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论赋税05
人头税，就它向较低等级的人民征收来说，是对劳动工资的直接征收赋税，具有直接赋税的一切不方便。
人头税征收时花费非常小；在它严格征取的地方，对国家可以带来非常确定的收益。因为这个原因，在下等人民的安逸、舒适和安全不受到注意的国家，人头税非常普通。所以，通常说来，一个大帝国从人头税所征收的只不过公共收益的一小部分，不仅这样，这样的税所带的最大金额，也能够用某种对人民更加方便的方法去筹措。
消费品税
不可能按收益的比例用人头税去向人民征收赋税，仿佛加快发明了对消费品的征收赋税。国家不明白怎样直接地、成比例地去向它的国民的收益征收赋税，因此想要对他们的支出间接征收赋税，觉得在大多数场合，他们的支出和收益大体上是成比例的。对他们的支出征收赋税，就是对支出的目的，也就是消费品征收赋税。
消费品或为必须品，或为奢侈品。
我所说的必须品，不只是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商品，还包括国家的风尚让它成为维持值得称赞的人的体面、甚至是最低阶级人民的体面所不能够缺少的东西。举例来说，亚麻布衬衫严格说来并不算是生活必须品。我觉得，希腊人和罗马人尽管没有麻布衬衣，也生活得非常舒适。然而在现今，在欧洲的大多数地区，一个受到人尊敬的日工没有一件麻布衬衫，就不敢在大庭广众中露面，没有这样的衬衫会被觉得表明贫穷到可耻的地步，要不是做了非常大的坏事，没有人会落到这样的地步。
风尚在英格兰，同样使得皮鞋成为生活必须品。最值得称赞的男人和女人，没有一双皮鞋也不敢在公众中露面。在苏格兰，风尚令皮鞋在最低阶级的男人中成为生活必须品，然而在同一阶级的妇女中却不然，她们能够赤脚行走，没有什么体面不体面的。在法国，皮鞋不管对男人或女人都不是必须品，最低阶级的男人和妇女穿着木屐有的时候还赤脚公然行走，毫不失体面。所以，我所说的必须品不仅包括很容易让之成为最低阶级人民所必要的东西，而且包括已经建立的有关体面的却让之成为他们所必要的那些东西。一切其他的东西我称之为奢侈品，这个名称不包含对适度利用它们有丝毫的谴责之意。举例来说，我称在大不列颠饮用的啤酒和麦酒，还有也就是说，即便在生产国所饮用的葡萄酒为奢侈品。一个任何阶级的人能够完完全全不用这样的饮料而不受到谴责。大很容易没有让之成为维持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任何地方的风尚也没有让之成为保持体面所不可缺少的东西。
因为劳动工资在各个地方部分地是由对劳动的需求、部分地是由生活必须品的平均价格决定的，所以凡是提高这样的平均价格的事情必定会提高这样的工资，方便于让劳动者依过去的能够买到依照对劳动的需求状况(不管他为增加、停滞或减少)他所应该享有那种必须品数量。对这样的物品征收赋税，必定让它们的价格增加得比这样的税额略高，因为垫支这样的税的商人通常一定要把它收回，而且附带利润。所以，这样的税必定造成劳动工资的上调和价格的上调成比例。
所以，对生活必须品的征收赋税，所起的作用完完全全和对劳动工资的直接征收赋税相同。劳动者尽管可能亲手缴税，然而至少在长时期内，甚至没法合适地说是由他垫支的。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一定要在他的提高的工资率中，由他的直接雇主垫支给他。他的雇主，假如他是一个制造业者，必定把提高的工资还有利润加在货物的价格上面；所以赋税的最终支付，还有这个多余数额，都落在消费者身上。假如他的雇主是农场主，就将会落在地主的地租上面。
