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8篇 九变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
圮地无舍，衢地**，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用兵的基本原则是，将领接受国君的任命，招募士卒，组织成军队。
圮地无舍：
圮的意思是低下，意思就是四面高中间低；诸葛亮解释圮为地狱，圮地的意思简单说就是低洼之地。
舍的意思是驻扎。
低洼之地不可以驻扎。
道理很简单，这种地形易攻难守，一旦敌人来攻，就会形成以下趋上对居高临下的劣势，不但要面对敌人，还要对抗地心引力，绝对吃力不讨好，难怪诸葛亮称这种地形为地狱。
衢地**：
衢地就是四通八达之地。
**就是结交和好。
为什么在四通八达之地就要结交和好?
如果将领受命驻守在一个我可以到、别人也很容易来的四通八达之地，就表示这是一个无天险可守，很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为了不致败，一定要和邻近的城池、部队，甚至最近的邻国保持资讯传达通畅，并处好关系，在必要的时候形成奥援，甚至犄角之势，以免轻易受敌。
绝地无留：
绝地顾名思义就是不好的地方，更清楚一点说，就是让人陷入绝路之地。
怎么个不好法?
（1）可能是前进不通之地，一旦受到攻击，没有回旋的空间，让自己陷入困境。
（2）可能无薪无水，无法就地做一定程度的自我补给，一旦开战，可能师老兵疲而致败。
（3）容易埋伏之地，只宜敌人来，我不宜往，更不宜留；否则一旦中伏，死无葬身之地。
围地则谋：
围地的意思是指敌人很容易进来，我很难出去之地，简单讲就是易攻难守之地。
围地在这里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意义，就是受到敌人包围，陷入险境时，与其硬干突围，不如想个特别的好点子脱险。因为这时候硬闯，伤亡一定惨重，而且，敌人有能力做包围战时，兵力一定多，战力一定强。这时候，用脑子作战，不但比用拳头成本低，而且效益高。
死地则战：
死地的意思不完全指绝对劣势的地形，更重要的是指军队陷入几乎必死的险绝之地。这种绝境，很可能任何奇谋妙计都不管用了，只有拼死力战，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所以，孙子才会说：
陷入必死困境时，就必须死战。
不仅如此，还可借机警告士卒们：“现在的局势对我们绝对不利，反正死定了，大家不妨拼死一搏，或许还会有生机!”
反正横竖是死，不如豁出去了。这一来，战力潜能就会发挥到极致，历史上很多胜仗就是这样打出来的。
涂有所不由。
古文中的涂就是途。
涂的意思是路途，这里指的是行军路线。
由的意思是从或经过。
行军的道路要仔细选择，有的道路不宜走。
不利行军的道路不能走，以免未抵战场前，就被险恶的地形打败，先折损辎重、兵员。
由不当之途马援贻误戎机
东汉光武帝派马援及耿舒率军讨伐五陵蛮族，行军途中，碰到路线问题。马援主张从壶关走水路，路程较近，但水流湍急，相当危险；耿舒主张从充道走，道路平坦但路程较远。双方争执不休，最后早请刘秀裁决。刘秀下令走壶关，结果因水流太湍急，无法行船，大军被困住，士卒死于瘴气者极多；最后连大将马援也病死，任务迟迟无法完成。耿舒很感慨地说：
“如果当初走充道，路程虽远，但不必冒这样的危险。现在大军陷在这里，贻误了不少戎机，真让人痛惜啊!”
军有所不击。
有的仗可以不必打，有的军队不宜挑衅攻击。
有的仗就算打赢了，也是本大利小，打了划不来。
有的敌人太强，开打是讨打，当然打不得。
季布不攻强敌保全了国家
汉惠帝时，匈奴单于写了一封信给惠帝老娘吕太后，信中极尽侮辱轻薄之意；吕太后大怒，召集将领们计议。悍将樊哙当场义愤填膺地宣示道：
“给我十万大军，我去把匈奴踩平!”
将领们听了，都拍手叫好。大将季布看不下去了，大声说道：
“樊哙太自不量力了，应当斩首!当年高帝（刘邦）率领四十万大军讨伐匈奴，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平城；若非陈平出奇计，恐怕还难以脱身；现在樊哙竟宣称十万大军就可以攻破匈奴。难道樊哙比高帝还英明吗?”
