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们都是未解之谜（3）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上帝是安排秩序的上帝，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等同于我们祈求的上帝，我们把生命归之于他的上帝。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说，过去的着重点是在神的创造的这一部分，因此产生了失去整体观点、广泛联系的观点的危险。但这也是新科学取得巨大成果的真正理由。哲学家和神学家关于事物的广泛联系谈了那么多，以致于在这个题目上没有多少新东西可讲了；经院哲学已经为思维过程耗尽了精力。但是很少有人深入自然事件的细节。这是少得多的人物能够作出贡献的那种工作，此外——也考虑到关于这些细节的知识有某些实际的用途。在当时出现的某些学会中，只讨论观测到的细节，而不讨论广泛的联系，几乎成了一个神圣的原则。他们处理的不是直接经验，而是理想化了的经验，这一事实导致新的实验和量度技术，作为一种接近理想情形的方法，它可以得出总可能与实验结果相符合的结论。这当然不如在以后几个世纪显得那么明显；因为它假定在同样条件下总是发生同样的事情。人们开始发现，如果人们可以通过仔细地选择实验条件并与外部世界相隔绝而创立某种现象，那么支配这些现象的定律就会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现象则由明确的因果性所决定。这提高了对事件的因果性过程的信任，人们认为它是客观的并且不依赖于观测者的，这成了新科学的基本假设。你们都知道，几个世纪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个假设的价值，而只是到了最近，我们通过关于原子的实验才被迫认识到这种方法的极限。即使把这一经验记在心中，我们似乎仍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标准。可重复的实验的自然界最终总是使人们同意自然的真实的行为。

随着这种新科学的总方向，我们看到后来时常讨论的特征的开端，这就是对定量的强调。要求准确的实验条件和精密的量度，要求精密、明确的语言和一种理想现象的数学表示，决定了这种科学的特征，并给予它以"精密科学"的名称。这个名称有时是褒义词，有时是贬义词。如果强调它的陈述的可靠性、严密性和不容置疑性，这是褒义词。如果这意味着它不适用于大量性质不同的经验，它的范围过于狭窄，这是贬义词。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面貌是由它发展过来的，比以往进步得多了。我们只要想一想登月所要求的极端准确性、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就可以认识到现代科学要求多么牢固地奠基在真理上啊。

但是我们当然要问这样的问题：这样集中注意实在的一个局部的方面，并且局限于实在的特殊部分所获得的这些成就，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代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相互冲突的回答。我们读到了科学的善恶相克。我们知道在世界的哪些部分，把科学和技术成功地联系起来了，贫苦阶级的物质贫困已经大部分消除了，现代医药已经防止了成百万人因病死亡，交通和电讯已使生活方便多了。另一方面，科学可以被误用来发展具有最可怕的破坏力的武器；技术的优先发展损害并威胁了我们的生存空间。但除了这些直接的威胁，我们的价值（伦理标准）也改变了，对物质生活的富裕这一狭窄领域注意过多，而生活的其他方面却被忽视了。虽然科学技术只能作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但其结果却决定于使用它们的目的是否善良。目的不能由科学技术内部来决定。我们必须从整个人类和人类的整个实在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它的一小部分出发来作出决定，否则我们将完全误入歧途。关于这个实在包含了许多我们还没有讨论过的东西。

首先，事实是人类只能在人类社会关系中发展他的智力。区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真正本性是他超越纯粹感觉并珍视其他东西的能力，这些本性是以他是能说话并能思维的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为基础的。历史教导我们，这样的社会不仅具有物理的形式，而且具有精神的形式，但是在我们所知的精神形式中，除了直接可见的和可感知的，人们试图寻求有意义的与整体的联系，这种意图几乎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在这种精神形式之中，在社会上有效的"学说"之中，人们才发现了他们自己行动的指针，而这里不仅是反映外部状况的问题；正是在这里首次决定有关价值（伦理标准）的问题。但这种精神形式不仅决定一个社会的伦理学，而且决定它的整个文化生活。只有这里我们看到了真、善、美的密切关系；只有在这里我们可以谈论个人生活的意义。我们称这种精神形式为社会的宗教。这里赋予宗教一词的意义比通常理解的要更广泛一些。这意味着包含各种文化和不同时期的精神内容，甚至包含上帝的概念尚未出现的时期。只有在现代的极权国家中（那里完全排斥先验的东西）所采取的社会思维形式中，才可能怀疑宗教一词是否还能有益地运用。

瓜尔迪尼在他的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的书中论述了一个社会的形式和其中的个人生活如何打上了宗教的印记，关于这个问题很难有人比他叙述得更好了。这些人物的生活在每一瞬间都充满了为宗教真理的斗争；它好像是渗透了基督教精神，所以这些人在行善的斗争中胜败并没有多大影响。即使他们之中的最大的恶棍不知道什么是善和恶，并且他们也按照基督教的信仰给予他们的伟大榜样来指导他们的行动。通常的一种反对基督教的意见，即认为基督教内的人和教外的人行为一样可怕，在这里就不成立了。当然，这种情况不幸是具有其事的，但是留在基督教内的人有明确的分辨善恶的能力；而且因为只有在那里我们有这种分辨善恶的能力，所以我们才有进步的希望。如果没有榜样来指引道路，我们就失去了价值（伦理标准）的尺度，随之也就失去了我们的行动和忍受痛苦的意义，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否定和失望。所以宗教是伦理的基础，而伦理是生活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每天必须作出决定，我们必须知道决定我们行动的价值（伦理标准），或者至少隐约地想到它们。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宗教（在其中精神世界，万物的中心的精神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和更局限的思维形式，特别是当代的思维形式（它只与人类社会的经验方面有关）之间的特征性区别。关于后一种思维形式，我们在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中找得到，我们在东方的极权国家制度中也找得到。在这里也形成了一种伦理学，但只涉及道德行为的规范，而这种规范是从对直接可见的经验的观察推论出来的。宗教本身并不讲规范，而是讲指导性理想，我们用这些指导性理想指导我们的行为，而且我们至多也只能接近这些理想。而这些指导性理想并不是以直接可见的世界为基础，而是以在它之后的"王国"为基础，这个王国柏拉图称之为理念的王国，而圣经的说法是"上帝就是一种心灵"。

