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曾国藩“处世”谋略
（一）、谨慎从事
俗话有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话出于《吴越春秋》：“螳螂捕蝉，志在有利，不知黄雀在后啄之。”在动物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所以一些灵巧的弱小动物警惕性特别高，有的在行动中是耳听八方、看前顾后，因为稍有麻痹，将为强者所撄取。而这种险象也往往出现在人间上，且其手段更阴毒、手法及隐蔽而巧妙，如不小心谨慎，就将上当受骗，以至命也不保。
因此，做事、处世不要只贪图眼前利益，而不顾其后果。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值得人们以为鉴诫：有一独身男子住在一间草房里，他靠着自己双手耕植，生活也自给自足，但被鼠害得好苦恼。白天，老鼠成群结队东跳西窜，扰得人不安宁；夜间，老鼠又吵又叫又咬东西，使他整夜难以入睡。这男子恨透了老鼠。有一天晚上，他从外边喝醉酒回家，刚上床躺下，老鼠又吵闹了，他气得跳起来，要把老鼠全烧死，就用火把房子四处点燃，一下子四处起火，老鼠是被火烧死了，可是他的草房也被烧毁了，他也就无家可归，茫茫然不知所措。这为“灭鼠而毁庐”的故事，对那些盲目蛮干、看前不顾后的人不是很有教训的意义吗？
明方孝孺在其《深虑论》一文指出：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他用史实说明其论点：秦统一中国后，认为周朝之亡的分封诸侯，便改为郡县制。但灭秦的却是崛起在田野间的刘邦。汉兴鉴于秦孤立无援而亡，于是大封诸子及兄弟为诸侯王，结果导致七国之乱。武帝、宣帝削弱诸侯王势力，但代汉的是外戚。宋太祖看到五代时期方镇势力足以挟制君主，便以杯酒释兵权，重文轻武，其后代因而被敌国所逼。
由上可见，做事深思熟虑、防备周密，仍不可避免有疏忽的地方，如果轻忽从事，问题就更大了。在这里还要强调指出的是：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矛盾之法，这是因为旧的矛盾解决了，在新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新的矛盾，而解决新的予盾需要新的措施和方法，这就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才能提出。所以，凡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人，必须谦慎从事，做事要看前顾后，一点马虎不得。
不只是做人、立身要谨慎，处世也应如此。对处理人和事，都要谨慎从事不疏忽，这是避免败亡、灾祸、耻辱、错误的良方之一。而有许多不幸的事，都是因马虎、疏忽所造成的。对此，不能不慎之戒之。
事物的发展是辩证，利害、荣辱、福祸、成败并非都绝对，在一定条件下，是会互相转化的。所以得利时要防害，荣时要防其辱，福时要防祸，成时要防败。对此，刘向《说苑·敬慎》有论述：“老子曰：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天报以祸。故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可戒之慎之，君子不务，何以备之？夫已知天则不失时，不知地则不失财，日夜慎之则无害灾。”说祸福相倚相伏是对的，说祸福之报在于天则不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情理必然之事，认识此理，戒之慎之就无灾害。刘向还举出例子以说明谨慎的重要作用：
晋国卿赵简子，位极人臣，富可比诸侯，他却乘坐破车瘦马，穿黑羊皮衣。他的主管家臣劝谏说：“车新则安，马肥则往来疾，狐白之裘温且轻。”简子说：“吾非不知也。吾闻之：君子服善则益恭，细人服善则益倨。我以自备，恐有细人之心。传曰：‘周公位尊益卑，胜敌益惧，家富愈俭。’故周氏八百余年，此之谓也。”赵简勉励自己，要像君子那样富贵而更加恭俭；警惕自己，不要像小人那样富贵而便加傲慢。赵简子因能恭谨、节俭，得到臣民的拥护，从而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在晋卿内讧中打败范氏、中行氏，之后，扩大封地，奠定了此后建立赵国的基础。刘向以周公恭谨而使周有八百年天下的史实，进一步阐明恭谨的重
要意义。
鲁国有个很恭谨的人名叫机汜，虽已七十多岁，但为人越老越恭谨。鲁国国君问他为何如此恭谨？他说：“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学恭，以除其刑。对君之坐，岂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岂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谓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鸿鹄飞冲天，岂不高哉，矰缴尚得而加之；虎豹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誉人者少，恶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质之加干汜者，何释恭为？”大意是说，君子恭谨，就能成名；小人恭谨，可免刑罚。跟国君坐在一起虽安，但有跌倒的时候。在宴席上，菜肴虽美，但有时还哽噎。
