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所在国家的现状

格雷那凡本想一登陆就立即沿着海岸北上去奥克兰的。但是，从早晨起，天空就不从人愿的乌云密布，将近十一点钟时，在他们上岸后，愈来愈密集的水汽终于凝成了暴雨。他们不能上路了，只能先找一个避雨的地方。

就在大家分头寻找的时候，威尔逊正好发现了一个石洞，是由玄武岩在海水长年累月的冲击和侵蚀下形成的。于是疲累不堪的旅行者们带着武器和食物躲进了洞里。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被海浪冲进来的海藻，现在已经完全干了。这恰好形成了一张天然的床垫，大家将就着在躺上面休息。他们还在洞口堆了几块木柴，生了火，努力把身上被冰冷的海水浸透的衣服烤干。

约翰希望这场倾盆大雨能来得猛、去得快。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几个小时过去了，天气仍然没有一点好转。中午时分，风刮得更大雨下得更猛了。这种情况下，再有耐心的人也会烦躁不安的。可是，他们束手无策。没有车，冒着这样的暴雨上路简直就是自讨苦吃。再说了，走几天就可以到奥克兰，只要土著人不来这里，晚出发几个小时也无所谓。

在这段时间里，大家的话题一直围绕着正在新西兰进行的战争。为了正确认识和估计这群麦夸里号遇难人的严峻形势，就必须深入了解这场血染新西兰北岛的斗争的整个经过。

自从阿贝尔·塔斯曼于1642年12月16日到达过库克湾以后，那里就常有欧洲船只的出没，但是新西兰人一直在他们的岛上过着独立自由的生活。没有一个欧洲强国打算来占领这些太平洋上的群岛。只有定居在岛上几个地方的传教士，给这些新发现的岛屿带来了基督教文明。不过，其中有些人，特别是英国国教教徒，目的在于想让新西兰人的头领屈服于英国人的统治。可惜的是，这些头领被他们的花言巧语蒙骗住了，在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封请求女王保护的信上糊里糊涂地签了名。

但是，新西兰一些目光长远的人却感到这种做法十分愚蠢。其中一个，在信末盖上他的文身图案后，说了下面这几句预言性的话：“我们自己的国家没有了，从此，它就不再属于我们了，不久以后它将成为外国人的领地，而我们也将成为外国人的奴隶。”果不其然，1840年1月29日，三帆舰使者号来到北岛北边的两岛海湾，海军少校霍布逊进驻了科沃拉雷卡村。他命令当地全体村民到新教教堂集合开大会，并向他们宣读了英国女王的任命书。

第二年1月5日，新西兰人的主要头领都被召集到了帕亚村英国驻官的寓所。霍布逊想尽一切办法要他们答应归顺，他趾高气扬地说，维多利亚女王已经派部队和军舰来保护他们了，女王会保障他们的权利，他们仍然可以享有完全的自由，但是，他们必须将土地献给女王，也就意味着必须把自己的财产献给女王。大部分头领都觉得用财产换来英国女王的保护的代价太高了，因此十分反对，但是最后，许诺和礼品对这些野人的**更大，于是，新西兰的土地最终还是成为了英国女王的殖民地。

自1840年到邓肯号离开克劳德海湾，这期间发生的一切，帕噶乃尔都清清楚楚，而且他随时准备把这些一股脑儿讲给伙伴们听。

“夫人，”他回答格雷那凡夫人的问题时说，“我再重申一遍我所说过的话：新西兰人是勇敢的，他们虽然投降过，但现在正拼命抵抗着英国的入侵者。毛利人的部落组织跟以前苏格兰人的氏族非常像，每个部落就是一个大家庭，再选出一个部落公认的酋长，酋长要求部落成员对他个人绝对敬重和服从。毛利人个个骄傲、骁勇、威猛，他们头发平直，就像马耳他人或巴格达的犹太人，虽然有的比较矮小、粗短，像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但个个身强体壮，高傲好斗。他们曾有过一位以远见闻名的酋长，叫喜喜，是个十足的韦辛格托里克斯。因此，即使毛利人和英国人的战争在北岛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著名的怀卡托人部落就生活在那里，他们在威廉·汤普森的带领下誓死守卫着自己的土地。”

