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案
我与福尔摩斯两人面对面坐在贝克街他的寓所里的壁炉旁边。
他说：“老兄，生活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肯定能妙千百倍；真正存在非常普通的事情，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如果我们能手牵手地飞出那个扇户，在这座大城市的上空翱翔，轻轻地掀开那些房顶，窥探里边正在发生的不寻常的事情：奇妙的巧合、密室的谋划、闹别扭、以及令人惊叹的一系列的事件，它们一代一代地接连发生着，导致各种奇特的结果，这就会让所有老一套的、一看开头就猜得到结尾的小说，变得索然无聊而不会有任何销路。”
我回答说：“但是，我并不信。报纸上发表的案件，一般地说，都非常的单调，俗不可耐。在警察的报告里，现实主义到了极点，必须承认，结果是既不有趣，也无艺术性。”
福尔摩斯说道：“要产生实际的效果必须运用一些选择和判断。警察报告里根本就没有这些，也许重点放到地方长官的陈词滥调上去了，而不是放在观察者认为的整个事件必不可少的实质细节上。毫无疑问，没有什么能像司空见惯的东西那样不自然的了。”
我笑着摇摇头说：“我非常理解你这种想法。当然，由于你所处的地位，是拯救三大洲每一个陷于困境的人的非正式顾问和助手，你就有机会接触到非常多异乎寻常的人和事。可是在这儿”——我从地上捡起一份晨报——“让我们做一次实验，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标题：《丈夫虐待妻子》，这条新闻占了半栏篇幅，可是我不看就完全明白里边说的是什么。毫无疑问，其中牵涉另一个女人、狂欢滥饮、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伤痕累累以及富有同情心的姐妹或者房东太太等。哪怕最拙劣的作者也想不出比这更俗不可耐的东西了。”
福尔摩斯接过报纸，粗略地看了一下，开口说：“其实，你所说的例子对你的观点来说是不可取的。这是邓达斯家分居的案子，发生时，我正把有关的一些小细节搞明白：这位丈夫从不饮酒，没有第三者；被控告的原因是，他总是在饭后摘下假牙，朝他的妻子扔去。你也知道，这种细节在普通编故事者的想象之中是不太会发生的。医生，来一点鼻烟，你必须承认，根据你找的例子来看，我赢了。”他伸手取出他的乌金鼻烟壶，壶盖的中央镶嵌着一枚硕大的紫色水晶。它光彩夺目,这和他朴素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便忍不住评论了一下。
“哈，”他说，“我忘了已经有几星期没见到你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为感谢我在艾琳·艾德勒相片案中帮助他而赠予的小小纪念品。”
“那枚戒指呢？”我看了看他手上光彩耀眼的钻石戒指问。
“这是荷兰王室赠给我的，因为他们侦破的案件非常微妙，即使是对你这样一位一直忠心耿耿地把我的一两件小事都记录下来的朋友，我也不方便说。”
“那么，目前你手头上有什么案子？”我感兴趣地问。
“有那么大约十一二件，但是没有一件是非常有特色或有趣的。它们非常重要，你知道，但实际上却非常枯燥。的确，我发现在通常不重要的事件里倒有观察和可以机敏地分析因果关系的可能，这样的调查工作就让人意兴盎然。案子越大，往往越简单；因为罪行越大，一般来说动机就更加显而易见。这些案件中，除了马赛方面指定我办的那个案件错综复杂以外，没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不过，也许不多久，更有趣的案件就会送上门来，因为我如果没猜错的话，现在又有位委托人来了。”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来到拉开的窗帘前，往下看着那黯淡而萧索的伦敦街道。从他的肩上往外看去，我看到对面人行道上站着一个高大的女人，颈上围着厚毛皮围脖，插着一支大而卷曲的红色羽毛的宽檐帽，像所有德文郡公爵夫人一样，歪戴在一只耳朵上面。在这样盛装之下，她显得有些紧张、迟疑不决地向上窥视着我们的窗子，同时身体前后徘徊着，手指烦躁不安地拨弄着手套上的纽扣。突然，像一个游泳者从岸上跳入水中一样，她飞快地穿过马路。接着，我们听到了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福尔摩斯把烟头丢进壁炉里说：“在人行道上徘徊不前，通常意味着发生了色情事件。她需要征寻其它人的意见，可是又下不了决心是否应该把这种微妙的事情跟别人说。就在这一点上也要加以辨别。当一个女人认为一个男人干了非常对不起她的事时，她便不会继续犹豫了，正常的表现是恨不得马上把你的门铃线都给拉断。眼下这个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次恋爱事件，只是这个女人并不是非常的愤怒，而只不过是不知所措或忧郁伤心。现在她亲自来访，我们的迷惑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他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人敲门，身着制服的男仆进门通报玛丽·萨瑟兰小姐来访。话音还未落，这位女士就出现在了他那穿着黑制服的小个子后面，就像随着小小的领航船婉延而来的一艘商船。福尔摩斯以他简易平常却气度非凡的姿态向她表示了欢迎。关上门后，他稍稍鞠躬，请她坐在扶椅上。