现在我算是幸运了，也不能自以为是。天鹅大雁虽飞得很高，带丝绳的箭还能射中它。虎豹
虽最凶猛，人还能食其肉垫它的皮。而今好人少恶人多，我虽年已七十，常恐被人毁害，怎
能不恭谨呢？
不恭谨的人，确是往往取祸。据《三国志·魏书·嵇康传》记载，嵇康就是因自负高才、傲慢不羁而被杀。嵇康文辞壮丽，好老庄之学，是“竹林七贤”之一。时钟会为〖JP〗大将军司马昭所宠信，他闻嵇康大名而去拜访他。这时嵇康在大树下打铁，他见钟会等人前来，仍抡锤打铁，身旁好像没人一样，对钟会等置之不理。后来，他讥讽地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气愤的答道：“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从此，会深恨之。司马昭欲用他，他立即避居于河东。有人推荐他为选曹郎，他回书拒绝，口气傲慢，说“不堪流俗”，司马昭知道了怒恨之，后因涉及他事，钟会劝司马昭将他杀了。
利害、荣辱、福祸、成败的互相转化，主要决定于自己。因为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它的原因，招致的后果，大都是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因此，人们对自己的行为不能不谨慎。对此，《韩诗外传》有所论述，对人们也许有所启发。
要经常警惕自己，慎终如始。《韩诗外传》卷八二十三章说：“官怠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祸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易》曰：小狐汔济，濡其尾。’《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是说，做官的懒怠是在有政绩时开始，疾病往往是在稍好转时加重，祸患是在懈惰时发生，对父母孝敬衰退是在娶妻后出现。
鲁莽、轻忽是成事之大敌，要成事必须慎思慎行。所谓慎思，是指在行动之前，要周密思考，拟出具体可行的计划；所谓慎行，即将所拟的计划付诸实践时，要针对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和困难，对原拟的计划加以修改和补充，使之符合实际。这就是说要审慎行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向前迈进。
不论是计划、实践，量力而为是其中的关键。超出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将是一厢情愿，计划也将是空中楼阁而已。人之可贵的是具有伟大的理想，但不可能一步蹴到，毕其功于一役，必须从力所能及的开始做起，有计划有步骤地脚踏实地去干，才有可能走到伟大理想的彼岸。
墨子也很强调要量力而为。《墨子·公孟》记载：有几个弟子向墨子表示他们的愿望，即要学好学业，又要求学射技，墨子教诲他们学习不要分散力量说：“不可。夫智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也。今子非国士也。岂能成学又成射哉？”墨子是主张学习要集中力量，学好学业后才兼顾学射技，贪多是学不好的。
不量力而为，超过自己能力而去干的事，不只碰壁，且会遭到失败，以至招祸。春秋时宋襄公是一个小国的君主，却去争霸，想成为霸主。当时称霸天下的是齐桓公，及桓公一死，他错误认为是自己争霸的机会来了，就邀请各国诸侯会盟于原鹿县，有人警告他：“小国争盟，祸也。”他当耳边风。会盟后，为显示他的威力，起兵攻打比宋国弱的郑国。楚国起兵救郑，由于宋襄公在两军战斗坚持君子之风：“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他不听待楚军半渡时，或楚军还未列阵时击之的建议，及楚军渡河和列好阵后才与之战，且楚军强宋军弱，宋军一战便溃，宋襄公伤重不治而死。宋襄公争霸留下了千古笑话。在历史上像宋襄公这样不自量力的人还大有人在，如三国时东吴大将军诸葛恪因在东兴与魏军战取得小胜而冲昏头
脑，竟违背众议起倾国之师伐魏，其实魏吴军力强弱悬殊，结果大败而归，引起上下怨恨而被杀。魏主曹髦不甘当司马氏的傀儡，愤而率几百卫士与掌握全国兵权的司马昭拼命，如此
轻举狂动，无异以蛋击石，他被杀是意料中的事，被人讥为“送羊入虎口。”图74
姜太公曾对武王说：“鸷鸟将击，卑身翕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要周武王在开始伐商行动前，锋芒不露，装出无所作为的样子，以免引起对方的注意。 此谋略意即在目的未达到之前，不要轻易地暴露自己的政治意图与实力，以免树大招风，引起对方的注意或被群起而攻之，而应暗中积蓄力量，把握时机，一举而图之，达到自己的目的。图75
