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思论孔子
蔡尚思简介：
蔡尚思（1905—2008），号中睿，1905年11月10日生于福建省德化县浔中镇诗敦村。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历任上海大夏大学讲师，复旦、沪江、光华、东吴大学和武昌华中大学、无锡国专教授，沪江大学副校长、代校长，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顾问。蔡尚思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蔡尚思先生平生治学，以古典文学为基础，以史哲结合为专业，以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为重点，成就卓著，著作等身。他的系列著作《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孔子思想体系》、《中国礼教思想史》等，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此外蔡尚思服膺墨子,高度评价墨子思想,大力提倡墨学,在其立身行事中,也处处以墨子精神自律,成为墨学当代一位极为认真的身体力行者。
关于 《论语》命名的意义问题，古来大约有下列几种异说：
第一、根据 《汉书·艺文志》，《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的意义就是语言的论纂。
第二、根据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论语》的意义，“论者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已之所欲言也。”《论语》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
第三、邢昺 《论语正义》又引申刘说为纶、轮、理三义而说：“论者伦也，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
第四、根据袁枚《论语解四篇》说：“论，议论也。语，语人也，自‘学而’起，以至卒章，皆与人议论之语，而非夫子之咄咄书空也。记者记其言而不记其所以然，致注疏家往往窒碍。其答弟子问者，则详于师说，而略于问辞，记言之体应尔也。……当时问者各有其人之议论，而夫子为之折衷。记言者不详载问辞，而统据大义，则曰问仁问孝问政云尔。人非木偶，岂有言无枝叶，突然一字以相问者？况仁、孝、政，一问可也，何必重复问耶？一人问，可也；何必各人问？……而仲弓之言不载，从所略也。不明记言之体而强解焉，于是史迁所谓仲尼父贱，何晏谓仲弓父不善，朱子谓可马牛多言而躁，樊迟粗鄙近利，皆以意为之，不可为典要。”（《小仓山房文集》）
第五、根据何异孙 《十一经问对》，“论是讨论，《论语》就是讨论文 义的书。”钱穆《论语新解》也认为《论语》的“论”是讨论编次，《论语》的“语”是“谈说”，同于《国语》、《家语》一类。
第六、根据章太炎 《国故论衡·文字总略》说：“论者古但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仑语》。”“《论语》只是师弟问答的话，编成为一册而已。”
第七、最近朋星根据 《诗》毛传与许慎《说文解字》所说“论难曰语”而说：“《论语》多记录孔子与弟子或他人的论难，所以秦汉儒士将其定名为《论语》。”（见《孔子研究》1989年第1期）
尚思按：《论语》内容很复杂，既不是各就次第和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很广泛，不是只讨论文义的书与限于论难，也无所谓经纶。因此，以第一、第四、第六三说较为可信。第一说最早出于汉，最为流行。第四说认为“议论”“语人”，与第六说认为是师弟问答，编次成帙，都比较好些。总 之一句活， 《论语》就是把师生间和他人的言论记录下来，各记所见闻编纂成书，并没有什么难懂的意义。
关于 《论语》的记录者问题，据我此时想得起的大约有如下二十余说，包括出于一、孔子弟子、二、孔子再传弟子、三、孔子弟子与孔子弟子的弟子、四、孔子三传弟子或更后 一代，从笼统的总数到具体的人数或个人等等。
（1）笼统地认为出于孔子的弟子说，刘向、匡衡、班固、王充、阮元直到今人张舜徽等主之。
（2）出于子夏六十四人说，见魏宋均注的《论语崇爵谶》，近人吴承仕引《论语纬》。
（3）出于七十子说，赵岐主之。
