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王安石新学，改革前夕的思想风暴

一、为人君，止于仁，宋仁宗谢幕

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赵祯最后一次露面。

算是流年不利吧，从年初到宋仁宗病重这段时间里，一直有人去世。先是太子少傅田况，其次庞籍紧随其后，宋仁宗看着帝国辅臣一个个先后离开，心里不落忍，一股火上来，有病卧榻，然后再也没能起来。三月辛未，宋仁宗在福宁殿养病，白天还好好的，午夜时分忽然病重，急召曹皇后。

宋仁宗一脸病容，指着心口说不出来话。明道二年（1033年），曹氏正式被立为皇后，来头不小，她是北宋名将曹彬的孙女，身体里流动着名将的机警与果断，急召医官。大内御医来前来会诊，开药方抓药，已经来不及了，想留下遗言却说不出来，人最悲哀的莫过于此。

宋仁宗走完了人生最后一夜，农历嘉祐八年三月辛未丙夜，即公元1063年4月30日，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此时，皇帝死不死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把皇帝驾崩的消息准确地送达宰执手里，确保政权交接的稳定。内饰官建议召见宰执辅臣，前来议定此事。

曹皇后看了看天，繁星满天，北斗横斜，夜半时分宫门岂可说开就开。万一消息走漏，心怀不轨的人杀进宫来，那将是一场政变。古代中国但凡皇帝驾崩，政权交接的过程中最容易产生政变。曹皇后为后宫之首，她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敛容道：“所有人待在这里，静等天亮。”语气里透着一股凌厉的杀气，她更清楚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她先要稳住，天下才能不乱，增派人手守卫宫门，封锁消息。

后半夜，对曹皇后来说异常辛苦，在等待中煎熬，在煎熬中等待，她时刻防范着时刻观察着。她做得很好，非常隐蔽，没有半点儿动静。

夜，还是夜，宫廷还是红砖绿瓦，一分一秒地熬过去，天终于亮了。

宫门打开，第一拨人急召宰执入宫。

宰相韩琦等入定，见宋仁宗驾崩，被这突如其来的现实打得一惊，但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韩老爷子很快冷静了下来，确保政权顺利交接，需要三步走。

第一步，召皇子。

皇子赵宗实不明所以，急忙来到福宁殿，最后告诉他仁宗晏驾，让你来嗣立。

赵宗实吓得掉头就跑：“某不敢为，某不敢为！”

翻译过来是我可不干！很难理解赵宗实此刻的心情，或者被突然的幸福打晕，或者对皇权充满恐惧，或者来一场别样劝进戏。总之，他跑了，义无反顾地逃跑，仿佛前面是地狱后面是天堂。好不容易把你召来了，辅臣们焉能放过你。话说关键时刻，辅臣们相当给力，一个个老态龙钟的，行动忽然极为敏捷。宰执们一窝蜂似的冲上，强行黄袍加身。

做好了第一步，韩琦再次下令召戍卫部队高级将领进宫，面见新领导。不大工夫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等高级将领悉数到齐，宰相韩琦宣布仁宗驾崩新君登基，叫大伙来认识认识新领导。政权过度三步走，分别是政权、军权交接，前面两步完成，最后才是舆论交接，让天下人知道老领导没了，有了接班人，诸位各司其职，按部就班即可。

韩琦召翰林学士王珪草拟遗制，昭告天下，让全国人民及国际友人知道我们换领导了。

王珪，庆历二年庆壬午进士科榜眼，与王安石同届。闻听宋仁宗驾崩，惊慌失措，吓得两手直哆嗦，竟然拿不起笔来，大脑一片空白，想不起该写什么。韩琦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效忠老领导的时候过去了。”王珪恍然大悟，提笔开写。顷刻之间，完成一篇洋洋洒洒的遗制稿子。