几分钟内，他就把她打量了一番，但是让人的感觉仿佛是漫不经心的样子。“你难道没有发现吗？”他说：“你的眼睛有点近视，要打那么多字，是不是有一些吃力吗？”
“起先有些费劲，”她回答，“但现在用不着看就知道键盘上每个字母的位置了。”紧接着，她猛然间意识到他问这话的真正目的，一下子抬起头来看着福尔摩斯。她那稍宽但却非常亲和的脸上透出惊慌之色。她喊道：“福尔摩斯先生，您了解我的事情吧，不然的话，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不用怕，”福尔摩斯笑着说，“我的工作就是要了解一些事情。或许我已经养成由外表观察别人的习惯。否则的话，你为什么会来找我寻求帮助呢？”
“先生，我来找您，是因为从埃思奇太太那里听说了您。警察和所有的人都认为她的丈夫已经死了而放弃了继续追寻的希望，而您却不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他。哦，福尔摩斯先生，我希望您这次还能再让奇迹发生。我并不富有，但除了打字所赚的那点钱外，靠我自己继承的财产，每年还得到一百英镑的收入。只要能够重新获得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消息，我愿意把这笔财产当作报酬全部付出来。”
福尔摩斯问：“你为什么这么慌慌忙忙地来找我呢？”他手指尖交叠着，双眼望向天花板。
玛丽·萨瑟兰小姐的脸上再一次露出怅惘若失和惊慌失措的表情。“是的，我是突然离家的。”她说：“因为发现温迪班克先生——也就是我的爸爸——对这事非常冷漠，我感到非常气愤。他既不去报警，也不求助于您，最终，因为他不采取任何事后补救措施，只是不停地安慰我，‘没事，没事’，这都快让我发疯了，我就赶紧放下手头的事情，然后匆忙过来找您。”
“你的父亲，”福尔摩斯说，“他一定是你的继父，因为姓不相同。”
“没错，他是我的继父。我喊他父亲，尽管这听起来非常的滑稽，他只比我大五岁零两个月而已。”
“你母亲还健在吗？”
“对，我母亲的身体还非常好。福尔摩斯先生，我父亲刚过世不久，她就又结婚了，那个人差不多要比她小十五岁，这令我非常不愉快。我的亲生父亲是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做管子买卖的。他死后遗留下一个非常大的企业，这个企业由我母亲和工头哈迪先生继续照管。但是，温迪班克先生一开始就逼母亲卖掉这家企业，由于他是位推销酒的旅行推销员，地位非常不错。他们卖掉企业加上利息，共赚了四千七百英镑。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由他来处理的话价钱一定比这要高得多。”
我原以为福尔摩斯会对这么乱七八糟的讲述感到厌烦，但是正好相反，他听的时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过的兴趣。“你自己的这一点收入，”他问道，“是继承于你父亲的企业吗？”
“哦，不是的，先生。那是一份额外的收入，是在奥克兰的奈德伯父遗留的新西兰股票，利率是四分五厘，总额是二千五百英镑，可是我只能使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我对你所说的非常感兴趣。既然你每年可以领取一百英镑那样一大笔钱，加上你工作赚得钱，无可疑问你能够外出旅游，用你喜爱的方式尽情地享受生活。我相信，一位单身女士每年得到六十英镑的收入就可以过得非常好了。”
“福尔摩斯先生，即使比这数目少得多，我也可以过得非常好。不过，您可以想像，只要我与家人住在一块儿，就不愿意变成他们的负担，所以我住在家中的时候，他们完全能够花我的钱，当然，这仅仅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每一季度把我的利息取出来交给母亲，我认为我只用打字所得的收入就能生活的非常好。每打一页纸就是两便士，我经常一天就可以打十五至二十页。”
福尔摩斯说：“你已经把你的情况叙述得非常明白了。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在他面前可以跟在我面前一样，讲话不必保留。请你把与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交往全过程说给我们吧。”