“但是，新西兰现在已经成了英国人的领土了呀！”约翰疑惑地说。

“是啊，约翰，”帕噶乃尔回答，“霍布逊少校占据了北岛，后来竟然还成了那里的总督。从1840年到1860年，英国人选择了这两个岛上条件最好的地方，并在这些地方陆陆续续建立起了九个殖民区，后来发展成了现在的九个省。奥克兰省、格拉纳基省、惠灵顿省和霍克湾省四个省在北岛，纳尔逊省、马尔伯勒省、坎特伯雷省、奥塔戈省和南部省在南岛。到1864年6月30日，有十八万零三百四十六人在四面八方建起了商业大城。等我们到了奥克兰，你们一定会为这个南太平洋的科林斯所处的地理位置大加赞赏的。城市正好俯瞰着狭长的地峡，像一座大桥一样架在太平洋上。奥克兰现在已经是一个拥有一万二千人口的城市。位于它西边的新普利茅斯，东边的阿胡里里，南边的惠灵顿，都是繁华热闹的大城市。南岛上的纳尔逊城是这个岛国的蒙彼利埃，以新西兰的花园而著名，库克海峡上有皮克顿城。奥塔戈省有着丰富的资源，全世界的淘金者都被吸引蜂涌而来，克赖斯特彻奇、因弗卡吉尔和达尼丁都是这个省的重要城市。请注意，在这里讲的城市跟野人部落聚居、小茅草屋集中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都是名符其实的城市，那里港口、码头、教堂、银行、植物园、博物院、动植物驯化园、报馆、医院、慈善机构、哲学研究所、共济会员之家、俱乐部、合唱团、剧院、万国展览会等等应有尽有，几乎跟伦敦和巴黎都不相上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在今年，也许就在此时此刻，一个盛大的世界工业产品展览会正在这个有食人肉习俗的国家举办呢!”

“什么？战争也影响不到吗？”格雷那凡夫人惊讶的问。

“夫人，英国人才不介意战争呢!”帕噶乃尔回答，“他们一边打仗，一边展出自己的工业产品，丝毫不受战争的影响，他们甚至在新西兰人的枪口下修筑铁路。在奥克兰省，德鲁里铁路和梅尔梅尔铁路竟然都穿过了叛乱部落占据的主要地点。我相信他们在火车上都可以开战了呢!”

“那现在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进行得怎么样了？”约翰·孟格尔问。

“我们已经离开欧洲整整半年了，”帕噶乃尔说，“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除了在穿越澳大利亚时，从马利伯勒和塞姆尔的报纸报线上报道过几则关于战事的消息。那时，北岛的战争还是打得很激烈。”

“这场战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玛丽·格兰特问。

“也许应该说‘战争是什么时候重新开始的’，亲爱的小姐，”帕噶乃尔风趣地答道，“因为，1845年已经有过一次，大约在1863年末又重新开始了。其实，在此之前，毛利人早就在准备打破英国人的枷锁了。土著人组成的民族党一直为使毛利人当选头领而进行积极的宣传。他们想让老波塔托当国王，并把新王国的首都设在他位于怀卡托江和怀帕河之间的村子里。这个老波塔托胆量不大，可是诡计多端。他的首相威廉·汤普森果断又聪明，是恩加蒂哈华部落的后代，在外国人占领这个部落之前，住在奥克兰地峡上。他现在成了这场独立战争的领导者。他非常巧妙地组织起毛利人部队，而且在他的带领下，塔拉纳基省的一个头领也把分散的部落联合了起来，为共同的目标奋斗着。另一个怀卡托地区的首领还组织起了‘土地联盟’，这是一个真正为保卫国家财产而组成的联盟，它的宗旨是阻止当地人把土地卖给英国政府。他们举行了一次次像文明国家那样的宴会，但这些宴会像一场场鸿门宴，往往成为一场革命的前奏。英国报纸已经开始注意这类令人惊慌的迹象了，政府也很为‘土地联盟’的活动担心。总之，新西兰民众的思想已经逐渐被唤醒，炸药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偶然一个火星就能让炸药发挥它骇人的威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只要两股势力发生冲突，就能引起爆炸。”

“那么，这个冲突……”格雷那凡急切地问道。

“这个冲突发生在1860年，”帕噶乃尔说，“在北岛西南海岸的塔拉纳基省。一个土著人在新普利茅斯附近拥有一块六百英亩土地，他把这块地卖给了英国政府。可是丈量员来测量这块地时却遭到酋长金基的坚决反对。三月份，他在这块还有争议的六百亩地上建起了营房，四周围上了高高的栅栏。几天后，戈尔德上校带领他的部队抢占了这个土著人的营房，就是那天，这场民族战争的第一枪打响了。”

“毛利人多吗？”约翰·孟格尔问。

“历经了一个世纪，他们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地理学家回答，“1760年，库克估计他们有四十万之多。到1845年，根据‘土人保护协会’的统计，数目已降低到十万九千。‘文明人’带来的杀戮、疾病、烈酒，造成了毛利人的大量死亡，不过，现在两个岛上的土人加起来还有九万，其中还有三千个精壮兵，照此，他们还可以与欧洲人抗争好长一段时间。”