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群雄并起的时代，朱元璋接受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谋略，此可谓是锋芒不露，后发制人。如果一开始就称“王”，就会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过早地暴露自己实力，引起别的力量对自己的注意，招致群起而攻之，枪打出头鸟；再则会失去人心，如陈友谅杀死徐寿辉，建立汉政权，改元大义，自称皇帝，结果“其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这种做法对朱元璋夺取江山是极为不利的。而“缓称王”，就不会引起别人注意，“高筑墙，广积粮”，暗中积蓄力量，扩大势力，待时机成熟，再来后发制人。夺取江山。朱元璋依此谋略而行，最终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建立了明王朝。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居安思危，盛作衰想，为的是一种天长地久。但是光是想和惧是不够的，关键还要看怎样去做才能持盛保泰。范献子就是既会想又会做的人物。
一天，范献子坐船游览黄河，大夫们都坐在船上。不料游到一半，大家正在兴头上面，范献子却回过头来问了一个问题。“栾氏的后人现在怎么了？可有人知道吗？”大夫们听后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答不上来。
这时，船夫清涓却放下船桨，反向范献子提了个问题：“主君你为什么要问起栾氏的后人呢？”
原来春秋时期，晋国贵族内讧激烈，当时范献子联合韩、赵、魏等族，灭了栾氏。在这场斗争中，虽然栾氏势力被镇压了下去，可是范献子却经常担心有朝一日，栾氏将会死灰复燃，所以才这样询问大家。现听清涓反问，于是说道：“自从当年我灭栾氏，直到现在，栾家老的还在，小的已经长大，所以我想了解了解他们家族的一些动态。”
清涓听完范献子的解释，说了一段精采的话：“主君你只要修明晋国的政治，在内得到大夫们的拥护，在外不失老百姓的支持，即使栾氏后人想搞什么花头，也对你没办法。否则要是你不修明晋国的政治，在内得不到大夫们的拥护，在外失掉老百姓的支持，那么这里同船的人，也都将成为栾氏的后人。”
范献子听了这话，不禁连连赞道：“真是说得好，真是说得好啊！”
第二天上朝，范献子下令赏给船老大清涓一万亩田。清涓说什么也不肯接受，范献子说：“拿这点田，换你的一席话，应该说是你还没补足，我却多得了啊！”
范献子从清涓的话里，看到了人心向背的重要性：要是能够获得朝廷内外的一致拥护，那就自可不必再怕栾氏；否则失去人心，那就人人都可能反过来成为栾氏，造你的反。
正是因为善于听言，所以范献子是个了不起的人。
曾国藩叹曰：“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厚藏，身体则如鼎之镇。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吏，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代的英雄，意图和胸怀都很广大，事业规模宏远，但是，他们教训与告诫子孙，总是显得虚心、谨慎、藏锋的样子，身体如同铜鼎一样稳固。以贵重欺凌别人，别人难以服平；以威望加于人，人不讨厌。这是容易办到的事情。声色嬉游之类活动，不应该让他们太过度了。赌博酗酒钓鱼打猎，这一切都不要做；供应物品用，都有节度。奇异服装玩物，不应有太大兴趣。应该适宜地多多引见佐吏，相见不多，他们与我就不亲近。不亲近就无法了解人们的感情思想，人情不了解，又如何知道民众的事情呢？这几位先生，都具备雄才大略，都有经营四海的志向，而他们教育告诫子弟，都是意旨简约，往卑微处着想，收敛抑制得很。”
曾国藩的想法是：真正的君子应当“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
任何人的一生总会有不遇的时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有和预期相反的结果。长此以往，任何人都不免产生悲观情绪。然而，人生并不仅有这种不遇的时候，当云散日出时，前途自然光明无量。所以，主事必须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来临，不必惊慌失措。相反，在境遇顺利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成功；可是总有一天，不遇的时刻会悄然来临，因此，即使在春风得意之时也不要得意忘形，应该谨慎小心地活着。身处顺境要藏锋，身处逆境也要藏锋，这才是聪明人所应采取的生活态度。
不该说的话不说，该说的话才说，但该说的话也要看人，这话是否该跟他说，还是不该跟他说。因为有些话虽该说，但不是对任何人都可说，对该说的人说了就会有利，对不该说的人说了就将有害。所以，言不言要视人而言。
孔子曾论及该不该说的问题，他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以言而与之言，失言。知(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荀子也谈及当言与否，说：“言而当，知(智)也：默而当，亦知也。能知默，犹知言矣。”
说的话，是否发挥好的作用，收到的效果是好是坏，这与说话是否能因时因人大有关系。如有些建议不合当时的需要，说了也就不可能有好的作用，如合乎当时的需要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有些话对某种人说会被认为是好话，对某一种人说会被认为是坏话。如忠言对于昏君感到逆耳，反而被厌弃，以至惹祸；对于明君就被认为是良药，献了忠言会被采纳，受到赏识和重用。因此智者能因时因人而说话。
