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债02

1702年开始，通过马特勒克条约的签订而告终的战争积累的国债更要多一些。 1714年12月31日，国债已经达到53 681 076镑5先令6便士又1／12便士。对南海基金认缴的短期和长期年金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债的数额，导致到1714年12月31日国债就已经达到了55 282 978镑1先令3又5／6便士。从1723年起国债开始减少，然而减少得非常慢。直至1739年12月31日，在长达17年的太平时期里偿还的总额还不多于8 328 354镑17先令11便士又3／12便士。所余国债在那年还有46 954623镑3先令4便士又7／12便士。

1739年开始的和西班牙的战争还有随后爆发的和法兰西的战争引起了国债的进一步增长；1748年12月31日在签订埃·拉，查帕尔条约时，国债已经达到了78 293 313镑1先令10便士又1／4便士。然而持续17年的太平日子偿还的国债却不到8 328 354镑17先令11便士又3／12便士。然而不到7年的战争增加了31 338689镑18先令6便士又1／6便士。

在佩兰先生执政的时间里，国债的利息降低了，或者说，至少是采取了一定的降息措施，从4甲降到3甲。因此偿债基金增长了，偿清了一部分国债。1755年上次战争爆发之前，不列颠所拥有的长期国债金额为72 289 673镑。等到1763年1月5日缔结合约时，长期国债已经达到122603 360镑8先令2便士又1／4便士。无担保国债已经宣布的是13 927 589镑2先令2便士。然而战争引起的费用并没有因为缔结合约而终止；所以，在1764年1月5日长期国债尽管已增加到129 586 789镑10先令1便士又3／4便士。(之中部分是因为发行新的国债，部分却是因为无担保国债改为长期国债)；然而(依照一位消息非常灵通的作者对不列颠的商业和财政的考察)还有一笔长期国债是应该被列入该年和次年的。这笔国债的数目是9 975 017镑12先令2便士又15／44便士。所以，不列颠的长期国债和无担保国偾加在一起，依照那个作者的统计，是139 516 807镑2先令4便士。授给新国债认购者作为奖金的终身年金在1757年按14年年金估计，价值大概为 472 500镑；与此同样，作为授予1761年和1762年国债认购者奖金的长期年金按照27年半的年金估计，价值大概为600 826 875镑。在大概持续7年的和平岁月里，谨慎然而真诚的爱国者佩兰先生的政府还无力偿还600万镑的过去的债。然而在差不多同样时间的一个战争里，所举的新债却多于7500万。

1775年1月5日，不列颠的长期国债是124 996 086镑l先令6便士又1／ 4便士。无担保国债除去议会批给皇室的年俸债务那部分以后，为4 250 236镑3先令 11便士又1／8便士。两部分加在一起共计129146 322镑5先令6便士。依照这个统计在11年的太平岁月里一切偿还的债务仅为10415474镑16先令9便士又7／8便士。然而，即便是国债中减少的这个小小数量都不全是由国家的时常收益中节约出来的。偿还债务的有几笔款项是完完全全和国家的时常收益无关的外来款项。在这些额外款项中我们能够推算出来的有连续三年对每磅土地税所附加的1先令的附加税；东印度公司向国库缴纳的200万镑还有银行为更新特许状然而缴纳的11万镑作为对土地的补偿，除此之外，还有几笔数额也需要算入那些外来款项之列。因为它们是上次战争中产生的，可能应该看成从开支中减去的项目。主要如下：

镑 先令 便士

对法战争战利品的收益 690449 18 9

法国战俘赔偿金 670 000 0 0

出售割让岛屿所得 95 500 0 0

合 计 1 455 949 18 9

假如我们把查特姆伯爵和克尔克拉先生的账目上的余额还有同类的其他军费的节余和从银行、东印度公司所得款项以及每磅土地税中所附加的1先令全部都加在这个金额上，他总额必定要很大程度多于500万镑。所以，自从缔结和大概以来从国家日常收益的节余所偿还的债务，平均一年还不到50万镑。毫无疑问的是，和平恢复后因为债务的偿还利息从4%减到3％，还有部分终身年金到期，偿债基金很大程度地增加了。假如和平还会持续下去，可能每一年可节省出100万来偿还国债。所以，在去年的1年内就偿还了100万。然而，与此同时，还有一大笔皇室债务仍没有偿还。然而我们现在又投入了一场新的战争。战争的进展可能证明和过去有过的任何战争同样耗资巨大。在下一战役结束以前可能就要举借新债，它的数额可能接近于国家由日常收益中节省出来所偿还的一切过去的债。所以期望从目前国家日常收益中所节省出来的钱一切偿清国债，简直是一种臆想。

有一个作者曾经把欧洲不同债务国的国债，特别是英格兰的国债，描述为附加在国家另一大资本上积累的一个大资本。通过它，国家的商业得到了扩张，国家的制造业得到成倍地发展，国家的土地得到耕种和改良，这些发展和改良单是凭借那另一个资本是远远没办法办到的。然而那个作者没有思考到贷款给政府的首批债权人贷给政府的资本，从他们贷款的那一时刻起，他们就是把由资本功能转化为了收益功能，从维持生产性的劳动者转化为维持非生产性人手；大多数时候政府在借人资本的当年就把它消费和浪费掉了，没有任何再生产的希望。作为一种回报，贷出资金的债权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确得到了多于他原有价值的国债年金。这个年金毫无疑问偿还了他们的资本，而且让他们能够实行和过去同样规模的商业和贸易，或是更大规模的商业和贸易。也就是说，他们或者能够用这个年金担保对此外的一个人借贷新的资金，或者通过卖出那个年金从此外的一个人那里得到一笔同等于甚或还多于他们贷给政府的资金的新的资金。然而，他们用这样的方法购买或向别人借入的新的资金一定要是以前就存在于国内的，而且一定要就像一切资金一样总是用于维持生产劳动。当它进入那些曾经贷款给政府的人的手中时，尽管在某些方面它对他们来讲是一笔新资本。然而它对国家却不是什么新的资本，不仅这样，然而是从某些用途中抽回的方便于归还此外的人的资金罢了。尽管它对于他们来说是偿还了他们借贷给政府的资本，然而对国家来说，它是没有偿还。假如他们不把那笔资金借给政府，然而国家就把有两笔资金，两份而不是一份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年产物。为了支付开支政府从当年没有用作抵押的赋税来筹集收益时，私人收益的必定部分只不过是从维持一种非生产性劳动转移到维持另一种非生产性劳动而已。在那些税收中人民所支付的某些部分无疑地可能积累成了资本，后来也投入了维持生产性劳动；然而绝大多数可能是用掉了，投入了维持非生产性劳动。然而，用这样的方法开支的国家费用无疑地多少要妨碍新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不一定会引起对任何现存资本的破坏。

