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2
我姐姐此行的主要目标是我们的二大爷。并不是她对二大爷的印象有了什么改善，而是因为第一次她回来时，听人大约地说，大爷曾经给二大爷来过几封信，至少有三封。那时大爷并不知道二大爷的死讯，所以他的那几封信不知落到了哪位亲戚手里。那时的农村识断字的人少得可怜，要跑老远到县上花钱请人看。既然看一封信如此麻烦，替二大爷收下信的亲戚就未必肯花上那工夫跑那么老远的路。就是肯花那工夫，恐怕那钱也不是肯随便花的。以这至少三封信的内容一点没有在南于透露看，这些信没拆或拆了没人看的可能性比较大。
据南于的老人们回忆，刚解放那阵，政府派人来庄上访听过二大爷的事情，并收走了跟他有关的几样东西。那时庄里有那脑子好使的人就猜测：秋收那狗日的肯定犯下过什么冲撞政府的大事了，要不，怎么会专门来人访听他这么一个死了多年的土匪？
我姐姐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刚组建不久的县史办的人提起我们二大爷的大名——于有庆时，脸上有点发烧，他毕竟是个土匪，当土匪的侄女的滋味儿毕竟不太好受。于有庆？县史办的人凝神想了一会儿，突然提高了声音问：你是于有庆的什么人？
我是他侄女。我姐姐更加不好意思，脸也更加地红了。啊！县史办的人一声惊叹，说出了一句令我妲姐目瞪口呆的话来。他说，啊！于有庆！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姐姐的脸更红了，她认为县史办的这个人反话正说，非常刻薄，并且还说得如此地一本正经。我的姐姐不光有些脸红了，还有些气愤了。
那人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一副书呆子相，很认真甚至有点崇敬地望着我姐姐。
我姐姐简直给搞糊涂了：怎么回事？怎么冋事儿？
这么回事儿。
1942年2月，也就是说，在我大爷带着我父亲离开家乡的两个多月后，与驻扎在县城里的日本人一直相安无事的苇子湖里的土匪，突然扯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他们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地干些随心所欲的抗日的事情，今天挖日本人的公路，明天抢日本人的粮食，后天烧日本人的仓库，都是些跟日本人不打照面的事情。而且他们十起这些事来轻车熟路，来得快，跑得也快。
二大爷是在一次烧日本人的马賊时被逮住的。那次，二大爷他们採错了鬼子半夜起来喂马的钟点，点火的时候，让鬼子逮了个正着。那次有七个人没跑掉，其他六人长相粗鲁一脸的歹相像个正儿八经的土匪，惟有二大爷的眉清目秀引起了鬼子的怀疑。
从苇子湖里的土匪扯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日本人就怀疑是**人做的手脚。若不，凭着这样一群没有良知不懂好坏无恶不作的歹人，怎么会突然有了抗日救国的好思想呢？二大爷的酷似读书人的眉清目秀的长相更令日本人警觉，他们以为这次擒贼擒住了王，就格外地对我二大爷施以酷刑。
想不到的是，我的二大爷在日本人面前的表现竟活脱脱的是条中国的汉子。他先是一声不吭，痛急了就骂，破口大骂，像那种意志坚强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见此，日本人更加自信他们的判断，更加不择手段地酷刑我的二大爷。惨痛中，二大爷又更加疯狂地破口大骂。据说，那不绝于耳的大骂声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中午。那气壮山河的声音，令半个县城的中国人心中羞愧难当、巨感交集。
这些平日里专干鸡鸣狗盗勾当的土匪突然有了舍生取义的豪举，搞得日本人挺头疼，挺窝火的，也让南于一带的老百姓吃惊不小。
县志记载，我的二大爷最后死于日本战马的铁蹄下。万恶的口本人，将奄奄一息的二大爷扔进没点着的马厩，让高大的东洋战马将他活活地践踏而死！
县志在有关我二大爷事迹的最后一栏，郑重其事地写道：抗口志士于有庆永垂史册！
我姐姐提出要看看二大爷的坟墓。她以为永垂史册的抗日志士的忠骨一定会受到善待，得到保护。想不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却让县史办的人面面相觑。戴眼镜的书呆子竟说，我们只搞字工作，负责收集编撰有关的史料，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至于其他我们可管不了。我姐姐问：按照你的划分，这类属于经济基础范畴中的工作应该属于哪个部门管？戴眼镜的书呆子很认真地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说，大概，大概，大概应该属于民政部门吧？
