实这不算什么，因为还有更大的无奈等着他。
二、宋代司法制度组织构架草图
提点江东刑狱，全称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官方叫提点刑狱使，俗称提刑官。单单从官职叫法上就能知道宋代官职有多么复杂。说道提刑官，首先会想到世界公认的南宋法医学鼻祖宋慈，他也担任与王安石相同的职位，但人家是专家级，王安石纯跑龙套的。
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秦代以法治国，很快覆灭了。后世吸取了教训，企图以道德管理国家，从而中国的法制建设路漫漫修远兮，在学术研究领域司法制度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宋承唐制，在其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当然无法与今日公、检、法三位一体的司法系统相比拟。宋代司法构架总的来说比较乱套，工作范围相互重叠，部门林立繁杂，最终导致分工不明确，无法形成体系。
宋代司法组成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常规司法部门、临时边缘司法组织和特殊司法机关。
第一，由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三个司法单位及地方衙门构成了帝国的常规司法部门。
宋代法律规定，知县有权判决杖刑，知州有权判决徙刑。如果是死刑则地方无权判决，必须上报到中央由大理寺进行审批。再由刑部进行“复核”，这里就是宋代法律的进步。增设了复核制度及相关部门，本着慎杀少杀的原则，减少冤假错案，复核的流程较为复杂。刑部复核完毕，政令下发到地方，待到秋后问斩。此外，对待中央官员犯法通常由御史台负责，除了负责监察百官，御史台还有个监狱，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如六部尚书宰执级别。宋代有不杀士大夫及上疏言事者的祖制，对待犯罪的士大夫处理较为宽松，轻则降级，重则流放，造反等大逆罪行另作处理。
第二，在中央设置审刑院、谏院、三司使司等临时边缘司法组织。
原本是这么比较简单的个程序，宋太宗觉得刑部不靠谱，里面冤假错案一定不老少，因为司法权力过于集中。在地方集中在知县手里，在州府集中在知州手里，他们完全可以利用国家司法武器作假栽赃，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大理寺审批只能看到状子，文字那个东西都是可以做文章的，只要逻辑上不出现硬伤就没事儿。大理寺审判完毕交给刑部，那几头蒜长年累月地复核案子，都快吐血了，糊弄糊弄结案，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糊弄死了。鉴于司法权力过于集中，宋太宗于淳化二年（991年）设置审刑院，分化刑部和大理寺的司法权力，复核审判及提出对案件处理意见，直接向皇帝负责。司法部门的权力的确被削弱了，但官员工作职能有冲突，祈求世界和平的愿望就此破灭。
皇帝对三大司法部门心存芥蒂，始终不放心。御史台可以搞黑幕，专门整某个朝廷大员。中国政治较为柔和，什么事一般都考虑留个回旋余地，并非一闷棍打死。假如御史台陷害某人，皇帝想要救他怎么办？得有人出来支持，最好是合法部门，于是成立了谏院，负责监察在京城的司法机关，保持相对的平衡。同时，给予宰执等领导一部分司法权力。譬如司法史上著名的“阿云案”，发生宋神宗熙宁二年，大理寺审批完毕，刑部表示没问题，审刑院不同意就此发生争执，御史台、谏院等等全部参与进来。为此皇帝特意召开会议，大家讨论讨论怎么办？当时王安石参与了讨论，还有司马光及刑部、大理寺、审刑院等官员。最后皇帝进行裁夺，下达命令处理。宰执等高级官员参与司法，就是想让他们分化司法部门的权力。组成一个边缘的司法组织，与三大司法部门相抗衡。边缘司法组织中最具代表性是三司，国家的财政部有自己的小监狱，设置判官、推官，审计财政，专门收拾经济犯。但三司的判决权比较小，“在京诸司事干钱谷当追究者，从杖已下即定断⑤”仅限于杖刑以下，徒刑以上要移交大理寺审判。
第三，设置推勘院、制勘院特殊司法部门。
经过五花八门的部门的折腾司法系统相当热闹，每遇到棘手案件跟过节似的。皇帝尤觉得不过瘾，权力不够大，又增设了特殊司法部门推勘院、制勘院，负责处理皇帝交代的重大案件，赵官家被哪位士大夫骂得受不了了，写个纸条把那厮给朕扔到诏狱吃炊饼。基于此，宋代司法制度组织构架，如草图所示：
推勘院、制勘院是皇权干预司法的硬件设置。
宋代政治足够温和开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年头里也得清楚谁是老大，所以“录囚制度”是皇权干预司法的典型表现。每年上报的死囚都要有皇帝亲自裁决，朱笔在名册上打勾的时候，赵官家需做于心不忍状，当然也有“多临决之，每能烛见隐微⑥”的时候，看到卷宗的蹊跷从而为受害者平冤昭雪的情况屡屡发生。
