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被捕
请别责怪先生，我要尽我的职责，
立即把你送进监狱。
好吧，请把事情说明白。
——克尼亚日宁
过了两个小时，我们来到了邻近的要塞，它也属于普伽乔夫管辖的范围。在那儿，我们需要换乘马匹。由于车夫的饶舌，他们很殷勤地招待了我们，由普伽乔夫任命的司令，一个大胡子哥萨克人对我们额外的热情。我感觉到，他们把我当成是一个很受他们沙皇宠爱的人了。我们再次出发时已经是薄暮时分，我们朝最近的小镇走去准备在那里度过一晚上，按照大胡子司令的说法，那个地方应该有一支力量很强的普伽乔夫的部队。岗哨拦住我们，问道：“车上是谁？”车夫大声回答：“是沙皇的朋友和他的太太。”
我们立刻被俄国政府的一支骠骑兵团团围住，他们破口大骂，脏话真是不堪入耳。“出来，”一个留着浓密胡子的俄国军官说，“我们会让你好好吃点苦头！”我请求他们把我带到他们长官面前。看到我是个军官，原先那些士兵们便住嘴了，军官带我去见上校。萨维里奇跟在我后面，用低沉的声音喊着：“刚从火堆里爬出来，却又跌进了火焰中！”
马车慢慢地跟在我们后面。五分钟后，我们来到一座小屋前，屋内灯火通明。军官吩咐士兵看好我，他自己进去通报。他一会儿就出来了，说长官命令把我关进监狱，把我的太太带去见上校。
“他发疯了吗？”我大叫。
“我不知晓得，爵爷。”
我跳上台阶，迅速冲进房间，没有那个哨兵可以拦住我，里面有六个骠骑兵军官正在玩纸牌。上校正在做庄，我一眼就认出上校就是伊万·祖林，因为他在新比尔思科和我赌钱把我的钱包都掏空了的那个可恶的家伙。“真凑巧！你是伊万·祖林？”
“哎呀！彼得，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你从哪儿来？你要跟我们玩玩吗？”
“不用了谢谢，我倒希望你能安排个地方给我住。”
“没必要安排住的地方，你就和我一起住。”
“不行，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那你把你的同伴一起带来吧。”
“我不是和一位同伴，我和……一位女士。”
“一位女士？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说，用一种嘻嘻哈哈开玩笑的方式吹了一声口哨，弄得其余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那好吧，”祖林说，“这样，我到镇上给你找间屋子吧。过来，伙计！你怎么把普伽乔夫的朋友带来了？”
“你胡说什么啊？”我说，“她是米罗洛夫上尉的女儿。我刚刚把她救出来，现在正要把她送到我父亲家，把她留在我父亲那里。”
“天哪，你说什么？那意味着你就是普伽乔夫的朋友？”
“慢慢我会告诉你一切的。先去照顾一下这个可怜的女孩，你的士兵都把她吓坏了。”祖林走到街上，亲自向玛丽道歉，跟她解释说这是一场误会，并嘱咐军官把她和她的女仆安置在镇上最好的房子里，我和祖林住在一起。晚饭过后，就只剩下我们俩时，我就把我传奇的历险经过讲给他听。
他摇了摇头，说：“这一切都太神奇了，但是，我很纳闷你为什么要结婚呢？作为一个军官和朋友，我告诉你，结婚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现在听我说，去新比尔思科的路已经被我们的士兵清通了。所以，你明天就可以把上尉的女儿送去你父母那里，你自己就留在我的部队里。你不用回奥伦堡，你可能会再次被叛军抓住，这样就没有人可以救你了。”
我决心接受祖林的部分建议。萨维里奇过来整理我晚上要睡的房间。我跟他说，叫他准备好明天护送玛丽娅回我父母那里。“那谁来服侍您呢，少爷？”
“老兄，”我说，我尽力好言相劝来打动他，“在这个地方我不需要仆人，玛丽娅在路上是需要任照顾的，而且，你伺候玛丽就是伺候我，因为只要战争一结束，我就和她结婚。”
“结婚！”他重复了一次，双手一合，一脸很茫然的样子，“小小年纪就想结婚！你父母会怎么说？”
“当他们了解了玛丽的为人，就没有任何异议了，他们会同意的。你也会替我们说情，对不对？”