“到目前为止，他们成功过吗？”格雷那凡夫人好奇地问。

“成功过，夫人，连英国人自己也不得不为新西兰人的勇敢喝彩。新西兰人善于打游击战，实施小范围的偷袭，向小部队进攻，抢劫殖民者的据点。这样英国兵就不得不搜索乡村的每个灌木丛，因此，卡默伦将军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在1863年，毛利人占领了怀卡托上游的一个要塞。要塞建在一道陡峭山脉的尽头，外面有三道防线保卫。土人预言家号召所有的毛利人行动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并且相信一定能够把白人全部歼灭。卡默伦将军指挥三千名士兵作战，自从斯普伦特上校被毛利人野蛮杀死后，这些士兵抓到一旦毛利人就一律格杀勿论，一个都不放过。双方进行了长期而残酷的交战。有时仗一打就是十几个小时，毛利人面对欧洲人的先进的武器与猛烈的炮火毫不退缩。威廉·汤普森统率的怀卡托部落异常凶猛，是这场战争的主力。这个土人头领起初只是指挥两千五百名士兵，后来增加到八千士兵。松基和赫基这两个叫人闻风丧胆的酋长，也派自己的部属去助战。在这场激战中，妇女们也不例外地参与了艰苦的战斗。最终，因为正义的一方没有配备好的武器，经过多轮激战，卡默伦将军终于占领了怀卡托这个没有人的空县城，因为居民们早已四散逃逸。战争中可歌可泣的故事不计其数。一次，四百个毛利人被卡雷准将手下的一千英国兵围困在奥拉康碉堡里，缺水缺粮的他们坚决不放弃。最后，在一天正午，他们在第四十团英军中杀出一条血路，逃进了沼泽地。”

“在怀卡托县被占领后，战争就结束了吗？”约翰迫不及待地问。

“没有，我的朋友，”帕噶乃尔回答，“在那场激烈的战争之后，英国人决定继续攻战塔拉纳基省，包围玛泰塔瓦，那里可是威廉·汤普森的堡垒。当然他们为占领这个堡垒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离开巴黎的时候，听说总督和将军刚接受了塔兰加各部落的投降，不过还是让他们保留了四分之三的土地。我还听说，叛军的主要首领威廉·汤普森也在考虑投降，但是，澳大利亚的各家报纸都没有刊登这条消息，因此，说不定此时抵抗运动也许正以新的活力重新组织起来了呢。”

“那根据你的观点，帕噶乃尔，”格雷那凡说，“这场战争要打到塔拉纳基省和奥克兰省啰？”

“我想是的。”

“也就是麦夸里号搁浅后，我们被扔下来的地方？”

“正是。我们上岸的地方就在卡菲亚港以北几英里，或许毛利人的大旗还在卡菲亚港上空飘扬着呢。”

“那么，我们较为明智的选择就应该是向北走。”格雷那凡说。

“的确，向北走最为明智。”帕噶乃尔回答，“毛利人仇恨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如果我们能碰上欧洲军队的某个小分队，”格雷那凡夫人说，“那我们就幸运了。”

“也许能吧，夫人，”地理学家回答，“但是，不要抱太大希望。孤立的小部队一般是不会在荒野里走动的，因为任何小树丛、小荆棘丛里，随时都可能躲藏着土人机灵的射手。我们不能把希望放在受第四十团士兵的保护上，不过，如果我们沿着西海岸向北走的话，那里有几个传教团，我们还有点希望。我们可以一站一站走到奥克兰，很方便的。我甚至考虑过沿着怀卡托江走，也就是德·霍斯泰特先生曾经走过的那条路。”

“他是个旅行家吗，帕噶乃尔先生？”罗伯特问。

“是的，孩子。他是一个科学考察团中的一员，1858年，这个考察团乘奥地利的军舰诺瓦拉号作过环球航行。”

“帕噶乃尔先生，”罗伯特又问，他一想到远途航行作地理考察便激动地两眼发亮，“新西兰有没有像澳大利亚的伯克和斯图尔特那样有名的旅行家？”

“有几个，孩子，比如胡克医生、布里扎特教授、博物学家迪芬巴赫和尤利乌斯·哈斯特。但是，虽然他们已经在自己热爱的探险事业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还是不及澳大利亚或非洲的旅行家有名……”

“您可以讲讲他们的故事吗？”小格兰特问。

“当然可以，孩子。既然你迫不及待想知道，我就很乐意讲给你听。”

“谢谢您，帕噶乃尔先生，我一定认真听。”

“我们也要听。”格雷那凡夫人凑过来说，“看来这坏天气又给了我们一次受教育的机会。帕噶乃尔先生，您就讲吧。”

“遵命，夫人，”地理学家说，“不过，我会讲得简短一点，毕竟我要讲的不是那些和澳大利亚吃人怪物展开肉搏的大胆发现家们。新西兰国土不大，很容易就被考察一遍。故事的主人公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家，只是一般的观光客，他们在毫无浪漫意味的事故中无意中成了探险的牺牲品。”