季布的论点完全正确，以当时匈奴之强，除了“战神”韩信之外，恐怕没人应付得了，而韩信早就死了好几年了；不但韩信不再，汉朝才刚建立没多久，而建国之前的战争创伤尚未复原，根本没有力量对抗匈奴。要真打起来，国运堪忧!
季布的话太有道理了，吕太后不得不忍下这口气；终究是没有出兵，才让汉朝逃过了一次恶运。
城有所不攻。
有的城池不必费心攻取。
理由如下：
（1）城虽小，但粮食充足，防守又坚固，攻了吃力不讨好。
（2）即使攻下来也不易守，不攻它也不会成祸害；这样的城，不攻也罢!（3）不是决战重点的城池，若是开战，恐怕影响更大、更重要的后续计划，当然不攻。
强攻坚城沈攸之败亡
南北朝南朝宋顺帝时，大将沈攸之为了反对朝中权臣萧道成揽权，把顺帝架空，在荆州起兵，挥师直指建康。大军来到郢州时，被守将柳世隆挡住去路。部属臧寅劝道：
“柳世隆能征惯战、城中守备坚固，不如越过郢州，直指京师建康：一旦攻破建康，拿下萧道成，则郢州就不是大问题了。”
沈攸之不听，尽全力攻城，结果被柳世隆杀得大败，最后自杀身亡。反萧大计不成，南宋不久也就被萧道成灭了。
地有所不争。
有的地方不适宜攻取。
理由如下：
（1）小利型的地方，容易攻得，也容易失去；攻取无益，不如不攻。
（2）攻取对战势没有太大好处，失去也没有坏处的鸡肋之地，不如不攻。
攻取石田劣地夫差乱军引胜
吴越春秋时，吴王夫差在打败越王勾践后，开始穷兵黩武，完全把整军经武、伺机复仇的勾践放一边。
有一次，夫差决定出师攻打齐国，大臣伍子胥劝道：
“我们的大敌是越国，不是齐国。勾践一日不死，一定成为我国最大的祸害；现在您不先打越国，反而去打齐国，这不是有点荒谬吗?”
夫差不听，依然率军伐齐，大破齐师，但也从此讨厌起伍子胥。
几年后，夫差又想伐齐，伍子胥又劝道：
“越国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一定得早日解决，否则后悔莫及；齐国对我们而言，就像一片石田，得到了对我们没一点好处。希望大王能先处理越国问题，然后才攻伐齐国，才是正途啊!”
夫差不但不听，还嫌伍子胥讨厌，下令诛杀。
从此以后，夫差不断南征北讨，声威越来越显赫；但因长年用兵，国力逐渐衰退。相反的，越国表面上对吴国极为恭顺，转移了夫差的注意力，国力越来越强，最后一举灭掉了吴国。
君令有所不受。
君王的命令有时候不要接受。
理由如下：
（1）君王身分虽尊贵，权力虽大，但不表示军事能力最强。
（2）君王在后方，将领在最前线，对于如何致敌制胜，将领自然比君王清楚。
（3）若君令老是压军令，则将领就没办法好好指挥军队；这一来，想打胜仗就难了。
将领的任务，就是领兵打胜仗；所以，任何有违胜利原则的阻碍，自然都应排除。同样的，一个有为的君王，一旦任命了大将，就不宜干预将领权限之内的事：反过来说，一个国君若老想从后方指挥前方，就不值得将领为他拼命求胜了。
田穰苴不受君令以树军令
古代大兵法家田穰苴，被宰相晏婴推荐给齐景公；齐景公拜田穰苴为大将，让他领军抵挡来犯的晋、燕两国大军。
田穰苴对齐景公说：
“我出身卑贱，恐怕士卒们心中不服，请主公派个有权势、有名望的人给我当监军，我做起事来方便些。”
齐景公便指派他最宠信的大臣庄贾担任监军一职；田穰苴便与庄贾约定，明天中午在部队集合。
第二天，田穰苴早早到场，集合了部队等庄贾依时到来。
庄贾素来骄贵，根本不把和田穰苴的约定当回事；约期已到，他还在与亲朋好友喝酒话别，一直到了黄昏时才到。
田穰苴问负责执行军法的人，部队集合迟到者，该怎么处理?答案是斩首。庄贾急了，不断争辩，田穰苴很生气地骂道：
“现在晋、燕二国大军正侵犯我们国家，我们的君王每天吃不好，睡不着，你还有心思和亲朋好友饮酒作乐!”