萨瑟兰小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紧张不安地用手抚弄短外衣的镶边。她说：“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总是会送票给他。此后，他们还记得我们，把票送给我母亲。温迪班克先生不愿意我们赴舞会，他从来不愿意我们到任何地方去，甚至我想去教堂做礼拜，他也会非常生气。可是这一次我下定决心前往，我就是要去，他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去呢？他说，父亲的所有朋友都会在那里，我们结识那些人不合适，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穿。而我的那件紫色长毛绒衣服，几乎从来没有从柜子里取出来穿过。最后，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公司的公事而到法国去了。母亲和我两个人，就和从前当过我们工头的哈迪先生一起去参加舞会了，就是在那里我碰到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福尔摩斯说：“我想，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对你去过舞会的事一定非常的恼火。”
“啊，可是他的态度倒非常不错。我记得他笑笑，耸耸肩膀，还说不让女人做她愿意做的事是没有用的，她总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明白了。我想你是在煤气装修工舞会上遇见一位叫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
“先生，是的。那天晚上我碰到了他。第二天他来访，问我们是否都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从此以后，我们约会过几次……福尔摩斯先生，我是说，我同他一起散过两次步，但是在我父亲回来之后，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就不能再到我家来了。”
“不可以吗？”
“对啊，您知道我父亲不喜欢那样的事情。只要是可能，他总是极力不让任何客人来访，他总是说，女人应当安于同自己家里的人待在一起。不过我却常常对母亲说，一个女人首先要有她自己的小圈子，而我自己还没有。”
“那么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怎么样了呢？他没有想办法来看你吗？”
“唉，父亲一星期后又要去法国了，霍斯默来信说，在他走之前最好双方不要见面，这样更保险。在这期间我们可以通信，而且他总是每天都有信来。我一早就把信收进来了，没有必要让父亲知道。”
“你这时候和那位先生订婚了吗？”
“嗯，已经订了婚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第一次散步后就订了婚。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是莱登霍尔街一家办公室的出纳员，而且……”
“什么办公室？”
“福尔摩斯先生，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不知道。”
“那么，他住在哪里呢？”
“就住在办公室。”
“你竟不知道他的地址？”
“不知道……只知道是莱登霍尔街。”
“那么，你的信寄到哪里呢？”
“寄到莱登霍尔街邮局，等本人领取。他说，要是寄去了办公室，其它同事都会嘲笑他与女人通信。所以，我提出用打字机写信，正如他所做的那样，可他又不愿意，因为他说，读我亲笔写的信就象与我直接交往，而打出的信，总感觉像我们俩中间隔了一台机器一样。福尔摩斯先生，这说明他非常的爱我，哪怕在一些小细节上他也想得非常周到。”
福尔摩斯说：“这最可以说明问题了。长期以往，我一直觉得，小事情是再重要不过了。你还能说得出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其它小细节吗？”
“福尔摩斯先生，他是一个非常羞涩的人。他宁肯与我在晚上散步，也不喜欢白天出去散步，因为他说他非常不喜欢让别人注意到他。他行为文雅，态度悠然，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是温柔的。他告诉过我，他小时曾得过扁桃腺炎和颈腺肿大，之后嗓子一直不太好，讲起话来模模糊糊、细声细语。他对衣着总是非常的讲究，相当洁净素雅，可他的视力不好，跟我一样，所以戴上了浅色眼镜，遮挡眩目的光亮。”
“好，你继父温迪班克先生又一次去法国之后又怎样呢？”