当国家费用是由举债开支时，那样的话，它的开支必定对国内原有的某些资本一年要组成一点破坏。具体地说，把原本定为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年产物的某些部分转为维持非生产性劳动。假如政府在当年可以筹集起足够支付国家费用的收益，却在这样的场合，赋税将要比它们原本应有的轻些，这个时候国民的个人收入的负担尽管较小，因此他们通过节省收益中的某些部分而积累成资本的力量所受到的损害也要小得多。假如说举债的方法对过去的资本的破坏要多些，那么它和用当年的税收开支当年的国家费用的方法相比，对新资本的积累或得到的妨碍也要小些。在举债的体制下，人民个人的节约和勤劳能够非常容易地修补政府的浪费和奢侈可能有的时候对社会总资本所造成的破坏。

然而，只有在战争持续的期间，举债体制才比其他体制具有这样的优越性。假如战争的费用总是可以通过当年筹集的收益来支付，却不大多数时候收益所依赖的税收也就不可能持续到那一年以后。私人积累的力量尽管在战争期间要小些，然而在和平时期就会要比在举债体制下要大得多。战争不一定引起对任何过去的的资本的破坏，然而和平却必定会促使新资本更多的积累。战争大多数时候会比较快地结束，不可能不负责任地实行下去。在战争持续期间，人民感到战争的负担，迅速就会对它感到厌倦，然而政府为了迁就人民也会尽可能地在能够结束时就结束它。在没有切实然而可靠的利益可图时，想到战争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人民也不可能不负责任地要求战争。这样而来，让私人积累力量多少受到到损害的时期更为少见，不仅这样，为时也会更短。反过来，让私人积累力量达到最大限度的时期将会比在举债体制下要持续长久得多。

除此之外，当举债获取必定进展，举债所带来的赋税的加重有的时候在和平时期和上面所说的征税制度在战争时期相同，与此同样会损害个人积累的力量。不列颠的和平年月的收益在现在是一年多于10万镑。假如这个收益没有用作抵押，管理恰当，无需发行一先令的新债，就足够实行最激烈的战争了。假如不列颠没有采用那个弊害无穷的举债制度，不列颠现今在和平时期受到债务拖累的个人收益的积累力量就不可能受到和耗资最大的战争时期与此同样大的损害了。

有人提到过，支付国债的利息是把钱由右手转给左手。货币并没有流到国外去。它只不过一部分居民把他们的部分收益转手给了另一部分居民。国家一分钱也没有减少。这个辩解完完全全是建筑在商业体系的诡辩上，经过我对这个体系的详细研讨，可能没有必要再在这里作进一步的讨论了。除此之外，这个辩解的如果是一切国债都是出自一国的居民，这一点恰巧又不正确。荷兰和其他几个国家，在我国的国债中都拥有极其大的份额。也就是说，哪怕一切国债是出自一国的居民，它也并不能够弊病少些。

土地和资本是个人和国家一切收益的两个来源。资本支付农业，制造业或者是商业所雇佣的生产性劳动的工资。收益的这两个来源的管理分属于两类不同的人民：土地的拥有者和资本的所有者或利用者。

土地的拥有者为了他自己的收益关心的是尽可能让他的产业处在良好状态，修建和修葺佃户的住屋，修建和维护必要的排水管道和围栏还有其他应由地主实行的昂贵的改良的费用。然而因为不同的土地税的征收，地主的收益可能会很大程度地减少；同时因为对生活必须品和便利品征收了各种不同程度的税，那份已被减少了的收益可能所具有的真正价值已非常微小，导致他可能感到他已全然无力来实行或维持那些费用昂贵的改良。当地主停止尽自己的责任时，他的佃户更是全然没有力量去持续他的工作。随着地主的贫穷的加剧，国家的农业必定衰退。

当对生活必须品和便利加征各种赋税时，资本拥有者和利用者就会发现他们从资本所得的收入在某一特定的国家购买不到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同等的收益所可以购买的同量的生活必须品和便利品，这个时候他们把倾向于迁往其他某个国家。同时，当为了征收那些税收，一切或者绝大多数巨额资本的利用者把连续地受到税收人员令人感到压抑和烦恼的造访时，这个时候迁移的倾向迅速就会变成真正的搬迁。伴随着支撑它的资本的流走，国家的工业必定衰退，因此随着农业衰退将会是商业和制造业的毁灭。

假如把从土地和资本两者所产生的收益的绝大多数从这两大收益来源的拥有者，从直接对保有每一块土地的良好状态和每一笔资本管理的良好状态怀有浓厚兴趣的一批人手中转移到此外一批人(国债的债权人，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兴趣)手中，从长远来看，必定要引起对土地的疏忽和对资本的转移或浪费。国债的债权人毫无疑问对国家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有着广泛的兴趣；因此也对土地处在良好状态、资本处在良好的管理感兴趣。假如农业、制造业和商业中的任何一个出现了一点衰退，各种税收的收益就会不再足够支付他所应得的年金或利息。然而国债的债权人单作为一个债权人来说，他对任何一片土地的良好状态或任何资本的良好管理并没有任何兴趣。作为一个国债债权人他对这样的特定土地或特定资本都没有任何了解。他没有调查过什么。他也能够不关心它。在某些情况下土地的荒芜和产业的破产他可能全然不明白，不仅这样，它们对他也无直接影响。