根本不听庄贾答辩，立刻下令斩首。庄贾被杀，所有士卒都吓得发抖。这时候，齐景公的使者急速驾车，带着赦令赶来，由于事情紧急，便不经通报，直接把马车开到部队面前，高喊：“刀下留人!”田穰苴冷冷回应道：
“将领在军中时，不接受国君的命令!”
不但不理会使者，还回头问执行军法的部属，使者冲撞部队，该当何罪?答案也是斩首。使者一听，田穰苴居然连国君也不买账，吓个半死；田穰苴说：国君的使者不能杀。便杀了两个使者的随从，然后派人回报齐景公。景公知道田穰苴执法如山，也不再说什么，于是田穰苴领军出发，抗击晋、燕二国大军。
三军大众知道主帅对于军中之事坚持到底，军令如山之余，连国君的宠臣都敢杀，连国君的命令都可以不受。在严格军令的制约与激励下，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终于击退了来犯的敌军，解了齐国兵败国亡之危。
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所谓九变之地利，指的是：
圮地无舍。
衢地**。
绝地无留。
围地则谋。
死地则战。
途有所不由。
军有所不击。
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争。
最后一项“君命有所不受”，因为和地利无关，所以不属于九变之地利。
将领若能灵活运用上述九种地形的因应战术，就是懂得用兵之道。
历来兵家之所以一再强调地形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是因为地形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是人力所无法对抗、扭转的。换言之，它具有强大无比的力量，但这种力量是中性的、潜伏的，它不会主动发展出动能，它的能量是被动产生的，高明的兵家，就可以运用智慧技巧，把地形的客观潜能转化成主观动能，借以打败敌人。
上述的九变地形，一体而有两面，有负面自然有正面，孙子则是从负面切入，详加论述，提醒兵家避开这九种地形之害。但这只是消极的，因为避开只能让自己不败而已，更积极的意义则是，我不但避开其害，还要利用这样的地形致敌制胜。否则，打仗老是求不败，这样的仗不打也罢!
光知道地形在兵法上的意义，只是最起码的知兵之道。因为地形是中性的，它的利与害是由人赋与的。于我有利者，必于敌不利；于敌不利者，必于我有利。搞不清楚这一点，就不能有效地利用地形特性；不能灵活运用地形做有效的攻防，就是不懂用兵之道的人。
九变之地利，谈的只是九种地形战术；但九变之术的意义就比九变之地利的范围大多了。
地形只不过是个单纯的自然状态，但治兵的九变就不同了。所谓治兵，指的是训练军队，带兵、领军打仗：对象已经从地形变成人，而人的复杂性比起地形，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人有情绪、感情、欲求、强弱、勇怯等交互混杂的内在心理问题。如何让一大群不同性格、形态的人汇集在一起，整合成一支军纪严明，战力强大的军队，其困难度远超过地形问题万倍、百万倍以上。
有鉴于此，孙子才会在治地形之后，特别谈到治兵的九变之术。
这里的九变，有必要加以特别说明。古人习惯以九作为最高级的形容词，所以，这里的九，可以当作极多的意思，就好像之前的“九变之地利”一样，地形决非只有九种变化而已；九变之术也一样，不只是九变，其实是千变万化。因为人性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现象，变化莫测，极难捉摸，而高明的兵家，就要能运用各种灵巧的手段，把所有有碍制胜的人的问题排除。
指挥军队若不懂得机变灵巧，就算知道五利（从“途有所不由”到“君命有所不受”五种），也没办法把战力发挥到最高点。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有智慧的人的思虑，一定从利与害二个角度思考。