“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来到我家，并且提出我们要在父亲回来之前就结婚。他非常的认真，让我把手放在圣经上面起誓，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要永远对他忠实。母亲说，他让我起誓是非常正确的，这是他的热诚的表现。母亲从开始时就对他极有好感，甚至比我更喜欢他。这样，当他们谈到要在一周内举行婚礼的时候，我就提起了父亲。可是他们两个都说，不必担心父亲，只要之后跟他说一声就行了。母亲还说，她会把这事跟父亲谈好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并不愿意这么做。由于他只比我大几岁，却一定要得到他的许可，说来也非常的荒谬，可是我不愿偷偷摸摸做任何事情，所以我就写信给父亲，寄往公司驻法国办事处所在地波尔多，但就在我结婚的那天早晨，信被退回来了。”
“就是说，他没有收到这封信？”
“是的，先生；因为信寄到时，他正好已经动身回英国来了。”
“哈哈！那可不巧。那么，你的婚礼安排在星期五。是准备在教堂里举行吗？”
“是的，先生，但是非常的安静，一点没有张扬。我们定在皇家十字路口的圣救世主教堂举行婚礼。婚礼后去圣潘克拉饭店用早餐，霍斯默坐了一辆双轮双座的马车来接我们。可是我们有两个人，他就让我们两个坐上这辆车，当时在街上正巧有另一辆四轮马车，他一人就坐上了那辆马车。我们首先到教堂，当四轮马车随后到达时，我们等他下车，却未见他走下来。当马车夫从赶马的位置上下来时，人已经是毫无踪影、不翼而飞了！车夫说他难以想象人会去哪里，因为他亲眼看到他坐进车厢的。福尔摩斯先生，那天是上周五，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了。”
福尔摩斯说：“看来，他这样对待你，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羞辱。”
“啊，不，不，先生。他对我非常的好，那样的体贴，他不会弃我而去的。为什么呢？因为结婚那天早上他还一直对我说，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都要忠于他；哪怕发生最不可逆料的事情，将我们两个分开，我也应该记住我曾经对他发过的誓言，而他迟早会要我兑现诺言的。在结婚当天早晨，说这样的话似乎有点奇怪，但是从那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这里面寓有深意。”
“的确是这样的。那么，你本人也认为他遭遇到了不可预知的横祸吗？”
“是的，先生。我相信他预见到某些危险，否则他不会讲那样的话。后来，只不过是他所预料的事情按照安排发生而已。”
“不过，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完全不知道。”
“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母亲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
“她非常生气，并且让我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
“还有你父亲呢？你告诉他了吗？”
“是的，告诉了，他似乎和我想的想法一样，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他认为我肯定会非常快就能够得到霍斯默的消息的。而且，他还说，把我带到教堂门口就离我而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如果他借了我的钱，或者同我结了婚而我把财产转让给他，这样或许可以勉强说的过去。但是霍斯默在金钱上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对我的钱，哪怕是一个先令，也是从来不屑一顾的。既然如此，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连信也不写一封呢？唉，想起这些事情我就彻夜难眠，整个人都快疯掉了。”她从皮手笼里抽出一块小手帕，蒙着脸开始失声痛哭。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我要帮你办理这件案子，我们一定能够得出结果的，这没有问题。现在请让我来担起这副担子吧，你就不用再操心了。最为重要的是，让霍斯默先生在你的记忆中抹去吧，正如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一般。”
“那么，您认为我不会再见到他了吗？”
“恐怕是不会了。”
“那么，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把这个问题就交给我好了。我想要得到关于这人的确切描述，还需要你现在保留着的他的信件。”