对我所称的奢侈品征收赋税，也就是说，即便是由穷人消费的，也没有这样的效果。征收赋税商品价格的提高，不一定会造成劳动工资的上调。举例来说，对烟草征收赋税，尽管这是穷人和富人的奢侈品，不可能提高工资。尽管在英格兰，税额为烟草原价的3倍、在法国为原价的15倍，这样的高税对劳动工资仿佛毫无影响。对茶和食糖征收赋税，也能够与此这样来说，二者在英格兰和荷兰已成为最低阶级人民的奢侈品；对巧克力的征收赋税也是这样，据了解它在西班牙也已变成这样。大不列颠在本世纪中对火酒征收的各种税，对劳动工资没有影响。黑啤酒价格的上调是由对每桶啤酒征收3先令附加税引起的，没有在伦敦引起大多数时候劳动工资的上调。这样的工资在征收赋税以前大概为每天18便士和20便士，现在也没有增多。
这样的商品的价格没有必定降低卑微阶级人民养育有用子女的力量。对质朴勤劳的穷人来说，对这类商品的征收赋税起着取缔奢侈的法律的作用，让他们少用或完完全全不用这样的不再可以容易购买的奢侈品。因为这样的被迫的节俭，他们养育子女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可能经常因征收赋税而增加了。正是质朴勤劳的穷人通常养育了人数众多的子女，主要供给对有用劳动的需求。
必须品平均价格的任何一点上涨，除非由劳动工资的比例上调得到补偿，不然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穷人养育子女而供应有用劳动需求的力量，不管需求的状况如何，是增加、停滞或减少；或者是要求人口增加、停滞或减少。
对奢侈品征收赋税，除被征收赋税商品的价格之外，没有提高任何其他商品的价格的倾向。对必须品征收赋税，由于提高劳动工资，必定有提高一切制造品价格从而减少制造品的销售和消费范围的倾向。对奢侈品的征收赋税最终由征收赋税商品的消费者支付，得不到任何补偿。这样的税毫无区别地落在每一种收入，也就是说，落在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上。对必须品的征收赋税，就它对劳动穷人的影响来说，最终部分地由地主支付，他们土地的地租减少了；部分由富有的消费者支付，不管是地主或其他的人，制造品的价格提高了；支付时总是带着一个极其大的额外数量。就像真正的生活必须品而且是用来供穷人消费的这样的制造品(如粗毛织物)的价格的提高，一定要用工资的进一步提高对穷人作出补偿。
中等和上等阶级的人民，假如他们了解他们自身的利益，应该永远反对对生活必须品征收一切赋税，还有对劳动工资的直接征收赋税。两类赋税的最终支付完完全全落在他们自己身上，而且总是带着一个非常大的额外数量。它们落在地主身上最重，地主总是通过双重身份来支缴税款：作为地主，可以通过自己地租的减少；作为富有的消费者，就可以通过他们支出的增加。根据马修·德克尔爵士的观察，觉得某些赋税在某些货物的价格中重复和积累四五次，这就对生活必须品征收的赋税来说是完完全全正确的。举例来说，在皮革的价格中，你不仅一定要按照你自己的鞋所用皮革缴税，不仅这样，一定要按照制鞋匠和制革匠的鞋所用皮革缴税。你还一定要就这些工人在为你服务时所利用的盐、肥皂和蜡烛缴税，一定要按照制肥皂人、制盐人、制蜡烛人在工作期间所消费的皮革缴税。
在大不列颠；对生活必须品征收的主要赋税就是上面提到的对四种商品的征收赋税：盐、皮革、肥皂和蜡烛。
盐是一种非常古老和非常广泛的征收赋税对象。罗马人征收盐税，我相信现今欧洲每个地区也是这样。任何一个人每一年消费的盐的数量非常小，能够渐渐购买，仿佛觉得，哪怕对它征收赋税非常重，也没有人会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在英格兰，盐每蒲式耳征收赋税3先令4便士，大概为原价的三倍。在某些其他国家，征收赋税更高。皮革是一种真正的生活必须品。亚麻布的利用使肥皂也变成这样。在冬夜非常长的国家，蜡烛是一种必须的生产工具。在大不列颠，皮革和肥皂每磅征收赋税1个半便士，蜡烛1便士，赋税对商品原价来说，皮革大概为8％或10％，肥皂大概为20％或 25％，蜡烛大概为14％或15％，这些税尽管比对盐的征收赋税略轻，然而依过去的非常重。一切这四种商品都是真正的生活必须品，对它们征收的这样的重税必定会稍微增加质朴勤劳的穷人的开支，从而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劳动工资。