此外，皇帝经常参与重大案件的亲自裁决。譬如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归德节度推官李承信去菜市场买葱，与卖葱小贩发生口角，最后鞭打致死。宋太宗特命处死，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再如本朝天圣九年（1031年），单州草民刘玉之父被王德殴打致死，王德赶上点儿高遇到朝廷会赦，无罪释放了。刘玉不服，遂把王德干死为父报仇，仁宗看到此卷宗“嘉义之”，好样的，符合圣朝以孝治天下的道德大环境，对杀人犯刘玉宽大处理。皇权各种干预司法，不胜枚举。
为了进一步控制司法权力，朝廷在地方设置了提点刑狱司，主管一路的司法、监察等工作，具备检察院和法院的双重职能。御史台在地方设有御史台推勘官，主管监察，所以提刑司在地方法院的职能多些。提刑司设提刑使、副使，品秩正三品、正四品，下设判官、知事诸职。最初隶属某路转运使，宋真宗时干脆独立，直接隶属中央刑部。在一路交通要道城市设置衙门，权力极重，号称“外台”。
三、打破常规的用人之道
王安石获得个实权差遣，按照他老人家的脾气不得把各大州府监狱凿个窟窿，这个真没有。在任期间没干出什么出色政绩，估计是专业不对口。有料可查的只干了一件大事，还与司法不搭边。倒是王安石调任回京后曾参与了一件司法案件的讨论，案件：“有少年得斗鹑，其同侪借观之，因就乞之，鹑主不许。借者恃与之狎昵，遂携去，鹑主追及之，踢其肋下，立死⑦。”
京城纨绔子弟斗鹌鹑。鹌鹑是种迁徙性雉类猎鸟，羽毛无斑的为鹌，有斑的叫鹑，习惯上混称为鹌鹑。当时京城风行斗鹌鹑，通常一只善斗鹌鹑能给主人赢得不少银子。一鹌主得了一善斗鹌鹑，朋友要借来瞧瞧顺便斗几把赢点银子。想法是不错，鹌主也不白痴，不借给他。朋友二话不说上来抢跑，鹌主急追之，一脚踢在朋友肋下，导致朋友当场死亡。
案情一目了然，开封府判处鹌主杀人偿命——死刑！
王安石驳回开封府公诉要求，他说：“按照大宋刑法规定，未有经过主人同意拿走鹌鹑属于盗取，鹌主追之乃抓盗贼。虽然意外致人死亡，但应另当别论。”老王认为该案件中有个量刑情节在里面，不应该直接判死刑。从道德角度讲应该是死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乃我中华千古不变的道理。从法律角度讲，王安石讲的有道理，既然法律有规定，不应该因为道德情结而践踏法律的尊严。法律只依法论事，然而经常与道德发出冲突，一个以道德管制千年的国家转型成为法治国家，还需一段漫长的道路。
其实，王安石在提点江东刑狱期间，量刑是偏向道德的。
王大人到了江南东路提刑司治所饶州（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在任期间老王企图以道德感化的方式唤醒罪犯们内心深处的人之初性本善，不忍用刑。由此可见，个人主观倾向及道德意识严重影响中国司法的公平性。王安石干过这事，感觉差一不三，刑法减半，从轻处理。枯燥的工作完全浪费了王安石的才华与智慧，有种山羊走进猪圈里的感觉，来错了地方。
某日，王大人例行公事，来到官办酒厂检查经营情况。提刑官权力很大，但凡设在地方的国有企业有权利监督检查。宋代对酒务垄断，个体户想要卖酒得到官方酒厂进货，否则就是走私论罪处理。老王等待酒厂经理前来汇报工作，闲着没事在办公楼里溜达，忽然眼前一亮，只见屏风上题有小诗：
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惊回梦里闲。
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⑧。
老王的文学水平不是盖的，两宋319年的历史，论文学能与王安石比肩而立的找不出几个。这首《题屏》的诗作写得意境洒脱。诗歌讲究思想内涵，甭管语言多么华丽，或者如何堆砌辞藻卖弄写作技术，没内涵无意境，那都不叫好诗。《题屏》写得清丽自然，燕子呢喃声吵醒了做纠结梦的人，第三句“说与旁人浑不解”乃全诗精要所在，说了别人也搞不懂，索性杖藜携酒欣赏风景吧！画面感跃然而出，浑不解的美梦留作引人深思的悬念，携酒看芝山，顺便吃一杯禅意，好诗，好诗！
老王当即问道：“谁写的？”
有人回道：“刘季孙。”
王安石更加一惊，居然是他？表情由不信、怀疑、欣慰、钦佩等一系列变化。王安石不能不能惊，因为时年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刘季孙身份较为特殊。这厮是开封人士，祖荫入仕，是个低级官二代。乃父刘平在宋夏战争中壮烈牺牲，刘季孙长大后靠着老爹功绩当了一名武官，时任左班殿直监饶州酒务。头顶低级武官衔干饶州官办酒厂经理的活，好歹在国企工作，也算事业单位编制。
仁宗朝，文武对立现象极为严重，不久前有狄青的例子。武官一群没文化的大老粗，被文官经常性看不起。刘季孙身为低级武官能写出意境颇高的诗来，自然令提刑官大人刮目相看。
“写得好啊！”王安石赞道，正常检查不做了，开车走了。
老王回到衙门见一群学生持状立于堂下，接过来一瞧，原来是学生们求学若渴，希望能给指派个有学问的官员做教师。王安石乃大学问家，这事儿找他远比找知州靠谱。老王看后，这事儿好办，提笔写道——刘季孙。于是，所有人都傻眼了，整个州府为之震惊。
