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5
这种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仇视有时还会殃及到许萌萌身上。她们似乎看不大惯许萌萌身上的清爽和脸上的干净，甚至许萌萌嘴里标准的礼貌用语也让她们不怎么舒服，她们用鼻孔里的气体表示对这个与众不同的少年的不满和轻蔑。
我在有了做母亲的体验后，对她们的举动有了挺深的理解和同情。是啊！见到与自己的骨肉有着如此巨大反差的孩子，哪个母亲会心平气和、心悦诚服并能无动于衷呢？
我母亲同她们的区别就在于对明的接受程度上。她不仅十分欣赏并羡慕那夕阳下的充满魅力的三口之家，并且对那个整洁规矩礼貌周全的男孩子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一段时间里，“你看人家许萌萌！”几乎成了我母亲数落、责骂我们的一种固定格式了。
其实，我母亲叶淑惠对上海女人梅亚莉也不见得怎么太投入。我母亲就十分看不惯梅亚莉把自己搞得像随时都有宴会要她去赴的隆重样子。我看梅亚莉我母亲也是彼此彼此。我就多次见过她对我母亲情不自禁地冒出的那些个“之乎者也”的古汉语底子嘴角流露出的那种笑，那笑虽然是隐隐的，但逃不过我雪亮的眼睛，这加重了我对她的不喜欢。
好在她俩都能克制地、理智地、各取所需地交往着。现在想来，她俩这种交往的成就已经十分巨大了。你想，同济大学化学系同私塾先生的古代汉语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化差别！按现在的眼光看，我母亲箅是低就而我母亲则是高攀；但那时的化行情跟现在简直不是一个度量衡，更何况她的丈夫同我母亲的丈夫在职务上也不是一个重量级。因此，按那时的行情和标准看，她俩正好颠了个个儿一”母亲對氏就，而她则是髙攀了。
说到她们的丈夫，梅亚莉的丈夫前边已经交代得够用的了，而我母亲叶淑惠的丈夫则刚刚粉墨登场。为了把后边的事情讲清楚，我不得不在我母亲的丈夫身上费一些笔墨。因为他在以后的一次重大事件中，是问避不了的男主角。
我母亲的丈夫，箅了，少绕点口舌吧，就直截了当地说我父亲吧。
我父亲是个极其本分的人，说他本分是有依据的，就拿他入伍的时间说。
我父亲是个抗战时期人伍的老同志，虽然他刚入伍日本人就宣布投降了，但这并不影响父亲口后享受若干待遇，这些待遇令父亲难为情，他总是羞答答地享受这些待遇。在我拥有了足可以跟父亲开玩笑的年龄后，曾就这个问题逗过父亲。我问：“爸，你到底打没打过日本鬼子？”父亲的回答不那么流利：“我参军的时候正赶上日本人投降，没捞上打。”
我故作惊讶地说：“哎哟，这么说您是个冒牌的抗日战士了？”
父亲不同意我的观点，很正经地纠正我：“不能这么说。我是1945年7月人伍的，日本人是1945年8月投降的，按政策规定我应该箅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
我就假装恭维他，把他恭维得十分不自在：“爸，您多会把握时间啊！既能守身如玉，又不失功劳牌坊，真行！”
父亲的不自在是显而易见的，他压低了声音嘟囔道：“我怎么知道日本人那么快就投降了？他们投降又没跟我商量通气，关我什么事！”
我父亲不仅极其本分，而且还极其朴实。父亲这方面的事迹不少，随便举一个就很能说明问题。
1968年6月，父亲作为师闭干部中的一员被组织召唤进京朝觐。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接见的时间里，大家一等不出来，二等不出来，三等还不见伟大领袖出来，有人开始上厕所了。父亲虽然也憋得难受，但父亲生怕去方便的时候伟大领袖冷不丁地出来了，父亲就硬憋着。等父亲看到队伍里的人几乎都去了个遍也没误什么事，就站起身来钻进了人民大会堂带香味的厕所里。父亲刚开始方便，就听到外边有喊：“起立”的声音。父亲下意识地起立站好，发现地方不对，军容似乎也不对。父亲提着裤子往门口跑，一拉门，坏了！门被从外边锁上了！父亲头上的汗一下子就下来了，父亲敲着门试探着喊：“开门！请开门让我出去！”门外震耳欲鸯的山呼声压倒了父亲的彬彬有礼。父亲绝望得要命，头抵在人民大会堂厕所的木门上真想一头撞死箅了。慢慢地，父亲被门外的欢呼声感染了，父亲的脑海里浮现出伟大领袖神采奕奕招手微笑的情景。父亲的血沸腾了，情不自禁地在空无一人的厕所里高呼起“万岁！万岁！万万岁！“来！
