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5

母亲对这样一群蝗虫般的夫家的亲戚，厌恶的心情自然可想而知。但她从不多说什么，因为她觉得她这个没有工资同样吃着父亲闲饭的人在这种时候说话是不明智之举。只是她不怎么跟他们说话，也说不到一起去，整天淡着一张脸。但父亲这些厚道的亲戚们却对我母亲这张淡脸总是视而不见，或者见到了也不往心里去。他们或许还在心里说，这是俺三叔家，你个娘儿们家箅个尿！

母亲的口碑在父亲的家乡极差，他们一般能不提我母亲尽量不提，实在要提起她，通常就用“三叔那个操蛋娘儿们”代替。这真是一群爱憎分明的人们，你给他们几分颜色，他们找个机会是一定要还回去的。

每次这些穷亲戚上门，最难受的要属我的父亲了。父亲实在想善待他的亲戚们，让他们也跟他享几天福，但我父亲的工作又实在是太忙了，抽不出太多的时间陪他们，只有把他们交给我的母亲和公务员。公务员帮不了我父亲多少忙，能帮他忙的父亲又说了不算，因此父亲的难受也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次因为来人太多，把我从我的房间挤进了父母的房间。很晚了，父亲以为我睡觉了，就不把我当回事地同母亲谈开了。其实我没睡着，父亲和母亲的对话我听得一字不漏。父亲说，你就不能笑笑？脸上好看一点？母亲说，不能。父亲说，为什么不能？母亲说，笑不出来。父亲说，怎么就笑不出来呢？

噢！你问我，我还没问你呢！母亲好像火了，声音一下子高了许多。母亲说，看着这黑压压的一片，你能笑得出来吗？父亲沉默了。他没法不沉默。

我父亲虽然保持了一些农民的质朴的淳厚，但他毕竟离开老家的年头太久了，再加上他身边有我这样一位母亲，所以父亲的变化是跑不掉的。

父亲的亲戚们却还把父亲当成几十年前的那个愣头愣脑的庄稼汉，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饭前便后不洗手，他们的饭后不擦嘴不用温水漱口，他们的上床睡觉前不洗脚不洗脸，他们手指甲缝里的污垢，他们随地吐痰然后又踏上一只脚把那口痰拉长的做派，他们满口的脏话，甚至他们吃饭时上下嘴唇的吧嗒声，都已让父亲觉得陌生，觉得不可思议，觉得难以接受，以至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他们吃饭的架势跟我的父亲很相似：那托着碗底的左手，那横腰掐住筷子的右手，跟我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比我父亲吃得凶猛，还比我父亲多了一种迫不及待。那频频出击的筷子，那把盘盘碗碗翻个底朝天的劲头，让同在一个饭桌上的我们很难适应和接受。我们把目光一齐压向父亲，父亲的头在这一束束的目光下一寸寸矮了下去。父亲把脸探进碗里，像鸵鸟把头埋进沙漠里。父亲放松了咬肌，细嚼慢咽，嘴里的吧嗒声忽然听不见了。

就这么不可思议！父亲的乡下亲戚把我母亲改造了十几年也没有改造成功的父亲从乡下带来的毛病给改掉了。那时我的大姐已上了初中，初中生的大姐已经能很准确地使用那些从课本上学来的绉绉的成语典故了。大姐说，这叫“解铃还须系铃人”，父亲在乡下害下的病，就得让这些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到后来，父亲实在草鸡了这些乡下的骨肉同胞们。父亲给老家的一个当民办教师的侄子写了封信，不知这位堂兄是怎样力挽狂澜的，反正以后的日子安生清静多了。

其实，要让我这个旁观者公平地说一下，我认为，我父亲的老家，也就是我的那些堂哥堂姐们，这些一年四季挂着一身粗布衣裤的农村亲戚们，即便是排着队来，排着队走，扛走大包，拖走小箱，他们从我当政委的父亲那儿得到的，还没有我母亲的娘家，也就是我在青岛的舅舅和姨妈，这两个城市亲戚一家得到的多。

我发现，城市人和农村人最大的差别，不在于口音，也不在于穿戴，而在于为人处世的方式和方法。农村人大喊大叫，城市人不动声色；农村人为一个针头一条线脑能计较出脸红脖子粗的效果来，城市人却决不为一国一垣的得失而轻举妄动。世上的便宜总是属于那些能沉得住气的人们。