经过韩琦的主持，政权顺利交接完成，接下来走程序就行了。

赵宗实更名为赵曙，即皇帝位，也就是北宋第五代皇帝宋英宗。

宋仁宗的时代结束，留下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和故事。

古代中国有两个政治宽松时期，一是春秋战国以，二是宋代。宋代为了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采取了重文抑武，强干弱枝的政治策略，解决了安史之乱以来两百年的武人作乱的局面，也造就了宽宏的政治环境，其中尤以仁宗朝为典型代表。宋仁宗赵祯是位守成之君，有宋一代对他的评价极高，庙号为“仁”，足见其崇高地位。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曾巩、胡安国、周必大、杨万里、刘克庄、叶适、文天祥等宋臣一致认为仁宗开创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盛世，史称“仁宗盛治”，其文治武功远远超过了前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从经济实力、政治环境等方面的确可以对比。

《宋史》评：“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①。”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能为皇帝上“仁”的庙号，那是对皇帝政绩和道德的最高殊荣。后世中除了王夫之说他“无定志”外，其余一路颂扬。但我们知道，宋代社会积弊的形成和加剧就在仁宗朝。

回过头来说宋英宗赵曙，从小在宫里长大，年幼懵懂无知，长大后明白了政治斗争的残酷。这么多年一直提心吊胆的生活，忽然接到册立为皇子的消息，没多久老皇帝没了，他一下子登上了帝国权力的顶峰，瞬间跳到了风口浪尖。各种因由短时间内果断地刺激着有家族性遗传精神病基因的赵曙，从接受百官朝贺开始一路哭下来，愣是没停过，于是登基第二天疯了！正所谓“堤高于岸，浪必催之”，纯粹大伙催的。

出现的这个局面绝对今古奇观——老皇帝刚死，新皇帝疯了。

政权交接过程中表现极为出色的曹皇后升级为太后，大家一致认为暂时由她来执政，斗争立刻来了！

宋代的皇后等处在权力中心的女人其实权力欲不强烈，终宋一朝也没出个武则天、韦后之类的女强人。曹太后本想帮助皇帝处理政务，没想到宋英宗的病时好时坏，自己没事儿总琢磨我都当皇帝了为什么天下大权在个妇人手里？瞎捉摸，很容易胡思乱想，一乱想很容易走火入魔。

赵曙本以为压抑多年的生活结束了，看来任重道远。他一发脾气都发在宦官身上，抄起家伙就打，打得宦官受不了了，遂开始反击。你是皇帝你是爷，咱哥们儿惹不起，但总有人能治得了你。宦官们不白痴，一辈子在宫里生活，无时无刻不活在真实的宫斗片中，斗争经验十分丰富。他们把皇帝的矛头调转到曹太后那里，从中挑拨离间。赵曙有病在身，一犯病了就写点儿诗词歌赋骂曹太后，宦官们不用怎么出力，直接把御笔亲题的各种大作交给曹太后，然后搬出板凳围观。

两人没有血缘关系，地位非常微妙，又再一个特殊时期，缺少沟通，导致关系十分紧张。

曹太后把宋英宗亲笔写的作品送到韩琦那儿，这事你看怎么办吧？

韩老爷子“嘿嘿”一笑，这事儿好办！直接把御笔亲题烧了，然后劝架。宋英宗现在有病，说的都是病话疯话，怎么能以常人之心去相信病人说的呢？那样的话你不也有病吗？宰执纷纷劝说，曹太后才算消停。

宋英宗这面火气很旺，无法判断他说的话是处于正常还是病态。

“太后对我不好，刻薄寡恩。”

韩琦说：“不管父母对孩子是否慈爱，但为人子不能不孝。”

宋英宗忽有所悟，在韩琦、欧阳修等人的调和下，宋英宗与曹太后的紧张关系逐渐缓和下来。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曹太后正式还政宋英宗。

二、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嘉祐八年里一直未曾露面的王安石中终于出现了，宋仁宗去了，他的母亲吴氏也在这年的八月份去世，享年六十六岁。王安石母亲的墓志铭是由当时著名文学家兼铁哥们儿的曾巩所作，名为《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详细的记录了她一生的丰功伟绩。墓志铭是对逝者一生的总结和概况，吴氏墓志铭更多的再说她的子女情况，每个孩子出息了，母亲当然伟大。

