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被选中的人
那晚的事情发生后，公寓里的气氛变得很紧张。
接下来的几天，我尽量避开雅雯姐。早晨我在她起床前出门，晚上等她那个房间熄灯了才回去。
直到周三早上，我在玄关换鞋时撞见了她。
她穿了一件深蓝色的真丝衬衫，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手里拿着车钥匙，看样子是要去见重要的客户。
并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尴尬，也没有冷脸。她只是很平静地看了我一眼，就像看一个住了很久、却不太熟的房客。
“醒了？”
“嗯，早，姐。”
“对了，”她低头整理了一下手包，语气平淡，“乐乐过两天从外婆家回来。以后你在家里穿衣服注意点，别总光着膀子在客厅走。孩子大了，影响不好。”
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拉了拉身上的旧T恤，感觉脸上有些发烫。
“知道了。”
“还有，这个月的房租该交了。你自己记得转我。”
说完，她推门出去了。
随着电梯门合上的声音，我站在空****的客厅里，心里那点关于那个雨夜的旖旎幻想，彻底凉透了。
她没有赶我走，也没有骂我。她只是用这种极其体面的方式，不动声色地画了一条线。线的那边是她的生活，线这边，是我这个该交房租的房客。
到了公司，气氛比家里还要压抑。
一进办公室，我就发现平时那几个总是聚在一起抽烟吹牛的项目经理都不见了。
老王坐在工位上，正对着电脑发呆，脸上少见地没挂着笑。
“出事了？”我放下包，小声问了一句。
老王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那家日企的单子卡住了。货送过去，人家不收。”
我也听说过那个客户，T厂，一家做精密硬盘部件的日资巨头。在2005年的新加坡，日企是出了名的难伺候，但也出了名的给钱痛快，是公司的顶级客户。
“为什么不收？质量问题？”
“不是质量，是态度。”老王叹了口气，“那边新派了个叫佐藤的品质总监。听说是从日本总部直接调来的，讲究得要命。昨天下午，我们的经理送样品过去，不知道哪句话说得不对，人家连箱子都没开，直接让人把我们请出来了。”
正说着，行政部的阿Mei匆匆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
“Lu，老板叫你。”
我走进大老板的办公室时，里面烟雾缭绕。
老板是个典型的新加坡经理人，在这个美资企业的位置上坐了十年，早就练成了一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精明样。平时他总是笑呵呵的，今天却眉头紧锁。他手里拿着一份人事档案——那是我的入职表。
“坐。”老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没有废话，直接把档案摊开，指着上面的一行字，“阿Mei跟我说，你档案里写着在日本待过四年？青山学院毕业的？”
“是。”我点点头，“读的经济，但我以前打工的时候，也在工厂干过品管。”
老板把烟掐灭，身子微微前倾，眼神里带着一种审视商铺价值般的精明：
“你的日语还在吗？能交流吗？”
“日常对话和商务用语没问题。”
“好。”老板似乎松了一口气，他把一份厚厚的文件推到我面前，“现在的翻译是个兼职的女生，太年轻，被那个佐藤的气场吓住，说话都不利索。刚才T厂打电话来，让我们派个‘能听懂人话’的过去。”
老板看着我，语气很实际：“Lu，你是中国人，又在那边待过，你应该懂他们的规矩。你跟着王经理再去一趟。我不指望你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只要能让佐藤先生愿意坐下来看我们的报告，记你一功。”
没有戏剧性的“临危受命”，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这就是一次**裸的资源调配。老板发现仓库里有一把生锈的日本刀，正好拿出来试试能不能切开这块硬骨头。
一个小时后，我站在了T厂的会议室里。
这就是日企。
哪怕是在热带的新加坡，这里的冷气也开得极低。会议室的桌子擦得反光，所有的椅子都摆成一条绝对的直线。
坐在对面的佐藤先生，和我想象中那个暴躁的形象完全不同。
他大概五十多岁，穿着灰色的工装夹克，里面是笔挺的白衬衫。他很瘦，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整个人看起来文质彬彬，甚至有些儒雅。
但他坐在那里，就像一块冰。