从有利的角度观察，可以提高胜算，提升信心。
从有害的角度观察，可以解除失败的疑虑，防止意外发生。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地方藩镇（节度使）各拥强兵，渐渐坐大。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也不上缴中央，尤其节度使的职位，逐渐形成“内部自理”，不是父死子继，就是由部下拥立，称为“留后”，然后报备中央。朝廷顺从则罢，不从就出兵造反，完全是个君不能君，臣不肯臣的局面。
然而，中央虽弱，形式上毕竟还是老大中的老大；小老大要有什么裁决定夺，还是得正牌老大追认，以便名正言顺。而事实上，这也是中央仅有的一点小筹码。
从害中见利李绛收服强藩
唐宪宗李纯颇有志气，他不愿意当个“仅供参考”型的老大，下决心改变这个局面。
元和七年，强势藩镇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了。按照惯例，一定由儿子田怀谏继任，因为田季安早就将田怀谏任为副使。接下来的戏码一定是，上报中央，要求追认；等中央签了字，画了押后，大家又彼此互不相干。
但李纯不肯再当橡皮图章，他打算予以驳回，并出兵讨伐。朝中很多大臣都支持李纯的强力反应；只有大臣李绛慧眼独具，把形势看了透彻，极力反对。
原来田季安生前，为了怕部将专权，对自己不利：所以将兵力均分，让彼此相互牵制，自己则居中操控。问题是田季安能控制住局面，田怀谏则未必罩得住，因为田怀谏不过是个十一岁的小鬼。小鬼当家，注定是走个过场而已，一定有手下悍将不服并起而代之；而代之者一定会遭同侪怨怒，形成众矢之的。这时候，他唯一的出路，只有寻求中央支持，所以，最聪明的做法就是静观其变，等大鱼自动入网来。
事情的发展果然完全如李绛所预料，部将田兴果然把田怀谏拽下马来，自己粉墨登场。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于是上书中央，表示归顺；除了遵守朝廷法令之外，还请求中央委派官吏。
所谓请求中央委派官吏，其实就是请中央追认他的地位。而李绛看出来，其中大有文章可做；若处理得当，将可使朝廷和藩镇之间的互动，产生关键性的正面变化。于是他力劝李纯：
“这次和以往不同，千万不要派使者去宣慰；而是打破惯例，由陛下直接下诏，封田兴为节度使。为什么呢?田兴现在四面树敌，很多当年的平行将领都想效法他，取他而代之；所以他才被迫归顺朝廷，借机壮大声势以自保。我们趁机雪中送炭，给他恩典，他能不加倍图报吗?如果像以前一样，随便派个使者到那儿，再根据往例，先把他请求为节度使的奏表带回朝廷；然后再由中央派人送出诏书，加封他为节度使。一套官样文章下来，不但折腾人，而且没有办法让他直接感受到朝廷恩典；根本激**不出图报之心，封了等于白封。所以，我强烈主张：不要再派宣慰使，而是直接下诏封官。这可是个千载良机，机会一失，后悔莫及啊!”
然而，由于大臣们强烈主张按规矩办事，而使者也已出发数天了。李绛心急如焚，再次劝李纯说：
“派出宣慰使是封，直接下诏也是封，结果一样，反应、效益却天差地别，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如果现在派快马带着诏书，还有机会挽回：如果恩典不是越级、破格而得，感恩图报的爆发力一定不强。陛下啊!陛下!时机一过，是不会再回来的啊!”
在李绛连番劝说下，李纯大为感悟，终于下诏，直接封田兴为节度使。接到诏书后，田兴感动得流泪下拜，立誓对朝廷永远效忠。
事实上，魏博镇历经四任节度使，前后四十九年来，—直是最跋扈不臣的藩镇。但在李绛的精密布局下，不费一兵一卒，就归服中央，藩镇联合独立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了。