举债的实施渐渐地削弱了任何一个采取了举债措施的国家。它似乎是意大利各共和国首先采取的。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仅有的两个残存的能够说是独立的国家也都被它削弱了。西班牙似乎都是从意大利各共和国学习了这个措施 (不仅这样，它的税制可能比他们的还更缺乏明智)，和他的国家的天然实力相比西班牙削弱得更多一些。西班牙的债务有非常长的历史。在16世纪末，大概是英格兰没有欠1先令的债之前的100年，它就深陷一团债务之中了。法兰西，尽管有非常多的天然资源，在与此同样的债务的重压下渐渐凋萎。荷兰共和国也就像热那亚或威尼斯相同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曾让其他各国都得到了削弱或荒废的举债措施难道在不列颠就能够是全然无害的吗？

能够说，这些不同国家所建立的税收制度都比不过英格兰的税收制度。我相信这是事实。然而应该记住当一个最明智的政府把一切可以征收赋税的对象都已征收赋税时，在急需的时刻；它必定要求助于不宜征收赋税的对象。明智的荷兰共和国在有的场合也被迫像西班牙那样求助于对大多数不便于征收赋税的税收。假如在国家收入尚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之前，新的战争又爆发了。在战争的进程中这次战争就像上次战争一样耗资巨大，非常可能出于没有方法抵挡的需要，不列颠的税收制度也会变成荷兰、甚至西班牙税收制度那样让人民感到不堪重负。的确，要感谢我国现在使用的税收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工业造成什么大的困难，甚至在耗资最大的战争中我国人民的节俭和良好的品行通过节约和积累可以修补因为政府的浪费和奢侈在社会总资本中造成的漏洞。在不列颠所实行过的耗资最大的上次战争结束时，不列颠的农业依然就像以前那样繁荣，制造业者雇佣了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力，商业就像以前那样连续扩展。因此，支撑工业不同部门的资本必定也和以前曾经有过的一样。和平恢复后，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良，国内城乡的房租都有所提高，这是人民财富和收益增长的一个证据，过去的税的大多数年收益，特别是国内税和关税的主要部门收益的持续增长是消费连续增长还有唯一可以支持消费增长的生产增长的又一明证。不列颠看上去非常轻松地就支撑了半个世纪以前没有人相信它所可以支撑的负担。然而，我们也不要因此就匆忙地作出结论它现在能够支撑任何负担。也不应过于自信，它可以没有什么困难地支撑一个比以前曾经承担过的更重一点的负担。

当国债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我相信，就不可能有完完全全偿清的时刻。假如说利用国家收益解脱国债的事例曾经有过，那也总是通过破产解除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是公开承认的破产，有的时候是一种假设而不是真正的破产。

提高硬币的名义价值是最常用的应急措施，通过这个措施把真正的国债的破产披上一件偿还的外衣。举例来说，一个6便士的硬币通过议会或者通过皇室宣布把他名义价值提高到1先令，然而26便士提高到1镑的名义价值。一个在过去的制度下借了20先令或者接近4盎司白银的人在新的体制下就只需归还26便士，或者不到两盎司的白银。12 800万镑的国债大概极其于不列颠长期和短期国债的总是和。假如通过这样的方式偿还，就只需偿还现今的货币6 400万镑。这是一个地道的假偿还，国债的债权人把实实在在地在该欠他们的债务中1镑被骗走了10先令。这个灾难所涉及的还远不过国债的债权人，然而任何一个私人的债权人也把受到相应的损失，不仅这样，对任何人没有任何好处。在大多数场合对于国债的债权人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附加损失。那就是假如国债的债权人确实是欠了别人非常多的债务，然而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国家支付给他们的同一硬币来支付他们的债权人通过弥补他们的损失。然而在大多数国家，通过货币贷和国家的人绝大多数是富人，他们对于他们的其他同胞大多是处在一种债权人的地位，而不是处在一种债务人的地位。所以，这样的虚假的偿还在大多数场合并没有减轻国债债权人的损失，只不过加重了他们的损失。不仅这样对国家也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使灾难殃及到更多的无辜群众。它对私人财产造成最广泛然而又最严重的破坏；在大多数场合它让懒惰然而挥霍的债务人反而通过勤劳然而节俭的债权人为代价发富起来，而且把国家大多数资本从本可让他增值的人的手中转移到非常可能把他挥霍和毁掉的人的手中。当一个国家需要宣布破产时，就像一个人需要宣布破产时相同，一个公平、光明正大和公开承认的破产不管对债务人的名誉和对债权人的利益都将会一个损失最小的措施。为了掩盖真正破产的羞耻，而求助于这样一种极易识破、同时又极端有害的窜改戏法，国家的荣誉必然也是难保的。

然而，差不多一切的国家，不管古代的和现代的，当滑到了一定要采用这样的手段的地步时，有的时候也都玩弄这样的窜改戏法。在第一次古罗马和迦太基战争结束时，罗马人降低了阿斯(当时罗马人计算一切其他硬币的价值标准)的价值，从1阿斯的含铜量由12盎司减到2盎司。也就是说，他们把2盎司的铜提高到过去总是表示12盎司的名义价值。通过这样的方法，共和国就能够用实际应偿还债务的1／6来偿还原有的巨额的债务了。这样突然和巨大的破产，今天我们必定认为会引起群众极度强烈的不满。然而，它却没有引起任何不满。因为执行这个贬值的法律就像其他一切和硬币相关的法律那样，是由护民官通过人民大会的议会来实行的，可能还是一个极受到群众欢迎的法律。

在罗马就像在古代其他一切共和国那样，穷人总是欠了富人的债，然而上流社会的人为了保全他们在每一年选举中的选票常通过极高的利息贷款给穷人。这些钱从来没有得到过偿还，迅速积累成了一个巨大的数量，债务人还不起，其他任何人也为他偿还不起。债务人为害怕强制偿还，因此被迫不需要再给任何好处投给债权人推荐的候选人的票。尽管一切法律反对行贿和收买，然而候选人所给的馈赠，还有元老院有的时候发放的谷物就成为罗马共和国后期比较贫穷的公民所倚赖生存的主要资源。为了从对他们债权人的服从中彻底解脱出来，这些比较贫穷的公民连续地要求废除一切债务或者要求通过他们所叫作的新法。也就是要求一种法律，让他们在支付他们所欠债务的一定比例后就能够取消一切债务。具体地说就是把一切硬币降低到他的原有价值1／6的法律，因为它要求他们只需要支付他们实际欠债的1／6。这个法律是对他们最为有利的新法。为了能够满足人民的要求，富人和上流社会的人在非常多不同的场合被迫同意废除过去的债和实行新法。他们之所以同意这个新法，部分是因为上面所说的理由，部分是因为通过把国家收益从债务中解放出来，可以让政府恢复元气，因为那个政府是他们自己占有主要领导地位的政府。这样而来，通过一个措施12 800万镑的债务很快就可缩减为21 333 333镑6先令8便士。在第二次罗马和迦太基的战争期间阿斯又进一步贬值。首先由2盎司铜降到1盎司，这以后又由1盎司降到半盎司；也就是说降到它的原有价值的1／24。把罗马硬币的三次贬值加在一起折合我们现在使用的货币12 800万的债务，通过这样的方法一下子就缩减到了5 333 333镑16先令8便士。甚至不列颠的巨额债务用这样的方法也可迅速偿清。