我们的王经理（新加坡人）正满头大汗地用英语解释：“Mr. Sato, actually this logic is...（佐藤先生，其实这个逻辑是……）”
佐藤一直保持着礼貌的微笑，但他没有看王经理，而是低头看着自己的笔记本，手里转着一只笔。
等王经理说完，佐藤才抬起头，用日语轻轻说了一句。
旁边的女翻译紧张得结结巴巴：“佐藤先生说……他说……逻辑不通……”
其实佐藤的原话是：“这种借口，在新加坡是通用的标准吗？”——非常典型的日式讽刺，彬彬有礼，却要把人的脸皮剥下来。
王经理急了，又想解释。
我看准时机，向前迈了一步。
我没有说话，先是规规矩矩地鞠了一个躬。不是那种敷衍的点头，而是腰背挺直、视线下垂的45度。
“佐藤部長、初めまして。（佐藤部长，初次见面。）”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
佐藤转笔的手停住了。他抬起眼皮，第一次正眼看向我们这边。
我保持着鞠躬的姿势，用最标准的敬语继续说道：“我是新任的项目担当陆远。关于之前沟通上的误解，非常抱歉。刚才王经理的意思并非推卸责任，而是想说明我们在制程控制上的一个盲点。”
我直起身，迎着佐藤审视的目光，没有回避。
在这个充满了Singlish和福建话的工业区，一口带着关西口音的标准日语，就像是一张特殊的通行证。
佐藤的眼神变了。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消融了一点点，变成了一种对“同类”的好奇。
“你是日本人？”他问。
“不，我是中国人。在东京生活过四年。”
“青山学院？”他似乎听出了我口音里夹杂的一些习惯用语。
“是。”
佐藤合上了笔记本，脸上的假笑收了起来，变成了一种严肃的工作表情。他指了指桌上的样品箱：
“既然懂规矩，那就不要浪费时间。打开吧。”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成了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王经理和女翻译完全插不上嘴。我拿着图纸，用日语直接和佐藤对话。
我们没有聊什么高深的技术，聊的全是细节：公差的计算方式、模具的流道设计、甚至是包装袋的材质。
我知道他要的不是“没问题”的保证，而是“我知道问题在哪里”的态度。
当我们讨论到最后一张图纸时，佐藤突然打断了我。
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指着报告上的一处数据：“这里，你们用了双倍的标准差？”
“是。为了确保安全余量。”我立刻回答，“这是考虑到热处理后的收缩率。”
佐藤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赞许，只有一种冷淡的认可。
“如果是那样的话，这批货勉强可以入库。”
他站起身，那是送客的意思。
“不过，”他走到门口时，停下脚步，背对着我们说了一句，“下次例会，让这个年轻人来。我不喜欢和听不懂话的人浪费时间。”
那一刻，我听到身后的王经理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像是刚才一直憋着没敢呼吸。
走出T厂大门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眼睛生疼。
王经理一改之前的傲慢，甚至主动给我递了一根烟，语气里带着几分讨好：“阿远，没想到啊，你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以后这边的单子，还得靠你多费心。”
我接过烟，却没有点。
我看着手里这根烟，又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座冷冰冰的工厂大楼。
我想起了刚才在会议室里的那一幕。
我并没有因为帮公司解决了大麻烦而感到兴奋。相反，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
在雅雯姐面前，我是个随时要注意穿衣服的房客。
在公司里，我是个拿着低薪的文员。
而在这个日本人面前，我之所以能获得一点点像人的尊严，是因为我把那四年留学学来的“顺从”和“规矩”，表演得比谁都好。
晚上回到公寓，家里没人。
我坐在沙发上，想起早上雅雯姐说的话。
我拿出手机，把这个月的房租转了过去。
看着转账成功的提示，我突然明白，无论是在这个家里，还是在那家工厂里，本质都是一样的。
要想留下来，就得证明你有价值。
而要想活得好，就得把自己的价值，卖个好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