而田兴也因为感恩戴德，对朝廷忠心不二；附近藩镇好几次游说他一起背叛朝廷，田兴不但不为所动，反而成为朝廷处置藩镇所倚重的一支主要力量。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间杀伍子胥勾践弱化夫差
弱化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攻击其要害。
吴越争霸时，吴王夫差在打败勾践后，国力达到颠峰。越王勾践一直想报仇，但吴强越弱，勾践的复仇美梦一下子难圆。于是他数管齐下，先是假装恭顺，让吴国对越国失去戒心。另一方面把大美女西施送给夫差，让西施大施魅惑之术，把夫差迷得晕头转向，从英明果决变成昏庸腐败。
而其中最狠的一招就是买通吴国奸臣伯，让他向夫差吹风，害死了吴国最厉害的角色伍子胥。
伍子胥当年曾推荐专诸与要离二个大勇士给夫差老爸阖闾（当时叫公子光），又帮阖闾夺取王位。阖闾称王后，又推荐孙子，让吴国威震天下。伍子胥不但有识人之明，能为国家举才，本身又有勇有谋，目光如炬，只要伍子胥活着一天，勾践的复仇美梦一日难圆。
果然，伍子胥一死，吴国等于已经是个没有头脑的木头人，国力逐渐衰退，最后终于被勾践所灭。
劳役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疲于奔命。
慕容垂劳役苻坚复建燕国
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燕重臣慕容垂因被权臣压迫，不得已投奔前秦帝王苻坚。
苻坚不久就灭了前燕，慕容垂成了亡国之臣。
前燕灭亡之后，慕容垂朝思暮想的，就是复国；但前秦帝国非常强大，慕容垂唯一的机会就是等待。
苻坚在贤明宰相王猛的辅佐之下，国力逐渐强大，于十年内统一了长江以北；但他犹不满足，不顾王猛临死前的忠告，执意进攻南方的东晋，企图统一中国。
王猛之所以反对南征，除了他本身是汉人，不希望汉人正统被异族侵夺之外，最重要的是，东晋虽弱，但朝中仍有不少高人主持政务；前秦虽强，但若想攻东晋，未必讨得了便宜。
苻坚向臣下们探询南征的意见时，大家都强烈反对，连苻坚向来敬重，且颇具才干的亲弟弟苻融也不赞成。
只有慕容垂在私心驱使下，不断鼓励苻坚出兵。
慕容垂的如意算盘是，两虎相争，一定两败俱伤，纵有胜者，也是惨胜，就算是苻坚赢了，实力也大受影响。只要苻坚力量衰退，他的复国机会就大增，而让苻坚弱化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举国去征战，尤其东晋也是个不下于前秦的大国；一旦两国展开大战，决不会轻易收场；这一来，他就可以趁乱取利了。
慕容垂的算盘果然没打错。秦晋大战的结果，以苻坚大败告终。苻坚一败，不但原来的附庸国纷纷起事，连自己的将领也树倒猢狲散。慕容垂借机脱离了苻坚的掌握，独树一帜，最后果然凭着自己的能耐，恢复了燕王国，号称后燕。
驱使邻国或敌人最好的方法是诱之以利。
利益是人类行为的最大原动力，更是战争的最大诱因；所以，以利益为饵，可以轻易地调动敌人。在利益的**下，人的理性能力就会下降；利益越大，对理性的冲击越强；理性能力愈低，受人牵制的可能性就越高。
冯亭以利诱赵解除韩国之危
战国末期，秦国攻打韩国的上党郡。上党是韩秦之间的门户，上党一旦陷落，韩国就岌岌可危。上党守将冯亭抵挡不了秦军的强大攻势，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决定把距上党最近的赵国拉进来当替死鬼，便派使者向赵王输诚，宁愿把上党送给赵国，也决不向秦人投降。
赵国大臣赵豹坚决反对收下上党郡，他对赵王剖析其中利害：
“秦国想拿上党不是一天两天了，忙了大半天，却被赵国平白得手，秦国一定不甘心；而韩国之所以宁愿给赵不给秦，不过想嫁祸我们赵国；赵国一旦接受上党，后患将无穷!”
赵王很不以为然：
“我们和韩国纠缠了老半天，什么也没捞着，现在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上党十七城，不拿白不拿啊!”
