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卫的军事地位和防务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端，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遥相对峙，共扼渤海的门户。故威海卫素有“渤海锁钥”之称。此地在古代本为滨海渔村，汉时称石落村，元时称清泉夼。明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年)，为防御倭寇的侵扰，曾设卫于此，名曰威海卫。卫城前临海湾，背枕群山，峰峦连绵起伏，三面环绕。港湾广阔，其南北两岸山势险峻，蜿蜓而东，犹如两条巨龙腾越海中，刘公岛恰似一颗明珠置于港口中央，形成二龙戏珠之势。在港湾附近，明礁暗石，森列潜藏；列岛群屿，星罗棋布。此港形势堪称险要。古往今来，曾有无数骚人墨客咏叹其险,如称：“形势天然鬼工造”注1，“巨镇天开海国雄，屹然海际跨瀛东”。注2绝非过分的夸张。

近代以来，威海卫的军事地位再度受到重视。一八七四年四月，日本出兵进攻台湾，侵扰达半年之久。清廷切感海防空虚，思为亡羊补牢之计。同年十一月五日，恭亲王奕訢等奏称：“有鉴于前，不得不思毖于后。”注3奏上，谕沿海各省督抚“亟应实力讲求，同心筹办”。注4于是筹备海防问题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最先

提出在威海卫建立海军根据地的是郑观应，他说；“今宜以铁甲船四艘为帅，以蚊子船四艘、轮船十艘为辅，与炮台相表里，立营于威海卫之中，使敌先不敢屯兵于登郡各岛。而我则北连津郡，东接牛庄，水程易通，首尾相应。彼不能赴此而北，又不便舍此而东，则北洋之防固矣。”第二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筹办海防折》中进一

步提出威海卫设防的具体计划：“威海地势……紧束，三面皆系高山，唯一面临海，而外有刘公岛为之屏蔽。刘公岛北、东两面为二口门，岛东口虽宽，水势尚浅，可以置一浮铁炮台于刘公岛之东，而于内面建一砂土炮台，海外密布水雷，闭此一门，但留岛北口门为我船出入。其北口门亦有山环合，可以建立炮台，计有三砂土炮台于内，有二浮铁炮台于外，则威海于口可以为轮船水寨。轮船出与敌战，胜则可追。败则可退而自固，此威海之防也。”当时，赞成此议者倒是不乏其人。但是，威海筑台设防需费极巨，一时不易筹办，故进展十分迟缓。

直到一八八一年，威海始成为北洋舰只的屯泊之所。注5同年，清政府决定在威海设鱼雷局，但未即兴办。一八八三年，李鸿章命候补道刘含芳主持，在威海金线顶建鱼雷库及学堂，并在刘公岛设水师机械厂、鱼雷营料库、雷厂等。一八八六年，山东巡抚张曜专程到威海进行实地考察，接见地方名流，以征询意见。注6次年，威海的海防工程才得以全面展开。是年，李鸿章奏派绥、巩军驻威海，以道员戴宗骞为统领。戴宗骞自带绥军四营一哨驻威海城郊和北岸；分统总兵刘超佩带巩军四营驻威海南岸。一八八八年，又调派护军两营驻刘公岛，以总兵张文宣为统领。以上各营皆直辖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战争爆发后，威海海防吃紧，绥、巩、护诸军又各增募二营。至是，威海驻军已达到十六营一哨。其驻地如下表（表略）：