我这一番解释最终把老头感动了。“哦，彼得！”他说，“你还太小，不适合结婚。可那位年轻姑娘的确是个天使，错过了这次机会还真是造孽。我一定会按照您所希望的那样帮您。”
第二天，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了玛丽,玛丽也同意了，因为祖林的部队当天也会离开小镇，所以不能有任何延迟。我将玛丽托付给我亲爱的老萨维里奇，并交给他一封写给我父亲的信。玛丽哭着向我告别，我不敢开口说话，因为我担心周围的人看出我对她的不一般的感情。
这已经到了2月底，给行军作战带来困难的冬天将要结束了，将军们正准备采取一次联合行动。当我们的军队逼近叛乱者占领的村庄，叛乱村庄的村民纷纷缴械投降，就在这时，戈利岑公爵击败了篡权者，解了奥伦堡被困之围，这是对叛乱的致命一击。但是普加乔夫没有抓到,我们听说普伽乔夫在乌拉尔山脉地区出现了，又重新组织起叛乱队伍,还听说他正在莫斯科进军的路上。然而，不幸的是他被捕了，战争就这样结束了。祖林接到命令，让他返回原来的驻扎地。一想到战争结束,我就可以见到心爱的玛丽娅,就可以和她结婚,我欣喜若狂。
祖林耸了耸肩，说：“等到你结完婚，你就知道你自己有多愚蠢了！”
我向祖林请了假。过几天，我就可以回到家，和玛丽结婚了。不想有一天，祖林心事重重的走进我的房间,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件，并吩咐仆人离开。“发生了什么事啊？”我问。
“一个小小的麻烦，”他回答说，同时把文件递给我，“你看看吧。”
这是份绝密文件，发给所有部队的长官的命令，命令立刻逮捕我，并把我押解到喀山，交给审讯委员会处置。这个审讯委员会是为审讯普伽乔夫和他的同犯而专门设立的。我惊呆了，一不小心文件从我手中滑落。
“别灰心，”祖林说，“马上出发吧！”我心里很坦然,没有做任何违反国家条例和军人职责的事情，可是，要延迟很长时间才能回家和玛丽亚团聚。也许要经过好几个月，我才能通过委员会的审查。祖林友好的和我分别，我坐上四轮运货马车，两个骠骑兵手里拿着出鞘的明闪闪军刀坐在我身旁，取道直接抵达喀山。
我确切地相信我被捕是因为没请假就擅自离开奥伦堡要塞，我相信我可以轻易的为自己开脱。因为我们不但从来没被禁止单骑出击，而且相反，他们还鼓励我们对敌人进行种种袭击。可是，我和普伽乔夫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却被很多人看做是一种嫌疑。
到达喀山后，我发现整座城镇已经成为了一片灰烬,满目苍凉。沿街已经被炸掉屋顶的房屋的墙被火熏得乌黑,屋顶已经被烧成了一堆堆的灰烬，这证明普伽乔夫曾经到过这里。幸运的是,要塞并没有遭受重创，我被带到那里，交给值日的军官。他吩咐铁匠要他给我钉上牢固的脚镣。然后，我被关进了一间又小又暗的地牢里，光从仅有的一个换气孔射进来，换气孔上还装着防止犯人逃跑的铁栏杆。这样的待遇根本没预示任何好的兆头，不过，我并没有失去勇气。因为我感受到了由一颗饱受痛苦煎熬的心灵所发出的祈祷的甜美。我很安心入睡了，一点儿不为明天的审讯担忧。第二天上午，我被带到委员会的面前。两个士兵和我一起穿过院子来到司令住的地方。他们在前厅停下来，让我一个人去进去。
我走进一间非常宽敞的房间，两个人坐在一张堆满了文件的桌子旁,一位是年纪比较大的将军，神情严厉，一位是年轻的近卫军军官，面容和蔼，很讨人喜欢。在窗户边的另一张桌子边上，坐着一个秘书，耳朵上夹着一支钢笔，面前摊着一张纸，准备随时记录我的口供。审讯开始了：“名字和职务？”将军问我是不是安德鲁·格利尼奥夫的儿子，我说是.在得到肯定回答后，他说：“太遗憾了，一个这样受人尊敬的人竟会有这样一个参加叛乱的不孝之子！”
我回答说，我希望能有机会让我说出事情的真相，以此来反驳所有加在我身上的冤屈指控。我的冷静使他非常不高兴。“你是个任意妄为的家伙，”他皱着眉头说，“不过，我们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狂妄的人。”