他不听赵豹的劝阻，发兵接收了上党。秦国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种农稼，却让赵国白吃粮，大为愤怒，便不再打韩国，而是把大军开向赵国。赵国的军力本来就远不如秦国，偏偏又把能征惯战的大将廉颇换成只会纸上谈兵的草包赵括；结果在长平一战中，全军覆没，四十二万大军被活活坑杀，赵国从此元气大伤。
用兵的原则是，别心存侥幸，以为敌人不会来犯，有所准备才是自保的最大凭藉。与其期望敌人不会来侵犯，不如武装自己，随时准备，让敌人想攻也无从攻起。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
将领有五种危机：
必死，可杀也。
这里所谓的必死，不是怀抱着死战的决心，而是指有勇无谋，一味逞强蛮干，甚至标榜以死先士卒。大兵法家田穰苴说：“上死不胜”，指的就是这种将领。这种将领，不但很容易被杀，还会导致军队覆亡，使国家陷入严重危机。
恃勇冒进杜松败死
明朝末年的战将杜松，就是这样一号人物。
杜松以平民从军，因为勇健绝伦，累积不少战功，逐渐干到了将军。
明史上批评他“为将廉，尚气不能容物”。意思是为将清廉不贪财，但性格情绪化，心胸狭窄，不能宽容别人。曾经有一次为了一点小事，赌气剃发出家。还有一次因为战事不顺，折损不少兵马，心中惭愧恼恨，数度企图自杀；最后自杀不成，干脆把部队的辎重器材焚毁，还放着军事不管，被朝廷勒令解除职务。
杜松的毛病不只这些，他当了将军以后，往往不顾体统，没事就脱下衣服，以身上的刀疤自我夸耀。这种性格，注定恃勇轻敌，最终导致败亡。
后金与明廷的萨尔浒大战，杜松担任主力前锋。主帅原本给他三万兵力进攻后金，杜松却恃勇冒进，留下二万兵力留守自己的大本营萨尔浒，自己亲率一万兵力进攻后金。在渡河攻击中，又因水急不能行船，让士卒骑马渡河，淹死了不少人马，兵力因而大损。后金主帅努尔哈赤见机不可失，亲领重兵攻打萨尔浒，另外分兵一万五千迎击杜松。后金军素来悍勇，战力远在明军之上，现在又以强打弱，以众击寡。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后金大获全胜。杜松战死，萨尔浒陷落，为明廷的覆亡，敲响了第一记丧钟。
必生，可虏也。
怕死不敢死战的将领，很容易被俘虏。
怕死的就不敢死战，不敢死战，就是没有战力，不能把部队战力发挥到高点的将领，自然只有被俘虏的分了。
东晋与南宋之交的桓玄，就是这种货色。
贪生怕死桓玄被虏
东晋末年，皇权跌落至谷底；桓玄趁机揽夺国政，威逼皇权；他心中念兹在兹的，就是篡位当皇帝；又怕自己威望不够，便装模作样，放风声要北伐；暗地里又命人造一艘轻便快速的大船，船上装满了财宝。有人问他既然打算北伐，为什么不布署军事，却忙着造船?他倒是很诚实：
“兵凶战危，万一有什么意外，撤退较方便!”
还没打，就先算计怎么逃，这就是桓玄的性格。
最后，桓玄终于篡位当了皇帝，大将刘裕看不下去了，举兵讨伐桓玄。刘裕素来以悍勇无惧闻名天下；桓玄很怕刘裕，听到刘裕来攻，吓得吃不下，睡不着。事实上，桓玄的兵众远在刘裕之上，但几度交战，桓玄总是大败；到最后，连基本斗志也没有了，干脆展开大逃亡。主帅贪生怕死，将领当然不愿意陪死，士卒更不肯等死；桓玄一路逃，部属一路散，到最后身边只剩下极少数几个亲信，终于还是被刘裕斩杀。
忿速，可侮也。
容易生气的将领，就容易受到羞辱而败亡。
好将领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性格沉稳镇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否则，面对来犯的敌军就心烦意乱。对手一叫阵，就情绪反应；对手一叫嚣，就摩拳擦掌；如何领军作战?更重要的是，不能让敌人的诡道所欺，更不能凭情绪打仗；一旦情绪升高，就会自乱阵脚；阵脚一乱，离败亡就不远了。
情绪主导战势姚襄败死
东晋五胡十六国时，羌族首领姚襄进犯前秦，前秦派大将苻坚及邓羌讨伐。
前秦大军来势汹汹，姚襄在部属智通劝说下，深沟高垒，坚壁不战；敌人不肯打，仗就赢不了。于是，邓羌出了一个主意：
“姚襄性格刚猛，很容易发脾气，我们不妨长躯直入姚军面前，伺机挑衅激怒他；只要能激他出兵来战，我们就赢定了。”
苻坚同意了，姚襄果然气冲冲地杀出来，最后被苻坚杀得大败阵亡。
廉洁，可辱也。
廉洁指的是爱护声名的人，这种人往往为了名誉，不惜以生命维护。高明的兵家可以利用敌人这个特点，让敌人气急败坏地出战，可一举而擒。