叔孙通是个能因时因人而说话的智者。事见《汉书》其本传。陈胜起义攻入陈时，秦二世召诸博士和儒生问如何对策，叔孙通时为待诏博士亦参加，有博士三十余人都说陈胜是叛乱，应速派兵镇压，二世最厌说有人叛变，故听了博士的话怒形于色。叔孙通也要表志，他见形势不对，便说：“诸生言皆非，今天下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具于下，吏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有叛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何足置齿牙间哉？郡守尉捕诛，何足忧？”二世听了很高兴，将说叛变的博士交执法官吏处理，拜通为博士。通回到宿舍，诸生说：“生何言之谀也？”通说：“公不知，我几不免虎口！”通知人心早就厌弃暴秦，虽受封职也不愿留秦，便立即逃亡，投入项梁率领的反秦部队。项梁死后，他归汉王刘邦。叔孙通原穿儒服，刘邦厌恶儒生，通便脱下儒服穿楚人穿的短衣，刘邦是楚人，见了高兴。通归汉氏，跟随他的弟子有百余人，他都不向刘邦推荐，推荐的都是当过强盗或有膂力的勇士，，所以弟子们都不满说：“事先生数年，幸得降汉，今不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通说：“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刘邦任通为博士，号稷嗣君。及刘邦得天下，初无朝仪，群臣为争功大闹，饮醉就妄呼，以至拔剑击柱，刘邦虽为此担心，却毫无办法，叔孙通便趁机建议：“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说：“可试为之。”于是通召集鲁诸生三十余人及第子百余人，制定礼仪，先学习后辅导诸臣。及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按照朝仪朝见刘邦，人人震恐肃敬，不敢喧哗，无人敢失礼，刘邦高兴地：“吾及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便任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通趁便为弟子们请官说：“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共为仪，愿陛下官之。”刘邦便都任他们为郎，能还将所得金分给诸弟子，诸生都高兴说：“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后通被升为太子太傅。
一般而言，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说：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下学上达，这些都是阮籍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原则。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很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行也应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一旦找他，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处世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苦心修己
宋代理学家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在《大学》一书中有言“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思想影响后代
无数的文人。
曾国藩为使其能成为理学大师，便按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从“静”、“敬”、“慎独”下手，于是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夏天，向唐鉴学习“读书之法”时，唐鉴也谈到了“检身之要”。告诫他要想深刻理解“道”，必须“熟读”《朱子全书》，最切要处，在于不“自欺”，并举倭仁的例子说：他每天从早到晚，饮食言行，都有札记；凡是思想行为有不合于义理的，全部记载下来，以期自我纠正。并希望曾国藩能引以为榜样，将读书和修身结合起来，同时进行。但曾国藩尽管每天阅读《朱子全书》，却没作修身日记，也没练习静坐功夫。
直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1842年11月3日)，他向京城另一位知名的理学大师倭仁请教，才开始“修己”。
倭仁，字昆峰，蒙古正红旗人，翰林出身，历任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詹事、大理寺卿，后为工部尚书，命授皇帝读、文华殿大学士。