（4）出于仲弓、子游、子夏等说，郑玄、汪中、刘宝楠等主之。
（5）出于子夏、仲弓合撰说，《六艺论》，见汪中《荀卿子通论》。
（6）出于子贡、子游说，为郑玄、王肃所主张，见陆九渊《语录》。
（7）出于子夏的笔记本说，见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随笔》。
（8）出于孔子弟子琴张、原宪说，“《上论》成于琴张，而《下论》成于原思，故二子独称名，其不成于他人之手者审矣”。此说已经安井息轩、钱穆驳斥过了。
（9）出于孔门高弟所撰说，见《河南程氏遗书》。
（10）出于“孔门二三流弟子”说，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以上各说虽不同，却多认为是出于孔子的弟子。
（11）出于七十弟子之门人说，皇侃主之。
（12）出于曾子、有子的门人说。柳宗元已说：“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程颐等根据柳说更断定《论语》“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近人梁启超也同样主张。此说早经刘宝楠驳斥了。因为《论语》中对孔子弟子称子者还有闵子骞、冉伯牛、冉求三人，足以证明其不确。
（13）出于子思所作说。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读大学》谓：“《论语》亦子思所作。纵不必尽出于子思之手，亦必其所裁定也。然则《论语》、《大学》、《中庸》皆成于子思，述圣之为功于万世大矣哉！”他又在同书《四书次第》加以说明：“夫道有主者有传者，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 思，子思传之孟子，其源流可考也。”
（14）出于曾子门人说，但子思不在内。康有为说：“《论语》只为曾门后学辑纂。”而不是颜子、子贡、子木、子张、子思所辑，也不是仲弓、子游、子夏所辑。 （《论语注序》）在康有为心目中，子思也是曾子的门人 但却不在辑 《论语》者之内。杨伯峻也曾说：“《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 是这班曾参的学生。”
（15）出于曾子、闵子之弟子说，见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16）“成于闵子之门人”说，洪景卢主之。以上各说虽不同，却多说是出于孔子的再传弟子。
（17）出于子思后学所述说，杨家骆主之。传说子思曾受业于曾子。
（18）冯友兰认为《论语》“大概是孔子三传弟子或者是更后一代追述他们的老师所记忆的孔子言行的书”。 （《中国哲学史史料初稿》）
（19）袁枚认为：“大抵《论语》记言不出一人之手。又其人非亲及门墙者，故不无所见异词，所传闻异词之累。即如 《论语》管仲，忽而褒，忽而贬。‘学不厌、诲不倦’，忽而自认，忽而不居，皆不可解。其叙事笔法， 下论不如上论之朴老，……直起直落，不作虚冒架子。至下论，……都先作 一虚冒，如瘦词隐语，教人猜度，……至今解说不明。”（《小仓山房尺牍·卷 八·又答叶书山庶子》）
（20）冯景认为：“《论语》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后之言居多矣。何也？《史记》孔子去鲁，年五十六，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又考《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其载岁特详。惟子路少孔子九岁，其曾、闵、樊、卜、颛孙、澹台，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渊、子羔、子贱、子游及原、冉、公西、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孔子七十时，曾子才二十四岁耳，而其书尚成于门人，且记曾子启手足语。曾子没时，孔门弟子略无存者矣，则其不能纪远可知也。” （《解舂集文钞·读论语》）
（21）钱穆认为：部分记录出于孔子弟子，纂辑增订出于七十子之门人。（《论语要略》）
（22）温裕民认为胚胎时期，孔子生时弟子各有记录；诞生时期，孔子死后弟子互为纂辑；完成时期，七十子之弟子重为补辑。 （《论语研究》）
（23）日本津田左右吉认为孟子荀子及道家等附加一部分。（详见《孔子研究》1988年第1期《日本关于〈论语〉撰纂方式的研究与〈论语〉的注释工作》）