“他们叫什么？……”玛丽·格兰特问。

“几何学家维特孔伯和查尔顿·豪维特。你们还记得在威默拉地界停留时，我给你们讲的那次难忘的探险吗？维特孔伯就是在那次探险中找到了伯克的残骸。维特孔伯和豪维特两人分别指挥两个小组在南岛进行考察。1863年初，他们从克赖斯特彻奇出发，目的是为了寻找穿越坎特伯雷省北部山脉的各种道路。豪维特翻过了北界的山，在布伦纳湖上建立了一个指挥部；维特孔伯则相反，在拉凯阿河谷找到了一条通往廷德尔山峰东面的路。当时维特孔伯有个同伴名叫雅各布·鲁帕，他的游记后来被登在利特尔顿时报上。”

“在我的记忆里，1863年4月22日，这两位探险者来到一座冰峰脚下，拉凯阿河就是从那儿发源的。他们一直登上峰顶，继续寻找新的通道。第二天，维特孔伯和鲁帕在又冷又累、精疲力尽的情况下，不得不在海拔四千英尺高积累着厚厚的冰雪的山上宿营。他们在山壁陡峭的山谷里转了一个星期，始终没有找到任何出路。时常没有火烤，就连干粮也告罄了，随身带的糖都化成了糖水，饼干变成了面糊，衣服和铺盖都湿透了，还被虫咬了很多洞。他们有时一天能走三英里，有时一天却连两百码都走不了。”

“4月29日，他们终于看到一座毛利人的茅屋，园子里还有几个土豆可以让他们美美的分享一顿。当晚，他们就到达了离塔拉马考河入海处不远的海岸。当时他们必须到河的右岸，然后向北往格雷河走。可是塔拉马考河又宽又深，鲁帕苦苦寻觅了一个小时，才找到两只破损的小划子，他尽力修补并把它们拴在了一起。傍晚时两个朋友分别上了划子，可是刚到河中间，划子就灌进了水。维特孔伯跳进河里，奋力向左岸往回游。可是鲁帕不会游泳，此时划子成了他的救命稻草，他牢牢地抓住它，在受过不少惊吓后，他终于幸存了下来。水流把他推向岩礁，第一个浪头将他打入海底，第二个浪头又把他抛到海面，撞在岩石上。到了晚上，那是最黑的一夜。天下着大雨，鲁帕满身是伤，血流不止，咸海水使肌肉变得又肿又胀。他随着划子一起颠簸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失去知觉，被海浪抛到岸上。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他向一个泉眼爬去，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离他昨天的目的地大约只有一英里。于是他爬起来，蹒跚着一步步沿着海岸往前走，不久发现了不幸的维特孔伯，他整个身体陷在泥沙里，早已经没了气息。鲁帕用手在沙子里挖了一个坑，把他埋了。两天后，快被饿死的他被几个好客的毛利人——当然毛利人中也有好客的——收留了。5月4日，他到达了布伦纳湖查尔顿，也就是豪维特的宿营地。但是就在六个星期后，豪维特也像不幸的维特孔伯一样死于非命。”

“天啊!”约翰·孟格尔说，“灾难像链环一样一环扣一环的接着，就像有一条看不见的命运的纽带把这些旅行家们都拴在了一起，这样纽带一断，他们就失去了性命。”

“你说得对，我的朋友，”帕噶乃尔回答，“我也总这样想。谁也无法弄清楚到底是什么纽带使豪维特几乎在同样的情况下丧命。主管政府工程的怀德聘用了查尔顿·豪维特，让他负责开出一条从胡鲁奴依平原到塔拉马考河入海口的马道。1863年1月1日，他带着五个助手出发了，用他的智慧完美地完成了这项使命，开辟出了一条长达四十英里的马路，一直到塔拉马考河一个无法通过的地方为止。他回到克赖斯特彻奇时，虽然已经快入冬了，但他还是要求继续开路工程。怀德先生也同意了。豪维特为顺利度过冬天又一次出发为营地准备粮食。就是在这期间，他收留了雅各布·鲁帕。”

“6月27日，豪维特和他手下的两个人罗伯特·李特和亨利·穆里一起离开了营地。他们乘小艇渡过布伦纳湖。从那以后，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只是在后来发现了他们乘坐的那只单薄、扁平的小艇被搁浅在岸边。大家找了他们九个星期也一无所得。显然，这几个不幸的人肯定由于不会游泳，而淹死了。”

“但是，有谁能确信他们真的是遇难了呢？难道他们不可能留在了新西兰的某个部落吗？”格雷那凡夫人揣测说，“至少，怎么可以确信他们一定是死了呢？”

“唉，夫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帕噶乃尔回答，“因为，直到1864年8月，也就是他们出事后一年也一直没在新西兰任何地方出现过，如果一个人有一年不露面，”帕噶乃尔喃喃道，“那就说明，他永远的消失了，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