倭仁是以学承正统、德高望众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思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某些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仅对理学具有自己深刻领悟，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为士大夫所折服。倭仁告诉曾国藩：“‘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也，亦孔之照。”刘念台先生曰：‘卜动念以知凡’。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还告诉他：“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最后，倭仁嘱咐曾国藩，必须把读书与修己相结合，要天天“写日课”，且应“当即写，不宜再因循”。
唐鉴和倭仁的见解，指出了理学“修己”的真谛。所谓“几”，即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显露的征兆和苗头。“研几”就是要抓住这些苗头，捕捉这些征兆，不失时机地去认识、发现其发展趋势，以及它们间的相互联系。通过“克己省复”，将一切不符合封建圣道的私心杂念在刚刚显露征兆时即予以剔除，以便自己的思想品格能始终沿着先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将学术、心术与治术三者联为一体，使学问得到增长，道德水平日益提高，从而逐步体验和积累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这就是理学家“修齐治平”的一套完整理论。 曾国藩按照唐鉴、倭仁的教诲，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升华。
于是，在与倭仁会面的当天，他便立志“自新”。除继续按照唐鉴教诲的方法读书外，他开始学习倭仁，在“诚意”和“慎独”上下功夫。
同倭仁一样，曾国藩每天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事，以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和克制。如，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1842年12月9日)的日记中记载：“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尚面颜与正人君人讲学，非掩者而何？”“平行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日记中如此自刻自责的话语随处可见，表明了他要在理学慎独上痛下功夫的决心。
曾国藩将所写的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作眉批，提出不客气的批评。虽然这种楷书日记还没有写满一年，因道光十三年(1843)七月，他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旅途匆忙，日记遂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也没有再请倭仁批阅；但在日记中时时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持终生不变。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学的道德自省和经邦治国的要求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封建的伦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献身的事业中，一天天的进步。
孔子在鲁桓公的庙里参观，看见一种倾斜而不易放平的容器。孔子向守庙人询问道：“这是什么器具？”守庙人说：“这大概是人君放在座位右边的一种器具。”孔子说：“我听说这种器具，空着的时候就倾斜，灌进一半水就正立着，灌满了就翻倒了。”孔子回头对学生说：“灌水吧！”学生就舀水灌进容器里面，水灌到一半，容器就正立着，注满水就翻倒了，空着的时候就倾斜。孔子喟然长叹：“唉！哪有满了不翻倒的呢？”子路问道：“请问保持富贵的地位，如同保持水满而不翻一样，有什么办法呢？”孔子说：“自己聪明智慧，要保持愚笨的样子；功劳覆盖天下，要保持谦让的样子，既勇敢而力气盖世，要保持怯弱的样子；财富拥有全天下，要保持谦逊的样子，这就是所谓谦让了再谦让的方法。”后来，子贡又问孔子道：“我想做到对人谦虚，但不知如何做才好？”孔子说：“对人谦虚吗？那就要像土地一样，深深地挖掘，就可以得到甘泉；种植，就可以五谷繁茂；草木繁植了，禽鸟和野兽就在这里繁育，草木禽兽生长时就立在地上，死了就埋进土地中；土地的功劳很大，但它不自认为有德行。对人谦虚就该像土地一样。”
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曾国藩实现了气吞云梦的理想，但他同时警惕颠蹶。同治元年(1862)，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曾国荃统领的人马达二万之众，曾国华统领的人马也达五千之多；曾国荃在半年之内，七次拜受君恩。尽管这还不是曾氏家族最为辉煌的时期。但面对如此浩**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禁不住骄然慨叹：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