以上各说虽不同，却多认为是出于孔子的三传弟子以至更后的几代，或为他家所附加。其余从略。在这里不妨一提的是，朱熹、崔述等都认为《论语》有阙文，赵翼认为 《论语》难保没有一二滥收。（详后）
我的看法：《论语》全书是出于多数人的而不是出于一二人或一派和少数人的，是起先只记录其大部分的而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备的，是后人有所修改或抄错的而不可能全是原始资料的。究竟出于哪些人之手，已无可考。以上所说，多不可靠。古来考不出，今后更考不出，实在没有多用力去考辨的必要了。
对《论语》一书，引用其条文已有的西汉初中叶诸儒，如陆贾（今之《新语》是否完全出于陆贾，尚有一些疑问）、韩婴、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等，明标其书名的先后也有《礼记·坊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盐铁论·论儒》、昭帝诏书及《汉书·艺文志》等。此问题很重要，但尚不为今人所注意。据我所知，约有下列异说：
（1）吴承仕的始于景武间鲁共王坏孔壁说。“景武之际，鲁共王坏孔壁而得 《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孔安国受之，以授扶卿。自是《论语》之名，始有限局，《论语》之学始有专师。”（《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按此说是根据王充《论衡·正说》所谓“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吴承仕是章太炎的弟子，章是经古文学派，吴承仕也继承经古文学派的观点， 而对此事信以为真。鲁共王系景帝之子，但他坏孔壁事的传说，只见于《汉书》，不见于《史记》，还不免被后人怀疑。如康有为便有“刘歆伪《古文论语》托称出孔子壁中” （《论语注序》）之说。
（2）周予同的命名始于《礼记》，名称使用实始于汉后说。“《论语》 的名称，始见于《礼记·坊记》及《孔子家语·弟子解》。《孔子家语》为王肃所伪造，不足凭信；《坊记》，沈约以为出于子思子，当具有史料价值。则《论语》之称为《论语》，已始于弟子撰集的时候。王充《论衡·正说》篇以为孔安国授鲁人扶卿，始名《论语》，其实不可信。不过《论语》名称使用的确定，实始于汉后。两汉时代，《论语》一书，或单称为《论》，或单称为《语》，或别称为《传》，或别称为《记》，或详称为《论语说》。”（《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273页）我以为此说，第一、分为《论语》的名称与名称使用为二，态度不够明确。第二、只知《孔子家语》“不足凭信，”不知 《礼记》的《坊记》出于子思一说，也不是“具有史料价值”。《坊记》出于何时何人，实难断定。第三、说“《论语》之称为《论语》，已始于弟子撰集的时候”，没有可靠的证明。第四、周予同在下文更说：“单称为 《语》的，如《盐铁论》引《论语》原文，谓《语》曰：百工居肆。”以作《盐铁论》只说《语》而尚未说《论语》的证据。这实未免失考，厚诬《盐铁论》。《盐铁论·论儒》篇明说：“御史曰：《论语》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还有，《史记·仲尼弟子传》也明说根据《论语》的资料，不是早在西汉时代就有《论语》的书名了么？第五、后来《汉书·艺文志》也有关于《论语》的论述，怎好说两汉还没有“名称使用”呢？晚近多数日本学者也认为《论语》一书最后的整理与定稿，可能是汉以后的事。（详见前引《日本关于〈论语〉撰者与编纂方式的研究与〈论语〉的注释工作》一文。
（3）杨家骆的汉文帝已置《论语》博士，《史记·董仲舒传》标有《论语》一则说。他说：“《史记·董仲舒传》引仲舒文有标《论语》者一则，是《论语》名已渐行之证。”（《古籍新编四书序论》）查《史记·董仲舒传》实没有“标《论语》者一则”。
（4）《论语》战国时期成书说。钱坫认为《论语》成书当在六国之际（《论语后录·后序》。冯友兰认为“《论语》成书时总在战国时期”（《中国哲学史史料初稿》），杨伯峻更说：“我们说《论语》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无论如何，《论语》要在《左传》之前”（《论语译注·导言》）。此说不见得是历史事实，既然成书，当然会有书名了。
（5）《论语》成书于孔孟之间说。郑麐认为《论语》“成书年代当在孔子卒后 （前四七九）至孟子事迹有年代可征（约前三三五）之前一百四十五年间”。 （《古籍新编四书·序论》）