吴氏葬于江宁蒋山，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具体在哪个位置与本文无关。王安石居丧江宁，这三年里他主要以讲学为主，致力于传播新思想。老王看到了，宋帝国想要彻底翻身先决条件是要统一思想。而，统一思想在中国来说非常艰难，盖因我们在乎小利益，至于国家利益不到民族危亡时刻很少有人会想到。

一方面由于底盘广大幅员辽阔，民族不断融合，不断落地生根，不断产生地方特色。名义上虽然都是儒家文化，实际上有着很大区别。另一方面，西周时确定了封建制，把天下的分封给兄弟姐们亲戚朋友，称之为诸侯，诸侯再把地盘分给他的兄弟姐们，依此类推，这样的后果是导致了地方高度自治。当初的同宗亲戚出五服之后彼此形同陌路，打来打去也就见惯不怪了。由此，我们更加注重小组织的利益，排外情节极为严重。譬如政坛中的“党派”，结伙的内容是“四同”，即同乡、同窗、同年、同事。要么老乡、要么同学、要么是一届考试的、要么是曾在一个单位工作过的同事。统一思想比变法革新更为困难，也将是革新最重要的一步，王安石毅然地跨了出去。

这里有个绕不开的死结——北宋思想哲学。

忽略了哲学思想会有很多问题看不透，任何伟大变革之前都是先有思想宣传，就好比团伙抢劫，总得统一下思想才行，不可能脑袋一热拿着板砖冲进银行，那样做太危险，不严谨，更不现实。

那么哲学是什么，到底有啥用呢？

哲学相当神秘，相当深奥，但也通俗易懂。哲学乃一门严肃学科，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蔡元培说“哲学之思想，与科学及哲学相随焉”完全正确，哲学是自然学科的基础。换言之，人类任何伟大发明，大到核武器、计算机、航天飞机，小到筷子、挂钩、裤衩，都与哲学息息相关。

天地玄黄，鸿蒙初开，人们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原始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渐渐地认识到了自然界的声光雷电，掌握了一些自然规律，譬如日出日落，生老病死。这个时候哲学处于萌芽状态，主要表现在，人们有了东、西、南、北、中的方位概念，也有现在、过去、未来的时空概念。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人们出现了意识形态。通俗地讲是你为啥活着？假如你说为了混吃等死被人埋，没人拦着你，那是你的权力，那是你的世界观。人是群居动物，所以形成群体、部落、民族，他们的世界观形成了部落意志、民族意志、国家意志。简言之，即这群人想要干什么？有地种地，没地开荒，不会种地去打仗，去杀、去抢、去掠夺，渐渐地形成了本民族的哲学思想。

众所周知我们续承的是儒家文化，但儒家在浩瀚漫长的中国哲学史中并非唯我独尊，它也经过了几度浮沉，最后奠定为中国人的思想核心，那个历史时期就在宋朝。简言之中国哲学史发展脉络，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黄金阶段，不仅仅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星球的其他地方同样出现了各种伟大的思想家，诸如苏格拉底、释迦牟尼、柏拉图、琐罗亚斯特等。

中国思想史的发展经过了几个时期，简言之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家创立了他们的哲学思想向统治阶级兜售，百家角逐中法家思想获得胜利，秦帝国统一中国，但很快灭亡了。汉代吸取秦代的亡国教训采取了黄老之术为治国方针，即是皇帝和老子的思想，其实是托古改制融合道家和法家思想，兼顾采用阴阳家、儒家、墨家等诸思想学派的观点综合而成。黄老之术主张“无为而治”，对西汉初年的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出现了“文景之治”。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朝纲独揽，采纳了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正式走向政治舞台。于是乎儒家思想泛滥了，学者们纷纷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注疏，学术上称之为两汉经学，代表人物董仲舒、贾逵、许慎、卢植、郑玄等。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走向政治舞台，改朝换代必须有新的思想理论作为官方哲学。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儒家思想有短板，为了弥补其不足，又与外来的佛家理论结合，形成了玄学，统治阶级用这套思想为自己合法地位进行有力辩护。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随着历史的发展，这套政治思想逐渐沦为精神养生术。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期，先后两个大一统朝代，唐朝强盛时疆域（应该说是势力范围）达1251万平方公里。地盘大、人口少、民族多，思想复杂，所以隋唐时期采用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并用政策。三家相互诘难，又相互吸收，各有所长。仿佛手机系统一样，塞班、安卓、苹果等，都叫智能手机系统，各有功能缺陷，彼此相互指责，却又在技术上相互吸收。最后结果，儒家衰微，道家尊崇，佛家被扶植。儒学将在这个华丽的年代里重新绽放光辉，形成了全新的哲学思想——宋理学。