我相信通过这样的应急措施各国的硬币都总是在连续贬值，越来越低于它的原有价值，同一名义金额渐渐变得所含银量越来越小。

各国有的时候为了同一目的在硬币的标准成色中会掺假，也就是说，在硬币中掺入了大量的合金。举例来说，假如在我国1磅重的银币中掺入的不是18本尼威特的合金，而是依照现在的标准掺人了8盎司的合金；1英镑或20先令的这样的硬币将会和我们现今货币的6先令8便士差不多。我们现今货币6先令8便士所含的银量将会因此就提高得和1磅的名义价值非常相近。成色标准的掺假和法国的所谓的增大价值或者是直接提高硬币的名义价值具有同样的效果。

硬币的增大价值或直接提高它的名义价值总是不仅从本质上来说也必定是一个公开宣布的措施。通过这样的措施重量较小、体积较小的硬币获取了过去重量较大、体积较大的硬币的同一名称。与此相反的是，成色标准的掺假却总是一个隐蔽的行动。通过这样的行动铸币厂发出的同一名义价值的硬币设计得尽量让它和过去流通的价值较大的硬币同样重，有同样的大小，有同样的外观。当法国国王约翰为了还清他的债务，在他的硬币中掺假时，铸币厂的一切官员都郑重宣誓保密。这两种行为都是非常不正当的。然而简单的增大价值是一个公开而粗暴的不公正，而掺假是一个谎言性的不公正。因此，后一行为一旦被揭露(它不可能长期被隐瞒)，它总是要引发比前一行为更大得多的愤懑。硬币经过任何的增大价值然后非常少有可以恢复到过去的重量的；然而在经受到了最大的一次掺假后，硬币却差不多总是恢复到他原有的成色。所以也就没有发生过由于群众的愤懑和愤怒而没有方法平息的事。

在亨利八世统治的末期还有爱德华六世当政之初，英格兰的硬币不但名义价值提高了，而且成色标准也掺了假。在詹姆斯六世没有成年的时候，苏格兰也发生过类似的骗术行为。这样的骗术行为在其他大多数国家有的时候也发生过。

当国家的收益在支付平时编制每一年的费用后的剩余和超出部分非常无足轻重时，不列颠的国家收益要想可以完完全全从债务中解脱出来，或者可以向彻底解脱迈出一大步看上去全然是妄想。非常明显假如国家收益没有极其大的增加或者国家费用没有与之相应的非常大的缩减，要想偿清一切债务是永远不可能的。

实施相比来说更为平等的土地税，对房租征收更加平等的房租税还有对现行的关税和国内货物税实行如前一章所提到过的一点改革可能在不增加大多数人民的负担，然而只不过把它比较平等地分配在全民身上的情况下，能够很大程度地增加国家收益。然而，也就是说，即使最乐观的设计师也不敢自认为这样的增加将会足够让人们有理由期望在和平时期把国家收益从债务中完完全全解脱出来或者向解脱迈出一大步，方便于在下次战争中阻止国债的进一步积累或补偿进一步积累的国债。

将不列颠的税收制度推广到帝国中居住有不列颠和欧洲血统人民的各个属地，国家收益就可期望非常大的增加。然而，依照不列颠的税法，假如没有被接纳入不列颠议会，这一点可能就非常难做到。假如我们想要这样来做的话，就一定要依照公平平等的代表权准则，依照各个属地人口的比例接纳他们的代表参加议会。因为不列颠的一切税收是由不列颠议会的一切成员共同承担的。然而非常多有权势的人的个人利益还有大多数人所具有的偏见在现今是反对这样一个大的变革的，这些障碍可能非常巨大，可能根本就不可能克服。然而，没有必要去判断这样的统一是现实的还是不现实的，在这样的理论著作里研究一下不列颠税制到底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运用到帝国的各个不同属地，可能不是不合时宜的。假如将不列颠税制运用到了各个不同属地，又可以期望有多大的收益呢？一个统一税制对帝国内不同属地的幸福和繁荣又可以有什么影响呢？这样的推测在最差劲的情况下可能也只仅仅是一个新的，不仅这样，而且必然是趣味不多的乌托邦，然而比过去的乌托邦来说，它却是比较有用和更切实际的一个。

土地税、印花税还有关税和国内货物税等组成了不列颠税收的四大支柱。

爱尔兰必然有力量，然而我们的美洲和西印度的殖民地却比不列颠更有力量支付土地税。在地主既不要缴纳什一税又不要缴纳济贫税的地方，他必定要比那些要缴纳这两种税的地方更有力量交付土地税。在没有实行什一税交纳现金的地方还有在通过实物替代什一税的地方，什一税比1镑征收5先令的土地税要更大程度地减少地主的地租。这样而来，一个什一税在大多数场合将多于土地实际地租的 1／4，或者将要达到在完完全全偿还农场主的资本还有合理利润后所剩余的I／4。假如把一切折合现金的什一税和由俗人保管的教会财产都去掉不算，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一切教会什一税将会不少于600或700万镑。假如在不列颠或爱尔兰没有什一税，地主就能够多缴600或700万镑的土地税，然而不可能加重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目前的负担。美洲没有什一税，所以它可以承担土地税。没错，美洲和西印度的土地总的来说既没有租佃也没有出借给农场主。所以土地没法依照任何地租簿来定税。然而在威廉和玛丽四年不列颠的土地也没法依照任何地租簿来定税。美洲的土地既能够通过上面所说的同样的方式来定税，又能够就像近来在米兰公园还有奥地利、普鲁士和沙廷尼亚等国的领地所做的那样。通过一个准确的调查依照一个公平的估价来定税。