刘季孙乃一介武夫焉能教导府学生员？行不行老王比任何人都清楚，刘季孙在王大人的推荐下名声大震。武官兼任文职非比寻常，想要说就此改了档案可能性不大。文武官职有着极为严格的对立界限，文官可以兼职武官，但很少武官兼任文职，同样文改武容易，武改文只能说是命运的奇迹了。文改武同样面临极大的道德阻力，没人愿趟这浑水。
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庚子科状元陈尧咨，文武双全，欧阳修《卖油翁》中射箭那主儿就他。某次真宗要从百官中找一位善骑射的陪虏使一起射箭，大家比量比量。陈状元灭了虏使的威风，真宗龙颜大悦对时任翰林学士的晏殊说：“陈尧咨要是能改武行，授与节钺，加官晋爵，统帅千军万。这事儿你去跟他说说。”晏殊转达了圣意，陈尧咨说我回去问问我娘！母亲冯氏跟他一顿臭骂，要知道你是状元出身，你们兄弟均以文章立朝为臣，改武行那是对家门最大的侮辱。陈状元改武行，阻力巨大，此事不了了之。
王安石不拘一格任命低级武官刘季孙为府学教授得顶住多么大的压力，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在他眼里没有文武对立的成见，是人才破格提拔，只要他认准的事从不管别人怎么议论，一条道杀到黑。王安石以武官兼文职引起了极大反响，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刺激了他，于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写下了古今第一长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习惯成之为《万言书》。
四、天下之力生天下财，取天下之财供天下费
王安石庆历二年入仕到嘉祐三年，弹指一挥，十六年白驹过隙。十六年的宦海生涯王安石多经辗转，从小县长到一省最高司法长官，在地方时间长，在中央工作时间段，一路平步青云混年头。与多数官员有所区别的是，老王见到过帝国最现实的一面，感触良深。政治、经济、民生、国防、司法、商业、文化，诸多方面积弊已深，十六年政治生涯，王安石好似一架摄像机用他的诗文记录着宋帝国的生存现状，大宋帝国如同色彩斑斓的泡沫，外表华丽无匹，实际上一触即破。
王安石酝酿在内心已久的改革图强的想法，就在此刻，述诸笔端。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⑨》，全文九千八百六十五字，从长度上讲算得上古今第一政论文。虽然与熙宁变法的改革内容有着很大的出入，但王安石改革思想初见端倪，兹录几段精华，以飧阅者。
【原文节选】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馀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王安石在开篇阐述了目前宋帝国（北宋中叶）的严峻局势，主要说了三个方面。
其一，民族矛盾的严重性。
北有辽国、西有夏国、南有交趾，劲敌环视，对宋帝国造成过很大的伤害，致使大宋的国际地位非常之尴尬，每年要花钱买和平。汉唐也曾花钱买消停日子，但汉唐经过隐忍图强，最后彻底消灭威胁国防安全的异族势力。两宋三百一十九年，直到灭亡也没有这样的壮举，这里多被后世诟病，是不能原谅的痛苦。
其二，国家财力物力日益减少。
翰林学士宋祁曾上疏指出北宋中期严重的财政混乱问题，具体概况为“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有定官无定员，导致官员过多，平衡这股政治力量而增设新的部门，导致部门工作重叠，致使行政能力低下。军队组成不必细说了，宋夏战争是血的教训。冗官、冗兵的结果必然是增加多余支出。
其三，世风日下，出现了道德危机。
一个以道德管制的国家里，道德出现了问题才才是社会最严峻的问题，仿佛外表雄伟华丽的摩天大楼没有扎实的地基一样。大厦将倾，只是时间问题。北宋中期的道德问题表现在官员无作为混吃等死，吏员坑害百姓敲诈勒索，商人囤货居奇坑害社会，地主疯狂土地兼并，底层人民不忍负重揭竿而起，各种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以上充分暴露出北宋中叶的严峻局势，王安石认为这些问题主要原因在“不法先王之政”，社会的发展偏离了祖先的良好政治轨迹。老王是聪明人，他很清楚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进行社会改革先决条件要找到一个有力的道德口号，那就是“法先王”，无非是作托古改制之借口。
其后，老王针对人才的选拔、培养、任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主要有“教之之道”、“养之之道”、“裁之以法”、“取之之道”等。特别在“养之之道”提出了高薪养廉的观点，以宋帝国的财力完全可以做到。官员是管理帝国的国家机器，他们都吃不饱、穿不暖、没房住，可想而知老百姓得是什么生存状态，官员的工资最低起码是“其禄足以代其耕”。
文章快要结束时，王安石才提出他的理财观念。
