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做客贝努依角
约翰·孟格尔急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抛下八字锚好让游艇一动不动地停泊在天然锚地里。停泊地水深五英寸，海底它由坚硬的砂砾构成，能一直稳定地咬住船锚，相当适合游艇停泊。因此，完全不必担忧船随时会走锚或在退潮时搁浅。邓肯号在与狂风怒涛搏斗了多个小时之后，现终于开进了一个小小的海湾，尖形的峰峦海湾四周耸立着，可以很好的抵御外海刮进来的狂风。
格雷那凡勋爵很紧握住青年船长的手说：“约翰，谢谢您！”
这简单的一句话已使约翰倍感荣幸了，格雷那凡也保守住了遇险时心急如焚的秘密，使玛丽·格兰特、格雷那凡夫人和罗伯特都没有料到他们刚幸运逃过的灾难有多么的严重。
现在还有一些紧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弄明白：这场该死的风暴究竟把邓肯号打到海岸的什么地方了？游艇应该从哪儿再度走上预定航度线？西南方的贝努依角离这里离有多远呢？大家都不免有点焦急地询问着约翰·孟格尔，青年船长听完就立刻开始测算游艇的方位，边观察，边对照海图用记号记录下来。
总的来说，邓肯号偏离它原来的航行路线只不到两度，还不算太远。游艇现在位于南纬三十五度零七分，东经一百三十六度十二分的地方，此地名叫灾难角，处于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岬头上，距离贝努依角只有不到三百海里。
从名字可以得知，灾祸角就是不祥的征兆，它与坎加鲁岛上的一个岬角形成的波尔大角遥遥相望。两个岬角中间斜躺着探索者海峡，海峡两端是两个深水港湾，一个是斯潘塞湾，位于港湾的北叫，另一个是圣文森特湾，位于港湾的南边。而阿德莱德港便位于圣文森特湾的东海岸，这个港城就是南澳大利亚州的首府。该城市建于1836年，目前人口四万，资源非常丰富。然而，这个城市的居民却大都从事种殖业，如种柑橘和植葡萄以及其他农产品，很少创办大规模的工业。因此，城市居民中农夫多于工人，看来商业和机器制造业根本不被人们在思想上重视。
邓肯号能尽快修理好全部的损坏和故障吗？这个问题亟需解决。为了检查航船损坏的情况，约翰·孟格尔命人进入水里仔细盘查游艇的后部船底。潜水员回来报告说，螺旋桨转动不了，是因为螺旋桨有一个叶子扭歪了，顶住了艉柱。经过评估，大家认为机械损坏严重非常，必须得用一种工具，但它在阿德莱德根本找不到才能修得好。
孟格尔船长和格雷那凡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让邓肯号扯帆继续沿着澳大利亚海岸航行，寻找布雷塔尼亚号的踪迹，中途在贝努依角停靠，并搜集最后的线索，然后继续南下到墨尔本后，在那里修理游艇损坏的器件就变得相对容易了。等螺旋桨一修好，邓肯号就可以横穿南部海域，去东海岸完成一系列的寻访工作了。
大家一致赞同了这个建议，约翰·孟格尔于是决定利用顺风起锚航行。幸运的是他等待的时间并不久，接近傍晚时，风暴就完全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可以利用的西南微风。大家开始做出航的准备，新的船帆又挂在了帆桁上。凌晨四点整，水手们开始卷绞盘，船锚随即垂直升了上来，开始走动。于是邓肯号就在它的前桅帆、后桅帆、顶帆、二层小方帆、三角帆和上桅帆的带动下以右舷风航行着，它尽量靠近海岸航行，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利用澳洲海风力。