尽管，在法律诉讼形式和不动产还有动产的转让契约形式相同或差不多相同的各国，印花税的征收能够采取与此同样的方式。

假如伴随贸易自由的扩张(为了公平起见这是完完全全应该的)把不列颠的关税法推广到爱尔兰和各殖民地却对双方都是最有利的了。那时一切现行抑制爱尔兰贸易的令人反感的限制，还有对美洲商品所设立的列举和非列举的区分就能够完完全全取消了。菲尼斯特尔海角北面的国家就能够像菲尼斯特尔海角南面的国家现在对美洲产品的部分开放那样对美洲的一切产品开放。不列颠帝国部分间的商贸将会因为关税法的这一统一而就像现今不列颠沿海商贸相同的自由。不列颠帝国将会因而为内部各不同属地的各种产品带来一个无限广阔的内部市场。这样扩大的一个市场迅速就可补偿爱尔兰和殖民地可能因为关税的增加而受到的损失。

国内货物税是不列颠税收中仅有的一个在帝国不同属地运用时，需要依照各种情况实行更改的税收。然而它能够运用到爱尔兰而不需要作任何更改，因为王国的产品和消费和不列颠的产品和消费性质完完全全相同。然而在运用到美洲和西印度各地时，因为它们的产品和消费和不列颠的产品和消费极端不同，就像把它运用到英格兰生产苹果酒和啤酒的各县郡相同，可能就一定要作某些修改。

举例来说，叫做啤酒的是一种发酵饮料，因为它是用蜜糖制作的，所以和我们的啤酒有很大区别。它占美洲人民大多数时候饮料中的一大部分。这样的饮料它只可以存放几天，因此没法像我们的啤酒那样能够在大酿造厂里制作、储存方便，易于卖出。每个家庭都一定要像做饭那样私自酿制作为家用，然而要求每个家庭就像酒店老板和酿酒师那样连续地接受税收人员令人讨厌的查访和调查，却把和人民的自由权利全然不符。假如说为了平等，一定要对这样的饮料征收赋税的话，能够在制作的地方对制作的原料征收赋税。

假如酿酒商的环境不适宜于征收这样的国内货物税，却可对消费该产品的殖民地征收进口税。除了由不列颠议会对美洲进口的每加仑蜜糖征收1便士的税外，还对其他殖民地的船只对马塞诸塞海湾输入的一大桶蜜糖征收8便士的州税。此外从北方殖民地输入南卡罗林那的蜜糖每加仑征收 5便士。假如这两种方法都觉得不方便，每个家庭为了解决这样的饮料的消费问题能够实行互让，也就是说，依据家庭的人数就像英格兰每个家庭为解决麦芽税而实行的互让相同；或者就像荷兰依据家庭成员不同年龄和性别征收不同的税；或者就像马修·戴克先生建议的对一切消费品应该在英格兰征税。前面已经提到过这样的征税模式如用于迅速消费的商品，是一种极不方便的模式。然而，在没有更好的方法时，也还是能够采用。

砂糖、甜酒和烟草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生活必须品，然而它们却又差不多成了大多数时候的消费品，所以它们是非常适合征收赋税的商品。假如和各殖民地的联合实现了，这些商品却可在制造者或种植者出手之前征收赋税；假如这个征税模式不适合那些人的情况，然而这些商品能够存放在制造地的公共仓库里还有随后它们可能运往的帝国的各个不同港口，在拥有者和税收官员的共同监护下贮放在那里，一直等到它们发送给顾客为家庭消费的零售商或出口商时再征税。当它们是用于出口时，却可以免税；在可靠的保证下，它们一定要是真正从帝国输出。这些可能是在和各殖民地联合时一定要对目前不列颠税制作些重大改革的主要商品。

当这样的税制扩展到帝国一切各地时所可以产生的税额到底有多少，毫无疑问，那是全然不可能准确估计出来的。通过这样的税制，不列颠每一年对不到800万人民征了税，收到了千万以上的收益。爱尔兰有200多万的人民，然而依照对议会提出的统计美洲12个州有300多万人民。然而，可能是为了鼓励它们自己的人民，或者为了恐吓我国人民，这些统计数字可能被夸大了。所以如果我们的北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加在一起不多于300万。或者说整个不列颠帝国，包括欧洲和美洲拥有不到1300万居民。假如在不到800万的居民的身上这个税制能够筹集到1000万镑以上的收益，却在1300万居民的身上就应该可筹集到1625万镑以上的收益。假如这个税制能够筹集到这个数额，当然从中一定要除去爱尔兰和殖民地大多数时候为开支他们各自政府的费用而筹集的收益，还有爱尔兰的行政费用和军事费用还有应付的国债的利息，通过1775年3月以前的两年平均计算达到了一年75万镑略少一点。

依照一个极端精确的统计，美洲和西印度几个主要殖民地的收益在目前这次骚乱开始以前达到了 141 800镑。然而，在这个统计中马里兰、北卡罗来纳还有最近在美洲大陆和西印度群岛所得到的土地的收益没有被列入，它可能有3万到4万镑。所以为了得到一个整的数字，我们能够如果维持爱尔兰和各殖民地政府所需的收益可能达到100万镑。却还剩下15 250万镑可用来支付帝国的总的费用还有支付国债利息。然而假如从不列颠目前和平时期的收益中可以节省出100万镑支付国债，那么非常容易就可从这个增加了的收入中节余出625万镑。这个偿债基金也能够从过去一年已偿清了的国债的利息中一年年很大程度地增大，不仅这样，用这样的方式还可能增长得非常迅速，以致只要几年功夫就足够偿清一切债务，从而完完全全恢复目前帝国被削弱了的威力。同时人民能够从某些最重的赋税的重压下解脱出来，从对于生活必须品或制造品的原料所征的税收中解脱出来。