（6）秦时已有《论语》之名说。黄立权从《孔丛子·独治》断定“孔宅壁中 《论语》等书是孔鲋所藏。说明秦时《论语》已有此名了”。（见《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
（7）《论语》书名至迟在秦汉间说。朋星认为：“书名是由后儒取定的，最迟在秦汉之间已被称号使用。”
（8）孔门旧有此名说。陈其干认为：“似孔门旧有此名。……古文出于壁中，已名 《论语》，藏之尚在秦世也。《论语》之名不自汉始矣。”
（9）我以为对《论语》一书，引用其条文的已有孟、荀及汉初诸儒，而明标其书名的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礼记·坊记》、《盐铁论·论儒》及《汉书·艺文志》等，说已详于上述（2）。王充说《论语》书名始于孔安国，也许比较可信；但当时有的仍称《论》、或《语》、或《传》、或《记》，尚未完全统一。至于金德建的《司马迁所见书考》，把《史记》所说“《论语》弟子籍”、“《论语》弟子问”标作《论语弟子籍》、《论语弟子问》，都是《论语》的别名，那就不免错误了。
研究孔子的一切，首先当推 《论语》一书，但决不能以此一书为限。崔述认为：“今之《论语》，非孔门《论语》之原本，亦非汉初《鲁论》之旧本也。” （《洙泗考信录》卷二）袁枚也说：“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虽《论语》吾不能无疑焉。……《论语》有《齐论》《鲁论》之分，……以管仲为仁者，非《齐论》而何？……以管仲为无一可者，……非《鲁论》而何？均有伪托，未足可信。……” （《论语解》四篇）赵翼说：“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轶事甚多，《论语》所记，本亦同此记载之类。……然安知必无妄一二滥收者？固未可以其载于《论语》，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 （《陔余丛考》）我认为，孔子思想言行主要在《论语》，而不可能尽在《论语》。在《论语》一书中，不仅可能有滥收者，而且可能有记错者， 更有遗漏而未收入者。王充驳斥关于孔子的一些“传说或言”则是，而其以 “案《论语》之文不见此言”（《论衡·书虚篇》）为理由则非。以《论语》 的载不载为孔子言行的有没有，太不科学了！
除了赵翼一说之外，大多数人认为《论语》一书最可代表孔子的学术思 想。有人认为只有 《论语》一书没有问题（周予同等说）。有人认为“细读《论语》，孔子之道，尽在其中矣。”（钱穆《论语新解·子罕》）“孔子思想，几可说全部尽在《论语》一书中”。（同上《孔子与论语》）有人认为只有《论语》与《左传》二书可靠（杨伯峻）。有人认为最可代表孔子学行的是 《论语》与《春秋》二书，有人认为是《论语》与《礼记》，有人认为是《论语》与《公羊传》《礼记》，有人认为是《论语》与《孝经》，有人认为是《论语》与《大学》，有人认为是《大易》，有人认为《四书》《五经》都可代表孔子。如此等等。最著名的有朱熹选《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与 《论语》《孟子》为《四书》，等于把《大学》《中庸》与《孟子》作为《论语》的补充。曹廷杰认为《论》《孟》均不出《大学》之格物诚正十七字和《中庸》之九经二十四字。这也等于肯定《大学》《中庸》《孟子》都同《论语》有密切关系，阮元更选《大戴礼》中的《曾子十篇》为《论语》之外的孔子遗说。近现代有些人还把有问题的 《礼运》大同说看做比一部《论语》更加重要。反之，有些人认为《论语》也有不可靠之处，有些人认为 《论语》经过多次改编之后，就根本不可靠，必须对它一一考证之后才可依据。有些人否认《春秋》是孔子自作，其他各经更不必说。
《论语》载有孔子本人的言行，只是比较可靠，而决不等于唯一可靠；也只是比较齐全，而决不等于真的齐全。《论语》一书至今已二千多年，前人都无法进行具体考证，今后更无此可能，殆可断言。与《论语》的价值不多同等或比较相近者，有《春秋》、《左传》、《国语》、《公羊传》、《谷梁传》、《孟子》、《荀子》、《墨子》、《庄子》（有些寓言）、《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易传》、《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孝经》、《春秋繁露》、《史记》、《盐铁论》、《说苑》、《白虎通》、《论衡》等书的一部分引述。研究孔子而单读《论语》一书，我敢肯定地说，是不够全面的。这类要籍出于周、汉，比较接近孔子时代，多有根据，可以互相发明。冯友兰说：“《孔子集语》把《论语》外的书中有关孔子记载，收在一 起，是一种辑佚的书。……这些书可以作为参考，不宜作为依靠。” （《中国哲学史史料初稿》）冯说不足信。《孔子集语》收集《论语》外的书中有关孔子记载，有两个缺点：一是不大辨别真伪，只有大部分是真的；二是不够完备，《礼记》等书也都不在内。 有关孔子《论语》的必读书，有分先后主次来说一说：