就像在大不列颠那样冬季非常寒冷的国家，在那个季节，从这个词的最严格的意义来说，燃料是一种生活必须品，一方面是为了烹调食物，还是为了在室内工作的非常多种工人的舒适生活。然而煤炭是一切燃料中最便宜的。燃料价格对劳动价格的影响非常巨大，所以全大不列颠的制造业仅限于产煤地区；在其他的地区，因为这一必须品的价格高昂，没法低廉地运作；除此之外，在某些制造业中，煤炭是一种必要的生产工具；如在玻璃、铁和一切的其他金属制造业中。假如在任何情况下发放奖金是合理的话，那么对把煤炭从富饶地区运往缺乏地区发给奖金可能就是合理的。然而立法机关不仅不发给奖金，反而对煤炭的沿海岸运输每吨征收赋税3先令3便士，按照大多数种类的煤炭来说，占矿井原价的60％以上；陆地运输或内陆航运的煤炭不征收赋税。在煤价很容易低廉的地方，煤炭的消费不征收赋税；在煤价很容易昂贵的地方，对煤炭征收重税。
这样的赋税尽管提高生活资料的价格，从而提高劳动的工资，然而它们为政府带来非常大的收益，这是政府用其他方式不容易找到的。所以，有非常好的理由要持续征收下去。对谷物输出的奖金，就他在实际耕作状态下会提高那种必须品的价格来说，会产生一切同样的坏影响，然而它不仅不可能带来任何收入，反而会造成政府的非常大的开支。对外国谷物进口征收高税，这在大多数丰收年份等因此不允许进口；在法律的大多数时候状态下绝对不允许活牲畜或腌制食物进口，这在现时对爱尔兰和不列颠殖民地已在限定时间内停止执行：这一切规定全都产生了对生活必须品征收赋税的坏影响，然而又没有为政府带来任何收益。要废除这一类规定不需要别的什么，只要让人民相信它们因此建立的那种体系是徒劳无益的就够了。
在非常多其他国家对生活必须品的征收赋税比在大不列颠更高。许多国家对正在磨坊研磨的面粉和粗粉，对正在火炉上烘烤的面包征收赋税。在荷兰，城市消费的面包的货币价格被觉得因这样的税而提高一倍。为了替代这样的赋税的一部分，住在乡村的人民每人每一年缴税如果觉得他所消费的面包种类来定。消费小麦面包的，要支付3盾15斯泰弗，大概合6先令9个半便士。这些还有同一种类的某些其他赋税，通过提高劳动的价格，据了解破坏了荷兰的大多数制造业。与此同样的税，尽管不是那样重，也在以下各国征收：米兰公国，热那亚各州，摩德拉公国，帕马、普拉森舍和瓜斯塔拉公国还有教皇领地。一个颇有名望的法国作家提议改革他的国家的财政，用这样的最具破坏性的赋税去替代大多数的其他赋税。西塞罗说，哪怕是最荒谬的事，有的时候也有一点哲学家主张。
对家畜肉的征收赋税比对面包的征收赋税更多。诚然能够怀疑，家畜肉是不是为生活必须品。谷类和其他蔬菜，辅之通过牛奶、干酪、黄油或酥油(在没有黄油的地方)，我们凭经验得知，没有家畜肉，也可以带来最丰富、最卫生、最营养、最可以增长精神的饭食。在任何地方，为了维持体面也不要求任何人一定要吃家畜肉，就像在大多数地方要求他一定要穿麻布衬衫或皮鞋那样。
对消费品能够用两种方法征收赋税。由消费者对利用或消费的一定种类的消费品每一年支付若干税额；或对留在商人手中尚没有交付消费者以前的货物征收赋税。在完完全全被消费掉以前可以维持一个长时期的消费品，最适合用前一种方法征收赋税。也就是说，或比较迅速地被消费掉的消费品最适合用后一种方法征收赋税。马车税和金银器皿税是前一种征收方法的例子，大多数其他赋税如货物税和关税是第二种征收方法的例子。
马车只要管理得好，能够用十年或十二年。在它离开马车制造人之手时，能够对它一次征收赋税。然而对买主来说，为了所有马车的特权每一年缴税4镑，必然比对马车制造人一次付给40镑或48镑的额外加价，或利用马车期间应缴税额的总数更为方便。与此同样金银器皿能够利用100年以上。对每100盎司重的器皿每一年缴税5先令，大概为它的价值的1％，对消费者必然会比一次付出等同于25年或30年税额的总数更为容易，后者会让价格至少提高25％或30％。涉及住宅的各种赋税每一年支付不大的数量，必然比在房屋最开始建筑或卖出征收和各个年份税额同等的重税更为方便。