穷苦的劳动大众能够生活得更好，劳动价格也会更便宜，他们也能够把他们的商品更便宜地送到市场中去。他们的商品便宜了也就会增加对他们商品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对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的需求。对劳动需求的增加有可能既增加贫苦劳动人民的数量，同时又会改良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的消费也会随之增加，随之对他们消费的一切用品能够征税的税收所产生的收益也必定会增加。

然而，从这个税制所产生的收益可能没办法迅速和相关的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对于帝国的有些属地因为他们以前没有纳过税，不习惯于这样的重负，开始一段时期还需给予大的优惠，即便各处尽可能征收与此同样的税，各处产生的收益也不可能都和各地的人口成比例。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主要的消费品所缴纳的关税和国内货物税都会很少；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走私的机会非常多。在苏格兰的下层人民中消费的麦芽饮料非常少，然而对麦芽、啤酒和淡色啤酒所征的国内货物税的收益按照人数和税率比例来说苏格兰要少于英格兰；这是因为一种被很多人相信的质量上的差异，两地对麦芽所征的税率不同。我理解在国内货物税的这些特殊部门两国的漏税情况几乎差不多。对酒厂征收的税还有大多数的海关税，两国分别依照人口的比例计算苏格兰要比英格兰稍微少些，这不仅是因为征税商品的消费量小些，同时还因为走私也容易得多。

爱尔兰下层人民比苏格兰的下层人民更贫穷，国内的非常多地方差不多无人居住。所以在爱尔兰征税商品的消费量按人口比例来算比苏格兰更小，然而走私却差不多与此同样容易。在美洲和西印度甚至连最下层的白人所处的环境都要比在英格兰的同一阶层的白人的处境好得多，他们大多数时候纵情享受到的奢侈品的消费量可能也要大得多。的确，组成美洲大陆南部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的居民的黑人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处在奴隶的境地，无疑地比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最贫穷的人民所处条件更差。然而，我们切不能够想象他们吃不饱，或者认为他们对征收中等关税的商品的消费甚至可能要比英格兰最下层的人民消费的还少。为了让他们可以非常好地干活，这是他们主人的利益所在，他们都吃得非常好，不仅这样，心情也非常好，就像主人想让他的耕畜吃得好长得健壮相同，这是他的利益所在。因此黑人就像白人仆人那样，差不多各个地方都有配给他们的罗姆酒，糖蜜与针枞酒。也就是说，就算对这些商品要征收中等的税金，这个配给也可能不取消。因此，对征税商品的消费按居民人数的比例计算美洲和西印度可能和不列颠帝国的任何部分同样大。的确，漏税的机会也把更多得多，因为美洲如按他的国家土地的比例计算，在那里居住的人口比苏格兰或爱尔兰稀少得多。然而，假如现今通过对麦芽和麦芽饮料征收的不同的税收所筹集的收益用单一麦芽税替代，然而国内货物税的这个举足轻重部门的漏税机会就会差不多被消除了。同时，假如海关税不是对一切进口商品都加以征收，而是只限于几种最常用最常消费的商品，假如对它们也依照国内货物税法征收，走私的机会即便不可能一切被消除，也在很大程度减少。尽管，只要实行上面所说的两种简单而易行的改革，海关税和国内货物税依照消费的比例产生的收益非常可能就算在人口最稀少的州也会和现在人口最稠密的州产生同样多的收益。

前面已经提到过，没错，美洲人现在全都没有金币或银币，美洲内部的商业是通过纸币实行的。有的时候出现的一点金币和银币也全部都送回了不列颠用来支付他们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商品。再说，没有金币和银币也就没有了交税的可能。我们已经把他们一切的金币和银币弄回来了。我们又怎么可能向他们索取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呢？

目前美洲金银稀缺并不是那个国家贫穷的结果，也不是因为那里人民没有力量购买这些金属。在一个劳动工资比英格兰要高很多，食品价格却比英格兰要低很多的国家，那里的绝大多数人民必定有东西能够购买更大量的金银，假如他们需要或者购买方便的话。所以金银的稀缺必定只不过是选择的结果，然而不是需要的结果。

金币和银币之所以需要或方便，完完全全是为了实行国内外贸易的需要。

我在本书的第二篇中已经指出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商业，至少在和平时期能够通过纸币实行，它的方便差不多和利用金币和银币那样。这样而来对美洲人非常方便，因为他们总是能够把比他们所可以容易得到的多得多的资本投入土地改良中，从而获取利润；尽可能节省就像金银那样昂贵的商业媒介上的费用，把他们原本需用于购买这些金属的剩余产品的大多数用于购买行业工具，衣料、家具还有修建和扩大他们居住和种植园所必须的铁制品。不购买固定资财然、而购买活的生产性资财。

殖民地政府觉得向人民带来尽量充足的纸币和比他们实行国内商业所需要的大多数时候还更充足一点的纸币，是符合他们利益的。有些政府特别是宾夕法尼亚政府通过用百分之几的利息贷款纸币给他的臣民从中获取收益。其他政府如马塞诸塞海湾的政府在紧急时刻发行这样的纸币通过支付公共开支，随后殖民地政府在觉得方便的时候，再通过贬值的价值(因为它渐渐跌价)赎回。 1747年该殖民地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偿还大多数的国债。节省下来用于国内贸易中的金银币的费用对于殖民者来说也是一种方便；殖民地政府供给人民一种媒介，这样的媒介尽管伴随有某些非常大的不利，然而却可让他们节省了费用；这对殖民地政府来说也是一种方便，纸币大量必定要把金银从殖民地的国内交易中驱逐出去；与此同样的理由，这些金属已被从苏格兰的大多数国内贸易活动中驱逐了出去；在这两个国家里面，不是贫穷，而是人民的企业和计划精神引起了纸币的过剩。他们要想把他们所可以得到的资金用作活的生产性的资财。

在各殖民地和不列颠实行的贸易中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金银，它们的数量完完全全是依照需要的多少。在不需要这些金属的地方，它们就不太可能出现。在需要它们的地方，通常也都可以找到它们。