三、宋理学，中国人思想的核心价值观

宋理学，又称道学、性理学、新儒学，在两宋319年的漫长历史里，逐渐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

它是继先秦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座思想丰碑。中国人的核心思想价值观在这一时期定格，对后世的影响七百年，直到现在我们还深受它的影响。宋理想的发展成熟过程极为漫长，不是苹果砸到脑袋上想出定律那么偶然，经过了几代人不懈努力，最终在南宋末年形成了一家独大的思想体系，可与道教、佛教相抗衡，立于不败之地。

哲学思想的产生犹如多棱镜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宋理学无疑是最反光的一面。造就宋理学产生的原因，无外乎三个方面。首当其冲的是政治制度，宋王朝建立在中国动**两百余年的基础上，无论官方还是人民都迫切地希望天下一统，停止战争。这种意识统治阶级更为强烈，所以宋王朝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重文抑武的政治策略，彻底解决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可谓是釜底抽薪。

在这万难的时刻，统一人民的思想是朝廷亟待解决的问题。宋承唐制，连同哲学思想一并继承。宋初实行儒、释、道三家并行，特别提倡儒学。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世入世建功立业的思路非常符合衙门的胃口。官方为此推出了多种举措，诸如宋真宗册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孔子他老人家终于封了王爵，这是官方对儒家的最大认可。同时实行科举改革，打破士族门阀的界限，让更多的寒门子弟进入帝国管理层。赵匡胤曾说的“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如同春风席卷大地，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个读书人的血液里。

最后，佛老思想在唐朝达于鼎盛，经过社会不断地发展已经不能够满足当前社会的需要，而佛老害道已在两百年的藩镇割据中体现得鲜血淋漓。韩愈、李翱等人曾猛烈攻击佛老思想，他们认为佛老讲求的出家、无为是背君弃父，灭绝人伦。儒家的尊王攘夷，建功立业思想，才是读书人最需要的东西。宋祁曾提出“三冗三费②”问题，其中有“冗僧道”，间接地攻击了和尚老道是邦之蠹也。除了念经修炼，不清楚他们能做什么？还占着大量的僧田，国家还要为此负担一部分费用。

在官方政治制度、佛老落寞及社会不断发展等原因下，经过宋初几十年的文化教育，官方与士人之间，那种新儒学的思潮呼之欲出，同样落寞的儒学经过改造后重新焕发极强的生命力。儒家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将儒、释、道三家思想完美融合，两宋三百一十九年先后产生了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王安石新学、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等，具体哲学思想发展脉络如草图所示。

从该草图中可见宋理学不是一个人的哲学，是由哪个时代的精英们共同创造完成的。宋理学经过了倡导、流派、继承和再发展四个阶段。

范仲淹不是理学创始人，但他为了宋代儒学的复兴做了诸多努力。儒学在汉代正式确定为正统思想，汉代学者翻译儒家经典形成了诸多注疏，称之为两汉经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学跑偏了，向着训诂学方向大踏步前进，导致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成为一种死扣文字的学问，特别注重文字分析。经学注疏极为繁琐，每位学者通过自己的理解都在原句后面加上自己的心得体会，儒家经典变得愈发复杂，所以“皓首穷经”，一个人用毕生精力也甭想通读所有注疏版的儒家经典作品，基本上成为不可能。宋代科举中有明经科，说的即是经学取士，等同于背诵填空，完全失去了儒家思想的意义。到了宋代儒学日薄西山，就差有人踹一脚把它踢下悬崖，正在这个时候范仲淹出现了。