邓肯号在经过两小时奔波之后已然看不到灾祸角了，现在它正行驶在探索者海峡附近。到了夜晚，邓肯号已经绕过波尔大角，航行在长长的坎加鲁岛链的海上。坎加鲁岛在澳大利亚所属小岛中是最大的一个，它也是欧洲流放的犯人逃亡幸存后选中的一块庇护地。从远处望去，这个岛屿风景如画，十分迷人。在小岛沿岸有层层叠叠的岩石，岩石上绿草如茵，就好像铺了一张厚厚的绿色地毯。和1802年刚发现这个岛屿时一样，如今的旅行者们也能看见大量的袋鼠群在树林中、在平原上跳上跳下。
第二天，邓肯号仍旧沿着海岸航行。航船放下了几艘小船，以便登陆探访沿岸全部的悬崖峭壁，来寻找失踪人的蛛丝马迹。格雷那凡不断在三十六度和三十八度之间寻找着还没有探访到的空白点，因为当时邓肯号处在南纬三十六度线上。
12月18日全天，扯上全帆的游艇像一艘真正快速帆船一样在因康特湾沿岸借风近距离行驶着。此地正是著名旅行家斯图特1828年在发现了澳大利亚南部最大的河流墨累河之后到达的地方。这个地方与草木茂盛的坎加鲁岛沿岸简直相差甚远，它只有一片片干旱的小丘陵，但这却难以改变这一带海岸的乏味，既低矮又支离破碎。还有几座黑灰色的沙岬或峭壁稀稀落落直在那里。总之，这里具备了极地干旱贫瘠的所有特点。
在这次航行中，游艇配备的小船帮了很大的忙，船上的水手奉命驾驶小船，他们勤勤恳恳，无怨无悔。格雷那凡和与他形影不离的帕噶乃尔，还有小罗伯特，几乎一直待在小船上，他们总想亲自探寻，看有没有布雷塔尼亚号留下的什么蛛丝马迹。
但不管他们的寻访怎样仔细，也没有找到任何与那次失事有关的信息。对此，澳大利亚海岸和潘帕斯草原一样保持着沉默。还好，在到达那份文书指示的确切地点之前，大家就不会绝望。他们在这一带仔细寻访，，惟恐漏掉了一处可能找到线索的地方。他们在夜里把船停下来，让邓肯号尽量待在原处不动，而到了白天，便上岸仔细搜寻。就这样他们边航行边寻访，到达拉西佩德湾尽头的贝努依角是在12月20日，可遗憾的是仍没有发现一点沉船的残骸。然而，搜寻不成功也并一定代表布雷塔尼亚号的船长不是在这里失事的。
事实上，从沉船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两年了，那艘三桅帆船留下的残骸很可能会被大海冲散、侵蚀，并且漂流物会被冲到离暗礁很远的地方。而且，当地土著人看到发生了沉船事故就好比秃鹫闻到死尸的味道一样，沉船的残骸恐怕早就被丝毫不留地抢得一干二净了。进一步讲，如果哈瑞·格兰特和他的两个伙伴在被浪涛打到岸上时便被俘获，他们也肯定被带到了内陆。
但是，情况假如是这样的话，雅克·帕噶乃尔费尽心思做出的推断就难以立足了。假设事件发生在阿根廷的领土上，这位地理学家就有十足的理由认定，文书上提到的纬度一定是指的是他们被俘的地点，而不是指航船失事的地点，。因为，潘帕斯草原不仅仅有大江大河，还有众多的支流，河水可以把那些宝贵的文件带到大海里。与这不同的是，在澳大利亚的这一部分，横贯三十七度线的江河数量实在有限。除此之外，南美洲的科罗拉多河，内格罗河都是实在无法居住或无人居住的荒凉海滩汇入大海的。而澳大利亚的那些主要河流，如托伦斯河、雅拉江、墨累河、达令河，它们要么相互交错，要么经过河口流人大海，但如今那些河口都变成航行繁忙的港口、船舶云集的锚地了。那么，一个容易破碎的漂流瓶子怎么可能安全地漂流到达印度洋呢？
只要是理性的人都知道，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按照帕噶乃尔的推测，在巴塔哥尼亚这个阿根廷的省城里具有说服力的话，在澳大利亚也许就不符合情理了。帕噶乃尔在麦克·纳布鲁斯就这个问题发起的一次讨论中终于承认了他的推论不适用在这里。很明显，文书里提到的纬度只与出事地点有关。所以，瓶子应该是在布雷塔尼亚号撞沉的地点——澳大利亚的西海岸被扔进大海里的。