在调派清军驻扎威海的同时，威海港湾南北两岸、刘公岛、日岛等处还修筑了新式海岸炮台多座。这些炮台全系德国陆军工程师汉纳根大尉设计和修建。按照最初的设计，拟建炮台八座。后因海上防御仍嫌薄弱，又陆续建造五座。至一八九O年，威海共建成十三座海岸炮台。所用大炮全部购自国外。其中，除刘公岛西北端的公所后(麻井子)炮台和威海南口的日岛炮台外，皆配备以德国克鲁伯厂制造的大炮。公所后炮台和日岛炮台则建成“暗台”，采用英国阿姆斯特朗厂制造的大炮。此台“藏炮地中，俗名地阱炮。敌人无从窥，炮弹不能及。其炮以水机升降，见敌至则升炮击之，可以圆转自如，四面坏击，燃放之后炮身即借弹药坐力退压水汽，徐徐而降，复还阱中。其法先掘一阱，藏炮于中，上施钢盖，适与地平，所用炮手两人亦伏地中，以防敌弹飞堕。距阱稍远，多筑土堆，阱东土西，使敌疑惑。开炮之顷，烟焰迷天，不能辨炮在何所。又备小望台一座，略出台面，探视敌情，测量准的。”时人多称此台“厥制新异，足资海防”。注7一八九一年后，威海南北两岸又建造陆路炮台两座，以护炮台后路。战争爆发后，更在威海南北两岸炮台后路增筑临时炮台多座。至是，威海共修筑了各类炮台二十五座。

威海炮台工程之宏大，构造之雄伟，曾引起许多人的赞叹：“一台尽聚九州铁，熔铸几费炉中烟？”“意匠经营世无敌，人工巧极堪夺天！”注8李鸿章观察威海炮台后，也认为：各炮台“均得形势，做法坚固”，“相为犄角，锁钥极为谨严”。并夸口道：“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注9当时，人们只看到台坚炮利海防巩固的一面。而没看到炮台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的一面，结果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悄绪，从而给日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威海海岸炮台的主要缺陷是后路空虚而无保障。注10英人泰莱即曾指出：“威海南岸之陆路炮台，其后路外无保障，敌人可由此来攻也。”注11对于炮台后路空虚的问题，炮台设计者后来辩解说：“诸凡兴作之工程，皆余构运之心计也。惟炮台形势，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当时曾具禀声明，并条陈慎防敌军由陆后犯事宜。惜有胶执成法者，妄谓但须于台后树立木栅，已保无虞。是否怀挟私意，余不敢知，而职此之故，遂与当事者意见不洽。”注12尽管汉纳根把责任推卸给所谓“胶执成法者”，但还是承队了炮台设计中的问题。这是后来日军

决定从威海后路“蹈瑕而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注13

战争爆发之初，李鸿章十分担心“威海南口太敞，日多诡计，设黑夜以雷艇入袭，恐自扰乱”。丁汝昌提出：在威海南北两口“布置水雷及制挡雷练木桩、鱼网等件”。注14适税务司德璀琳亦有同见。李鸿章便批准了这个建议。其办法是：将长丈余、直径一尺半左右的木材排列海口，以大铁索相连接，每隔一定的间距用锚固定于海底，以防风浪或潮水之冲击。木栏附近，遍设沉雷、浮雷、电雷等各种水雷。这就是所谓“水雷拦坝”。威海南口由刘公岛东端之东泓至日岛设木拦两层，布水雷五层；由日岛至龙庙嘴下设木栏一层，亦布水雷五层。北口由刘公岛西端之黄岛至北山嘴下设木栏两层，布水雷七层。两口共布水雷二百四十八颗。于是，威海南口全被

堵塞，“在北口水栏中间设一活动口门，用时启开，平时关闭。有此水雷拦坝，李鸿章相信敌人势难越雷池一步。直到日军已攻占威海南帮炮台时，他仍然认为：“水雷拦坝得力，倭船必不敢深入。”注15。后来事实证明，水雷拦坝并不能使威海卫口成为不可逾越的天堑。

原来，李鸿章曾经说过，威海卫海军基地“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注16这无疑是正确的。实际上，他的主导思想始终是一个“守”字。早在一八七四年，他即提出：“中国兵船甚少，岂可往堵敌国海口？”并声称“欲其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广袤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亦无甚碍。”注17后来，尽管海军力量有所发展，他的这一恩想也未改变。一八九O年，即北洋海军成军后的第三年，李鸿章在验收旅顺船坞后奏称：“将见北洋海军规模足以雄视一切，渤海门户深固不摇，其裨益于海防大局诚非浅