范仲淹的成就在于知识分子肩头那份责任感，在宋王朝积弊形成之际自觉的觉醒，隐藏在那个时代读书人心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代精神，被他呼喊出来。高举“尊王攘夷”和“明体达用”的两面大旗，成为范仲淹学术的核心思想。他只是一个提倡者，儒学想要彻底改造凌驾于佛老之上，还有漫长的道路，因为在技术上儒家有着先天缺陷。

在范仲淹之后而有“宋初三先生”，即胡瑗、石介、孙复，他们三人是宋理学的奠基人，开儒家讲学之风气，主要活动在官方各大书院。其时比较著名的书院有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等。三位老先生思想惊人的一致，深感肩头责任重大，重振纲纪，复兴儒学，确立社会思想主流，排斥甚至打击佛老。

儒学单单从哲学体系中来讲是无法与佛老相抗衡的，它有着很明显的短板，缺少哲学思维方式，纵然你说得很对，但因缺少了哲学思维方式，令很多读书人流于文字，教条主义。道家有“阴阳学说”，宇宙中任何事物都可以用阴阳来解读。这也是古代中国人思维观念占据主流的哲学思维方式，中医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佛家有“因果、轮回学说”，同样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用因果来解释。佛老之所以流布于世几百年，独有的哲学思维方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儒家恰恰缺少这一块。很多知识分子都看到了这一点，自然有人挺身而出改造儒学，于是有了周敦颐的濂学。

周敦颐援道入儒，将道家的理论引进过来，俗称山寨。周敦颐著《太极图》，在道家修炼方术《无极图》的基础上改造而成。阐述了宇宙的根本即是无极的动与静产生了阴阳二气，阴阳的变与合产生了五行，继而万物即由金、木、水、火、土构成。由虚无到实质，由抽象到客观，它是一种理论上的进步，虽然是山寨道家理论，但山寨还有个冠冕堂皇的叫法——技术性再创新。儒家思想缺少创新性，但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如果需要任何理论都可以成为“拿来主义”。

周敦颐也成为了宋理学的开山鼻祖，同一时期邵雍的象数学也很活跃，在他们之后理学学派枝繁叶茂。诸如直接续承濂学的程颢、程颐的洛学，王安石新学，张载关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苏辙的蜀学，胡宏的五峰学、朱熹的闽学，吕祖谦的婺学，陆九渊的心学，陈亮、叶适的事功学等等。

四、王安石新学的思想内容

王安石的新学主要著作有《淮南杂说》《洪范传》《三经新义》，三部著作分别产生于入仕、居丧、改革三个不同的时期。熙宁变法时老王深感思想的重要性，与儿子王雱等人编撰《三经新义》全国发行，所以他的学术流派被称之为荆公新学。

儒家经学有个很重要的思想——天人感应，源自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此后泱泱大国浩浩乾坤，迷信天命论的大有人在，占据着社会主流意识。中国人对我们头顶的苍穹蓝天有着特殊的崇拜情结，没有白云时蓝天即是幅安静的一色图。通过科学进步，我们了解到了头顶的天空是大气层。上古中国人不知为什么痴痴地仰望天空，似乎在等待什么降临。总之天崇拜情结在中国特别重，所以天象通常能够可以左右政治。天上落下一颗陨石，赶紧上表祥瑞。天上出现灾星，再加上有个自然灾害，皇帝立刻写罪己诏。

王安石的新学中强有力的驳斥了“天命论”和“天人感应”，他指出“天不因人而成”。

王安石进一步指出：“夫天之为物也，可谓无作好，无作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会其有极，归其有极矣。****者，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终于正直，而王道成矣。无偏者，言乎其所居；无党者，言乎其所与。以所居者无偏，故能所与者无党，故曰无偏无党；以所与者无党，故能所居者无偏，故曰无党无偏③。”

老王说得非常客观，符合现代科学理论。各种天象及自然灾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是说皇帝做了缺德事儿就天打五雷轰，反过来风调雨顺也不代表你做得多么完美，有献祥瑞的更不代表苍天感动云云。老天爷是没有意志和情感可言的。人与自然界斗争了几万年，所谓“人定胜天”纯属扯淡。在大自然的面前人的力量很是脆弱，无论科技多么发达总要与自然和平相处。你祸害它，它一定祸害你。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说来就来，防不胜防，想要说彻底杜绝那简直痴人说梦，人类能做到的也只是预测。