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满则亏。我们家现在到了满盈的时候了！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削平)之，人满则天概之”。曾国藩以为，天之平人原本无形，必然要假手于人。比如霍光氏盈满，魏相来平灭他，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恪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主也来平灭他。待到他人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晚了。我们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平、人来平，我与诸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来平。
自己平自己不是说自己消灭自己，而是自我限制、自我克制、自我钳制，收敛锋芒，韬光养晦，以劳代逸，以静制动。自己平自己的方法有哪些呢？曾国藩以为不外乎三个字：清、慎、勤。
勤学好问可以增长才干。现在社会上事情繁多杂乱，但重要的不外乎四项：军事、吏事、饷事、文事。凡是从事做这些事的人，在这四项当中，各项中都应该精心解决每一件事。学习军事的就要研究进攻、防守、地形、敌情等内容。学习吏事的就要研究催粮收赋，审理案件，促进农业增产等内容。学习饷事的就要研究人口负担、治理捐税、开辟财源，节制流失等内容。学习文事的就要研究奏疏、条教、公文、信函等内容。研究的方法不外乎“学”和“问”两个字。向古人学就要多看书，向今人学就要多找榜样。向当事的人“问”就会知道其中的甘苦；向旁观的人“问”就会知道其中的作用和结果。不停止地勤学苦练，才智会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增广起来。
为学戒傲。千古以来，文人相轻，已成为一老毛病。以前有则笑话，说有人做了首诗自吹道：“天下文章在三江，三江文章唯我乡，我乡文章数舍弟，舍弟跟我学文章。”转了一个大弯，还是自己的文章好。曾氏对此有清醒认识，力倡以“戒傲”医文人之短。1844年11月30日他给家中的四位弟弟写信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作诗文，实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告诫弟弟们不要恃才傲物，不见人家一点是处。傲气一旦增长，则终生难有进步。在信中他又以自己的求学经历劝勉弟弟们。他写道：“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他还用其他人因傲气而不能有所成就或被人冷笑的例子来告诫弟弟们，他写道：“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为此他总结道：“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谦虚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中国有句古话说：“谦受益，满招损。”历史上无数的事例无不证明这点。
古代的圣明君主和贤良卿相，像商汤之夜以继日，劳作天亮才睡，周文王的日过午而不惶，周武王的夜以继日坐以待旦，都是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无逸》一文，推出了这样的结论，勤劳就长寿，安逸就夭亡，历来没有例外的。为个人考虑，就必须操练、学习技艺，磨练身体筋骨，艰苦求知尽力而为，操心思虑危难忧患，而后才可以增长智慧和才干知识。为天下大事考虑，就必须不顾个人的饥饿劳苦，有一个人没有获得温饱，就引为自己的责任。大禹治水四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的摩顶放踵，以有利天下，都是用极勤俭来对待
自己，用极勤劳来拯救民众。所以荀子喜欢称赞大禹、墨翟的行为，就是因为他们勤劳。
曾国藩曾说：
战争开始以来，凡是有一技一材的人，凡是能够吃苦耐劳的人，无不被任用，无不被世人称颂。那些一点才能也没有，又不惯于劳动的人，都受世人唾弃，饥饿受冻而死。所以说勤劳就长寿，贪图安逸就夭亡；勤劳就有才能就会被任用，贪图安逸就平庸无能就会被抛弃；勤劳就会博爱救济民众，神灵也会钦佩敬仰，安逸懒惰就无补于人，连神鬼也不高兴。所以君子要想让人神所凭借依靠，最好的途径就是勤劳。
我年老多病，眼病也日益严重，看来是万难挽回了，你们以及各位侄儿身体强壮健康的很少，古代君子修身治家，一定是能使自己心安身强而后才能有振兴的气象，一定是能使人们喜悦神仙钦佩而后才能繁荣吉祥。现在写这四条，我年老了用来自我鞭策，以弥补过去岁月的过失，并想让你们各自努力，每天晚上用这四条来衡量，每月终用这四条来检查督促，还要寄给诸位侄子共同遵守，希望将来能有所成就。
曾国藩之所以成功，最强的莫过于他的自立精神，他说“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开始。”“危急之际，莫靠他人，专靠自己，乃是稳着。”在他的弟弟处于战事危急等待救援时他是这样说的，在国家危难，要求外援之时，他也是这样主张的，他说：中华之难，中华当之。