鲜。”注18直至战争爆发的前夕，他仍然认为；仅就现有海军力量，“以之守口尚足自防”。注19战争爆发后，他又多次重申这一观点：“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注20在李鸿章的消极防御方针指导下，威海卫海军基地只能成为一座待敌来攻而被动防守的要塞了。

对于北洋海军的实力，李鸿章是有他自己的估计的。他认为，中国海军弱于日本。当丁汝昌请求带海军主力出海探巡时，他说：“此不过摆架子耳！”并反问丁：“人皆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注21如何判定海军的强弱？李鸿章特别强调军舰的航速，他说；“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由于“快船不敌”，便得出了“海上交锋，恐非胜算”的结论。注22李鸿章看到了北洋海军本身的弱点，有其面对现实的正确的一面。但是，以弱胜强亦是兵家常事，问题是要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克敌制胜的作战方针。而李鸿章却提出了一条。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方针。

北洋舰队每次出海游巡前，他总是指示丁汝昌。须相机进退”注23，“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注24并警告丁：要对“坚船”“担保必无他虞”；否则，“致有意外疏失，定惟水师是问！”注25这样，便极大地束缚了海军的手脚，使其处于单纯防御的被动挨打的境地。李鸿章的“保船制敌”之策，实际上是用虚张声势来吓唬敌人的办法。根据他本人的解释，其办法是：舰队“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注26他甚至相信：“一月内必须往来两次，则我局势稍固矣。”注27不久，他也感到这个办法不灵，深“恐日本大队船尾追入北洋”注28，所以又告诉丁汝昌“此后海军大队必不远出”。注29这样一来，连“猛虎在山之势”也谈不上了。

黄海海战后，李鸿章更是信心全无，自称：“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因此，他又提出：“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从令海战。”注30并指示丁汝昌：“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注31明确地表示要避战保船了。

自日军窜犯辽东以后，战局每况愈下，旅顺岌岌可危。十一月十三日，丁汝昌奉命率舰抵旅顺探查，但形势已不允许他在旅顺多停留，便于当天返航威海。十四日晨，各舰鱼贯驶进威海北口，定远在前，镇远继之。适连日西北风盛，又以定远先行分水力大，航标被推向东南，镇远驶靠舷左侧之航标而进，遂被礁石擦伤多处，伤情严重。注32即由上海请来外国技师赶修，连修一个多月。始勉强补塞，但已不能出海任战。时战局方棘，而海军首重铁舰，镇远管带林泰曾以巨舰受伤，有负重任，忧愤自杀。杨用霖被任为护理左翼总兵兼署镇远管带。镇远与定远本是姊妹铁甲，作战时必须相互依持，如今镇远既伤情如此，定远势难独自攻战。这样，舰队更只能困守在威海卫港内了。

在此期间，针对北洋舰队的状况，李鸿章拟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不是不见成效，就是计划落空：

第一个措施，是任命洋员帮办北洋海军提督。十一月十五日，李鸿章电丁汝昌：“顷札马格禄帮办北洋海军提督，帮同认真办事。若遇海战，务奋勇御敌。……即传谕各管驾以下员弁谨受指挥。”注33马格禄是英国人注34，本为拖船船长，在天津大沽间驾驶拖船，对海军战守一窍不通。此人嗜酒如命，终日沉溺于醉乡，以酒徒而闻名。李鸿章轻信了德璀琳的举荐，委任他帮办北洋海军提督。对此，马格禄的同事英人泰莱评论说，“以斯人而当斯任，实乃可悲之蠢事。”注35后来，到日军进攻威海卫时，马格禄先是毫无作为，每日求慰藉于杯中之物，后则积极鼓动投降，促成了北洋舰队的覆没。