马修·德克尔爵士的著名的提议，就是一切的商品，也就是说，即便他消费的是当时的或非常迅速的商品，也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征收赋税；商人不垫支什么，然而消费者每一年支付一定的数额，领取消费某种货物的执照。他的方案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各个部门，尤其是贩运贸易；取消对进出口征收的一切赋税，从而让商人可以运用他的一切资本和信用去购买商品和支付船运，两者不转用于垫支赋税。然而，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即时消费或迅速消费的货物征收赋税的方案，仿佛受到以下四种非常重要的反对。
第一，比起依照大多数时候征收赋税的方式来，这样的税会更不平等，或者说不是非常好地和不同纳税人的支出和消费成比例。对麦酒、葡萄酒和火酒征收的税由商人垫支，最终由不同的消费者准确地按他们各自的消费比例支付。然而假如这样的税通过购买一张饮用这些酒类的执照来支付，节饮的人依照他的消费比例，会比好酒的消费者纳税较重。一个大宴宾客的家庭会比款待客人较少的家庭纳税轻得多。
第二，这样的征收赋税方式，也就是说，购买一年的、半年的或一季度的消费某种货物的执照，会很大程度降低对迅速消费货物征收赋税的主要方便之一，也就是说，陆续支付。现在每瓶黑啤酒的价格是3个半便士，其中对麦芽、酒花、啤酒征收的各种税还有酿酒人对垫支税款的非常利润共计为1个半便士。假如一个工人可以方便地拿出这3个半便士，他就购买1瓶黑啤酒。假如他没法，他就满足于购买一品特；因为节约1便士就可以得到1便士，这样他就由节制而得到了1法新。他陆陆续续地缴税，愿付就付，何时可以付就何时付；每一次缴税都是完完全全自愿的，他想要不付就能够不付。
第三，这样的税所起的取缔奢侈法律的作用变小了。一旦购买执照以后，不管购买者饮多饮少，他缴纳的税总是相同。
第四，假如一个工人每一年、每半年或每个季度一次支付的等于他在这个时期所饮用的黑啤酒瓶数和品特数税额的总和，这个总额可能经常给他造成非常大的困难。非常明显，这样的征收赋税方式假如没有最严重的压迫，就没法得到和用现行的没有任何压迫的方式征收赋税所得到的接近同等的收益。然而在几个国家，对及时或非常迅速地消费的货物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征收赋税。在荷兰，每人付出若干来购买饮茶的执照。我已经得到对面包的征收赋税，就农场和乡村消费的面包来说，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征收的。
消费税主要是向国内消费的国产货物征收。这样的税只对少数几种最通用的货物征收。有关应该纳税的货物，有关每种货物应纳的税，均不可能有任何怀疑。这样的税完完全全落在我所称的奢侈品上面，只有上面所说的四种对盐、肥皂、皮革和蜡烛征收的税还有可能还有对大多数时候玻璃征收的税是例外。
关税比货物税更为古老。这样的税之所以称为关税，仿佛是在表明自从遥远的古代以来习惯作出的支付。这样的税仿佛最开始被觉得是对商人利润征收的。在封建无政府状态的野蛮时代，商人也就像城市的一切其他居民那样，看起来不比解放的奴隶更好，他们的人身受到轻视，他们的利益受到妒忌。大贵族既已同意国王向他们自己佃农的利润征收贡税，所以乐于同意对他们不想保护的这个阶级的人民征收与此同样的贡税。在这样的愚昧的时代，而且不懂得商人利润是没法直接征收赋税的，或者说一切这样的税的最终支付必定落在消费者身上，还带着一个颇大的多余数额。
外国商人的利比英格兰商人的利更容易受到嫉妒。所以，对前者的征收赋税很容易会比对后者更重。这样的对外国商人和对英格兰商人征收赋税的区别起源于愚蠢，又由垄断精神让之持续，也就是说，为了让我们自己的商人在自己国家市场和外国市场上能够享有优势。