但是，宗教不仅是伦理的基础；它首先是信任的基础，这我们也可以从瓜尔迪尼那里学到，正如我们在儿童时期学语言一样，感到语言中所包含的理解是人们之间信任的最重要部分，所以宗教的形象和比喻是一种诗的语言，它在世界中，在我们存在的意义中产生信任。有许多不同的语言这一事实并不是障碍，我们似乎是由于机遇而生于某种语言或宗教的社会并带有它们的印记这一事实也不是障碍。惟一重要的是我们被引向世界中的这种信任，而这种信任可以在任何语言中碰到。对于俄国人，例如，他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瓜尔迪尼写到了他，上帝在世界中的创造物是被持续不断地重复的直接经验，所以他们的信任是被持续不断地更新，甚至生理的需要似乎也以它们的方式牢固地坚持着。

最后，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宗教对于艺术也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称宗教仅仅是与人类社会有关的精神形式，那么几乎自然地会认为艺术必然是宗教的一种表现。看一看各种文化史就可以知道，我们事实上能够最直接地从现存的古代艺术作品确定那个时代的精神形式，即使我们已不再知道表现这些精神形式的宗教教义。

但是我在这里关于宗教所说的一切对于与会的你们是早已熟知的东西。我之所以重复叙述它，只是为了强调：一个科学界的代表，如果他努力思索了宗教真理和科学真理的关系，也必须承认宗教的无所不包的意义。自从17世纪以来，这两种真理相互冲突的事实已对欧洲思想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冲突的开端是罗马宗教法庭在1616年对伽利略的审判，当时的争执是哥白尼学说，几星期之前我们刚庆祝了哥白尼诞辰500周年。我必须更深入地谈一谈这个开端。伽利略主张哥白尼学说，按照这个学说——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托勒密的世界观相对立——太阳停留在行星系的中心，地球绕太阳运转，24小时转一圈。伽利略的学生卡斯泰利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神学家对圣经的解释必须与已证实的科学事实相一致。这样一种说法可以被认为是对圣经的一种攻击，多明尼加的神父卡奇尼和洛林尼把问题提交宗教法庭。在1616年2月23日的审判中，哥白尼的两个论点被宣判为在哲学上是荒谬和异端的，这两个论点就是：第一，"太阳是世界的中心，因此是不动的"；第二，"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不是不动的，而是天天在转动着。"经过教皇保罗五世的批准，贝拉尔明主教受命去规劝伽利略放弃哥白尼学说。如果他拒绝放弃，主教就下令不许讲授这样一种学说，不许为它辩护，也不许讨论它。伽利略忠诚地服从了这个命令，但他考虑到他可以继续公开地进行他的研究，特别是在教皇乌尔班八世即位以后，在1632年出版了著名的论战性的《对话》之后，进行了第二次审判，在这次审判中伽利略必须宣誓放弃一切形式的哥白尼学说。今天我们对审判的细节并不感兴趣，对双方的缺点也没有兴趣。但是我们能够也必须探索冲突的更深一层的缘由。

首先，重要的是双方在内心都明确相信他们自己是正确的。教会的权威和伽利略都同样相信很高的价值（伦理标准）处于危险之中，保卫这些标准是他们的责任。如我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伽利略通过仔细地观测地球上和天空上的现象，体验了落体的行星的运动，数学定律变得很明显，它使得以往不知道的现象的简单性程度变得明白可见了。他已认识到这种简单性产生新的理解的可能性，我们能够在现象世界的永恒秩序中得出局部的体系。哥白尼对行星系的解释比传统的托勒密解释要简单；它允许一种新的理解，而伽利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放弃他对神的秩序的新见识。相反教会则相信，不应该动摇许多世纪以来作为基督教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世界观，除非有十分令人信服的理由使人不得不这样做。不论是哥白尼或是伽利略都提不出十分令人信服的理由。事实上，这里争论的哥白尼学说的第一个命题，十分肯定是错的。今天的科学也不会说太阳是世界的中心，因而是不动的。在第二个讨论地球的静止位置的命题中，人们必须首先解释"静止"和"运动"二词的意思。如果人们给予它们一个绝对的意义，就像朴素的思想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它只是一个定义：地球是静止的。不管怎样，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用这个词，而不是在别的意义上。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概念没有绝对的意义，它们涉及的是两个物体之间的关系，那么人们是否把太阳或地球看作静止或在运动都没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没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旧的世界观。

还有，我们可以设想，宗教法庭的成员在简单性概念之内还包含着权力的观念，而伽利略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张简单性概念，这从哲学上来看是从亚里士多德回到柏拉图。法官们显然也极大地尊敬伽利略的科学权威；因此他们并不希望阻挠他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他们希望防止不安定和不确定的因素影响，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中世纪社会中起过如此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继续起着这种作用。科学发现，特别是当它们还是新发现时，常常还要改变；最终的判决大多要在几十年的证明之后才能作出。为什么伽利略不应该等待一下，晚一点发表他的作品呢？因此我们必须恢复宗教法庭的名誉，他们在第一次审判时试图作出一种和解，并且通过一个我们很容易接受的判决。但是一旦后来伽利略超越了第一次审判给他的科学活动规定的界限，第二次审判就使这样一些人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使用权力比作出和解要更为简单，所以对伽利略作出了影响极坏的严厉判决，它对以后的教会有十分巨大的损害。

今天有这样一种议论：作为一个社会的精神结构一部分的世界观曾经在使社会生活和谐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人们不应该过早地把不安定和不确定的因素带入这种世界观。我们究竟应该给这种议论以怎样的评价呢？许多激进分子今天会用嘲笑反对这种议论；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论据；这仅仅是保存腐朽的权力结构的问题，相反，人们应该试图尽可能快地实现变革或瓦解这些权力结构。但是必须提醒这些激进分子，科学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之间的冲突在我们这个时代仍在进行，特别是在把辩证唯物主义选作思想基础的极权国家内。因此，苏联的官方哲学在与相对论和量子论搞好关系之前曾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在宇宙学方面也有过厉害的意见冲突。最后，在1948年，在列宁格勒开了一次关于天文学的意识形态问题的会议，试图通过讨论和协议澄清争论问题，并引向和解的道路。

这里基本上不是事实问题，正如对伽利略的审判一样，而是社会的精神形式（它在本性上是静态的）和科学的经验和思想形式（它们是持续不断地扩展和更新的，因此具有动态的结构）之间的冲突。即使一个社会是经过巨大的革命动**而产生的，它仍力求巩固它那种要成为新社会的永恒基础的精神根源。可是，科学却为扩展而斗争。即令人们要用自然科学或者某些其他学科作为活的哲学的基础，——而在辩证唯物主义中人们也尝试着某种类似的东西——那它也只能是过去几十年或几个世纪的学科，并且它一旦用语言固定下来，那就又成为以后的冲突的基本条件。所以一开始就通过更广范围的形象和比喻来阐明它，运用诗的语言（它是对所有人类的价值（伦理标准）都开放的，充满着活生生的象征），而不是运用科学的语言，似乎还更好一些。