青年的军官问我是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加入叛军，替他们效忠。
我义正言辞地回答说，作为一名军官和贵族，我绝对不可能背叛我的祖国和职责,加入篡权者的队伍，并且从没有用任何方式在任何地方为他效忠。
“那为什么，”我的审判者接着说，“这位‘军官和贵族’是普伽乔夫唯一一位赦免的人,而你的同事全都惨遭杀害呢？为什么这个‘军官和贵族’会从叛军首领那里接受像马匹和皮袄这样的礼物？这种亲密友好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如果真的不是在叛国的基础上，那至少也是在不可原谅的胆怯上？”那些话令我很愤怒，我激动地替自己辩解起来，最后，我想起了奥伦堡的将军，因为我知道他能证明奥伦堡被围之时我的一片赤诚爱国之心。那位严厉的老头从桌上拿起一封已经被拆开的信，读了起来：
……关于格利尼奥夫中尉，我在这儿说明一下，他从1773年10月到次年2月在奥伦堡服役。可是从此以后，他再也没出现过……读到这里，那位老将军严厉地问：“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说为你的行为辩解？”
我的审判者饶有兴致甚至是带着仁慈之情听我讲我和篡权者的相识，从暴风雪中的偶然相遇到白山要塞的被占，在白山要塞他因为感激之情而赦免了我。我还想坦诚地提到我和玛丽的关系以及她的获救来为自己辩护。可是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种念头,一旦我提到她，委员会就会强迫要她出庭作证，她的名字就会成为台上目击证人之间恶意中伤诽谤的主题。这些想法让我很困扰，我不知所措,开始说得结结巴巴，最后，我无奈地沉默下来。审判者一下便看出我明显的慌乱，便认定我核纂权者一定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青年的近卫军军官说，我觉得我应该和我的主要控告人当面对质。几分钟后，我听见脚镣的叮当声响起，接着奥列科谢走了进来。
他脸色惨白，人也瘦了，之前乌黑的头发也变得花白。他用虚弱但很坚定的口吻重复了对我的指控。
根据他的说法，我确实是普伽乔夫的间谍。我安安静静地听他从头讲到尾，总算有一点让我满意——他没说到玛丽·米罗洛夫。是因为她曾轻视地拒绝过他的求婚而刺痛了他的自尊心？还是因为他心中有着与我同样的感情火花，那种火花也让我在同一点上保持沉默,来维护那最后的爱恋？但是这更坚定了我的决心。当我被问到是否有什么话来驳斥奥列科谢的指控时，我只回答说，我坚持我原来的供词,没有什么可更改的。
将军下令将我们再次押至监狱。我看着奥列科谢，他脸上带有一种恶意的满足向我冷笑，他提起脚镣，快步向前走，赶到我前面。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被提审过一次。
下面要告诉读者的事情并非我亲眼所见，可是，我经常听人讲起，导致每个最细微的情节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父母用上一代人所特有的真诚和热情地接待了玛丽。他们都很喜欢她，父亲也不再认为我和玛丽的爱情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我被捕的消息对全家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打击，但是，玛丽和萨维里奇如实向他们描述了有关我和普伽乔夫两个人之间关系的渊源。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件事情并不是十分的严重。父亲决不相信我作为一个贵族会参加有损荣誉和名声的叛乱，因为这场叛乱的目标是要推翻皇权和消灭贵族。因此，他们一直期盼事情能有所好转，几个星期过去了，最终，他们期盼来了我们的亲戚公爵从彼得堡写来的一封信。在惯常的几句客套话后，他告诉父亲，我参与策划叛乱的罪名成立，因为证据确凿。虽然本应处以极刑以示惩戒，但女皇陛下考虑到父亲的高龄和多年忠诚服务，决定减轻对他有罪儿子的处罚，将我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