为此，他在给朝廷的上书中多次提到这一主张。他在同治元年(1862)三月二十四日《筹议借洋兵剿贼折》中说：
我才识庸愚，被错授重任。接授王命两年以来，没能早日筹建一旅士卒到达江苏。致使江苏士绅陷于水深火热，发出这种不择的呼吁，都是臣下我治军无术的过失。假如商讨借用举兵，就可救民之难，这对有过错的我来说，岂非至愿。可是我以前奏称：洋兵帮助守卫上海尚可，帮助剿苏州、常州即不妥，这大概也是有原因的。回纥帮助唐兵，收复两京，当时也依靠郭、李诸军，一同作战。纵使主兵未必优于客兵，需要有有作为的主兵同客兵共进共退，一同出兵。凭今日的形势，我估计自己的兵力，倘若洋人突然进攻金陵、苏州、常州，我这里实无会剿之师。洋人若攻克城池，我也难筹防卫之卒。上游的多隆阿、鲍超、曾国荃等军，各把守要地，不可抽调；下游如李鸿章一军，刚抵上海，新集之卒，只能自守，不能远征。反复筹备，还是没有大支劲旅合同会剿。假使转战于内地，只有西人之兵，而无主兵，那么三吴的父老，到那里迎王师以慰云霓之望，难免有人睹洋人而生疑惧之情。在我职分所在，责任所归。譬如一家之子弟，应试于科场，稍能成文，请人润色，还说得过去。倘使既不会写文章，又不入场，只请替考者顶替，那么无论是否中试，议论必传于远近，羞辱亦及于父兄了。我所处的地位，同报名应试者相似。专借洋兵，同请人代考没有区别。所以别人只作事外的议论，而我却必须细细考虑其中的曲折。既以借助外国深愧，尤以无师会剿为大耻。
他还认为：
中国的寇盗，本来是中国臣民，中国的精兵就足以扫平中国的匪寇。姑且不说今年春夏连克二十余城，长江上、下肃清三千余里，太平军不会存在多久，吴、越有收复的趋势。即使事情不太顺利，贼军气焰不衰，中华之难，中华担之，对皇上来说有自强之道，不因艰难而求助于外国；对臣下来说是应尽的职责，岂能轻率地借兵而被后世讥笑。这就是所说的要申明大义谢绝他们。匪军的行径，本属无赖之徒。青、嘉两城更是小事一桩。英国若征印度兵，为报仇而打，多调则胜之不武，少调不胜则被人耻笑。白让印度官兵支领英国饷银，**中国土地。上不利于国主，下不利于英商。不如趁早息兵，免除松、沪无穷之乱，同时英、法也节省许多军费，这就是所说的要陈明利害规劝他们。这两项，总理衙门可与英法驻京公使委曲商榷，若不听，那也没有别的阻止办法。仍先和他们定协议，洋兵进攻内地臣处无会剿的军队。若攻克城池，臣处也无防守的部队可派。
奏折中充满了一种自立、自强、自信的精神。
本来，借洋人助剿是恭亲王奕提出来的办法，但经曾国藩这样一分析，清廷也认识到如果由外国人插手中国内政，而且由洋人唱主角，那么即使胜利也难以酬赏，还容易助长洋人轻视中国的威风。因而这次借剿暂时搁置。
做人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
志向，是使人紧张起来、站立起来的东西，好比一棵树的躯干。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全是被志向所照亮的，没有志向也就没有人生的方向。
有志向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上的不一样，而且也是事实上的不一样。立志就是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的方式。
然而，一个人的志向不是天生的，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作为一个人，我常常感到了生活的庸俗，但是我们并不常常产生改变它的志向。曾国藩就是在庸俗的环境中醒悟的。
那一年，曾国藩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正好33岁。
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无论是低微鄙陋时，还是温柔富贵中都自立自强，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销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自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没有不自强不息的。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讲做人应“慨然立志”，王夫之讲“传家一卷书，惟在汝立志。”还是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得好，他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唯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说得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图76
所以，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就是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啊！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向不确立，犹如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飘流奔放，最后将到达何处呢？