【原文节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就是发动所有的劳动力去生产天下的财富。这是一个向大自然要财富的想法，是一个通过发展生产以求增加财富的办法，也就是王安石在另外场合所说的“欲富天下则资质天地”的办法⑩。王安石再一次强调了他的理财观念——开源。节流固然重要，然而不可能增加财富。深陷财政危机的宋帝国不单单是重新分配财力那么简单的问题，需要向自然界索取更多财富，以期实现大宋的富国强兵梦。
老王带着一腔热血写下了《万言书》上呈中央，结果泥牛入海，没信了。
究其原因，无外乎三个方面。
老王的《万言书》被保守派概括为“申商刑名之术”的思想倾向，说他近乎法家，不讲人情。秦帝国是法家思想统治的，迅速统一中国，结果又迅速灭亡。有这么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在前面摆着，含有法家思想倾向的改革建议，被重视的可能性不大。此外，《万言书》中观点倒是正解，但过于笼统，其水平不如范仲淹的《十事疏》，缺乏实际操作的具体办法。
在王安石之前，时任御史中丞的包拯也曾上疏，针对三冗积弊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严格选拔官员，淘汰冗杂、贪暴、懦弱无能的官吏，年老没啥用的强令辞职。停止招募士兵，老弱病残全部离开军队。节省开支，要求朝廷免去针对下层人民的各种苛捐杂税。老包是一狠人，朝野皆知，他的主张也够狠。宋仁宗摄包拯的威严，仅仅简单的答复了下，并未采纳，何况毫无具体实施办法的《万言书》了。
再有，是无定志没长劲的宋仁宗的主观意念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在每个阶段都表现得非常清晰：青少年心怀远志想干一番大事业，经过各种挫折到了中年会变得务实起来，奋斗大半辈子到了老年不是被逼所迫谁也不愿意去折腾，那种希冀安稳的保守天性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生活如此，政治上也一样，换个词叫维稳。
嘉祐三年，宋仁宗已年近五十岁，执政三十余年，龙体欠安健康状况又不乐观，他折腾不起。他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教训，一着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也累了，也怕了。
一腔热血兜头泼了冷水，给个信也成啊，老王不至于那么郁闷。在他郁闷时，忽然看到了一丝欣喜，朝廷的调任书到了，也算个心理安慰。司法系统里工作对老王老说的确没啥意思，他兴冲冲地打开一看，端的是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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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
②宋·欧阳修，《欧阳文忠文集》
③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
④《宋史·司马旦传》
⑤《宋史·刑法志》
⑥《宋史·刑法志》
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甲午，知制诰王安石同勾当三班院。先是，安石纠察在京刑狱。有少年得斗鹑，其同侪借观之，因就乞之，鹑主不许。借者恃与之狎昵，遂携去，鹑主追及之，踢其肋下，立死。开封府按其人罪当偿死，安石驳之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乃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乃捕盗也。虽死，当勿论。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详定，以府断为是。有诏安石放罪。旧制，放罪者皆诣殿门谢。安石自言“我无罪”，不谢，御史台及閤门累移牒驱之，终不肯谢。台司因劾奏之，执政以其名重，释不问，但徙安石他官。
⑧宋·周辉，《清波杂志》：刘季孙初以左班殿直监饶州酒，题小诗于治所壁间：“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惊回梦里闲。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时王荆公任本路宪，按行见之，大加称赏，遂檄权本州教授。后叶石林特著于《诗话》中。芝山乃饶州近城僧寺，后池阳刻本乃改“芝山”为“前山”，一字不审，乃失全篇之意。抑见自昔右列，亦可承师儒之乏。
⑨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
⑩邓广铭，《北宋改革家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