她说：“我在上周六的《纪事报》上刊登过寻找他的广告。这就是这则广告，这儿还有他的四封来信。”
“谢谢你。你的通信地址呢？”
“坎伯韦尔区，里昂街31号。”
“我知道你一直不知道安吉尔先生的地址，那么，你父亲工作的地点在哪里呢？”
“他是芬丘奇特的法国红葡萄酒大进口商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旅行推销员。”
“谢谢。你已经把情况介绍得非常清楚了。请你把这些文件留给我，记住我对你的劝告。整个事件就这么结束，不要再让它影响你的生活。”
“福尔摩斯先生，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可是这一点我做不到。我要忠于霍斯默。一旦他回来我就要跟他结婚。”
我们的女委托人，尽管戴了一顶非常可笑的帽子，显得怅然若失，可是她那质朴的忠贞之心带着一种高洁的情操，使我们不能不对她肃然起敬。她把一小摞文件搁在桌上就走了，答应用得着她的时候，她立即过来。
福尔摩斯的手指尖相互的交叉着，双腿向前伸开，眼睛向上盯住天花板。然后，他从架子上拿下使用多久、粘满油腻的陶制烟斗，这烟斗好象是他的一个顾问。点上烟丝之后，他向后倚在椅子上，浓浓的蓝色烟圈丝缕萦绕，脸上露出沉思的表情。他说：“那姑娘自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侦查对象。我发觉她本人比她那小小的问题更有趣。顺便说一句，她的案子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问题。只要翻阅一下我的案例、一八七七年安多弗索引的话，就可以找到相同的例子，并且去年在海牙也出现过一些类似案件。那都是些老把戏，我看其中的一两个情节倒是比较新奇。可是这个姑娘本人却是让人捉摸不透。”
我说：“你好像能从她身上看出许多我看不到的东西。”
“不是看不出来，华生，而是没有注意到。你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所以忽略了一切重要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让你意识到袖子的重要性，在大拇指指甲中发现问题，或是在鞋带上看到大问题。好，你从这位姑娘的外貌看出了什么呢？你描述一下吧。”
“嗯，她戴一顶蓝灰色的宽檐草帽，帽上嵌了一支砖红色羽毛。短外套是灰黑色的，上面缝着黑色珠子，边缘镶嵌了小小的黑玉装饰。她上衣是褐色的，比咖啡色深，领子和扣子上镶着窄窄的紫色长毛绒。手套是浅灰色的，右手食指处已经磨破。她穿了什么鞋子我倒没注意。她微微有些发胖，戴下垂的金耳环，总的气度看起来是非常富裕的，神态是非常平常、舒舒服服、自由自在的。”
福尔摩斯轻轻地拍着手，抿嘴微笑。“华生，我不是在奉承你，你的确有非常大的进步。这段描述的确非常的到位。你虽然忽视了非常多非常重要的东西，可是已掌握了方法。你察言观色的双眼非常敏锐。老兄，你决不能靠一般的印象，而要集中发现细节。我先注意的总是女人的袖子。观察一个男人，或许首先要观察他裤子的膝部为好。正如你看到的那样，这女人的袖子上有长毛绒，这是显示痕迹的最有效的材料。手腕再向上一点的两条纹路是打字时压到桌子的地方，看起来非常显眼。手摇式的缝纫机也会留下相似的痕迹，但是在左臂上，离大拇指最远的一边，而不象打字的痕迹那样正好穿过最宽的地方。然后我看了看她的脸，看到鼻梁两侧都是夹鼻眼镜留下的凹痕，我大胆地提出近视和打字这两种看法，好像这个让她她感到非常的惊讶。”
“这让我也感到非常的惊讶。”
“可是一点没错，这是非常明显的。我接下去看，非常惊诧、也非常感兴趣地又观察到，尽管她穿的两只靴子，并不是不一样的，而事实上却不是一双。一只的靴尖上有画了花纹的皮包头，而另一只却没有。一只靴子上的五个扣子中只系了下面两个，而另一只则系上第一、第三和第五个扣子。喏，当你看到一位年轻女性，穿着得非常整洁，而出门时却穿上了不搭配的一双靴子，靴上扣子只系好一半，那表明她离家时非常的忙，这算不上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推论吧。”
“还有呢？”我问，我的朋友精密的推理，经常能够激起我强烈的兴趣。
“顺便说一下，我注意到她在离家之前写了一张字条，而这张纸条是在穿戴完毕之后写下的。你看到她右手套的食指的地方磨破了，不过你当然没有注意到手套与食指都沾了紫色墨水。她写得非常匆忙，蘸墨水的笔插得太深了。事情一定发生在今天早上，不然墨迹不会那么清晰地留在手指上，这些虽然非常简单，但却非常有趣。不过我必须回到正题上来，华生，给我念一念寻找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那则启事好吗？”
我把那一小张印刷的字条凑到了灯前。
