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5

姐姐见她的提议没人响应，把手里的碗筷很重地放下。见我们对此还没反应，就故意自言自语说给我们听：没良心，真没良心！小哥首先反击，他斜视着坐在他右边的姐姐，阴阳怿气地说，良心？良心是个啥家伙？俺没见过，俺那儿不种那玩意儿，你们山东大学里长那玩意儿吧？

姐姐厌恶地推了他一把，说，下了两天乡，在农村学了一身的坏毛病！

小哥说，哎，于明同志，我可郑重地提醒你，这样诽傍广大的贫下中农，诬蔑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可是路线问题。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母亲停下吃饭干涉道：“吃饭也堵不住你们的嘴吗？”

大家继续吃饭，吃得比较沉闷。我父亲首先放下筷子，在他起身准备离开时，我的姐姐又锲而不舍地重复说：“爸，咱们找找大爷吧！”

父亲没有了白瓷饭碗的掩护，脸上的表情一览无余。我看见父亲面部的表情很那个。上初中的我，还不知道字典里有个现成的词可以形容父亲此时脸上的表情：暧昧。父亲很那个地立在那儿好一会儿，离开时，我发现父亲的背有点挺不直的样子。

那天早晨，父亲有点丢三落四。出了门，折回来，说忘了拿提包；出了门，又折回来，说忘了戴帽子。那天早晨父亲的进进出出显得他有点手忙脚乱。

父亲终于穿戴整齐，提着公包，腆着肚子要去上班了。走过我们身边时，父亲说了句没有任何意义的话，父亲说，今天的小米不错，很香。

小米是小哥带回来的，父亲好像是夸奖种小米的小哥。可惜小哥不太识抬举，对这句话没有任何反应。小哥不以他能种出这么香的小米为荣。

姐姐站起来，丁丁当当地收拾碗筷，脸上的神情很不好。正准备离开饭桌的小哥看了眼阴着脸的姐姐，说，神经病！大爷是谁？谁认识大爷？

大哥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盯着姐姐看了一会儿，问，哎，你还当真啊？姐姐不理他，手里的动静越发地大了。大哥望着姐姐耸了耸肩膀，一副高深不测的样子。我认为那是从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电影里学来的动作。这动作让罗马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一做挺漂亮的，让中闰人一做怎么就这么别扭？我想笑，但望了望生着气的姐姐没敢笑。

大哥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大口，很深地吐出来。大哥在他吐出的烟雾后边，模栩不清地说，我劝你别找，小心找出麻烦来。

姐姐停了手里的活，不明白地问大哥，找出麻烦？找出什么麻烦？

大哥扬着食指弹了弹烟灰，神秘莫测地说，谁知道呢？我奉劝你，越是不知道的事越要小心。

姐姐把几只碗咣当咣当往一块摞。她的嘴一撇，不屑地说，哼！你们这些当干部的，一个个把心理搞得特别阴暗。

大哥又深吸了一口烟，这次他吐出的很少，只从两个鼻孔里渗出了一点。他把尼古丁大量地吸入肺里，好像还挺过瘾。他站起身来，屁股下的方凳摇摇晃晃了好长时间，我以为它会慢慢地停下来的，谁知它却在即将停下那一瞬间，“轰然”倒地。那方発的体积不大，重量也不大，但倒地的声音却能用“轰然”来形容。

凑巧的是，在那种“轰然”声中，我的大哥说了句什么，我的姐姐没听清，就伸过脑袋格外地追问了一句：什么？你说什么？大哥就又重复了一遍。

当时，我对那句话的感觉非常的不好，但我忽略了这种感觉。我简单地把这种不好的感觉归罪于饭桌上的争吵，也就大意地没往心里去。

我的大哥当时郑重地叫着我姐姐的名字，有点暗示意味地说：“于明，你要不信，你就找吧。你会找出麻烦来的！”

我的姐姐于明，人虽然浪漫，但总的来说是随和的。不知为什么，她在这件跟她关系不大意义也不大的事情上，却是如此的倔强。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很宿命地想，这大概就是命了。命中注定要对你生拉硬拽的事，你是无法抗拒的。