尽管有这些一般的困难，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考虑关于审判伽利略的事实问题。哥白尼对某些天文观测的解释不同于托勒密，这对基督教社会重要吗？是否天空中有水晶球，是否行星木星被一些卫星所环绕，是否地球或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些问题对于基督教徒个人的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个人来说，地球确实位于中心，它是他的生存空间。但它又不全是无关紧要的。两百年后，歌德仍以恐惧和敬慕的心情谈到人们承认哥白尼体系时必须作出的牺牲。他作出了牺牲，但不是心甘情愿的，虽然对他自己说来，他深信这个学说的正确性，也许罗马宗教法庭的法官们已经猜疑到，伽利略的科学可能引起向危险的方向变化。当然，他们可能并不否认像伽利略或开普勒那样的自然界的探索者发现了现象中的数学结构，把神的世界秩序的部分结构揭示了出来。但是关于光耀夺目的部分的这种观点或许会使得关于整体的观点显得暗淡无光；它可能带来这样的后果，当与整体联系的观点在个人的意识中消失时，社会的内聚的感情就受损害了，并受到衰败的威胁。随着受技术支配的过程取代天然的生活条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疏远也发生了，而这就带来了危险的不稳定性。在贝尔托耳特·布莱希特的剧本《伽利略》中，一个修道士说："反对哥白尼学说的教令启示我了解到人类在太缺少控制的科学研究中所包含的危险。"我们不知道这种考虑是否在当时已起了作用；但是自那时以来，我们已经知道这会带来多大的危险。

我们还可以从科学在基督教铸造的欧洲世界中的发展学到更多的东西，我希望在我讲话的最后一部分讨论这个问题。前面我已经试图说明，用宗教的形象和比喻，我们有了一种语言，它使我们理解在现象之后的可领悟的有秩序的世界，而没有这种语言我们就没有伦理学和价值（伦理标准）的尺度。这种语言在原则上同任何别的语言一样是可以取代的；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现在有、过去也有过别的语言，它们也帮助人们去理解。但是我们生在一个特定的语言地区内。这种宗教语言与诗的语言的关系比它与那种以准确性为目的的科学语言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两种语言中的词常常意指着不同的东西。圣经中的天堂与我们把飞机与火箭送上去的天空很少共同之点。在天文学宇宙中，地球只是无数银河之一中的一小点尘埃而已，但对于我们它将是世界的中心——它真正是世界的中心。科学试图赋予自己的词以客观的意义。但宗教语言却必须避免把世界分为它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这种区分；因为有谁会说客观方面比主观方面更重要呢？我们不应当混淆两种语言；我们应该用一种比人们过去惯用的思考方法更聪明的思考方法去思考。

而且，近一百年来科学的发展在它自己的领域中产生了这种更聪明的思考方法。自我们不再以直接经验的世界、而以一个我们只有用现代技术的工具才能深入进去的世界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以来，日常生活的语言不再适用了。当然我们最终能够在数学公式中表示这个世界的形式结构，从而实现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但当我们要讨论它的时候，我们必须使用形象和比喻几乎就像宗教语言中的形象和比喻一样，所以我们已经学会更谨慎地使用我们的语言，并且认识到表面的矛盾可能来源于语言的不适用性。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一些范围宽广的定律，比伽利略、开普勒所揭示的定律适用范围要广泛得多，但是现代科学也已证明，随着对现象解释的广泛程度和抽象程度的增多，理解的困难也增长了。甚至关于客观性的要求，过去长时期来被认为是一切科学的前提，现在在原子物理学中也受到下列事实的限制，即不再可能把一个受观测的现象完全与它的观测者相分离。哪里还有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之间的矛盾呢？

在这个问题上，物理学家沃耳夫冈·泡利有一次谈到两个对立的极端概念，二者在人类思想史上都极富有成果，虽然它们哪一个也不符合于真正的真理。一个极端是客观世界的概念，它在时空中按照不依赖于任何观察主体的规律而运动；这是现代科学的指导原则。另一极端是主体的概念，它神秘地体验了世界的统一，它不再面对着任何客体，也不面对客观世界；这是亚洲人的神秘主义。我们的思想大致在这两个对立的极端概念之间摆动；我们必须承受这两极产生的张力。

谨慎地把宗教语言和科学语言区分开，也可避免由于混淆它们而减少它们的内容。已经证实了的科学结论的正确性应当合理地不受到宗教思想的怀疑，反之亦然，发自宗教思想内心的伦理要求不应当被科学领域的极端理性的论证所削弱。无疑，随着技术能力的扩展，产生了不容易解决的新的伦理学问题。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例如一个科学家对他的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要负什么样的责任？或者在现代医学领域中提出的甚至更困难的问题：一个医生应该或者可以把一个垂死的病人的生命延长多久？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考虑决不是要削弱伦理原则。但是我也不能设想这样一些问题仅仅用实用的权宜之计就可以解决。或许在这里有必要采取整体观念：即用宗教语言表示的做人的基本态度，它是伦理原则的渊源。

或许今天我们有可能重新更正确地来分配着重点，这些着重点由于近百年来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而失调了。我所谓的着重点是指我们对人类社会中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重视程度。物质条件是重要的，当技术和科学提供了机会时，社会有责任去消除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上的匮乏。但当做到了这一点时，仍留下许多苦难，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个人是多么需要一个社会的精神方面能够提供给他的保护，不管他是自觉地要求还是认为理所当然。或许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正在于此。如果在今天的青年学生中有许多不幸，那么原因不在于物质上的贫乏，而是在于缺乏信任，这使得个人难以为他的生活找到目的。所以，我们必须尝试着去克服孤立，它威胁着生活在被技术的实际需要所支配的世界中的个人。心理学问题或社会结构的理论考虑也没有多大帮助，除非我们通过实际的行动在生活的精神和物质领域方面重新成功地实现自然的平衡。这是在日常生活中恢复深藏在社会的精神方面的价值（伦理标准），并赋予这些价值（伦理标准）以如此巨大的光辉，使人们把它们当作他们自己个人生活的指针。