（一）、《论语》，是孔子门人及后人记载孔子言行，经过张禹、郑玄、何晏多次修改，才成今传《论语》一书。所以最多也只能以《论语》为主而决不能以《论语》为限。
（二）可以当作第二部《论语》来读的战国二大儒《孟子》《荀子》中的孔子论语，都在《论语》成书之前。《春秋》《左传》也有同等重要内容应当包括在内。
（三）可以当作第三部《论语》来读的《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孝经》、《易传》四书，也是孔子门人及后人记载孔子言论，到汉才集合而成的，也有在《论语》成书之前的。
（四）《先秦诸子》中的孔子论语也有同等重要：
（1）《庄子》关于孔子的言论应分为二，一部分是假托孔子的，把孔子道家化的，如“心斋”“坐忘”之类；另一部分，则为事实，如孔子论命及庄子说“《春秋》以道名分”之类。
（2）《韩非子》大体可信以为真，如记载孔子有等级的爱人与忠孝等最是明证。
（3）《吕氏春秋》。
（4）其他。
（五）《史记》中的孔子论语。
周予同等强调必须编著《孔子传》、《孔子年谱》，才能解决孔子思想问题。我以为此一类书直到万年后也难编成，编成也难取信于人。距离孔子较近的司马迁所述尚且未能令人完全信服，清代出了最多的经学家尚且考证不出，今人对上述《第二部·论语》《第三部·论语》及先秦诸子的论述孔子言行都不大注重或多所怀疑，只知《论语》一书为可信（如钱玄同等），真是莫名其妙。不知对所有的文献，都如孟子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不仅《尚书》，他书亦然。可信中有可疑，可疑中有可信。荀子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我的理解即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才是信史。
图75
《论语》一书的注释著作，既然多到令人无法全读，实在也没有全读的必要。因为大体说来，汉清考据学者注释的是一种，魏晋玄学家与历代佛学家注释的是另一种，而宋明理学家注释的又是一种。他们的注释各带有各时代的浓厚色彩。不仅如此，即在同一时代，而学派不同，对 《论语》字句的理解也会不相同。例如汉代经学有今文、古文两派；清代经学先有吴、皖两派，继有经今文古文两派；宋明理学有程朱唯理、陆王唯心两派；直到近代， 也还有尊孔、反孔两派。自己接近于哪一派，就会以孔子为傀儡而各为本派的观点作宣传。我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听见程朱派学者黄建中说：“朱熹一生研究 《论语》，其注释都是自己躬行实践体会出来的，所以他高于其他时代儒者的注释。”殊不知从某一方面来说，《论语》全书都没有“理”字，朱熹这位理学家就硬把“理”字塞入《论语》，而使《论语》理学化，利用注释 《论语》来为私货“理学”作大宣传了。这难道真是客观地为《论语》作注释的么？直到七十年代，钱穆的《孔子与论语》仍在大捧道：“两千年来，中国学人对此书之解释发挥，……不下四五百部，其中惟南宋理学大儒朱熹之注，最得 《论语》之精义。”同样不足信。魏晋学者的私货是玄学，其注释 《论语》也就不免玄学化了。汉儒也有极其烦琐与神怪的失处。许多佛教家或儒佛合一者，又往往用佛学观点解释儒家观点，以致令人看不出儒佛的不同。最不好的一个注释本，我认为首推康有为的《论语注》，他把孔子《论语》拼命美化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权书，最主观任意地抹杀任何证据。他的自由改动古书比秦始皇的焚书并不见得好些。例如，他对孔子说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女子”改为“竖子”而说：“女子本又作竖子，今从之。”表示孔子尊重女权，并非把“女子”等同于“小人”。他又把孔子说的“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两个“不”字删掉而说：“今本有‘不’字衍，据旧本改定。”表示孔子主张君、臣、人民平等，反对君主专制。他所说的“据旧本改定”，全是自欺欺人的。