在不列颠和生产烟草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中，不列颠的商品大多数时候都是事先赊给殖民者，不仅这样，赊期特别的长，随后他们通过必定价值的烟草偿还。对于殖民者来说，通过烟草偿还比用金银偿还要方便很多。对于任何一个商人来说用他所经营的某种商品偿还向他带来货物的货主，比用货币更为方便。这样而来商人就不可能让他资金的任何部分闲置，没有必要把他的资金的任何部分变为现金来应对不时之需。任何时候，他都能够拥有大量的商品贮放在自己的店铺或仓库里，把生意做得更大。然而对于一切卖出给他商品而收到的却是某种他们从来都不经营的商品的货主来说，却是非常大的不便。到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实行贸易的不列颠商人成为一群十分独特的货主，对于他们来说使用烟草作为他们向那些殖民地卖出的商品的贷款比收受到金银更为方便。因为他们期望从卖出烟草中获取利润。然而他们从卖出金银中却得不到任何东西。因此，在不列颠和烟草殖民地的贸易中很少可能出现金银。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在他们的对外贸易中就像他们的国内贸易一样非常少需要这些金属。因此，据了解他们拥有的金银币比美洲其他任何殖民地都少。然而，谁都明白他们和他们的任何一个邻邦同样繁荣、富裕。

在北部的殖民地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新英格兰四个州，他们的大不列颠的产品的价值和他们进口的为自己消费的制造品还有为其他某些殖民地 (他们是那些殖民地的送货人)消费的制造品的价值并不同等。所以，这个差额就一定要用金银来支付给母国，然而他们大多数时候能够满足这个差额。

从生产砂糖的殖民地每一年向不列颠出口的产品的价值要比从不列颠进口的一切商品的价值高出非常多。假如每一年送往母国的砂糖和罗姆酒一定要支付给这些殖民地，不列颠每一年就一定要支出一大笔货币；然而和西印度的贸易据某种政治家的看法，那就被看成是极端不利的了。然而事情却是这样的：砂糖种植园的非常多的大园主都居住在不列颠。他们的地租都是用砂糖和罗姆酒——他们庄园的产品来支付的。西印度商人在这些殖民地为他们自己购买的砂糖和罗马酒也和他们每一年在那里所卖出的商品的价值不一样。这个差额因此也一定要用金银支付给他们，然而这个差额大多数时候也都能够得到满足。

不同的殖民地在支付不列颠货款中的困难和拖延并不总是和它们各自所欠数额的大小成比例。通常来说北部殖民地比生产烟草的殖民地的支付情况较稳定，北部殖民地大多数时候用货币支付一笔极其大的差额，然而生产烟草的殖民地却没有任何差额需要支付，或者差额非常小。我们从不生产砂糖的殖民收取货款的困难的大小也并不完完全全和它们分别所欠的差额的大小成比例，然而是和他们所拥有的没有开垦的土地面积的大小成比例。也就是说和殖民者从事多于他本身资金的贸易或从事开发和种植多于他们资金的荒地的面积的**力的大小成比例。牙买加是一个现在仍有非常多没有开垦的土地的大岛，所以，从它那里收回货款就比从巴巴多斯，安提瓜还有圣克里斯托福这些已经完完全全开垦了多年的比较小的岛屿(正因为这样，它们对殖民者带来的冒险空间就较小)更加不固定和更加不确定。新近获取的格林纳达、托巴戈、圣·文逊和多米尼加对这类冒险活动又揭开了一个新的领域，然而最近从这些岛屿收回货款的情况和从牙买加大岛的收回货款的情况与此同样不固定和不确定。

所以并不是贫穷导致了殖民地中绝大多数缺少金银币的情况。因为他们对活的资金和生产性资金非常大需求，他们觉得拥有尽可能少的死的资财对他们更为方便；不仅这样，基于上一原因让他们能够满足用一种比金银便宜然而利用起来也没有那样方便的交易媒介。他们所以能够把那部分金银的价值转换成商业手段，转换成家具，转换成衣料，转换成修建和扩张定居点和种植园所一定要的铁制品。在那些没有金银币就没法贸易的部门，看上去他们也总是可以找到必须数量的金银。假如他们时常找不到必要的金银，他们的这个失败大多数时候也不是他们贫穷的必定结果，而是他们过度的和没有必要的事业心的结果。他们的偿还没法按时和确定，也不是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要成为非常大的富翁的心情过于迫切。也就是说，就算殖民地的一切税收在他们支付政府编制和军事编制的费用后所剩余的部分都一定要以金银形式上缴不列颠，殖民地仍有足够的东西去购买所需要的金银。在这样的场合他们确实没办法不把他们现在用通过购买活的和生产性资财的部分剩余的产品去交换死的资财。在实行国内贸易中他们把没办法不运用价格昂贵的交易媒介替代便宜的交易媒介；购买这样昂贵的媒介的费用可能多少要挫伤他们在改良土地上的过度的事业心和热情。然而，也可能没有必要把美洲收益的一切部分都通过金银送交不列颠。它也能够用汇票汇出，然而由委托代售美洲部分剩余产品的特定不列颠的个别商人或公司开出他们承兑的汇票。在他们自己收到等价商品后通过货币的形式交付国库。不仅这样，整个贸易过程时常能够是不需要从美洲出口一盎司的金银。

爱尔兰和美洲都应对不列颠国债的偿还作出贡献，这一点并没有违反公平。因为那些国债是为了支持革命建立的政府才发行的，爱尔兰的新教徒不但应归功这个政府，让他们在国内可以享有现在享有的所有权力，而且还应归功这个政府，让他们的自由、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宗教得到了保障；美洲非常多殖民地都应感激这个政府才有了他们现今的宪章，还有他们现今的宪法；美洲的一切殖民地所享有的自由、安全还有他们从没有享有过的财产权都应该归功于这些宪章和宪法。发行的国债也不仅是为了保卫不列颠，而是为了保卫帝国的各个属地；特别是在上次战争中举借的巨大国债，还有战前举借的国债的大多数全都是为了保卫美洲而发行的。