不过，格雷那凡不停地提醒大家注意，这个肯定的结论并没有排除格兰特船长被俘的可能性。而且，在那份文书里这位船长用的几个词也让人产生这个预感，所以必须考虑他们可能成为残忍的土著人的俘虏。那么，这样的话只沿着三十七度线航行，而不涉及其他地方便是一无所获的。
大家终于在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假如在贝努依角找不到布雷塔尼亚号的踪迹，格雷那凡勋爵只能返回欧洲。就算他这次寻访很有可能毫无结果，但他也是奋勇当先、认认真真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尽管如此，对于这个结论游艇的乘客们仍然感到十分伤心，玛丽和罗伯特更是已经彻底绝望了。格兰特船长这两个孩子在与格雷那凡勋爵和夫人、麦克·纳布鲁斯、约翰·孟格尔和帕噶乃尔乘小船一道前往海岸时，心里就一直在想，能够找到父亲就在此一举了，不然的话一切都将无法实现了。因为帕噶乃尔在上一次的讨论中曾极其肯定地说，如果遇难者的船是在东海岸触礁撞沉的，他们很可能早就回到祖国了。
“有希望!应该有希望的!总该有希望的!”在乘小船登陆的途中，格雷那凡夫人一个劲地安慰着坐在她身边的格兰特小姐说，“上帝不会把我们抛下不管的。”
“对的，格兰特小姐，”孟格尔船长也说，“上帝经常会在人们无可奈何的那一刻出手相救的，它会通过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为他们打开新的道路。”
“孟格尔先生，但愿上帝能听见您的观点。”玛丽·格兰特回答说。
现在离海岸只有两百米距离了，贝努依角一直延伸进大海有两英里，岸边都是些较平坦的斜坡。在一个天然的小海湾里他们把小船停靠了下来，一些正在成形的珊瑚堆在海湾两边的水里，时间长的话，这些珊瑚就会在澳大利亚南部形成一圈一圈珊瑚礁。实际上，现在那些珊瑚已经是可以算是暗礁了，因为它们已经足以撞毁一艘大船的船体，布雷塔尼亚号很有可能就是在此地连人带货全部遇难的。
邓肯号的乘客们在一个十分荒凉的海岸上顺利登陆。一层层的悬崖峭壁在沿海岸形成了一道六丈到八丈高的壁垒线，若没有梯子和铁钩就休想攀登这天然的护墙。幸好约翰·孟格尔很快在南面半英里处找到了一个缺口，这缺口完全因为峭壁的部分坍塌引起的。想必是大海在春分秋分前后波涛最汹涌澎湃的日子拍击易碎凝灰岩而形成的天堑，而强烈的撞击和拍打使天堑上面部分坍塌。
格雷那凡和他的伙伴们先是钻进了这个缺口，再是爬上一个相当陡峭的斜坡，最后才到达峭壁的顶峰。罗伯特像一只小猫一样迅速爬上一个陡峭的坡，并且第一个到达了顶峰，把帕噶乃尔气得不断抱怨自己四十岁的长腿还不如人家十二岁的短腿好用，竟显得格外委屈。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也把不慌不忙的少校远远地抛在后面了，少校倒没有十分在意胜负。
过了一会儿，这个小分队就集合起来了，队员们谨慎地观察着旁边那一片广阔而平坦的土地。在那无边无际而又未加开垦的平原上只有荆棘丛和灌木丛，帕噶乃尔将这里称作法国布列塔尼荆棘丛生的荒原，格雷那凡则把这片荒凉之地比作苏格兰低洼地带的荒凉谷地，。尽管这个地区沿海似乎杳无人烟，但从这里放眼望去，远处却可以看见象征吉祥的建筑物，说明那里有人的活动，那不是野人而是能劳动的文明人。
罗伯特嚷道：“有个磨房在那里!”在三英里外，的确有一台风磨的叶片正在随风转动。
“对啊，是一台风磨，”帕噶乃尔把自己的望远镜对准那转动风磨的的叶片说道，“那简直就是一座小小的纪念碑，既朴实，又实用，我看到它的第一眼就喜欢上它了。”