我姐姐找到民政局，民政局优抚科的人查了大半天，竟没找到于有庆的名字。也就是说，本县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应该优抚的烈士中，根本就没冇于有庆这个人！
我姐姐毕竟年轻，没有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她有点沉不住气，用质问的口吻问人家：你们不是说他是抗日志士吗？不是说他永垂史册吗？他连你们县民政局的这种小册子都进不去，他怎么永垂史册？
优抚科的人很反感我姐姐质问的口吻，连同她那字正腔圆的纯正的普通话。人家收起了开始时的热情，公事公办地反问道：谁承认他是抗日志士了？谁说他永垂史册了？
我姐姐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县史办的县志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哩！
优抚科的人很痛快地回答：那好哇！你去找县史办呗！干吗找我们？
我姐姐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转身摔了优抚科的门，脾气很大地走掉了。她不知道，她还没走出民政局的大门，优抚科的人就开始议论她：哼！想要烈属待遇，还不好好说话。她以为她会上京话醒了不起了！
找了大半天，也没找到二大爷忠骨的下落。我姐姐拖着沉重的疲劳的双腿，心里堵堵地难受。她有点想不通地问那个自始至终陪着她的宣传组的人：你说，怎么闹了半天，他连个烈士也不箅，连个骨头也找不着了呢？
那人想了想，说：这里边的环节挺多，也挺复杂的，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能搞得明白处理得清的。
我姐姐愣了会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銷出句：这年头，党外连个李鼎铭先生也没有了。
那人也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我姐姐会说出这等话来，就很特别地看了我姐姐一眼。
那一眼，看得意味深长。
我姐姐毕竟年轻，她还不知道察言观色对一个人的重要，否则的话，她不会对那意味深长的一眼掉以轻心。
找不到二大爷的坟墓，我姐姐又心血**地开始找我们祖母的坟墓。
她站在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边，出神地望着各种各样从她身边疾驰而过的车辆。速度很快的车子带起的气浪一次又一次地扑打着她，她全然不知。
她出神地站在这条本县通往省城乃至全国各地的柏油路上，怎么也想象不出昔日荒坟遍地的景象。这是我们的祖母最后归宿的地方，她被我们的大爷和我们的父亲仓促地埋在这里。现在，她的尸骨哪里去了？她的灵魂哪里去了？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些东西存在，我们祖母的灵魂岂不让这些没完没了碾来碾去的汽车吵死烦死吗？
她抬起手腕，看着手表上的秒针，心里默数着来来往往的车辆。一分钟后，她在38这个数字上餅。
这个数字令我的姐姐于明心悸。她似乎隐隐约约记得，祖母上吊的那一年恰好是38岁。
冥冥中，似乎永远38岁的祖母正扬着尚且年轻的手，轻轻地呼唤她：明儿，明儿，明儿……
在家乡冬季灰蒙蒙的天空下，我的姐姐于明潸然泪下。
现在想来，导致我姐姐那么不可思议地寻找大爷的热情和信心的，很可能是1950年初我大爷写给我父亲的那封信。
1949年10月下旬，我父亲在金厦战役中，被子弹将右大臂打了个贯通伤。当时因医疗条件的简陋和医护人员的鱼目混珠，致使我父亲的右臂被接错了位。等打开了石膏我父亲的伤臂见了天日后才发现，我父亲的右手掌不能自由地向内翻动了。于是，内疚的医护人员又为我父亲做了些无济于事的小的技术处理。这样一拖拉，就将我父亲治病养伤的过程搞得比较漫长。
这段日子，是我父亲从1941年11月参加革命以来，在一个地方呆得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气候是全国已经解放，零敲碎打的小战役再也用不着南征北战的大行动了；小气候是我父亲养伤这一段日子，是清闲的，同时也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