但是我的任务不是谈论社会；我应该讨论的是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的关系。科学在近百年内作出了巨大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用宗教语言谈到的生活的更宽广的范围被忽视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成功地以老的宗教语言来表示我们未来社会的精神形式。理性主义地玩弄词句没有多少用处；诚实和方向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但是，既然伦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并且伦理只能从最基本的做人的态度（这种做人的态度我称之为人类的精神方面）中得到，那么我们必须都作出种种努力，和青年一代建立共同的做人的态度。我深信，如果我们又能够在两种真理之间重新找到正确的平衡，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就能够取得成功。

（范岱年译）

幽默的妙用

作者：康罗·洛伦茨

康罗·洛伦茨（1903——），奥地利动物学家。生于维也纳。曾获医学博士和动物学博士学位。曾主编《动物心理学杂志》。1942年至1944年任德军军医，后为苏军俘虏。1948年回奥地利后继续研究行为学。1961年至1973年任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塞维森行为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1973年起任奥地利科学院动物社会学部主任。他是现代行为学的创始人。1973年因他在动物行为模式的研究，与人共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著有《动物与人类行为研究》等。

笑，不但是表现于外的幽默，而且也可能是以幽默为基础而进化来的。笑和战斗狂热一样，也和鹅的胜利仪式一样有三个重要性质。三者都是本能的行为模式，三者都起源于攻击行为而仍保有一些原始动机，而且三者都有相同的社会作用。如第五章所讨论的，笑，可能是修正后的威胁性动作仪式进化来的，就像胜利仪式一样、就像后者，以及战斗狂热一样，人们在参与笑时，会产生强烈的伙伴感，同时会联合攻击性以对抗外人。一起痛快地笑同一件事会形成一个迅速的连结，就像为同一理想而有狂热的情形一样。找出相同的妙事不仅是真正友谊的首要条件，而且常常是形成友谊的第一步。笑形成结，同时也可迅速地连成线。假若你不能与别人一起笑，你会感到自己是局外人，即使人家一点也不是冲着你笑，或冲着任何事而笑。假如，真的是针对某一个局外人发笑，例如嘲弄，那么就和胜利仪式的某些情况类似，这时，攻击动机就大大地增加了。在这种情形下，笑会变成一种十分残酷的武器。假定它攻击的对象是毫无防卫力的，就会造成伤害。所以说，笑一个小孩是罪过的。

无论如何，笑比热情更具意义，而且特别地有人性。在笑的情况中，潜在的威胁动作，已经有了形式和作用的改变。不像**，笑——即使是在最大的强度——从没有突破其形式而有退回且引起原始攻击行为的危险。吠叫的狗偶尔会咬人，但笑着的人几乎不会开枪打人！假如笑的本能运动模式比**更难控制，那么相对的，它的释放机能就更好，也更可为人类的理智所控制。但是，当**摒弃所有理性的自我控制时，笑并不能使我们逃离危险关头。

真的，运用理智所得到的可靠控制如用在战斗狂热上会有极大的危险。假若给予适当的操纵，笑和狂热，可以同时实际地运用在那些经理智选择出来的敌人上，就像有攻击性的狗所做的一样。即使是最狂暴或最轻蔑的嘲弄形式，笑还是服从理智的。狂热则总是威胁着要出手，而且反叛其主宰。

有一种特殊敌人，如果说他是值得我们爆笑式的攻击，那是绝对的谎言。世界上几乎再没有其他事比下述的行为更令人鄙夷而且欲予以立即消灭：故意捏造一些理想目标，以便引诱人们的热情去实现阴谋者的目的。幽默是最佳的测谎计，它用朴实的察觉力，就可发现到虚设理想的金玉外表和伪装热心的虚情假意。世界上也再没有比突然撕去虚伪假面具的事更令人忍俊不禁的了。当外表的浮夸突然被揭穿时，当充满傲气的汽球突然被刺破而爆出大声回响时，我们可以因突然解除紧张状态而纵情地大笑。这种完全无法控制地把本能的运动模式释放出来的例子非常少。

负责任的道德不仅赞许幽默的效果，而且还替它找了强力的支持者。所谓讽刺，根据《简明牛津字典》的定义，是一种指责流行的恶行和愚蠢的诗文。其说服力是在于它诉诸的方式，它使得因怀疑和诡辩而对任何正确的道德教诲充耳不闻的人能听到它的声音。换句话说，讽刺就是适于今日的教训。

假如幽默对于荒诞不诚心的理想而言，就像是理性道德的有力联盟，那么，它对于自我嘲讽就更是如此了。今天，我们全都无法容忍浮夸或伪善的人，因为我们希望每个有知识的人都有些许的自我嘲讽。的确，我们感到一个绝对严肃待己的人实在是不带人性的，这种感觉是有坚实的根基为依据的。这种被德国人称之为"动物的严肃性"的特色就是目前自大妄想者的征候，事实上，我怀疑那是原因之一。人类最好的定义该是：他是能反省的创造物，能在有关的宇宙环境构架中看清自己。骄傲是阻止我们见到真我的主要障碍。而自欺则是骄傲的忠实仆人，我坚信赋有足够幽默感的人较不会落到自我幻像的陷阱中，因为他一旦掉进了，他禁不住地会察觉出自己是一个多么浮夸的笨人。我相信假若我们对自己的幽默局面有真正的锐敏的领悟力，那么这些锐敏的观念必定是最能够使我们诚实待己，而且是我们实现理性道德的重要诱因。幽默与道德有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两者都阻止了逻辑上的不协调和一致。与理智作对不但不道德，而且很滑稽。因为如此常成为极端的荒谬！"你不可以欺骗自己"应该是所有戒律中的第一条。你愈能服从理性，那么，你也就愈能诚实待人。

这些因素不仅使得我将幽默化作一种力量以辩护我的乐观主义，而且我相信，幽默已在现代人中迅速地展开。文化传统对幽默的推崇是否使得幽默愈来愈有影响力，或者，本能冲动是否使得笑在物种进化中愈来愈获得力量，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事实上，这两种过程都在作用着。在任何情况中，幽默，无疑的，正迅速地变得更具效力、更锐利和更精细地探查不诚实。我发现较早时候的幽默较无效果、较无探查力，也较不精细。狄更斯是我所知道的最早能善用幽默的作家，他的嘲讽人性使我真的笑了。我完全了解罗马的晚期作家或亚伯拉罕所讽刺的"普遍的恶行和愚蠢"，但我却无法笑出来。假若按年代作有系统的研究，我们必定能够相当明显地看出使不同时代的人笑的刺**境。