“看上去好像就是一座教堂的钟楼。”格雷那凡夫人说。
“说得对，夫人，一个是打磨肉体需要的粮食，另一个则是打磨精神需要的粮食。从这个角度来讲，风磨和教堂也是十分相似的。”
“我们还是去风磨那边吧。”格雷那凡对大家说道。大家随即上路，经过半小时的跋涉，只见一片经过人类劳动耕作过的土地逐渐展现出了崭新的面貌。从贫瘠的土地到农耕的乡野，这可真算得上是个巨大的变化。排排绿篱围着的一片新开垦的园地取代了万木丛生的荆棘。六七匹马和几头牛正在牧场上啃着草，周围是高大的槐树，那些槐树都是从坎加鲁岛上一个个很大的苗圃里移植过来的。道路两旁，一块块覆盖着粮食作物的田地逐渐呈现在他们眼前，还有几英亩长着金色麦穗的土地，以及像巨大的蜂房一样堆砌在田野上的草堆。接下去便是一个个新建好围墙的果园，果园既美观又实用，连贺拉斯[ 贺拉斯(公元前65—8)，著名的拉丁诗人。《颂歌》、《诗艺》、《讽喻》的作者。]也会不停赞叹。继续走下去，便看到草料棚和布局科学合理的附属建筑，最后出现的是朴实而又舒适的住宅，快乐鸣叫着的风磨与用尖尖的屋脊俯瞰着的那些住房遥相呼应，并用它像巨大翅膀一般的转动风影轻轻抚摸着住房的屋顶。
突然，四条大狗开始汪汪狂吠，通报有陌生人造访，片刻间只见一个友善的大约五十岁的男人从住宅里走了出来，在他身后走出来的是他的高大而结实的妻子和他的五个英俊健壮的儿子。毫无疑问，在这一片几乎处于蛮荒状态的原野里，从这个建筑里走出来的男人和他那强健的一大家人，展现出了爱尔兰移民绝对完美的形象。这些人大多是对自己国家的贫穷感到无比厌倦，于是便前往海外谋求财富和幸福。
格雷那凡和他那一行人还没有来得说明来意和身份，就听到一番欢迎他们的亲切话语了：“外来的人们，热烈欢迎你们来到帕第·奥摩尔家做客。”
“您是爱尔兰人吧？”格雷那凡边说边紧紧握移殖民者伸过来的手。帕第·奥摩尔回答道，“以前我是爱尔兰人，但现在是澳大利亚人。先生们，请进！不管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到了我家就是客人。”
对这样诚恳的邀请，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玛丽·格兰特小姐和格雷那凡夫人在奥摩尔太太的带领下走进了住宅，奥摩尔的儿子们帮助客人们拿下武器。
这个住宅是用又大又厚的木板横着砌起来的，楼房的底层是一间大厅，明亮而凉快。在色彩明快的木墙上牢牢地钉着几条木头长凳，另外还有两个橡木橱柜和十来个板凳，橱柜里放着白色的陶器和几只闪闪发光的锡壶。在大厅中央放着一个很长的桌子，即使他们二十个人围坐在桌边也很宽松。这些大厅里美丽的家具与这座漂亮的房子和的健壮主人们竟是格外的般配。
午餐很快就做好了，热气腾腾的大汤碗放在烤羊腿和烤牛肉之间，周围摆满了盛着葡萄、橄榄和柑橘的大盘子。男女主人的态度都如此殷勤，加上桌上的东西如此充裕，而且桌子又如此宽大舒适，不坐上去就似乎太不合人情了。在这个农庄里主仆是完全平等的，长短工们全部前来共享这顿美餐。帕第·奥摩尔用手一一示意客人们落座。
他对格雷那凡勋爵简单地说着：“我早就在这等你们了。”
“您？早就在等我们？”格雷那凡十分惊异地问道。
爱尔兰人回答说，“只要是来的人，我都欢迎。”
紧接着，一家人和仆人们都正规地站起来，他便开始用庄重的声音背诵餐前祈福经。这些淳朴至极的生活习惯使格雷那凡夫人内心异常激动，她的丈夫亦深有同感的和她交换了一下眼神。