“天命论”在时下还有它的影响，一旦出现什么自然灾害，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苍天示警。

虽有原始思想作祟，其实所谓“苍天示警”折射出了中国人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恐惧，为灾害找个合理的理由和借口，从而去回避，而不愿意直接面对。儒家“天命论”与佛道融合，经过发展似乎形成了现代人普遍接受的“命运论”。

发生了什么事情喜欢归咎于命运头上，譬如一出门踩在香蕉皮上，磕掉一排门牙，当事人在咒骂某某毫无素质道德之后，想来想去算到了命运头上，四个字概括——命中注定。很多风险是可以规避和预见的，很多人懒得在预防上费工夫，所以出了事儿归咎于“该着、注定”，给自己一个掩耳盗铃的安慰。

同学集会说某某发了财，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发财那厮命好。没有看到人家在通往致富路上的努力和奋斗，反而归结于莫须有层面上。如果成功都归结于命好上来，那么人世间那么多的逆境出人才的故事真的会成为故事。更有甚者经常抱怨命运不公时运不济等等，恨不得睡觉都在骂社会，从举头望明月一直骂到夕阳无限好。个人的抱怨是个体自卑的临床表现，群体的抱怨是民族文化的心理畸形。

此外，哲学思想都喜欢和宇宙万物较劲，总要在哲学层面去阐述下宇宙的发生发展及构成。老王也不例外，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对于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持有批判态度，他在客观基础上提出了“万物一气说”。浩瀚无垠的宇宙中的万物是由气构成，以元气为其根本，万物一气也，在元气的基础上产生了各种生物。姑且不去说“万物一气”的科学与否，他的客观精神值得称道。

另外，王安石率先提出了宋理学的终极命题——性命论。

性命论曾是先秦诸子的热门话题，哪家哲学思想要是不说人性论这个东西，那么大家都会瞧不起你的。连人性论都搞明白，弄啥哲学，赶紧收拾收拾替好人去世吧！在众多关于性命论的解读里，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针锋相对，两种道德价值一直是主流观点。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劝人向善，注重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另一位大师则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人性到底是恶还是善，的确难以说清楚。渐渐地没几个人议论这个，渐渐地冷落下来。到了王安石这里，重提性命论，在早期著作《淮南杂说》中已然有所阐述。

老王的女婿蔡卞曾说：“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即《淮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天下读书人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如果老王不提的话，很多人不清楚性命论到底是什么。所以跟宇宙较劲相同，性命道德成了两宋思想家必谈的一个命题。

高谈论阔是哲学家的思想通病，如果朋友圈里有哪位是哲学爱好者，喜欢卖弄学问的主儿，不必惧怕，三步下来保准他趴下求饶。和他交流时首先先抛出宇宙论，先来个浅显的，一般哲学发烧友都能长篇大论，不算事儿。其次抛出性命论，关于人性论的话题亘古以来争议颇多，如果那厮能把这茬儿接上，可见功力不一般。最后，抛出三个哲学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保准歇菜。

在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思想压力下，后世学者在这个基础上做文章，譬如董仲舒时期产生的“性善情恶说”，把性和情分开来说。性是仁、义、礼、智、信（跟生殖保健无关）；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老王尖锐批评性善情恶说，他指出性情一也，两者不可能截然分开。老王说来说起最后他选择了一个折中的观点：性情一元，性不可以善恶言。老王把孟子和荀子一通批驳，人间并没有唯善不恶或唯恶不善的人存在。不是说好人往死了伟大，坏人往死了坑爹。好人和坏人诚然如善恶都是相对而言的，好人身上也有阴暗的一面，同样坏人身上也有光辉的一面。

由此可见，老王对人性论的观点还是挺靠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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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宋史·仁宗本纪》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何谓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以为国……何谓三费？一曰道场斋醮、二曰京师寺观、三曰使相、节度，不隶藩要，贪取公用，以济私家。

③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洪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