我信任幽默能运用某种力量以影响人类社会行为，在某方面，幽默和道德责任感是完全类似的，它使世人更坦白、更诚恳，因此使世界成为更好的地方。我也信任这种影响力正迅速增加，而且愈来愈精细而进入理性的阶段。它在效果上也愈来愈与道德交织在一起，而且性质也愈来愈与道德近似。从这点来说，我完全同意却斯特顿的惊人理论。

我从讨论我所知道的，渐渐地进入另一阶段，把自己认为可能是的原因说出来，最后，我把自己的信念说出来。没有任何法律能干涉科学家的这种作法。简而言之，我相信真理必得最后胜利。我知道这些听起来似乎有些自大，但我真的认为这是极可能发生的事。我甚至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假如人类不在最近的将来自杀的话。否则，我们可以肯定，关于人类生物的简单真理和支配人类行为的法则早晚会普遍地被接受为公众财产。就像第十二章中所讨论的，较早发现的科学真理在开始时是不为自满的人们所接受的，因为它们扰乱了夸张的自尊心。如果我们希望那种恐惧眼前的自我毁灭能有一种不夸张的效果，也希望这种恐惧感能作为我们自知自觉的检查器，这是否算是过分的要求？

我绝不像乌托邦主义者一样地惦念着，有多少可能性可以将重要生物学真实的知识传达给任何有知觉的人。这些知识的确是比微积分或复利计算学易懂。而且，生物学必是一门引人入胜的科学，只要使学生了解他自己是与他所学的东西有直接的关系。生物学的专门教导是惟一奠定我们接受健全思想——有关人类与其宇宙间的关系——的基础。忽略生物事实的哲学性人类学已因误用人性而不但产生骄傲于前，而且也引起人性没落于后。贺默（）简单生物学应该是门"大科学"。

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而且认清自己在宇宙的地位，就自然地决定了我们必须去奋斗的目的。有足够的幽默就可以使人类容忍虚伪欺诈的理想。幽默和知识是文明的两大希望。还有第三个。它是以人类进化的可能性为基本的更远的希望。我们希望刚说的文化因素能将淘汰压力运用在我们所希望的方面。有许多人类特性，虽然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都被认为是最高的美德，然而对于今日有思想的人来说却似乎是危险的，对于有幽默感的人来说是可笑的。假如在几百年内，淘汰作用真的带给人类中最不快乐的人一种毁灭性的攻击障碍症的话，我们就可以以不夸大的乐观希望新的淘汰作用将降低文明人的攻击驱力到可以忍受的地步，而又毫不影响其不可或缺的作用。

进化的大建造者将会解决政治纠纷和战争的问题，但无法消除攻击性和战斗热情的共有形式。如果在一新起的生物情况中，一种驱力开始变成有害时，它决不会萎缩和完全消除，因为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摒弃所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问题一定还是由进化来解决，它是一种新的抑制机能，它特别能够适应新的情境，而且能够去除这些驱力所带来的特别有害的影响，但是它却不会干扰这些驱力的功能。

我们知道，在脊椎动物的进化中，伟大建造者创造了一个划时代的发明——爱与友谊，使得两个或两个以上攻击性的个体能够和平地相处，而且为共同的目标工作。我们也知道，人类的社会就建立在此种联系上，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联系的结已变得太狭窄而无法包容所应包含的。它只是阻止了相识者或朋友之间的攻击性，而很明显的，它必须更进一步地化除所有人类、所有国家和所有主义之间的敌意。所以显然的结论应该是：爱与友谊必须包容全人类；就是说，我们应该毫无差别地爱全人类同胞。这种戒律并不是新的。我们的理智十分能够了解其必要性，就像我们的感觉能够欣赏它的美一样，但由于我们是被造的，所以我们无法服从它。我们只能为某一个个人献出完全温暖的友谊和爱。但是即使运用最大的意志力量也无法改变上述的事实。而伟大的建造者却能够，我也相信他们能够。我对人类理性力量的信任，就像我对自然淘汰力量的信任一样。我相信理性不但有能力，而且也将会把淘汰压力运用在正确的方向。我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淘汰压力将赋予我们的后代一种特殊的能力，俾使他们完成最伟大和最完美的戒律——爱全人类。

（王守珍吴月娇译）

科学中的美和对美的追求

作者：钱德拉塞卡

我受命在这里作一次演讲，要想避免老生常谈和陈词滥调，演讲的课题是很难的。此外，我的知识和经历有限，只能就物理学的理论方面讲一讲——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局限性。因此，首先我要请你们有点耐心，克制一点。

我们对于自然之美都深有感受。这种美有些方面为自然和自然科学所共有，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有人也许要问，在何种程度上追求美是科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彭加莱是毫不含糊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科学家不是因为有用才研究自然的。他研究自然是因为他从中得到快乐；他从中得到快乐是因为它美。若是自然不美，知识就不值得去求，生活就不值得去过了……我指的是根源于自然各部分的和谐秩序、纯理智能够把握的内在美。

彭加莱继续说：

正因为简洁和浩瀚都是美的，所以我们优先寻求简洁的事实和浩瀚的事实；所以我们追寻恒星的巨大轨道，用显微镜探察奇异的细小（这也是一种浩瀚），在地质年代中追踪过去的遗迹（我们所以受吸引是因为它遥远），这些活动都给我们带来快乐。

对于彭加莱的这些话，牛顿和贝多芬的传记作者...沙利文写道《雅典娜神庙》，1919年5月：

由于科学理论的首要目的是表达人们发现的自然中存在的和谐，所以我们一眼就能看到这些理论一定具有美学价值，对一个科学理论的成功与否的衡量事实上就是对它的美学价值的衡量，因为这就是衡量它给原本是混乱的东西带来多少和谐。

科学理论的辩护要从它的美学价值上去寻找，科学方法的辩护要借助它的美学价值去获得。没有定律的事实是无意义的，没有理论的定律充其量只具有实践功效，所以我们看到指引科学家的动机从一开始就是美学冲动的显现……没有艺术的科学是不完善的科学。

优秀的艺术批评家．福雷有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艺术和科学》，该文开始引用了沙利文的一段话，接着说：