曾国藩独白：自从去年12月20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并无情加以拷问，你能做到吗？ 志向不立，则心神不宁；志向即定，则鬼服神钦。
东晋名将祖逖与刘琨都以雄豪闻名于世，两人感情甚笃，共被而寝，常彻夜纵论天下大事，感叹收复中原的大业被苟且偷安之徒所贻误。祖逖与刘琨约定：“如果四海之内风云变幻，天下豪杰起事，我与你一起举义中原做大事。”他们矢志习武练艺。当时，人们认为半夜鸡鸣是不祥之音，生怕听到。祖逖却认为：“此非恶声也。”半夜鸡鸣正好催他们提早起床，
从此鸡鸣之刻就是他们习武之时。图77
非凡的志向诞生非凡的勇气，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志向，他们才能不为流俗所移，心正气顺，心安理得，有所作为。
人是自己观念的产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在于你想到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想到他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他也就不会按照成为一科学家必备的素质要求自己，训练自己，那么他当然不会成为一个科学家了。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在一起，那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有志者事竟成。晋朝有一个人叫王欢，字君厚，专心学问，不知生计。他家中已无存粮，常常乞讨度日；但王欢仍诵读《诗经》不已，怡然自乐，毫无穷困之意。他妻子却为生计担忧，盛怒之下，便烧掉了王欢的书籍，并且要求改嫁，想促使王欢改变志向。王欢却笑着对妻子说：“你没有听说汉朝的朱买臣的故事吗？他贫贱的时候，他妻子也要求离去，后来朱买臣回乡做官成为太守，他的妻子就上吊身亡了。”时人听说此事后都耻笑王欢，而王欢则始终守志不移，安贫乐道，后来终于成了大学问家。
这故事虽有几分凄恻，却是真实的。一个人在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之前，往往都有和王欢相同的遭遇，那就是不被人理解，尤其是那些胸怀远大志向的人，就更是如此。人的理想越远大，那么理想的实现越艰难，也就越容易被人嘲笑，很多人的很多美好的理想不是被自己扼杀的，而是被他人的嘲笑扼杀的。能像王欢那样实现自己理想的人太少了。
不管怎样，有志者事竟成和王欢的故事一样，都是对人的一种召唤，一种**，一种刺激，但愿它能唤起你潜在的力量和一往无前的勇气。
人不仅要立志，而且志当存高远，也就是要有远大的抱负，亦即《史记》中所说的“鸿鹄之志”。
《后汉书》中说，“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大境界。所有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鹜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你才能看轻自己所重的，看重天下所看轻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试中受到挫折，于是就抱怨自己时乖命蹇，牢骚满腹，曾国藩知晓后对他立志之小感到很可笑，以为六弟所忧虑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他们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谓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明朝吴麟征有句话说得好，“深儿女之怀，便短英雄之气”，他说的是小情感与大志气的关系，可以说，过多地咀嚼一己之悲欢，就会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大的气象。
曾国藩在20岁以前，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并没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书觉得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于是便将其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进行学习。一年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肄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痛下决心，他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他又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在诗歌中曾国藩常常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期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唐朝，京城长安，收秋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