除了上面所说的区别之外，古代的关税向一切各种货物平等征收，不管为必须品或奢侈品，也不管为出口货物或进口货物。仿佛觉得，为什么一种货物的商人要比另一种货物的商人能够受到更多的优待呢？或者说为什么出口商人要比进口商人可以受到更多的优待呢？
古代的关税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可能是一切关税中最古老的，是向羊毛和皮革征收的税。这仿佛主要是或完完全全是一种出口税。当毛织业首先在英格兰建立时，为了让国王不致因呢绒出口而失去他对羊毛征收的关税，所以对呢绒也征收同样的税。其他两个部分是：第一，对葡萄酒的征收赋税，每吨纳税若干，所以称为吨税；第二，对一切其他货物的征收赋税，按它们的推定价值每磅纳税若干，所以称为磅税。
在爱德华三世第 47年，对一切进出口货物价值每磅征收赋税6便士，只有羊毛、带毛的羊皮、皮革和葡萄酒除外，对它们征收非常的税。在理查德二世第14年，这样的税提高到每磅1先令；三年以后又降到6便士。亨利四世第2年提高到8便士，同一国王的第4年提高到1先令。从这个时候起到威廉三世第9年这样的税持续为每磅 1先令。吨税和磅税通常由同一议会法律拨给国王，称为吨税和磅税补助税。磅税补助税在长时期内持续为每磅1先令，或 5％；在关税的语言中，补助税表示通常这样的5％的税。这样的补助税现在称为过去的补助税，依过去的依照查理二世第12年规定的税率表持续征收。用税率表来确定应税货物价值的方法，据了解，比詹姆斯一世的时代更早。
①威廉三世第9、10年征收的新补助税是在大多数货物上额外征收5％；
②1／3和2／3补助税；
③合起来又组成另一个5％；
④1747年的补助税对大多数货物征收第四个5％的税；
⑤1759年的补助税对某些特定货物征收第五个5％的税。
除了这五种补助税之外，对于某些种类的货物有的时候征收各种各样的其他赋税，有的时候是为了缓解国家的紧急需要，有的时候是依照重商主义体系的原则，为了调节国家的贸易。
重商主义体系渐渐变得越来越流行。过去的补助税是对出口和进口不加区别地征收的。四种后来的补助税，还有嗣后向特种货物有的时候征收的其他赋税，完完全全落在进口上面，只有少数几个例外。大多数在古代向国产货物和制造品出口征收的赋税，或是减轻，或是被完完全全取消。在大多数场合，它们都被取消。甚至对其中的一点货物的出口还发给奖金。进口时已经纳税的外国货物，在出口时有时一切退税，在大多数场合退还一部分税。过去的补助税对进口征收的税在出口时只退还一半，然而缴纳由后来的补助税所征收的进口税还有其他的进口税的货物，在出口时大多数都退还一切税款。这样的连续加剧的偏重出口和抑制进口只有少数的例外，主要涉及某些制造业的原料。我们的商人和制造业者愿意这些原料对自己价格尽可能低廉，对他们的外国敌手和竞争者尽可能昂贵。所以之故，有的时候让外国原料免税进口，举例来说西班牙羊毛、大麻、粗亚麻纱。国产原料和我国殖民地特产原料的出口有的时候不允许，有的时候征收重税。英格兰羊毛的出口不允许。海狸皮、海狸毛和茅香树脂的出口征收重税，大不列颠因为征服了加拿大和塞内加尔，差不多得到了对这些商品的垄断权。
我在本书第四编已经表明，重商主义体系对人民大众的收益、对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不是非常有利的。对君主的收益仿佛也不有利，至少君主收益依存于关税来说是这样。
因为这样的体系，有几种货物的进口被完完全全不允许。这样的禁令在某些情况下完完全全阻止了、在此情况下很大程度减少了这些商品的进口，让进口人没办法不私运。它彻底阻止了外国毛织物的进口，很大程度减少了外国丝和丝绒的进口。在两种场合，它可能让这样的进口征收的关税收益完完全全落空。
向很多种外国货物进口征收重税，方便于阻止它们在大不列颠的消费，在非常多场合只不过鼓励了走私，在一切的场合让关税收益低于征收轻税时可能得到的收益。斯威夫特博士说，在关税的算术中，二加二不是等于四，有的时候只不过等于一，就这样的重税来说，这句话完完全全正确，假如不是因为重商主义体系在很多场合告诉我们要利用征收赋税作为垄断的工具而不是作为收益的工具，是绝不可能征收那种重税的。