康有为真不失为“托旧改定”，校勘学被他作为傀儡，可以任意无中生有了！《论语》“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康有为注说：“窃比”原文或是“莫比”二字。康有为真不失为乱改古书原文的最大骗子。所以古来的注释，也是可信与不足信都有的。我们对各派都应当抱着“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如果定要加以比较，那么清儒用训诂、考据去注释古书，可靠性当然要比用玄学、佛学、理学、心学、“旧本”去注释多一些。但为尊孔、为孔子辩护、为孔子隐讳，却是各时代各学派绝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缺点。只要以孔子为唯一无二的“大圣人”，就无法避免这个大毛病了。
杨伯峻说：“《论语》的词句，也几乎每一章节都有两三种以至十多种不同的讲解。一方面，是由于古今人物引用《论语》者‘断章取义’的结果，…… 另一方面，更有许多是由于解释《论语》者‘立意求高’的结果……。”（《论语译注》）但如更认真地说：为什么要“断章取义”？为什么要“立意求高”？
这也仍然和上面论述为尊孔、为美化孔子、为孔子辩护、为孔子隐讳有密切关系。例如《论语》“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本来很好懂。可是在尊信孔子者看来，觉得有损孔圣人的伟大，因此，就改读为“伤人乎不”，“不”字作“否”字解，这便解释为孔子先问“伤人没有”，然后“问马”（见金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有的改读为：“伤人乎”？“不”。 “问马”。就是说，“马厩起火，问伤了人没有？回答他没有，于是他又问 马”。（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350及392页）有的改“不”字为“休”字，说是首先问伤人，而休一下就问马了。（我儿时私塾先生是这样教的）还有其他解释，详见《集释》。经过这类解释之后，孔子的重人不重物，就变成对人与物都重了，又如 《论语》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读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经过这类解释之后，孔子的愚民政策，就变成民主思想了。
《论语》说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清刘宝楠把“厌”解释为“极”，钱穆也说：“不厌，不饱食也”（《论语新解》）。经过这类解释之后，孔子的奢侈就变成节俭了。崔述对孔子把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加以否认而说此章属于篡乱者，不能据为典要。邝玉葵更反而说：“孔子乃尊重女权者，《五经》中随处可见。又以此“女子”是指婢仆，不是指一般妇女（《读论语惟女子与小人章释义》）婢仆就不是“女子”，就不是“人”，这还不是大男子的片面立场么？经过这类否认与反解之后，孔子的男权就变成女权了。钱穆认为 《论语》“孔子曰‘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即相权之代表。”“儒家思想重臣不重君，与其谓之导奖君权，无宁谓之提倡臣权。儒家思想之在政治，乃臣学，非君学也。” （《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见《儒家思想新论》）经过这类解释之后，孔子的提倡君权就变成提倡臣权了。钱穆不知道进步时期的严复早已得出与他相反的结论，严复说：“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东方之臣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君有权而民无权者也。” （《法意》）这才是孔子主张君权的传统影响与科学解释。
崔述所著的《洙泗考信录》等于一部孔子传记。他是旧疑古派，为新疑古派的顾颉刚等所尊崇。但二者究竟有不同，旧疑古派虽疑古，却不敢疑孔疑经，新疑古派才敢于疑孔疑经。所以崔述的疑古是很有限的，因此，不免主观片面，也仍然是带了尊孔的色彩的。
以上说的多是属于因尊孔子而美化孔子的几个例证。