大家又吃又喝显得十分尽兴，席间的闲聊话题也涉及极为广泛，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一握手便成了自家人。他们之间只是隔着几图瓦兹的特威德河[ 特威德河是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界河。]，就像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挖了一条深深的沟渠，而老喀里多尼亚与青翠的爱林[ 爱林是爱尔兰的古名。]之间虽然隔二十法里长的爱尔兰海峡相望，却犹如睦邻。帕第·奥摩尔还讲了他自己的故事，那也是所有移民被贫困区赶出祖国的历史。有许多人去远方企图寻求财富，得到的却只是失败，他们抱怨上天，却从不责怪自己的懒惰、笨拙，只有那些生活节约、简朴、勇敢、诚实的人才会成功。
帕第·奥摩尔过去是这样的人，现在仍然是。他原来在邓多克穷困潦倒，不得已便携家远走澳大利亚地区，在阿德莱德登陆。他似乎很瞧不起矿工那样的苦活儿，却热衷于农夫这个较为稳定的职业。两个月之后，他开始着手经营农场，如今这农场已如此兴盛了。
澳大利亚南部所有的土地都可划分为“条块”，每“条块”约有八十英亩耕地。那些面积不等的土地由政府定价售给移殖民。对于一个勤奋的农夫而言，耕种一块土地除了可能过好日子之外，而且还可以净余八十英镑。帕第·奥摩尔能对这一切十分了解，他掌握的农业知识也很好的帮助了他。他生活勤俭节约，用第一块土地获得的盈利再添置几块新地。慢慢地，他的家庭兴旺发达了，他经营的农庄也繁荣起来。再到后来，这个爱尔兰农夫变成了地主，虽然他的庄园才运行两年，但他已拥有了五百英亩[ 一英亩相当于0．404公顷。]开发养护不错的熟地，还有五百余头牛羊。过去曾在欧洲作奴隶的人，现在终于成了自己的主人，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享受着无比的独立和自由。
宾客们听完爱尔兰移殖民的故事，都向他致以衷心而诚挚的祝福。帕第·奥摩尔说完自己的身世之后，当然也等待对方表达心声，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要求。他既谨慎又很含蓄，似乎向大家传达：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我并不追问你们是什么样的人。格雷那凡最大的兴趣在于谈邓肯号，谈他去贝努依角的经过，以及他不懈努力寻找格兰特船长的决心。他也是个爽快的人，于是首先询问帕第·奥摩尔知不知道布雷塔尼亚号沉船的消息。
遗憾的是，爱尔兰人的回答并没给大家带来好消息。他说他从来没有听人提及过这艘船，两年来，也从来没有船只在这一带海岸失事。既然布雷塔尼亚号海难事故才发生了两年，他就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落难的人绝没有被打上西岸并且来到这里。
“那么，爵士，”他又接着说，“请问那失事的船只和您有何关系？”爱尔兰人这一问，格雷那凡便开始给他讲述了文书的故事、游艇的寻访旅行以及为寻找格兰特船长所做的各种尝试。他毫不隐瞒地说，由于主人不可置疑的的否定回答，他连最急切的希望都已经破灭，想要找到布雷塔尼亚号的遇难海员恐怕也已基本上无望了。
这样一番话给同行的人们留下了颇为痛苦的印象。坐在桌边听他说话的玛丽和罗伯特都两眼满含泪水，帕噶乃尔也不知怎么安慰和激励他们。约翰·孟格尔也感到十分悲伤却无法解脱。邓肯号上的这些慷慨勇敢的乘客们恐怕是要无功而返了。正当绝望蔓延开来，一个声音忽然传到了他们的耳边：“爵士，朋友们，请感谢上帝吧！上天保佑格兰特船长还活着，他一定生活在澳大利亚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