对自己国家产品和制造品出口有的时候发放的奖金，还有对大多数外国货物再出口实行的退税，产生了非常多欺诈行为，和一种对国家收益最具破坏性的走私。众所周知，为了得到奖金和退税，有的时候把货物装船出海，然而随后不久又从国家的某个其他地方重新秘密登陆。因为奖金和退税(之中大多数是通过欺诈得来的)使关税的收益损失巨大。截至1755年1月5日为止的一年中，关税的总收入为5068000镑。从这一收入中付出的奖金 (尽管在这一年对谷物没有奖金)，共计167800镑。凭退税单与其他证明付出的退税，为2156800镑。奖金和退税共计 2324600镑。因为这些扣除，关税收益只有2743400镑；从中再扣除薪俸与其他开支等管理费用287900镑，这一年的海关净收益为2455500镑。这样而来，管理费用为关税总收益的5％至 6％，为扣除奖金和退税以后关税收益的10％以上。
因为对差不多一切进口货物征收重税，我国进口商人尽可能地实行走私，尽可能地少报关税。反过来，我国出口商人登记的数量比他们实际出口的多，有的时候是出于虚荣，假装是大商人，货物出口不纳税；有的时候是为了得到奖金或退税。因为这种舞弊行为，在海关册上我国的出口很大程度多于了我国的进口，按他们所说的贸易差额来衡量国家繁荣程度的那些政客们感到说不出的舒服。
一切进口货物除特殊免税的以外，均须缴纳某种关税，这样的免税是不非常多的。假如有任何没有在税率表中提到的货物进口，就依照进口人的宣誓，按价值每20先令征收4先令9便士，也就是说，和五种补助税或五种磅税大体上差不多。税率表十分详尽，列举了非常多种货物，其中非常多是很少利用的，所以不为人所熟知。因为这样的原因，经常没法确定某种货物应归哪一类，因而应纳多少税。这样的错误有的时候会让海关官员受到毁灭，经常给进口人造成非常多的麻烦、开支和苦恼。所以，就明了、准确和清楚各点来说，关税远远比不上消费税。
为了让任何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可以按他们各自支出的比例对公共收益作出贡献，没有必要对这样的支出的每个项目都去征收赋税。由货物税征收的收益被觉得和由关税征收的收益平等地落在纳税人身上，然而货物税只对少数几种最通用的和消费最多的货物征收。很多人的看法是，关税也能够与此同样仅限于少数几种货物，不可能给国家收益造成任何损失，然而对外贸易却有巨大好处。
外国货物，在大不列颠是通用的，也是消费最多的，在现时仿佛主要是外国葡萄酒和白兰地酒，还有一点美洲的西印度群岛的产物，如烟草、糖、甜酒、可可豆等，还有一点东印度群岛的产物，如茶、瓷器、各种香料、咖啡、几种纺织物等。这些货物在现时可能带来了关税收益的大多数。现时对外国制造品征收的税，假如你把少数上面列举的制造品除外，大多数不是为收入征收的，而是为垄断而征收的，也就是说，为了让我国商人在自己国家市场上得到好处。通过取消一切的禁令，对外国制造品只对从经验得知的各种可以为国家带来最大收益的物品征收轻税，我们自己的工人在自己国家市场上依过去的有非常大的好处，非常多物品可能带来非常大的收益。
重税，有的时候因为减少征收赋税商品的消费，有的时候因为鼓励走私，为政府带来的收入经常比征收较轻的税所可以得到的收益少。
当收益减少是消费减少的结果时，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降低税率。
当因为鼓励走私的结果而让收益减少时，有两种补救方法：减少对走私的引诱，或增加走私的困难。对走私的引诱只可以由降低关税去减少，走私的困难只可以由建立一种最适合防止走私的管理制度去增加。
从经验来看，我相信，消费税法律仿佛比关税法律更可以有效地阻止和挫败走私人的活动。在两种不同赋税的性质所允许的范围内，在关税中引进一种类似货物税的管理制度，走私的困难可能会大为增加。很多人觉得，要作出这样的改变是非常容易的。