第二个措施，是聘用“挟奇技来投效”注36的洋人。这就是李鸿章的顾问毕德格所举荐的两个美国人宴汝德和郝威(或译作浩威)。他们在来华途中曾被日人扣留，后被释放，与毕德格同船到达上海。毕德格极称：“稔知其人”，而李鸿章此时正一筹莫展，徒然坐困愁城，闻之大喜，令丁汝昌察看。他对此颇寄希望，认为：“如在威(海)试果能有效，沉其快船，亦转危之机。”于是，批准宴汝德、郝威二人经烟台去威海。他们到烟台后即“密录十事”：“一、在口岸造炮台，精强水师不能攻入；二、运兵登岸，敌不能看见；三、打沉敌船，停泊开行皆能打沉；四、活捉敌船，使不受伤；五、经过敌炮台，使敌不能看见；六、经过敌设水雷处，无险；七、使雷艇靠近战船，敌不能看见；八、改制商船如同精强战船一般；九、四十八点钟时候，能将炮台口岸布置严密，并不用炮台、水雷；十、能毁近水炮台。”注37并提出，中国如愿聘用，须先预付一万元美金。丁汝昌以事关重大，不敢擅自做主，请示李鸿章：

“责成太重，把握尚无，应请宪酌。”这分明是一桩丑恶的骗局，李鸿章却认为：“无论其办法有无把握，不妨试验，留之必有用处。”注38宴汝德、郝烕二人被聘用后，一面以到国外购买药品为由，拖延试验毁“敌船”的时间，一面根据简单的机械原理，搞一点喷水的试验，以蒙蔽中国官员。其“办法是在艇尾上建造一部喷水机，舰在海面上行驶时就会喷出水来，可是经过试验，并没有什么实效”。注39及至威海卫吃紧，宴汝德便携巨额订金而去。郝威自愿留下，得到批准。后来，就是这个郝威提议假托丁汝昌的名义作投降书，并亲自起草。李鸿章指望靠洋人的“奇技”来创造奇迹，终未能如愿以偿。

第三个措施，是奏调南洋水师主力舰只到北洋助战。战争初期，曾有人建议调南洋数舰到北洋听差，以壮声势，李鸿章皆未采纳。经过黄海海战，北洋舰队“失船五号，余多被损赶修”，“暂无船可战”，李鸿章始通过盛宣怀向翁同龢呼吁，请旨电饬南洋“暂调南琛、南瑞、开济、寰泰四船至威，旅帮助守护，暂听北洋差遣，以济眉急”。注40在翁同龢的支持下，朝廷于九月二十九日批准了北洋的请求，谕“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注41第二天，两江总督刘坤一便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前敌饷源均关大局，不敢不兼筹并顾”注42为由，要求免派。清廷左右为难，只好将此事暂时搁置起来。十一月七日，即大连湾弃守的当天，李鸿章致电督办军务处称：“海船现仅修好六只，小雷艇仅二只可出海，力量夙单，未便轻进，致有损失。”注43清廷见局势日危，再次电谕南洋，商调四艘战舰北上助剿。署南洋大臣张之洞不便硬拒，便提出要北洋派人“将此四轮管带全行更换”，因其“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并激昂慷慨地表示：“统之率以北行，无论胜负如何，必能拼命一战，为北洋助一臂之力。舍此四轮亦所不计矣！”注44实则此皆非由衷之言。李鸿章以此电告丁汝昌，丁复电称：

“查南洋船所缺何项人才，未能悬揣，且往返亦需时日。该船历年操练已久，亦非不能驾驶出洋。应请电致香帅，速饬行速炮、快四船迅将领配一切赶紧备齐，并子药军火多储速配，迳驶来威。昌即酌添得力员弁，再筹会剿。”注45往返电商多日，而旅顺已危在旦夕，张之洞却顿食前言，拒绝派舰北上。当清政府筹办三洋海军之初，左宗棠曾经为之担心：“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注46不幸而被他言中了。李鸿章借调南洋舰只以加强北洋舰队的计划终告失败。