通过和不列颠联合，爱尔兰除了得到了贸易自由，还得到了其他一点更重要的好处。这些好处把远远多于因为联合而可能引起的任何税收的增加的补偿。通过和英格兰的联合苏格兰的中下层人民从以前总是压迫他们的贵族统治下得到了彻底的解放。通过和不列颠的联合，爱尔兰各个阶层中的大多数人民同样从一个压迫更加厉害的贵族统治下得到彻底的解放；这个贵族统治的压迫之所以更加厉害，是因为它不像苏格兰的贵族统治那样，不是在于出身和财富这些天然的和可敬的区别上，然而是建筑在最可憎的宗教和政治偏见上，这样的区分比任何其他区分更易激活压迫者的傲慢和被压迫者的仇恨和厌恶。它大多数时候让同一国家的人民比不同国家的人民互相之间更加敌视。假如没有和不列颠的联合，爱尔兰的居民可能再过几百年也不可能把他们自己看成同一个国家的人民。

在这些殖民地却从来没有过压迫人的贵族统治。然而，就幸福和安定来说，他们通过和不列颠的联合也得到了非常多的好处。至少让这些殖民地从与小民主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充满仇恨的和那种致命的派系斗争中解脱了出来。然而那些派系斗争用他们非常接近民主的形式是这样时常地分割人民的感情，打乱他们政府的安宁。假如完完全全和不列颠分离(然而这样的分离假如不是有这样的联合的阻止看上去是非常可能发生的)，那时这些派系斗争将会比过去的还要恶毒十倍。在当今的这次骚乱开始之前，母国的强制力总是有力量把这些派系斗争遏制住，让它没有爆发出比粗暴和动武更坏的事情。假如强制力完完全全被取消了，派系斗争可能迅速就会爆发成公开的暴力和流血。

在一切联合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下的一切大国里，党派精神在偏远的州大多数时候要比在帝国的中心表现得弱一点。这些州地和首都的距离、派系斗争和野心疯狂争夺的主要位置的距离让这些州地受到的竞争政党的观点的影响较少，就让他们能够成为对一切这些争夺行为的比较冷漠和比较公正的旁观者。党派精神在苏格兰就没有像在英格兰那样盛行。就联合王国来说，党派精神在爱尔兰又比苏格兰还要盛行些。殖民地不久可能就能够享受到目前不列颠帝国各地都还从来没有过的和谐。爱尔兰和一切殖民地当然要负担比他们现在所交纳的更重的税款。然而，因为勤恳而忠实地运用国家收益偿还国债，这些赋税中的大多数可能不会征收很久，不列颠的国家收益不久也就能够减少到维持一个温和的和平编制所必须的数额。

东印度公司得到的领土是王国政府的无可怀疑的权利，也就是说是不列颠国家和人民的无可怀疑的权利，能够成为又一收益的来源，可能是比一切已经提到过的还要更富有的来源。那些地方据了解更加肥沃、更加辽阔，按他们的幅员来说，比不列颠要更大、更加富有、人口更多。为了从它们那里提取一大笔收益，可能不需再向它们引进任何新的税制，因为向它们所征收的赋税已经足够了，甚至还有点太多。可能减轻一点那些不幸的国家的负担比增加还要更适宜，不仅这样，要想从他们那里获取一大笔收益，也不应是加征新税，然而应是防止他们已经收缴的大多数税款被盗用和滥用。

假如觉得不列颠要从上面提到过的任何来源中获取极其大的一笔收益是不切实际的，那样对她来说剩下的唯一的来源就是减少她的开支。在国家收益的征收模式上和花费模式上可能也都还有改进的余地。看上去不列颠至少是像他的邻邦那样节俭。他在和平时期为了国防所维持的军事编制比起欧洲任何一个在足够的钱或武力上可和别人相竞争的国家来说还是比较适中的。所以，对这些项目看上去都不可能再实行非常大的缩减。殖民地的和平编制的费用在这次骚乱开始以前是极其可观的。所以假如没法从殖民地得到任何新的收益，那个费用是能够而且必然应该节省的。和平时期的这项日常性开支尽管非常大，然而和战争时期为保卫殖民地我们所花费的相比却是无足轻重的。最近的战争完完全全是因为殖民地而实行的，前面已经提到过耗费了不列颠9000万镑以上。

1739年的西班牙战争准则上也是为殖民地而实行的。在那次战争，还有完完全全是由它而引起的和法国的战争中不列颠耗费了4 000万镑以上，在这两次战争中殖民地所消耗的费用是不列颠在第一次战争开始前所欠国债的两倍以上。假如没有这两次战争，国债可能到现今为止已一切偿清。并且假如不是为了殖民地，这两次战争中的前一次可能不会发生，而后一次战争就必然不可能发生。正是因为殖民地被假想为不列颠帝国的州省，所以才为它们在两次战争中投入了这些费用。然而既没带来足够的钱，也没有带来军队支持帝国的地区变成州省。它们可能会看成附属物，就像帝国的豪华艳丽的马车和扈从。然而假如帝国不再有可以支持保持这个马车和扈从的费用，帝国必然就应该把它放弃。不仅这样，假如帝国没法和他支出的费用成比例地增加收益，帝国至少应让他的费用和他的收益相吻合。假如殖民地尽管拒绝向不列颠纳税，却依过去的被看成是不列颠帝国的州省，却在将来某个时候的战争中他们的防备可能又要耗费不列颠在任何前一次战争中所耗费的同样大的费用。

不列颠的统治者一个多世纪以来总是通过它在大西洋两岸拥有一个巨大的帝国的形象而让人民感到快慰。然而，这个帝国迄今为止仍只不过存在于想象之中。它迄今为止还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帝国的方案；不是一个金矿，而是一个金矿的方案。它持续要花钱，不仅这样，假如遵循着迄今为止的这条道路走下去可能还要耗费巨大的金钱，然而不可能带来任何利润。就像已经指出过的，对殖民地商业的垄断对于拥有人民来说只不过是一种亏损，而没有利润。确实现在已经是我们的统治者实现他们长期沉迷的，可能与此同样也是我们人民所沉迷的那个黄金梦的时候了，要不然他们就应从那个梦想中清醒过来，并且努力唤醒人民。假如那个假设没法实现，就应该放弃。

假如不列颠的任何一个州省没法对整个帝国作出贡献，不列颠就毫无疑问应该把自己从在战争时期为保卫那些州省但是在平时又为维持他们的行政和军事编制的沉重费用中解脱出来，同时也应该努力让自己对将来的看法和设想和现实中一切普通的条件相适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