这个打击几乎要使父亲崩溃了，他对儿子的坚定信念开始动摇。他平时藏在心里的愤怒和抱怨一下暴发了出来，痛苦地悲叹道：“什么！我的儿子和普伽乔夫两人一共同策划叛乱！这怎么可能呢。女皇陛下竟然赦免了他！极刑其实并不是世上最恐怖的事情！我的祖父死在断头台，只是为了维护他那坚定不移的信念！但是一个贵族违背自己的誓言，和盗贼、无赖流氓以及叛乱的奴隶勾结在一起！耻辱噢！是我们脸上永远的耻辱啊！”父亲的绝望把母亲吓坏了，她不敢流露出自己的悲伤,还要想办法安慰他，而玛丽却比他们更加孤独，更加悲伤。她相信只要我愿意，我就能为自己辩护，而且她猜到了我保持沉默的原因，并相信我是在为她顶受灾难。
有一天晚上，父亲坐在沙发上翻阅着《皇家年鉴集》，不过他的思绪已飘到远处，那本书没像以往那样对他产生效果。母亲则默默地坐在沙发上编织着，眼泪总是不停的落到她编织的东西上。玛丽也在同一个房间里默默的做着编织活儿，她没作任何开场白，就直接对我父母说，她必须去一趟圣彼得堡，并希望他们能给她提供盘缠。母亲惊奇地问：“难道你也要离开我们吗？”
玛丽说，她以后的命运将取决于这次旅行，她要以一个对忠诚爱国、为国捐躯的殉难者女儿的身份，去向那些在宫廷中的达官显贵们寻求帮助和保护，要为我洗清冤屈的罪名。父亲低下头，任何一句话，只要能够使他想起儿子被冠上的叛国罪名，对他来说都似乎是一种尖锐的道德谴责。“走吧，”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们不会阻碍你去寻找自己的幸福。愿上帝赐给你一个受人敬爱的丈夫，而不是一个遭人唾弃的叛国贼！”
他站起来，走出了房间。玛丽单独和母亲在一起，向母亲叙述了关于她这次旅行的部分目的。母亲含着眼泪感激的吻了吻她，并祈祷上帝保佑这个计划能够取得成功。过了几天，玛丽、巴莱卡和萨维里奇离开了家,去了彼得堡。
当玛丽顺利到达索菲亚时，她打听到女皇陛下当时正住在皇村的避暑宫殿。她就决定待在那儿寻求机会去拜访女王，并且在驿站里租用了一个小房间。驿站长的妻子过来和玛丽聊天。她得意洋洋地告诉玛丽说，她是一个与宫廷有密切关系的官员的侄女，她的叔叔很幸运能够在女皇陛下住的地方照看炉火。她还告诉了很多她从来不知道的信息,同时玛丽也知道了女皇的某些习惯,比如她几点起床，几点去喝咖啡，几点去散步。总而言之，和安娜的谈话就像在撰写历史著作，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说是十分宝贵的材料。这两个女人一起去皇家花园玩，在那儿，安娜告诉了玛丽每条小路的故事和每座横跨在人工溪流上的桥的历史。
第二天一早，玛丽独自一人去了皇家花园。那天天气很不错，由于秋霜使菩提树的叶子已经凋萎，太阳光就把菩提树染上了金色的光芒。宽阔的湖面上波光粼粼,泛着灿烂的光辉,一群刚刚睡醒的天鹅悠闲的丛河边的灌木丛中游了出来。玛丽正想去一片迷人的绿色草地上，这时，一条英国种的小狗跑过来，冲着她狂吠。玛丽吓住了，这时，一个女人悦耳嗓音传来：“它不会咬你，用不着害怕。”她看见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士正坐在一条粗木凳上休息。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晨衣，戴着软帽，披着一件外套。她那丰满的脸容光焕发，显示出一种既安详又严肃的神情,同时又有着一种高贵的气质。她先开口说话：“很明显，你不是本地人吧？”
“对，夫人。我昨天才从乡下来到这儿。”
“是和你父母一起来的吗？”
“不是的，夫人，我一个人来的。”
“你还太小，不应该一个人出来旅行。你到这儿是来办什么重要事情？”
“我的父母已经逝世了，我是来向女皇陛下呈递请愿书的。”
“你这个可怜的孩子.你是要指控别人对你的不公平还是对你的伤害？”
“夫人，我是来请求女皇陛下宽恕，而不是申冤。”