旅顺口陷落后，北洋舰队局促于威海一港，所游弋之处亦不过西至登州(今山东蓬莱)，东至山东半岛东端之成山头而已。此时，丁汝昌虽屡被参奏，然仍积极备战。他向各舰发布了如下的训令：

“一、现在新补炮员，技艺尚未娴熟，各舰长务令急于练习，以至精巧，而期临事必中。

二、各舰长公余之时，宜悉心讲求战术，通力画策，勿托空议。

三、各舰所需之弹药火器，务在威海领收存贮，以备缓急。

四、各舰所需之小修理及零星要具，务于威海机厂办之，并着该厂急制应用。

五、煤炭、淡水，各舰皆须满载其量，以为随时出航之准备。

六、凡有动作，皆须敏捷，勿得稍涉缓慢。”注47同时，还整饬军纪，密缉奸细，严禁海军官兵酗酒赌博，明令所有舰员非公务而上陆者处重刑。

从当时威海设防的情况看，尽管北洋舰队力量大为削弱，但日军要想从海上攻入还是极其困难的。威海防御的弱点仍在陆路，而陆上炮台则归陆军指挥。恰恰在陆上炮台的防御问题上，丁汝昌与威海陆军主将戴宗骞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他们争论的问题有二：

一是如何防御日军从陆路进攻威海的问题。戴宗骞提出了“御敌于境外”之策。他说：“却敌于境外，尚可以战为守，若纵敌深入腹地，彼则尽锐环攻，我则势成坐困，与其束手待毙，曷若先发制人？”注48 并准备将威海陆上防务交丁汝昌兼管。戴宗骞“御故于境外”之策并非不好，但抽调主力去打游击，必使后路炮台陷于危殆。

因此，丁汝昌提出“游击之师不得不仰仗抚军”，并规劝他打消主意：“尊意倭逆万一登岸，吾仲已选锐卒，以备亲率迎剿前路抵御，固为得机得势，惟兵力过单，恐后路不足为固，诚以为虑。委以鄙人照料，临事在海分调船艇，犹惧不能悉当，岂有余力指挥在岸事宜？伏念威海陆路全局系于吾仲，卓宜持重，总期合防同心，一力固守，匪惟一隅之幸也。”注49李鸿章也不同意戴宗骞率队远出，严令曰：“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注50但是，戴宗骞仍不愿改变主张。丁汝昌已经看出这一点，因电李鸿章称：“戴道意，敌无论何处登岸，以抽绥巩军队驰往剿捕为重。惟地阔兵

单，万一不支，后路炮垒设一有失，为贼所用，则各军舰势难支。”注51戴宗骞则进一步申述已见：“鉴于大连湾守兵不并力陆援，旅顺诸军不据南关岭而株守营墙，均以失事……宗骞来往察度情形，仍求中堂俯采愚者之一得，准备因地审势，自酌战守。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总之，一拚比较略有所济，以报中

堂。”注52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李鸿章的态度有所改变，同意他派三个营前路抵御，说：“东军、戴道三营均打游击，只要真打，可牵贼势。”注53无论是戴宗骞还是李鸿章，部对敌人确乏正确的估计，以区区三营之众怎么能“牵贼势”呢？不过，丁、戴关于威海防御之策的争论，倒暴露了二人之间久已存在的不和。尽管李鸿章极力调和

其间，劝之曰：“师克在和，宜虚心和商。”注54然欲消释前嫌，又淡何容易！

二是关于拆除龙庙嘴大炮的问题。先是，丁妆昌发现威海南帮炮台的布防存在严重问题：在三座海岸炮台中，皂埠嘴、鹿角嘴二台皆有长墙地沟保护，“惟龙庙嘴炮台隔在墙外，上有高冈，敌若抄后，实难守住”。因此，他与南帮炮台守将刘超佩相约，“水陆共护此台，倘万不得已，拆卸炮栓、钢圈底，归鹿角嘴炮台，免致为敌