城市人能沉得住气，农村人就不行。

我的乡下的堂哥堂姐们，他们对我们家的向往是一年四季**着的。他们高喊着：“走哇，到三叔家吃大盘子去呀！”没头苍蝇一般，嗡嗡地来，嗡嗡地走。他们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远一点的打箅，他们给什么吃什么，给什么要什么，不挑剔也不嫌弃。他们最出格的事也就是顺手牵羊地塞上一条毛巾围巾或枕巾，掖走一块肥皂香皂或一盒带过滤嘴的好烟。他们基本上沿袭了北方农村收枣的方法，站在枣树下，抻着脖子举着头，抡圆了杆子一阵乱打，能打多少箅多少，打下多少是多少。有枣没枣反正都要打几杆子。我的初中生的大姐刻薄地说，要不怎么管他们叫农村老杆呢。老杆，老杆，打枣的老杆子！

当年，我的舅舅和姨妈联手将他们的妹妹我的母亲推进我的父亲的怀抱的时候，除了他们认为我父亲有能力让他们的妹妹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让他们的妹妹幸福外，恐怕对他们的自身利益也不是没有考虑的。但他们突出了前者，隐匿了后者，他们做得不留任何痕迹。

他们从不像父亲那些乡下亲戚那样，轻装而来，沉重而去。他们从青岛来到我们住的岛子上，总是大包小包地带，临走反而让我的母亲觉得没什么给他们可带的。岛上惟一拿得出手的海产品对青岛这个海滨城市来说，似乎也不是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到码头上去送他们，对他们带来的和即将带走的行李的反差感到吃惊。在他们面前，我们倒像我父亲的那些乡下亲戚了，这让我们有难为情的感觉。

但有一点却被我们长久地忽视了，也就是说忘记了把一件更重要的行李算上。后来我们才懵然醒悟，原来我们是用不着那么难为情的。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出身不好的舅舅和姨妈，在填各种政审表格时，除了要老老实实填上外逃台湾的外祖父外，在社会关系一栏里，他们就毫不客气当仁不让地填上我的父亲。他们先是郑重地写上我父亲比较乡气的名字，然后再郑重地写上**党员，然后再郑重地写上中国人民解放军xxxx部队政治委员。

一个政审表上，能有我父亲的胖身体压着就够分量了，我父亲即便不能给予他们什么，但也足够跟我外逃台湾的外祖父分庭抗礼的了。

父亲为他们做的好像还不止这些。舅舅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姨妈家的两个女儿，除了舅舅家的二表哥眼睛近视得跟个瞎子似的，其余的表哥表姐们统统被我父亲弄到了部队，都入党、提干、当工农兵大学生去了。这是我父亲的那些个乡下亲戚们做梦也不敢想的。

舅舅作为父亲的大舅哥，他完全可以在我父亲面前耍耍大舅子的脾气，但我舅舅却不。他从不跟我父亲开玩笑，也不说任何出格过头的话，他总是以一种平缓的沉稳的略带一点尊重的口吻同我的父亲对话。这种尊重，你可以看成是对我父亲的，也可以看成是对亲人解放军的。他跟我那父亲客气的彬彬有礼的样子，搞得他自己很像我父亲手下的宣传处长。

我的姨妈真是个好姨妈。她只比我母亲大两岁，却什么都能干，我们兄弟姐妹七个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棉衣棉裤棉鞋，都出自我们姨妈之手。没有这个姨妈，我们恐怕要成为路上的冻死骨了。有时我就纳闷，姨妈只比我母亲大两岁且比我母亲标致得多，但我母亲凭什么就比姨妈娇贵得多呢？我们姊妹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很替我们的姨妈打抱不平。我认为还是我的二姐的见解对：咱妈纯粹一个自己惯自己！

我们家跟我母亲在青岛的娘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相互往来，要是非要挑出点毛病，大概就只有挑我的那个姓欧阳名建的右派姨夫了。

姨夫是清华名牌大学生，学的是工程力学，跟我姨妈结婚时是北京某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一九五七年底他从北京卷着铺盖灰溜溜地回到了原籍青岛，头上还多了顶右派帽子。

我父亲并不在意这个连襟头上的这顶帽子，就像他不太在意我母亲的家庭出身一样。开始我母亲还有顾虑，怕再跟姨妈家来往会影响我的父亲。我父亲说，扯淡！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帽子要给他戴，亲戚也要同他走，搞运动不要和走亲戚搅和到一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