“请容许我问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谁？”
“我是米罗洛夫上尉的女儿。”
“什么米罗洛夫上尉？就是那个在奥伦堡省掌管一个要塞的司令？”
“是的，夫人。”
女士似乎很感动。“我是宫廷里的人，你可以向我说明你请愿的目的，也许，我可以帮助你。”玛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了那位女士，她很专心地读着。玛丽的眼睛盯着她的一举一动，女士脸上刚才既安详又优雅的神情突然变得很严肃，这个神情把玛丽吓住了。
“你是替格利尼奥夫来说情的吗？”女士用冰冷的语气问，“女皇陛下是不可能原谅他的。他跟叛乱者勾结，不是因为他不懂事或者轻率，而是因为他是个自甘堕落、满怀恶意的坏蛋。”
“这是假的！他是冤枉的！”玛丽大声叫道。
“什么！你说什么？冤枉？”女士满脸通红的问道。“我对天发誓，这不是真的。我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他是因为我，他才甘愿承受所有的罪名。他不在审判官面前为自己辨解，那是因为他担心我，他不愿意让我也被牵连进去。”接着，玛丽就激动地把读者所知道的一切东西讲给那位女士听。
“你现在在哪儿住啊？”当这位年轻的姑娘把事情原原本本的给那位女士说了一遍后，女士问道。听到她和驿站长的妻子住在一起，她点点头，微笑着对我说：“嗯！我知道她。再见！千万不要把我们见过面的事情告诉任何人。我希望不久后你就可以知道请愿的结果。”她站起来，走进了一条郁郁葱葱的小路。玛丽回到安娜家里，满心欢喜,心中充满美好的希望。
驿站长的妻子对玛丽那么早就出去散步感到非常惊讶，她说,在秋天，那么早出去散步对于一个年轻姑娘的身体健康是没有好处的。她带来了茶饮，一边饮着茶，一边讲她那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这时，一辆刻有皇家盾形纹章的马车停在了门前。一个身穿皇家服饰的仆人进来报告，说女皇陛下宣米罗洛夫上尉的女儿去朝见。
“嗯！”安娜大喊起来，“女皇陛下宣你进宫了！她怎么知道我们俩住在一起？你不能单独一个人去，因为你还不知道在宫里走路的那些麻烦的规矩！我送你一起进去吧。要不要我叫人去医生的太太那里，把她那条带有裙边褶的黄裙子暂时借给你？”仆人说，女皇命令，只允许玛丽一个人去，而且即刻出发，不需要更衣打扮。
安娜不敢违抗女皇陛下的命令，当即坐上马车进宫了。她有预感，决定她命运的关键时刻到了，她的心狂跳不止。几分钟后，马车便来到了宫殿前。穿过一长串宽敞豪华的房间，玛丽来到了女皇陛下的寝宫，站在女皇身边的贵族都自觉恭敬地为这个年轻姑娘让路。
玛丽一眼便认出女皇陛下就是她在花园里碰见的那位女士。她礼貌地说：“我很高兴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我坚信你的未婚夫是无辜的，我现在已经处理好一切了，这里有一封信是写给你未来公公的。”玛丽泪如泉涌，跪倒在女皇脚下,感谢她的帮助。女皇赶忙把她扶起来，吻了吻她的额头说：
“我知道你没有家产，但是，我欠着米罗洛夫上尉——这个勇敢的为国尽忠的人的女儿的一份情，我一定会还的。”女皇慈祥地安慰了玛丽一会儿，就让她离开了皇宫。当天，玛丽就启程回父亲在乡下的庄园，甚至连一眼圣彼得堡都没有看。彼得，格利尼奥夫的回忆录到这里就完了。
根据他家的记载，我们知道他在1774年底被释放。我们也了解到他参加了普伽乔夫被杀头的现场，普伽乔夫在人群中看见并认出了他，向他点了最后一次头。不一会儿，那个头颅就展示在人们面前，鲜血淋淋、没有一点生气。
彼得·格利尼奥夫最终和玛丽·米罗洛夫结婚了，他们的后代到现在仍然快乐地生活在新比尔思科省。在他们世世代代相传的庄园里，女皇凯瑟琳二世的亲笔信仍然在那里陈列着。这是一封写给安德鲁·格利尼奥夫的信，信中写到为他儿子昭雪平反的故事，以及对上尉的女儿美丽而聪慧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