沙利文大胆地说："科学理论的辩护要从它美学价值上去寻找，科学方法的辩护要借助它的美学价值去获得。"这里我想向沙利文提一个问题：一个无视事实的理论与一个符合事实的理论是否具有同样的科学价值。我想他会说不；依我之见，为什么不，是没有纯美学理由的。

我将在后面讨论福雷提出的问题并提出一个不同于福雷以为沙利文会提出的回答。

现在我从这些泛泛的论述转向具体的实例，看着科学以何为美。

我的第一个例子与福雷的话有关，他说到有些东西数学天才感到是真的而又没有明显的理由。印度数学家拉马努詹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其中一本是几年前才发现的）。在这些笔记中，拉马努詹记下了几百个公式和等式。其中有许多最近由拉马努詹用无从知道的方法证明了。..华生（）花了数年时间证明拉马努詹的许多等式，他写道：

研究拉马努詹的著作以及他所提出的问题不禁想起拉梅读到埃尔米特的模函数论文时说的话："真让人惊心动魄"。而我自己的态度不是一句话能表达的，像这样的公式使我激动和震颤，正如当我走进美第奇教堂新圣器收藏室，看到"昼"、"夜"、"晨"、"暮"诸神（米开朗其罗作，立于．美第奇和.美第奇的陵墓之上）的庄严之美时感到的震颤，这两种感受是没法区分开来的。

再举一个大不相同的例子，说的是玻耳兹曼对麦克斯韦一篇论述气体动力理论的文章的反应，在那篇文章中，麦克斯韦阐明了如何精确求解气体迁移系数（在那里分子间力是分子间距离的负5次幂的函数）。玻尔兹曼说：

一个音乐家听出几个小节就能认出莫扎特、贝多芬还是舒伯特，同样，一个数学家读几页就能看出是柯西、高斯、雅可比、赫姆霍茨还是基尔霍夫。法国数学家以形式优雅超群，而英国人，特别是麦克斯韦，则具有戏剧性的感觉。例如谁不知道麦克斯韦关于气体动力学理论的论文？……首先是对速度变化的庄严壮丽的论述，然后状态方程从一边进入，有心场中的运动方程从另一边进入。公式的混乱程度越来越高。突然，我好像听到定音鼓，鼓槌四击"敲定=5"。邪恶的精灵（两个分子的相对速度）消失了；就像在音乐中一样，一直突出的低音突然沉寂了，似乎不可超越的东西好像被魔术般的一声鼓鸣超越了……这不是问为何这个或那个代之而起的时候。如果你不能与那音乐一道同行同止，那就把它放在一边吧。麦克斯韦不写注释的标题音乐……一个结果紧随另一个结果，连绵不断，最后，像一阵意外的旋风，热平衡条件和迁移系数的表示式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紧接着幕落了！

我一开始就举这两个简单的例子是想强调，不一定要在最宏大的画布上寻找科学美。但最宏大的画布确实提供最好的实例，这里我就举两例吧。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发现被赫尔曼·韦尔称之为思辩思维力量的最高典范，而朗道和栗夫西茨认为广义相对论大概是现有物理学理论中最壮美的。爱因斯坦本人在他论述场方程的第一篇文章的末尾写道："任何充分理解这个理论的人都难逃避它的魔力。"我回头再讨论这种魔力的根本所在。现在我要拿海森伯发现量子力学时的感受与爱因斯坦表达的对他自己的理论的反应相对照。幸运的是，海森伯有自述，他写道：

……我明白了到底要用什么取代专门研究可观察量级的原子物理学中的玻尔——索末菲量子条件。有了这个补充假定，我给量子论引入了一个关键的限定。然后我注意到能量守恒原理的适用性还没有保证……于是我致力于阐明守恒定律成立；一天晚上我达到了这样一点：就要确定能量表（能量矩阵）中的各个单项了……第一项似乎合乎能量守恒原理，我激动不已，于是开始犯无数的算术错误。结果当我算出最后结果时已是凌晨三点了。能量守恒原理对于所有的项都成立，我不能再怀疑我的计算显示的那种量子力学的数学一致性和协调性。起先，我惊得目瞪口呆。我感到我透过原子现象的表面看到了奇美无比的内景，想到我现在就要探察自然如此慷慨地展列在我面前的数学结构之财富，我几乎觉得飘飘欲仙了。

看到爱因斯坦和海森伯的这些关于自己发现的言论，回想海森伯记下的海森伯与爱因斯坦的谈话，那是很有意思的。以下是一个摘录：

当自然把我们引向具有极大的简洁性和优美性的数学形式——形式指一个由假说、公理等构成的融会贯通的系统——引向前所未见的形式时，我们不禁要想到它们是"真的"，它们揭示了自然的真实特性……你一定也有这种感想：自然突然在我们面前展现各种关系几乎令人生畏的简洁性和整体性，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准备。

海森伯的这些话与济慈的几句诗前呼后应：

美就是真，

真就是美；

这是一切你知道的，

这是一切你应该知道的。

现在我想回头讨论我前面说到的福雷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一个美学上令人满意同时又相信它不真的理论。

戴森曾引用韦尔的话："我的劳作是努力把真和美统一起来；如果我不得不选择其中之一，我常常选择美。"我要问一问戴森：韦尔是否举过他为了美而牺牲真的例子？我了解到韦尔举的例子是他的引力度规论，这个理论是在他的《时空问题》中提出来的。显然，韦尔确信这个理论作为一个引力理论是不真的；但它是那样美以致他不愿意放弃它，因此他为了它的美不让它消亡。但很久以后，度规不变性的形式系统被纳入量子电动力学，证明韦尔的本能直觉是完全正确的。

另一个韦尔不曾提到但戴森注意到了的例子是韦尔的两分量中微子相对性波动方程。韦尔发现了这个方程，但由于它违背宇称不变性原则，约有30年未受到物理学界的重视。但结果再一次证明韦尔的直觉是正确的。

因此我有证据说明，一个科学家凭异常高超的审美直觉提出的理论即使起初看起来不对，终究能够被证明是真的。正如济慈在很久以前看到的："凡想象认作美的东西一定是真理，不论它以前存在与否。"

确实，人类心灵最深处看作美的东西变成外部自然中的现实，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凡是可理解的，同时也是美的。

（朱志芳译）

美来自深邃的苍穹，还是无底的深渊？

作者：冯·魏扎克

冯·魏扎克（1912——），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1933年入哥廷根大学，毕业后在威廉皇家研究所从事研究。1942年后，历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教授，汉堡大学哲学教授，以及慕尼黑大学教授。主要在天体物理、天体演化和宇宙学等领域从事研究。