不受激辱司马懿逼退诸葛亮
三国时代，诸葛亮率兵北伐，碰上了魏国大将司马懿。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粮食不多，急于决战，便来个你急我不急；任凭诸葛亮怎么叫阵，司马懿就是不理。诸葛亮急了，派人给司马懿送了胭脂与女人服饰，摆明了骂司马懿是个怯战的娘儿们，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司马懿一天不出战，诸葛亮就天天羞辱他；司马懿为了安抚急于出战的部将们，就请示远在都城的魏帝是否出战，魏帝派大臣辛毗带着不准出战的诏书赶到。皇帝命令不准战，司马懿更不会出来了，诸葛亮没办法，最后只好退兵。
爱民，可烦也。
这里的民，不只指老百姓，也是指部将与士卒。
烦的意思是困乏、烦扰；这里是动词，指的是打击。
对于极爱护百姓、部属的慈心将领，可利用其爱民之心打击他。
一个好将领，必须兼具怒目金刚与低眉菩萨两种性格。因为打仗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伤亡在所难免，一旦打输了，国破家亡，最严重者国亡族灭。所以，一旦开战，一定以胜利为最高战略目标。在不违这个最高战略的原则下，不妨尽量当个低眉菩萨；但有时为了胜利的需要，必要时，也要能硬下心来当个怒目金刚；为了胜利，就算有所牺牲也在所不惜。因为敌人决不会手下留情，所以，爱民诚然是好将领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前提是不影响胜利为原则。
爱民刘备兵败荆州
东汉建安年间，曹操在统一北方后，决定攻取荆州。荆州刺史刘表这时已病危，因为自己几个儿子实在不成材，所以刘表把刘备找来，准备把荆州托付给他，但刘备不肯接受。事实上，早在刘表病危之前，就有人劝刘备趁机夺取荆州，但刘备宅心仁厚，觉得刘表待他不错，不愿趁人之危，一口回绝了。
刘表死后，儿子刘琮继位，这时曹操大军也快到了。刘琮生性胆怯无能，吓得准备投降；诸葛亮劝刘备进攻刘琮，拿下荆州；刘备以刘表生前曾将儿子托付给他，不能背信弃义为由，又拒绝了。
他不但拒绝，而且决定从荆州撤退，表示自己毫无私心。荆州士民很看不起刘琮，听到刘备要走，纷纷归顺；不多久，就聚集了十余万人。有人劝刘备放弃群众，赶快走人，刘备回答：这些人志愿跟我，我不忍心离弃他们。
刘备带领这么多民众同行，速度自然不快，一下子就被曹操追上；一场大战下来，刘备大败，妻子死于兵乱，儿子也差点丢失；幸亏勇将赵云、张飞力战，才逃离曹操追击。最后在江夏太守刘琦支援下，才慢慢安顿下来。
因为爱民，三度错失荆州这块好地盘，还被曹操打得丢盔弃甲，刘备备尝艰辛；最后在诸葛亮的谋划之下，夺取益州，局面也才稳定下来。
过度“爱民”，让刘备错失了好几次创业良机；然而，一样在爱民与胜利之间，唐朝大将李靖却能找到最佳平衡点。
不受爱民烦扰李靖大破突厥
唐太宗时，突厥颉利可汗数度侵扰唐境，太宗派李靖征讨。李靖只率三千军，就大破突厥，颉利可汗大惊，派人向太宗请罪，表示愿举国归附大唐；太宗命李靖去迎接颉利，并派大臣唐俭出使突厥，表示慰抚。李靖看穿颉利可汗根本无心归顺，所谓请罪不过是缓兵之计，便对副将张公瑾说：
“唐俭一见到颉利，颉利会以为诡计得逞，一定不会防备，我们趁这个机会展开攻击，必可大获全胜。”
张公瑾不以为然：
“皇上已经同意颉利投降，唐俭又在他们手上，这时候攻击，恐怕不大好吧!”
李靖答道：
“机不可失，当年韩信大破齐国，用的就是这一招：为了彻底收拾突厥，唐俭这条命不足为惜!”
于是下达攻击令。事情发展果如李靖所料，突厥真的没有准备。在李靖的奇袭下，颉利大败亏输，只带了少数人向北逃亡，好几年内无力再侵扰唐边。李靖以唐俭一个人的安危做赌注，保全了边境几十万、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愧是爱民又不可烦的最佳典范。
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
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是将领性格的五种缺失，很容易在战争中带来危机；最严重者会导致将领被擒杀，军队覆亡。不可不慎重，不可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