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让补给线永远畅通

著名牛仔歌手 吉尼·奥特里

我认为人的绝大部分忧虑都和家庭事务及金钱有关。我很幸运地娶了奥克拉荷马一个小镇的女子为妻，她的家庭背景和我的很相似，我们的兴趣和爱好也大致相同。我们两人都尽量遵守这些“原则”，所以我们的家庭烦恼也就降到了最低限度。

我同时采取了两种方法，使我的金钱烦恼减少到了最低程度：第一，我总是坚持一条原则，对任何事情都要百分之百地诚实。如果我向别人借了钱，就必须全部偿还。诚实可以使人免去许多烦恼。

第二，每当我开拓一项新事业时，我总是会给自己预留后路。军事专家曾指出，作战的第一原则，就是保持补给线的畅通无阻。我认为这项原则同样可以用于个人的“战斗”上。例如，我从小生活在得州和奥克拉荷马，在那里遭受干旱的侵袭时，我才真正领略到了什么是贫穷的滋味。我们十分辛勤地劳作，但也只够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我们太穷了，必须驾着敞篷车，带着交换得来的马匹，到处不停地奔波谋生。

我希望找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所以在一家火车站找了一份差事。在闲暇时，我开始学习拍发电报。后来，我找到另一项工作，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当一名轮班员。我经常被派往各处，接替其它生病或休假的火车站站员，或在他们忙不过来时提供支持。这份工作的月薪是150美元。

后来，当我外出开创更美好的前途时，我总觉得在铁路公司工作在经济上很安全，所以我总是为自己保留了回到那项工作上去的退路，这等于是我的补给线，我从来不会关闭那条路，除非我已建立了一个更稳定、更可靠的新位置。

例如，在1928年，当时我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工作，被派往奥克拉荷马的齐尔市工作。有一天晚上，一个陌生人走进火车站办公室，要求发一封电报。当时他听到我正在弹吉他，唱着牛仔歌曲。于是他对我说，我弹得不错，歌也唱得不错。并且他还告诉我，说我应该去纽约，去电台或戏院工作。我当然觉得他是在奉承我。但是当我看到他在电报上的签名时，我几乎惊呆了，差点儿喘不过气来——威尔·罗吉斯。

我并没有立刻去纽约。我把这件事仔细地想了又想，一连考虑了9个月。最后，我得出结论：去纽约，我绝无损失，而且一定会有收获。我有铁路通行证，可以免费乘车。我还可以坐在火车上睡觉，而且可以带一些三明治和水果甜点，免费享受一日三餐。

于是，我去了纽约。当我到达纽约之后，我找到一间每周房租5美元并带有家具的房间住了下来，在快餐厅吃饭，在街上流浪了10个星期，可是一无所获。如果我回去没有工作可以做的话，那我一定会急出病来的。我当时已在铁路公司工作了5年，这使我有了就职的优先权，但按规定，要想保留这项优先权，我不能离职超过90天。而我那时已在纽约呆了70天，于是我充分利用我的铁路通行证，立即赶回奥克拉荷马，又回去开始工作，以保持我的补给线不断。我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存了一点钱，又到纽约去再试一次。这一次，我有了新的进展。有一天，我在一家录音房等待考试时，弹着吉他为那些女接待员唱了一首歌《珍妮，我梦到紫丁香》。

当我正在唱那首歌时，恰巧歌曲作者纳特·史切克劳特走进办公室。他当然很高兴听到别人唱他的歌曲。于是他写了一张条子，要我去维多唱片公司试试。我录了一首歌，但成绩不很理想——说是太生硬了，显得不自然。于是我接受维多唱片公司录音师的劝告，回到杜沙，白天在铁路公司上班，晚上去当地电台演唱牛仔歌曲，我很喜欢这种安排，这使得我的补给线始终敞开着，因此我也就没有了烦恼。

我在杜沙电台演唱了9个月。在那段时间内，吉米·朗和我合写了一首歌《我那白发的父亲》，结果颇受好评。美洲唱片公司老板亚瑟·沙得利甚至要求我为他们公司灌一张唱片，也获得了成功。

我另外又灌制了许多唱片，每张50美元，最后终于在芝加哥WLS电台找到了一份工作，任务是演唱牛仔歌曲。薪水为每周40美元。我在那家电台唱了4年之后，薪水提高到了每周90美元，同时我每天晚上又在戏院登台表演，另外有300美元的额外收入。

接着，到了1934年，我的机会来了。当时好莱坞的制片商决定拍摄牛仔影片，但他们需要的是一种会唱歌的新型牛仔。美洲唱片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是“共和影片公司”的老板之一——说：“如果我们想找一个会唱歌的牛仔，我的唱片公司里正好有这么一个人。”

我就是这样闯进电影圈的。我开始拍歌唱牛仔影片时，每周薪水为100美元。我对我拍影片是否能够成功十分怀疑，但我并不忧愁。因为我知道，我随时可以回到我原来的工作上去。

我在电影上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我的意料。我现在的年薪为10000美元，这还不包括我所有影片的一切红利。不过，我知道这种情况并不能永远保持下去，但我并不忧虑。我知道，不论发生什么意外——即使我失去了所有的金钱——我也可以随时回到奥克拉荷马，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里找到一份工作——我的补给线永远敞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