许多年以后，年迈的父亲感慨万千地告诉我：“那个时候的人餅实啊！”
我表情复杂地望着衰老的父亲，心里说：“嗯，是够朴实的！”
表彰了我父亲这么多的事迹，真没有要炫耀什么的意思，而且我也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的父亲实在没有什么可弦耀的。我父亲直到离休，才挣扎上个师职，我是不大好意思炫耀他的职务的。说真的，本分和朴实在仕途上并没有帮我父亲什么忙，相反，还极有可能妨碍过他。但我没有这方面的实例，自然不好瞎说。
我父亲本分朴实也就罢了，偏偏他又比较善良，这不能不说又是个麻烦。在对待梅亚莉的丈夫的问题上，父亲的善良就害过自己。
据说个叫许放的下放秀才是哪个部门也不愿要的，偏偏就我的父亲不计前嫌把他收了下来。事后，有觉悟高的人从动机上解剖过我的父亲，联系到我父亲有一个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哥哥，他们用“立场问题”的分析是很能站得住脚的。
因为我父亲的缘故，因为我母亲的缘故，也可能还因为我的缘故，我们两家就显得比较引人注目的密切。
有一阵我跟许萌萌不知怎么就搅到了一块儿，也许他像个女孩子我则更像个男孩子。我俩这种向对方性别靠拢的趋势使得我俩总在一起玩一些介于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的游戏。比如趴在地上弹弹子，弯着腰打一种用硬纸叠成的叫“宝”的玩意儿。
有一次我俩正在打“宝”，一个路过的叫小三的男孩在一旁看了一会儿，不知他哪根神经跳了一下，一句流氓话就从他嘴里蹦了出来。他说：“啊！小政是许萌萌的老婆。”
我吓了一跳，搞不懂我怎么成了“老婆”了。再看许萌萌，见他的白脸红了一大块，不知是害羞还是害怕。
以后陆续有小孩喊我是许萌萌的“老婆”，许萌萌躲瘟疫般地躲着我，好像我真是他的老婆他怕老婆一般。
梅亚莉听到这种叫法，揉着我的黄头发笑吟吟地说：“蛮好的，蛮好的，这个儿媳妇我们要了。”我母亲在一旁打趣，叫着我的名字说我：“还不快叫婆婆！”
我就真的傻了吧唧地叫开了她“婆婆”，一直叫到我知道“婆婆”是怎么回事儿才住嘴。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如果许放叔叔不死，这个从北京落难下来的三口之家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最不可靠的宇眼，是一种最最脆弱的假设，因为它永远停留在虚构而不是现实中。
事先一点预兆也没有。
事后，人们才零敲碎打、东拼西凑了一个很恐怖并且非常宿命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有我父亲和许放叔叔还有一个工兵排长及战士甲战士乙战士丙战士丁若干人，结局是他们死的死伤的伤而我父亲竟然完整无缺秋毫未损。人们的结论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该死的一定活不了，该活的一定死不了。这个结论实际上只是针对我父亲和许放叔叔的。那次好像原本该我父亲死的，谁想到冥冥之中许放叔叔却替我父亲上了西天。
谣言像雨后的蜻蜓，成群结队地漫天飞舞。有的说许放叔叔像花瓣一样从空中飘落下来找不到完整，也有的说没那么严重只是没有了面部，还有的纠正说五官倒是完整只是肚子被掏空了。每一种传说都牵扯到我的父亲，父亲成了这次事故的导火索，好像没有我父亲的多事就不会有这次事故一样。如此一来，我同我的家人被谣言搞得比较被动，好像我们是这次事故的附属品，人们看我们的眼神也比以往专注并且有内容了。
那一年我不到八岁，对死的概念既清晰又模糊。我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但却不能把死同我熟悉的人联系起来。我认为我熟悉的人怎么会死呢？怎么可能死呢？许放叔叔可以说是我把死的理论和死的实际联系起来的第一例。那段时间，我对死亡恐惧极了，觉得死一个人简直跟里一个门一样容易，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推错门。原来死和生是住着隔壁的邻居！那时我就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