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于何时传入中国?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构成了西方社会2咖年来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并且对世界广大地区的历史发展与文化进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随着基督教在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使其与许多民族文化发生碰撞和交流，乃至相互渗透与融合。基督教传人中国，导致文化交流史上的“西学东渐、东学西传”，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基督教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一直沿续下来，为今日文化进一步交流奠定了基础。

那么，基督教是什么时候传人我国的呢?

传说之一，是说耶稣的12个门徒中的多马，曾来中国布道传教。16世纪后，在印度流行一种传说，认为耶稣的门徒多马从耶路撒冷出发向东行，在波斯和阿拉伯一带传教。公元52年又从亚历山大城出发，经海路到印度的南方，后从那里到达中国，在帝都汗八里布道传教，并建立了教会。后又回到南印的马拉甫，公元68年被两名印度婆罗门教徒活活砸死。对此，人们只能一笑了之。

说法之二则认为公元4世纪以前，基督教已传入中国。英国学者阿·克·穆尔在其撰写的《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讲到：“最早提到中国基督教的，也许是阿尔诺比乌斯写于公元300年左右的一本书。”但他又说：“这种说法看来并没有被其他证据或早期传说所证实。”我国学者江文汉在其所著《中国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中也说：“最早提到基督教传人中国的是罗马一位作家阿尔诺比乌斯于公元300年左右写的《驳异教论》，他说‘传教工作可以说已经遍及印度、赛里斯(丝国)、波斯和米底斯’。如果‘赛里斯’指的是中国，那么，阿尔诺比乌斯相信在公元4世纪以前，基督教已经传人中国了。”可是江文汉也认为“这个说法找不出其他佐证”。

一般认为基督教传入中国是在唐代，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其证据就是 1623年(明熹宗天启三年)在西安附近整屋地区发掘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外学者多数认为，碑文所说的“景教”，是基督教中的聂斯托里派传人中国后的称呼。所谓“大秦”乃指罗马帝国古称。聂斯托里派的创始人聂斯托里原是基督教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因为坚持“基督二位二性说”，而被称为违反基督教正统教义，于公元431年在以弗所(现土耳其伊兹米尔以南约100千米处)召汗的宗教会议上，被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罗马教皇，以及亚历山大城大主教等判为“异端”，聂斯托里遂被革职流放。他的信徒和追随者逃往波斯，形成独立的聂斯托里派。该教派在波斯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趁唐朝与波斯、拂秣(东罗马帝国)交往频繁之机，于唐贞观九年(635年)派遣阿罗本传教士由波斯到达长安。阿罗本受到唐太宗的礼仪接待，留在皇宫翻译经书。后于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发诏令，准许阿罗本公开传教，为他在长安义宁坊建造大秦寺，度僧21人。约在150年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树起“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歌颂唐朝六代皇帝对景教的礼幸，记载了150年间景教发展的经过。但是，到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唐皇下令消灭佛教，同时将景教一并禁绝，寺院被废弃，教士 2000余人被逐，在中国内地销声匿迹400多年，只在边境地带还流传着，待到元朝建立，才在内地恢复活动。

在上述禁绝景教、废弃寺院、放逐传教士同时，所树那块大石碑也不见了。等到800年后明朝时，人们在西安府城地段挖土建屋，挖出了这块大石碑，西安知府下令将此碑移至崇仁寺，直到1907年10月2日才移往碑林。该碑碑文中有“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贞观九祀，至’于长安”，意思是“波斯主教阿罗本……公元635年来到长安”。现多数学者同意英国学者阿·克·穆尔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敦煌景教文献《三威蒙度赞》、《尊经》、《宜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序听迷诗所经》、《一神(天)论》、《大秦景教大圣通归法赞》，以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归纳所说：“我们必须满意地承认，公元635年中国有景教会，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基督教的头一个确切的出发点。”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

一是出土时间。钱大昕的《景教考》将该碑的出土时间定为明万历年间 (1573~1620年)，林侗的《耒斋金石刻考略》将其定为崇桢年间(1628~1644年)，葡萄牙耶稣会士阳玛诺的《唐景教碑颂正诠》定为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李之藻的《读景教碑书后》和耶稣会士鲁德昭的《中国史》定为天启五年 (1625年)。说法不一。

二是出土地点。一说在西安城西，一说在西安西南约60多千米的盩厔(今天的周至)，又说在盩厔县城附近，还有说在西安至整厘之间。共有四种不同说法。

三是碑文的真实性。基督教传教士认为，从碑文本身，或是从聂斯托里派在东方传教的历史考证看，不是伪造的。而18世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则嘲笑说“景教碑”是耶稣会士伪造的。19世纪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萨尔斯伯里称“景教碑”已被学者公认为伪造的了。国内学者有的认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题使用“中国”一词，“恰暴露该碑伪造的破绽”。认为“中国”一词，“虽早在《书》、《诗》、《礼》、《春秋》等先秦文献中已经使用，但在后来各封建王朝中都很少用它来称呼自己的王朝，在正式场合上如碑名、书名，都是延用朝代称号，而不用‘中国’一词，至少唐朝是如此”。“唐代几部重要的中外交通史文献都是用‘唐’、‘大唐’作为书名或碑名。”因此认为“据此看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似应为‘大秦景教流行大唐碑’，方近情理’’。有的人也认为，从碑题行文口气看，不像是国人所撰写，疑是国外人用词口气。

上述疑点如不能以事实和科学依据加以消除，那么基督教自唐代传人中国的说法就值得推敲、商榷。

(周 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