所用”。注55当日军将迫近威海时，丁汝昌见情况危急，又“挑奋勇安插其中，暗备急时毁炮”。注56并拟先将各台备用钢底、钢圈取存刘公岛上。因此事未商于戴宗骞，引起他的极度不满，表示强烈反对：“威并未见敌，而怯若此！半年来，淮军所至披靡，亦何足怪！宪谕特言台炮能回打，龙庙嘴台亦能回打，因甚轻弃？”注57“禹(廷)如此胆识，焉得不弹？“大敌当前，而海陆主将交恶，使李鸿章大为恼火，加以严斥：“吾令戴与丁面商妥办，乃来电负气争胜，毫无和衷筹商万全之意，殊失厚望！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拚老命而已！”然而，是非难辨，他便游移两可，不明确表态，复电说：“陆路防务责成应在该道。然如丁言，若临警，龙庙嘴不守，则岛、舰受毁，亦不可不虑。”注58未过多久，果如丁汝昌所料，龙庙嘴炮

台先被敌占，并为敌所用。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立即电告北洋：“南帮炮台皆失，惟龙庙嘴炮台钢底、钢圈未下，现水师及岛内均受大敌。”李鸿章始悟丁汝昌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谓：“电称龙庙嘴台已失，余尚无恙，可知雨[禹]廷实有先见。”注59无奈为时已晚矣！

由于威海海陆主将不和，不能和衷协商，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成为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有的海军将领总结战争教训说：“沿海各带炮台，水雷营等处，须归海军提督节制，作为一气，不啻唇齿相依。威海之败，诚为此也。”注60这个教训是多么惨痛！

前敌将领交恶固然是一种内耗，但言官的滥施攻击未尝不是一种内耗，甚至是更为严重的内耗。自开战以来，丁汝昌屡遭攻讦，多次被议，在内心增加了沉重的负荷。他在一封信里充分地流露了自己不安而又异常愤懑的心情：“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以赎罪。自顾衰朽，岂惜此躯？……惟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尤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既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注61

不久，丁汝昌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朝廷降旨将他拿京刑部治罪，其罪名是：“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海军多年。自倭人肇衅以来，迭经谕令统带师船出海援剿，该革员畏葸迁延，节节贻误。旅顺船坞是其专责，复不能率师援救，实属恇怯无能，罪无可逭。”注62这对丁汝昌的打击是很大的。据一洋员记述，当时他“惟望死于战阵”，因此在战斗中“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注63此时，前敌将领纷纷致电北洋，吁恳设法挽回。刘步蟾等电称：“丁提督表率水军，联络旱营，布置威海水陆一切，众心推服。今奉逮治严旨，不独水师失所秉承，即陆营亦乏人联络，且军中各洋将亦均解体。当此威防吃紧之际，大局攸关，会恳宪恩，设法挽转，收回成命，暂留本任，竭力自赎，以固海军根本之地，而免洋将涣散之心，实为深幸！”注64李鸿章也为之婉转求情：“今丁既逮问，自无久留之理，惟威海正当前敌，防剿万紧，经手要务过多，一时难易生手。可否吁恩暂缓交卸，俟遴选得人，再行具奏。”注65朝廷虽不允所请，但已松了口气，寄李鸿章电旨称：“丁汝昌著仍遵前旨，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李鸿章揣摩旨意，立即示意丁汝昌，“查经手事件所包甚广，防务亦在其内，应令丁提督照常尽心办理，勿急交卸。”注66这样，丁汝昌逮京问罪的事便暂时缓下来了。

丁汝昌虽处境十分困难，但仍力图振作，筹商水陆战守。当时有日军欲扑山海关的传闻，丁汝昌勉励诸将说：“倭赴榆关，料不易逞志，铤而走险是其惯习，宜更防其回扑我境也。”提出要提高警惕，预防敌人玩弄“声东击西”的诡计。又曾针对清政府派德璀琳东渡一举，要求诸将不要因朝廷求和而动摇保卫国土的信念，而更