已经提到过，应纳关税商品的进口人能够自行选择，把货物存在他自己的私人仓库中，或者是存在由他自己出钱或者是由国家出钱设立的仓库中，后者的钥匙由海关官员保存，当他不在时没法打开。假如商人把货物存在自己的私人仓库中，一定要很快缴税，以后再不退还；这样的仓库随时均可由海关官员巡视和检查，方便于确定存货数量和所缴税额是不是相符。如果把货物存入公共仓库中，直到把货物取出供国内消费时才缴税。假如取出后出口，完完全全免税；然而一定要带来一定出口的保证。经营这样的批发或零售的特殊商品的商人随时可由海关官员访问与检查，而且须就在商店或仓库中保存的一切货物带来已经缴税的合适证明书。现时对进口甜酒征收的所谓货物税就是按这样的方式征收的，同样的管理制度可能推广应用于对一切进口货物的征收赋税，只要这样的税也就像货物税相同，仅限于向最通用的和消费最多的几种货物征收。假如赋税推广到差不多一切的商品，就像现在这样，容量足够的公共仓库可能不易带来；然而具有非常脆弱性质的商品，或要求非常小心和注意才可以保存的商品，商人没法放心托付给除自己的仓库之外的任何仓库。
假如因为采用这样的一种行政制度，哪怕在非常重的征收赋税下，走私也可以在非常大程度上给予制止；假如每一种税可以时而提高，时而降低，在提高可以为国家带来最大收益的时候就提高，在降低可以为国家带来最大收益的时候就降低；征收赋税永远用作收益的工具，然而不用作垄断的工具；那样，至少和现在的关税净收益同等的一种收益能够从对少数几种最通用的和消费最多的货物输入的征收赋税得来，仿佛不是不可能的；这样而来，关税就能够和货物税相同，达到同等程度的简单、确定和准确。现在国家因为外国货物再出口在退税以后又重新登陆而且在国内消费所损失的收益，在这样的制度下能够完完全全免除。单是这样的免除就会数量非常大，假如再加上取消对国产货物出口的一切奖金(这些奖金事实上没有一种是以前所付的货物税的退税)，那么，在作出这样的改变以后，关税净收益可能完完全全和改变以前的同等，那是不容置疑的。
假如说这样的一种改变不可能让国家收益受到任何损失，它必然会让国家的商业和制造业得到非常大的好处。现在不征收赋税的商品(占绝大多数)的贸易会完完全全自由，能够在全世界一切地区非常有利地运进运出。在这些商品中包括一切的生活必须品，还有一切的制造原料。因为生活必须品的自由进入会降低它们在国内市场上的平均货币价格，所以也就会降低劳动的货币价格，然而又不在任何方面减少劳动的实际报酬。货币的价值是和它所可以购买的生活必须品的数量成比例的。然而生活必须品的数量却和它们所可以换得的货币数量完完全全无关。
劳动货币价格的降低必定伴有自己国家制造品货币价格的成比例的降低，从而可以让这样的制造品在一切外国市场上得到某种优势。因为原料的自由输入，某些制造品价格降低的比例会更大。假如生丝可以从中国和印度斯坦免税进口，那样的话，英格兰的丝织品就会比法兰西和意大利的丝织品售价要便宜得多。完全没有必要去不允许外国丝和丝绒的进口。自己国家货物的售价低廉，不仅会让我们自己的工人拥有自己国家市场，不仅这样，还可以非常大地调节外国市场。就算是征收赋税商品的贸易，也会比现在实行得有更多利益。假如这样的商品从公共仓库中提出向外国出口，此时完完全全免税，它们的贸易会是完完全全自由的。在这样的制度下一切各种商品的贩运贸易会享受到一切可能的好处。假如这些商品的交付是供给国内的消费之用，进口的人在有机会向某个商人或某个消费者卖出自己的货物以前没有必要垫支税款，那他就会比在进口时一定要垫支税款的情况下售价较为低廉。在同样的税率下，国外消费贸易，就算是在征收赋税商品，用这样的方式实行也可能比现在得到更多的好处。
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著名的消费税计划的目的，就葡萄酒和烟草来说，就是要建立一种和这里所提议的非常相似的制度。当时向议会提出的法案尽管只包含这两种商品，然而广泛觉得，这只不过是一种更广泛的计划的序幕。党派斗争，还有走私商人的利益，对这项法案掀起了激烈的然而是不公正的反对浪潮，所以这位首相觉得最好是把它放弃；因为担忧激起同样的反对，他的继任者没有人敢于重提这个计划。