美啊，你是从深邃的苍穹降临，还是由无底的深渊涌现？我们这不免一死的生灵，绵亘在天国和地狱这两个无限之间的有限生命，对于渗透一切的美的力量，究竟应当向两者之中的哪一个感恩戴德？

默里克曾写过一首诗谈论美：

献给一盏灯

美丽的灯啊，依然不动如故，

仍用精美的吊链悬持在天花板上，

这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可是这里却无人关注。

那又何妨？

因为凡是美的，

其本身就会洋溢着完美的幸福。

批判传统是伟大的欧洲传统之一，因此毫不奇怪，对于美的怀疑在西方思想中必定有其渊源，这可以追溯到希伯莱的先知、古希腊的哲学家以及头脑冷静的古罗马人。我们至少从传统上就知道对美有四种非难——认为，美不是有用的；美不是公正的；美不是真实的；美不是虔诚的。

这四种非难，如我所知，都是有意义的具有部分真理性的看法。可以把他们全部归结为一种，即认为美不是真实的。

但是，我倒反而要坚持美是真理的一种形式，美的鉴赏是对实在的一种鉴识，即对实在的一种特殊的知觉能力。把美指明为真理的一种形式，我岂不是主张主观的东西是客观的、非理性的东西是理性的、感情就是理智吗？我回答："是的。"一点不差，这正是我所主张的。非理性的东西有一种理性存在，更确切地说，感情有一种理智存在，在感情之中主观的东西正是由于他的主观性而表现出是客观的，表现出是知识。

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向我们表明，知觉和活动的统一怎样是观察事物的原始的、简单的和容易得到理解的方式。在经验的高度复杂的方式中，现象有它自己的根源，我情愿把这一根源称为更高级的协同知觉，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么一种这样的协同知觉就是美的鉴赏。伴随着每一个单独的感觉印象，每一个单独的判断，每一个单独的情感，我们人类就同时意识到某种更高级的永久有效的事物，没有这种事物，就不可能有这一印象，这一判断，这一情感。但是，我们往往很难将更高级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分开，并说明我们所协同知觉的这种更高级的东西是什么。在每一个真命题中，我们觉察到关于现象的真理；在每一个我们所要求的善行中，我们觉察到道德的规则；因而也在每一个美的印象中，在每一件美丽的工艺品中，我们觉察到隐藏着的美的真实性。

美，是对于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一种协同知觉，让我们从基本的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那类利益谈起。我们这个技术时代方才开始想到这类利益。当我躺在山坡上的时候，我知觉什么呢？大自然的宁静，这种安宁的情感仅仅是主观的吗？或者，它是对某种现实的知觉吗？这是一种知觉。它知觉的是现代科学家所谓的"生态平衡"。如果他体验到这个平衡是美的，那末这是因为他知觉到了这种感官呈现出来的和谐，没有这种和谐，他就无法生存下去。

人类忽视了自然景色和平衡中的美，把它看成在经济上无关重要而加以恣意破坏，这是成了疯子的人类。在这样做的时候，人类差不多总是犯经济上的错误，而一旦出现错误，那就为时太晚了。当然，我并不是说人类不应当改造自然——那将是荒谬绝伦的。而是说，人类有了美感，就能使得他用另一种尺码来衡量自己的工作，这种尺码与他在盲目的金融性活动中认为有用的尺码是不同的。古代的田园景色是何等壮丽。当我第一次从北美归来时，我被康士坦丁湖周围或安布利亚那儿的景色之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在那些地方，多少世纪以来，每一棵树，每一所房屋都树立在人们凭美感而安排的地方。在美国，今天的危机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像清教徒那样瞧不起美的人们所造成的危机。

美，是从深邃的苍穹降临还是由无底的深渊涌现？波德特尔在提这个问题时没有想到自然景色的和谐，而是在最低限度上只想到艺术。他想的是肉体美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美迫使我们不能不有强烈的爱情。爱，也是我们从动物祖先继承下来的部分遗产。为了爱，动物用五彩缤纷的外衣和奇异风格的礼仪装饰起来——这些外衣和礼仪不仅是无用的，甚至对于个体的自我保存还是有害的。**有意成为使人兴奋和光彩夺目的。从自我保存的角度出发，每一种动物在它的一生中必定会一度发疯。

默里克说："凡是美的，其本身就会洋溢出完美的幸福"——这并不是与我有关的幸福。诚然，美的灯是为了人而做出的手工艺品；但是，我们在制作这个对象或是沉思这个对象时的幸福不过是共享它的幸福。在大自然中，木头的纹理、贝壳内部面层或晶体内部面层——它们并未存心要给人看——虽则如此，它们的美也都不亚于蝴蝶的翅膀或鸟儿求偶的鸣声。大自然总是存在着神秘的道理，或许这就是美存在的缘由。

美好像时而来自天国，时而来自地狱。美是真，又不是真。它使我们从概念的盲目性中解脱出来。但它又不可以与理性决一雌雄，理性从它当中学会理解。伦理学与美之间的鸿沟并未架上桥梁。我们应当铭记不忘：美缺乏道德性，单单的公正也不总是仁慈的。我们必须从作为某种表现的美，重新回到实用这个牢固的基础上来。甚至身处宴会之中，我们也不应不看见这个事实：话题是"世界粮食问题"。甚至在我们为面包而工作的时候，莫扎特的美妙旋律也一定会给我们以痛苦的祝福。

（杜云波译）

玄愁

作者：刘易斯·托玛斯

据说，现代的、工业化社会里的文明人有一种独特的倾向，那就是特别的紧张，一触即跳，对未来抱有史无前例的不安，对现在感到沮丧绝望，想起不久前的过去就夜不成眠。所有这些，都归因于包围着我们的复杂技术和机器噪声，还有我们建造起来把自己同大地隔开的那冷酷坚硬的钢铁和塑料的装置。根据这种看法，无休无止的忧虑乃是现代的一大发明。何以解之？惟有关掉所有引擎，爬回乡野去。原始人戴着玫瑰的花环，睡得香甜。

我不大信。人一向就是特异的多愁动物，有着几乎尚未开发的忧虑能力；这是使人区别于其他生命形式的特有禀赋。无疑，在人的大脑深处，有一个神经中枢来协调这一功能，就像专管饥饿感和睡眠的中枢一样。