应“纾力增备”注67及时筹办防务。

德璀琳赴日被逐后，清政府于一八九五年一月五日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会商。张、邵尚未起程，即传来日本欲犯山东的消息。一月九日，李鸿章接伦敦来电：“风闻日本不肯停战。日本派兵已赴山东各口侦探，如有可以上岸之处，即将陆军渡上。”注68这个消息的可靠性是无疑的，故引起清廷的极大恐慌，便于十三日谕李鸿章“悉心筹酌，饬令海军诸将妥慎办理”。当天，李鸿章电丁汝昌称：“查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彼时兵轮当如何布置迎击，水陆相依，庶无疏失，望与洋弁等悉心妥筹，详细电复，以凭核奏。”注69根据李鸿章的指示，丁汝昌与诸将合议，提出了一个“水陆相依”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包括三层意思：一、根据敌我舰队的力量对比，船台依辅是唯一可行之法，二、说明威海与旅顺港口情形相异，回答了十三日电旨“若逼敌船逼近，株守口内，转致进退不得自由”的说法，三、威海后路地阔兵单，全靠后路有大股游击之师，防敌抄袭后路，庶几威防可固。李鸿章阅后认为：“海军所拟水陆相依办法，似尚周到。”注70清廷也批准了丁汝昌的“水陆相依”方案。但特别强调“海军战舰必须设法保全”。注71刘坤一还亲至天津会见李鸿章，议定“务须保全铁甲兵轮各船”，因为“倭计欲得我铁甲兵轮，并欲窜扰山东，以断南北运道，殊于大局有关”。注72随后，李鸿章即电丁汝昌，“廷旨及岘帅(刘坤

一)均望保全铁舰，能设法保全尤妙。”注73

在保全铁甲舰的问题上，从清廷到内外臣工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是，如何才能保全铁甲舰呢？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随着战局的变化，敌氛渐逼威海，彼此的意见分歧更为明显了。朝廷主张主动出击，谕曰：“现在贼踪逼近南岸，其兵船多只，难保不闯入口内，冀逞水陆夹击之诡谋。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威海一口，关系海军甚重。在事将弁兵勇，倘能奋力保全，将登岸之贼迅速击退，朝廷破格酬功，即丁汝昌身婴重罪，亦可立予开释。”注74这道谕旨表示担心敌舰闯入威海口内，说明朝廷对威海的防御情况并不真正了解，因为威海防御上的弱点在陆上，而不在海上，敌人是很难从海上进来的。另外，谕旨本身也自相矛盾：一方面要求海军“乘间出击，断贼归路”；一方面又要求“奋力保全”“威海一口”。实际上，海军只要一离开威海港，敌舰必将立即“闯入口内”这是确定无疑的。这叫丁汝昌执行哪一条呢？何况在北洋海军舰只减少、镇远铁甲舰重伤的情况下，即使“乘间出击”，结局亦难预卜。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断贼归路”是绝不可能做到的。李鸿章倾向于用冲出的办法保全铁舰。他先是电丁汝昌称：“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注75后来，到南帮炮台失守时，李鸿章再次指示丁汝昌：“万一刘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注76在当时的情况下，北洋舰队能否安全地退往烟台等处？在丁汝昌看来。挟数舰冲出，不仅舰队将毁于一旦，而且基地亦必失无疑。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这样干，而仍主张用船台依辅的办法来保全铁舰，他复电李鸿章称，“至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注77在同一封电报中，他还提出后路速派援军，威防方能支持。丁汝昌认为，采取船台依辅的办法，对海上的防御较为有利，而对陆上的防御则无把握。因此，他特别担心威海后路的防御，相信只要后路确有保障，威海必可固守，铁舰亦会万无一失。可是，威海后路的防务，已是他职权范围以外的事了。

事实证明，丁汝昌的担心是颇有道理的。威海之陷，问题就恰恰出在后路防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