对进口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奢侈品的征收赋税，尽管有的时候也落在穷人身上，然而主要是落在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有产者身上。举例来说，对外国葡萄酒、咖啡、可可、茶、糖等等的征收赋税。
对供国内消费的国产的比较低廉的奢侈品的征收赋税，非常平等地落在一切各个阶级的人身上，依照他们各自的支出比例。穷人对于他们自己消费的酒花、麦芽、啤酒和麦酒缴税，富人要对他们自己和他们仆人所消费的这些商品缴税。
一定要指出，在任何一个国家，下层阶级人民或中等阶级以下人民的一切消费，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价值上，都比中等阶级与中等以上阶级人民的一切消费要大得多。下层阶级的支出总是要比上层阶级的支出大得多。第一，任何一个国家的差不多一切资本，每一年都作为生产性劳动的工资，在下层阶级人民间实行分配。第二，大多数来自土地地租和资本利润的收益，每一年都在下层阶级人民间，作为家庭仆人和其他非生产性劳动者的工资和维持费实行分配。第三，一部分资本利润是属于下层阶级的人民，作为利用他们的小额资本产生的利润。小店主、小商人和各种零售商每一年得到的利润数额非常大，构成年产物的非常大一部分。第四，也是最后一点，甚至有一部分土地地租也属于下层阶级；非常大一部分属于比中等阶级略低的人，一小部分属于最低的阶级；大多数时候劳动者有的时候拥有一两英亩土地的财产。所以，这些下层阶级人民的支出个别看上去尽管非常小，集体看上去，他一切总是占社会一切支出的绝大多数，剩下来的供上层阶级消费的国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不管在数量上和价值上，总是要小得多。所以，主要落在上层阶级人民支出上或者是落在年产物较小部分上的税带来的收益，比起不加区别地落在一切阶级支出上的税、甚至主要是落在下层阶级人民支出上的税或者说没有区别地落在一切年产物或主要落在大多数年产物上的税所带来的收益要小得多；所以，对国产发酵和酒精饮料的原料和制成品就支出征收的一切各种消费税带来的收益最多；这一部分消费税大多数或主要落在大多数时候人民的支出上。在1775年7月5日截止的一年中，这部分货物税的总收入为3341837镑9先令9便士。
在一切的场合，这样的税或是会提高劳动的工资，或是会降低对劳动的需求。不把这样的税的最终支付转到上层阶级人民身上，就不可能提高劳动的工资；不减少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一切赋税最终要支付的资源，就不可能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不管这样的税让对劳动的需求落到什么状况，它必定会让工资超过在那种状态下原本会有的水平，这样的工资提高额最终一定要由上层阶级人民支付。
酿造的发酵饮料和蒸馏的酒精饮料，不是卖出而是供自用的，在大不列颠不纳任何货物税。这样的豁免的目的是在让私人家庭不会受到收税人员的令人讨厌的访问和检查，它让这样的税的负担落在富人身上比落在穷人身上较轻。诚然，供给私人利用的蒸馏不是非常广泛，尽管有的时候也这样来做。然而在乡村，非常多中等家庭、差不多一切的富裕大家庭都自己酿造啤酒。所以，他们的浓啤酒的价值每桶比大多数时候酿酒商的少8先令，后者一定要得到垫支税款与一切其他垫支的利润。所以，这样的家庭饮用的啤酒比大多数时候家庭所可以饮用的同一质量的啤酒每桶必定要少付9先令或10先令，后者总是通过一点一点地向酿酒厂或酒店购买啤酒较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