我的姐姐开始寻找我们的大爷。她基本上是孤身奋战，惟一支持她的是父亲的暧昧态度。她像个意志坚强的**人，蔑视一切困难地勇往直前。

那时，她已经从山东大学中系毕业了，分配在省城一个大批判写作班子里。那个时候，全国正时髦各种各样的大批判，各类写作班子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茁壮成长。这些班子一般都有个象征性极强的笔名，像梁效一两校那种。我姐姐呆的这个写作班子，叫石一仁。浅层次讲，这是个十一人的写作集体；深层次讲，他们大概是想代表全国十一亿人民怒吼。

姐姐在这个石一仁的写作班子里生活得非常偷快。这种偷快的原因很多，首先是轻松。你想想，十一个人写一篇东西，还是由一个人主笔，基本上不用费自己的脑子，只要跟着两报一刊的调子走就行，惟一要做到的就是要跟得天衣无缝。而十一个脑袋十天半个月地拼一篇稿子，天衣无缝是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另外一个原因，是姐姐的年轻，还有，还有就是她的漂亮。我的姐姐是那种货真价实的漂亮。她幸运地完整无缺地把我父亲我母亲身上的优点合二为一地继承在她一个人身上。她属于那种猛一看好看，仔细一看也好看的漂亮。关键她那种漂亮一点也不张扬，是那种男人喜欢女人也不反感的漂亮。

姐姐有着这许多的优势，为她寻找大爷提供了许多的方便。来去自由的时间和行动上的方便是干这类事情最最起码的。在石一仁这个战斗的集体里，多她一个行，少她一个也不是不行。再说，好像我姐姐对她从事的这项写大批判章的工作，也没有太高的热情和太大的兴趣。这类很硬的东西跟凝固在她脑子里那类很软的东西也不怎么协调。所以说，她的工作不但给她提供了时间和行动上的方便，还鼓励和支持了她要寻找大爷的决心和信心。这已不再是简单的关于亲情的浪漫了，它还部分地充实了姐姐那段日子的生活。

从省城去我父亲的家乡还是比较方便的，长途汽车最多也就是六七个小时。从姐姐留下的日记里，我清楚地知道姐姐第一次踏上父亲的家乡的具体时间——1975年6月11日。

姐姐在日记里说，她一踏上从父亲嘴里听了千百次的叫南于的土地，“心里一股热浪涌了上来。”这股热浪大概弄得姐姐心情很激动’她步履轻松，健步如飞，很快地，她就找到了父亲家的老房子。

父亲家的老房子里住着父亲的一个没出五服的侄子。他对我姐姐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惊愕和恐慌，他以为我姐姐楚我父亲派回来索要房产的。他们一家老老小小对我姐姐的态度既紧张又冷淡。

他们的态度对心里涌着热浪的我的姐姐无疑是当头的一盆凉水。她万分狼狈地站在院子里，置身在人家的冷淡中。按我姐姐的设计和想象，父亲的亲人们见了她，即便不是一种感慨万千的激动，起码也该是一种见了她就格外亲的淳朴。父亲的亲人们给她的嘴脸是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他们让她大失所望。

等父亲的远房侄子明白我姐姐的故乡之行对他们的栖身处没有任何念头和目的时，我的姐姐正趴在公社招待所的**写日记。父亲的远房侄子和他的又黑又干的老婆跑到招待所找到我姐姐，我们那位远房的嫂子不由分说地抓住我姐姐执笔的手，死活要让她跟他们“家走”。她说着一口跟我父亲很相像比我父亲更纯粹的家乡话，笨嘴拙舌地一再重复着“家走，家走”这两个字。姐姐行不过她，只好忍下一肚子的不快，跟他们“家走”了。

姐姐迈进那个大白天也黑咕隆咚的父亲的老家时，另一种更大的失望在等待着她。她转着头四下打量这个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家，她发现这个家跟父亲嘴边上那个家出人很大。不知道是父亲记忆上的错误还是父亲对自己的这个家犯了的错误。这个家还有这个家现在住的这家人，都令我姐姐打心里失望和不舒服。

很快地，就有成群结队的人从这个令姐姐如此失望的破家里挤进挤出。远房嫂子攥着我姐姐的细手，一个一个有头有尾地很详细地介绍。渐渐地，我姐姐那颗凉透了的心又慢慢地热了起来。她想不到，这个庄子所有的人，几乎都跟她可以有某种牵连和瓜葛。她跟着远房嫂子用标准的普通话很乖巧地叫着这些远亲近邻。父亲的乡亲们享受着我姐姐好听的北京“动静”，而我的姐姐则享受着一种很好受的感觉。他们两情相悦，使父亲家陈旧的老屋蓬荜增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