（寻人启事写道）：“十四日晨，一个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失踪。此人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体格健壮，肤色淡黄，头发乌黑，头顶略秃，留有浓密漆黑的颊须和唇髭，戴茶色眼镜，讲话低声细语。失踪前身穿丝绸镶边的黑色礼服，黑色马甲，上有艾伯特式金链表，哈里斯花呢灰裤，褐色绑腿，两边有松紧带的长靴。此人曾在莱登霍尔街的一个事务所任职。若有人……”
“这样就可以了，”福尔摩斯说，“至于那些信件，”他看了一眼又说，“非常的非常普通。除了一次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话之外，其中没有任何关于霍斯默先生的线索。不过其中一点倒非常值得注意，它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
“这些信是用打字机打的。”我说。
“不仅如此，连签名也是打字机打的。请看信的结尾打得工工整整的这几个小字：‘霍斯默·安吉尔’，有日期，但是地址除了‘莱登霍尔街’外，别无其它，这是非常含糊的。这个签名非常说明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决定性的。”
“关于哪方面的？”
“我的好伙伴，难道你还没看出这个签名与本案有非常重要关系吗？”
“我不敢说我已看出来了，也许他想一旦有人对他的毁约行为提出起诉时借以否认是自己的签名。”
“不，这问题不在这里。不过，我要写两封信，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一封给伦敦的一个商行；另一封给那位年轻小姐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请问他明晚六点钟能否跟我们在此见面。我们不妨跟男亲属打打交道。好吧，医生，在没有到这两封信的回音之前，我们什么事情也不用做，我们可以把这小小的问题暂时放一放。”
我非常相信我的朋友在行动中的推理是非常细致的、精力过人的，所以他对别人请他侦查这个奇特的疑案的那种胸有成竹、从容不迫的态度，我想必定是有根据的。据我所知，他只失败过一次，就是波希米亚国王和艾琳·艾德勒照片案，但是，当我回顾“四签名”那种怪事以及与“血字的研究”联系在一起非常不寻常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连他都解决不了的话，那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疑案了。我离开他时，他仍然抽着那只黑色的陶制烟斗，我相信明晚再来时就能发现，他已掌握了最终确证玛丽·萨瑟兰小姐的失踪新郎到底是何许人的所有线索。
当时，我正忙于为一个病情严重的患者治疗的时候，第二天我在病床边又忙碌了一整天，将近六点钟时我才得到空暇，于是跳上了一辆双轮小马车直驶贝克街。我有些担心去晚了会赶不上为了结这桩破案助一臂之力。我见到夏洛克·福尔摩斯时，他独自一人在家，瘦长的身子蜷缩在深陷下去的扶手椅中，处于半睡半醒状态。让人看着就害怕的是一排排烧瓶和试管散发出清新而刺鼻的盐酸气味，说明他整天忙于他酷爱的化学实验。
“喂，解决了吗？”我边问边走进门。
“解决了，是硫酸氢钡。”
“不，不，我说的是那个谜啊！”我叫道。
“呵，那个！我想到的是我一直在做实验的这种盐。我昨天说过，这个案子毫无任何神秘之处，但是有些细节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唯一的缺憾是我担心没有哪一条法律可以惩处那个恶棍。”
“他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抛弃萨瑟兰小姐？”问题刚从我口中说出，福尔摩斯还没来得及开口作答，我们就听到楼道里响起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嗒嗒嗒有人敲门。
“是那位姑娘的继父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道，“他给我写信说，将于六点钟前来。请进吧！”进门的男人一副殷勤的，阿谀奉承的样子，中等身材，身体结实，三十来岁，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肤色淡黄，还有一双锐利逼人的灰色眼睛。他询问地扫视了我们俩一眼，把那顶有光泽的圆式帽子搁在边架上，稍微鞠了个躬，侧身坐在最近的椅子上。
“晚安，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道，“我想这封打字的信是你写的吧，你在信中约定六点钟和我们见面，是吗？”