史前的人，尽管没有工具也没有火供他思虑，也必定是所有动物中最忧愁的。他在光线微弱的洞穴里到处摸索，使劲地想，他该干些什么；感觉到了逼到眼前的神圣责任——制造工具。那时，他必定花了好长时间冥思苦想他的拇指，并且为之着急。我想象得到，他会怎样盯着自己的双手，惊讶地把拇指尖跟其他指头一一相对，想，老天爷，这一点是把我们跟野兽区别开来的东西；随之而来的是苦苦的思索：它们生成这样，到底是为什么？一定有许许多多个难眠的长夜，脑子里全是拇指。

假如得知曾有一些史前的古老委员会，我是不会感到惊异的。这些委员会举行集会辩论说，拇指可能正在让我们走得太远。假如不是有拇指而是多有一个平常的指头，我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好。

忧虑乃是人类功能中最自然、最自发的。现在是承认这一点，甚或是学会更好地忧虑的时候了。人是忧患的动物。这一特征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大多数人容易忽视这一活动，生活在忧虑的薄冰上，但从不深钻下去。

要完全沉浸于一种纯粹的、给人启迪的烦恼之中，我可以推荐一种改造了的超级坐功。我在读一本学术性很强的杂志时碰到了关于那一功夫的文章，并躬亲实践了一番。在我的后院、有棵山毛榉树。树下有条翻倒的破独木舟。我坐在里面，按说明中的指令，一丝不苟地如法作起。放松，目微闭，调习气息，默念一字真言，此处是"哞……"，一遍又一遍。这些要求对山野散人是颇适合的；我的意识，通常东游西浪掷时间，抓住什么是什么；现在已经准备要一念顿断，随风飘逝了。可这时，屋里丁铃铃电话响起，也不管你气息调匀念那"阵"字真言，响了好几遍后戛然而止。此时此时，我一下子发现了玄愁功法。

玄愁功法简便易行，任何人，不管其年龄、性别或职业状况，几乎任何场合都可以作。对初学者，我建议20分钟为一节，上午上班前作一遍，深夜失眠之前再作一遍。

要作的是坐在某处，最好是单独一个人，绷紧全身肌肉。假如你开头就使自己适度不舒适，比如，坐进独木舟的底部，紧张就会自然出现。现在合上眼、集中注意于这一点，直到合眼的努力引起眼皮的轻微跳动。然后呼吸，分析的思考呼吸涉及的肌肉活动。最好，尝试用单侧鼻孔呼吸，两鼻孔交替使用。

现在，念动真言，真言是"愁……"（）、快速重复。这个字本身就很有效，因为这个字的历史使之有暗示性同源语。这样，一边念，一边就横插进一些回忆，记起它原来来自印欧语词根，意思是弯曲动欲求逃避。这个词到了古英语成为，意为窒息而死，其近亲包括（离奇的），（苦恼，扭动），（摔跤）还有（错）。"错"是同样有用的真言，理由也与"愁"字对等。

然后，放出你的意识，让它自由漂浮。大约过三分钟，你就可以感到有这么回事发生。几乎在漂浮的同时，你就开始倾覆，下沉。这种种感觉的综合，成了一种知觉：知觉到有某种严重而不可逆转的麻烦。

末了，成功的话，你会开始听到"铮铮"声。那是一种若来自远方的、有韵律的声音。其律合呼吸，亦不合真言念动的节奏。几分钟后，你把脉细评，就会发现，这"铮"音与脉搏同步，发自头颈间，想来是某动脉转弯处的湍流所致，甚至还会是一个血小板的振动引起。现在，你接上头了。

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让那加剧的玄愁自动进展，到下一阶段，名叫主绞盘，途中，你经过似乎是自四面八方汇流而来的系列画面，杂乱无章，转瞬即逝，极快地跳动而过，像部断烂影片，许多画面看似微不足道，可每一张都联系着一种突坠空云之感（在此给你一个有用的提醒："眩晕"也是由派生出来的）。你像一只鸟儿惊叫着飞掠头脑，这时，你也许会突然看见一个时行的灯光广告牌；或者幻觉看到加油泵那快速转动，让人无法识读字表；或者看到最后一条座头鲸，向空旷的海洋深处唱最后一首歌；或仅仅是看见电视新闻广播正在宣称，现时的缓和意味着苏美两国人工心脏工程。要么就是最新的科技信息，涉及中微子脉冲簇射，由坍缩的行星向人发出，你无可逃遁，即使在南达得科他州的盐矿底层也逃不了。当然，还有水门事件。约翰·凯奇的音乐，学术场合的黑板上粉笔画出的下降曲线，交替地预言着未来美国宠物狗种群的数量，哈莱姆的老鼠，头顶上和盐矿深处的核爆，挪威的自杀事件，印度作物歉收，世界人口总数；想到月亮的吸引力会引起秃顶，不可避免的大陆漂移，电子吉他，各种东西在悄悄溜走，感觉到处的小地毯从什物底下滑出去：这些意念渐渐汇流，渐趋于无定形，尔后归于虚无，融入一种结实的、凝胶状的偏斜思想。一旦这事发生，你就开始进入最后的阶段，那便是关于纯愁的纯愁。此乃西方智慧的精华，我将其称为玄愁。

现在且论玄愁的用处。首先，它会在头脑空虚的时候把它整个儿填满。你的头脑倾向于闲愁万种，绵绵无尽，盘桓心底；老是纳闷儿，是不是忘了什么该愁的事儿。这会儿不然了。你一下子就得到充分的体验，未有定时，时间由你自己安排。

其次，在大白天无可烦愁时能让你过得充实，因为有虚实之对比皆大欢喜。

第三，第二条好处我忘了，这说明要愁的事又少了一桩。

当然，也有不利的方面，需要面对。我得承认，玄愁是一种你用的体验，是真愁的替代品。在这种意义上，总是存在作过头的危险。另一种危险就是技术的介入。我毫不怀疑，很快就会有广告，登在小型文学杂志最后几页，推销一些电子装置，装在黑色的塑料匣子里，有旋钮，有显示屏，耳机里响着受激而发的嘭嘭声，还有终端可固定在头骨的各部分，以便使脑波跟玄愁交相呼应而彼此加强，并可随意选择波形。自然还得说一句，如不满意（或即使满意），钱款退还。这些装置会被冠以诱人的品名展开销售，如忧愁放大器，或人工沮丧机云云。想到这些，又添一段愁，可这份愁或许没什么大不了，顶多像普通的汽车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