“是的，先生。我怕是有些来迟了，不过我也身不由己啊。我非常抱歉萨瑟兰小姐拿这种小的事情来麻烦你，我觉得还是不要家丑外扬的好。她来找你们，这违背了我的意愿。你们也已看到了，她是个好发脾气、容易冲动的姑娘，她一旦决定干什么就难以自制。当然我对你们倒是不介意，因为你们与官厅警察没有联系，不过让这种家庭的不幸张扬出去也不是令人高兴的事。而且，这是么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不可能找到霍斯默·安吉尔”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平静地说，“我非常有理由相信我能够会找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温迪班克先生听了，身子猛然震动了一下，手套掉在地上，他说道：“听到你这番话，高兴极了。”
“奇怪的是，”福尔摩斯说，“打字也像手书一样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个性。除非打字机是新的，否则两台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是不会一模一样的。有的字母比别的字母磨损得更厉害些，有的字母只磨损了一边。温迪班克先生，请看你自己打的这张短笺，字母‘e’总是有点模糊不清，字母‘r’的尾巴总有点儿缺损，还有其它十四个更加明显的特征。”
“我们的来往信函都是使用事务所里的这台打字机打的，当然它有点儿磨损了。”我们客人说着，发亮的小眼睛迅速地看了一眼福尔摩斯。
“温迪班克先生，现在我要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有趣的研究，”福尔摩斯继续说，“我想在这几天再写一篇短的专题论文来阐述打字机以及打字机与犯罪的关系。这是我起初关注的一个题目。我手边有四封写明是来自失踪的那个男人的信，全是打字的，不仅每封信中字母‘e’都是模糊的，字母‘r’都是缺尾巴的，而且你如果愿意用我的放大镜看一看，那么我提到的那其他的十四个特征也非常得清楚。”
温迪班克先生从椅上跳了起来，捡起帽子，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听这类无稽之谈。假如你能抓到那个人，就抓住他好了，抓到他时，请告诉我一声。”福尔摩斯跨步上前，把门锁锁上，说：“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已经抓到他了。”
“什么，在哪里？”温迪班克先生喊道，吓得嘴唇发白，眨着眼睛看着他，像掉进了捕鼠笼里的老鼠那样。
“啊，你嚷嚷没有任何用处，一点用处也没有，”福尔摩斯温和地说，“温迪班克先生，那是根本不可能赖掉的。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你说我解决不了如此简单的问题，实在是太不客气了，那的确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请坐下，我们来谈谈吧。”
客人整个人瘫在椅子上，面色苍白，额上汗水涔涔，结结巴巴地说着：“这……这还不到提出诉讼的程度。”
“确实，恐怕还不到这个程度。但是，温迪班克先生，就你、我二人来说，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最自私、最残酷、最丧心病狂的鬼把戏。让我先把事情从头到尾叙说一遍，说得不对你可以提出异议。”
这个人蜷成一团缩在椅子中，脑袋垂到胸前，一副完全被打败了的样子。
福尔摩斯把脚放在壁炉台的角上，双手插进衣袋，朝后仰着身子，自言自语般地开始讲起来。
“一个男人因为贪图钱财而跟一个年纪比他大非常多的女人结了婚，他说，只要她的女儿与他们一同生活，他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花她的钱。就他们所处的身份来讲，这笔财产非常可观。失去这笔钱，景况将大不一样。因此值得拚命去保住它。女儿人心地纯良和善，个性温婉多情。显然，有她这种品貌和收入的姑娘是不会空待闺房的。要是她结婚的话，这显然将意味着每年失去一百英镑的收入，那么她的继父怎么样能防止这桩亲事？他当然是要用尽办法把她关在家里，禁止她与年纪相仿的朋友们来往。”
“不久，他发现这么做并不是长久之计。她变得不那么听话了，坚持要有自己的权利与自由，最后竟声称一定要赶赴舞会。这样一来，她那位诡计多端的继父要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一个恶毒的计策。在妻子的默认和协助之下，把自己伪装了起来，给锐利的眼睛戴上墨镜，给自己的脸上戴了假髭和乱蓬蓬的假络腮胡子，把自己清楚的说话声装成柔声轻气的耳语，因为女儿近视，他的化妆就更没有事了。他以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身份出现。他亲自向女儿求爱，以免她爱上其它的男人。”
“我一开始只不过是想跟她开个玩笑，”客人嘟嘟哝哝地说，“我们根本没想到她那么痴情。”
“根本不玩笑。不过，那位年轻的姑娘的确是爱情被冲昏了头，一心认为她的继父是在法国，一直没有怀疑自己是受骗。她因为得到那位先生的殷勤奉承而心花怒放。而她的母亲的一片赞许声使她更加开心。于是安吉尔先生开始到访，因为一旦有效，事情就要接着进行下去。约会过几次，订了婚，这便最后保证了那姑娘的心不会转移给别人。但是戏不能永远继续下去，装出去法国出差也非常麻烦，所以就索性把事情来了个戏剧性的结尾，这样就可以在年轻姑娘的心灵上留下永远的印象，如此可以防止她有朝一日也许会爱上其它求婚的男人。
“于是，就有了手按圣经起誓白头偕老，婚礼当天的早晨暗示也许会发生某种事情等这样那样的花样。詹姆斯·温迪班克想要萨瑟兰小姐对霍斯默·安吉尔忠心不二，而对他的生死却难以肯定，总之，能使她在之后的十年之内不会去听其它男人的话。霍斯默陪她到了教堂门口，他便不能继续向前走了，他耍起了老把戏，从四轮马车的这扇门钻入，又从另一扇门钻出来，悠闲地溜走了。我想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温迪班克先生！”
在福尔摩斯讲述的时候，我们的客人恢复了一点自信从容，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苍白的脸上露出讥讽的神情。“或许是真，或许是假，福尔摩斯先生，”他说，“你聪明过人啊，你应该更聪明一点才行，这样你就会知道是你在侵犯法律，而不是我。我一直没有做什么可以构成起诉的事情，可你把门锁上了，只是这件事就足以让你因‘人身攻击和非法拘禁’而受到起诉。”
“就算和你说的一样，法律也拿你没有办法，”福尔摩斯说着打开了门锁，并推开门，“但是没有其它人会比你受到更大的惩罚了。如果这位年轻女士有兄弟或是朋友的话，他们应该用鞭子抽你的脊梁骨！那是你应受的惩罚！”
看见那男人脸上的讥诮的表情，他气愤得涨红了脸接着说：“这确实不是我对我的委托人要担当的责任，但我的手上正好有一条猎鞭，我想我应该狠狠地动手惩罚……”
他快走了两步去取鞭子，但鞭子还未拿到，楼梯上就响起了猛烈的“哒哒哒哒”的脚步声，沉重的大门“嘭”地响了一声关上了，我们从窗户里看到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拼了命在马路上奔跑。
“真是个阴险的混蛋！”福尔摩斯边说边笑，又一屁股坐回了他的扶手椅，“这家伙一次次犯罪，总有一天他会因自己的罪行而被送上绞架。从许多个方面看，这案子并不完全一点意思也没有的。”
“我现在还不能了解你全部的推理步骤。”我说。
“嗯，当然，首先要想到的是：这个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奇怪行为肯定具有某种强烈的目的，与此同时，就像我们看到的，真正可以从中受益的人只有那位女孩的继父。之后我发现这样一件事实：他们两人从未相互见过，一个人出面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却总是不在。这一点是非常有启发性。茶色眼镜和古怪的说话声，加上毛蓬蓬的络腮胡子组合到一起都暗示着这人是化装出来的。他甚至还用打的字签名，由此当然可以由此推出她是非常熟悉他的笔迹，以至于就算是看到再少量的手写字，她肯定也认得出是他写的字。这个奇怪的做法又增加了我的怀疑。你看，将这一切孤立的事件和许多细节凑在一起，都指往同一方向。”
“你是如何来证明这些推测的呢？”
“一旦确定嫌疑人，就非常容易拿到证明他的罪行的证据。我知道这个人工作的商行。我一接到那份印刷出来的寻人启事，我就从那启事描述的外貌特征中除掉可能是伪装的结果的部分——络腮胡子啦、眼镜啦、声音啦——然后把这份寻人启事寄给那个商行，请他们告诉我他们商行里哪位经常出差的雇员与这个人相像。我已注意到打字机打印的特点，我写信到他的办公地点给他本人，请他是否来这里一趟。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他的回信是用打字机打的，但是却暴露了同那几封信件中一样的缺点，虽然细微但却相当有特征的打字机的毛病。同一个邮局给我送来了另外一封来自芬丘奇街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信，信中说，启事中所描述的人和他们的雇员詹姆斯·温迪班克的各个方面完全相符。全部情况是这样。”
“那么，萨瑟兰小姐该怎么办呢？”
“假如我把事情的真相全部告诉她，她肯定是不会相信我的。你也许还记得有一句古老的波斯谚语，是这样说的：‘想要打消女人内心的痴情妄想，比从老虎的爪下争夺幼虎更为危险。’哈菲兹[ 波斯诗人，一生创作诗五百余首，哲理性强，富有浪漫色彩。]的话跟赫拉斯[ 古罗马诗人，作品对西方诗歌的发展影响非常大。]的话一样意义深刻、引人深思，并且包含了整个世界的智慧和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