除了在主观上的美化孔子一派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客观上的考据问题。例如， 《论语·述而》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因为旧说 《周易》的《易》有易简、变易、不易三种意义，也有两种读音。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的《周易音义》说：“易，盈隻反”。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说“作难易之音”。他们都是把《周易》的“易”读作“易简”的“易”。陆德明在《论语》“学易”两个字下面加注道：“如字，《鲁论》读‘易’为‘亦’，今从古。”冯友兰解释道：“陆德明的《音义》只说明当时 ‘易’字有两种读音，并不是说在《鲁论语》本子上，‘易’字是“亦’字。如果是那种情况，陆德明就应该说，《鲁论》‘易’作‘亦’，不应加一 ‘读’字。”冯友兰是参看张心澂《伪书通考》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初稿》）我同意这种说明。可是有些人都说：《鲁论语》“易”字作“亦”字，应读作“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无大过矣”，从而断定《论语》没有讲到《周易》，孔子没有学过《周易》，证明孔子以前没有《周易》。刘汝霖早就说：“以余考之，《彖》《象》《文言》等，皆出于孔子之后”，“以‘易’乃‘亦’字之误”。（《周秦诸子考》）不知“《彖》《象》、《文言》等，皆出于孔子之后”与“以‘易’乃‘亦’之误”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不能用“《彖》、《象》、《文言》等皆出于孔子之后”，证明“以‘易’乃 ‘亦’，之误”，孔子没有五十以学《易》的话。这种考证是不够严肃的。
张心澂、冯友兰等所说，是孔子学《易》的第一个证明。《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是说孔子到五十岁，更加喜《易》而读 《易》了，而不是说孔子到五十才开始学《易》。这是第二个证明。《论语·子路》说：“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 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里引的就是《易·恒》九三的爻辞。顾炎武《日知录》也有《孔子论易》条可参看。这是第三个证明。如果把《论语》的话读作“五十以学，亦可无大过矣”，不但孔子不会到五十岁才学，而且文字也未免欠通。这是第四个证明。
《论语》孔子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而古来学者却各有不同的看法。现试先就古来争论最多的仁与礼二者的关系问题来约略比较一下：孔子之后，战国就出了两个大儒，孟子多谈仁义，荀子多谈礼乐。有的偏重次数方面，如杨伯峻统计：《左传》讲“礼”字462次，讲“仁”字不过33次。《论语》讲“礼”75次，讲“仁”增至109次。所以孔子不以“礼”为核心，亦以“仁”为核心。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试论孔子》）这正和戴震所说“礼失而仁亦未为得”相反。有的偏重实质方面，如陈沣认为“《论语》言礼者四十余章，自视、听、言、动与凡事亲、教子、事君、使臣、使民、为国、莫不以礼……。《论语》所言皆礼也。”可见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而不是仁了。赵纪彬更肯定地认为：《论语》以“复礼”为“为仁”的内容或方向，是“礼”为第一位，而“仁”为第二位，亦即不是用“仁”来改造“礼”，而是用“礼”来限定“仁”。这在古代，也有王夫之认为仁义必以礼为德之符。先“礼”而后“仁”：“礼复而后仁可为也。”不仅如此，而且说“礼”实即是“仁”：“礼者仁之实也。”
同是论仁的内容，汉儒贾谊、扬雄等同样把它解释为“兼爱”，这就未免墨冠孔戴，援墨入儒了。唐儒韩愈有时把仁解释为博爱。博爱也比较与兼爱相近。宋儒程颢、杨时、吕大临等都把仁解释为天地万物为一体，这又不免佛冠孔戴、援佛入儒了。
同是论仁的范围，北宋李觏认为礼包括仁、义、知、信；南宋朱熹反而认为仁包括义、礼、知、信。
此处还有一种仁礼配合说，如冯友兰、匡亚明等都主张孔子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仁是道德，礼是制度。
就孔子的中心思想一个问题而论，除了上述一、仁学说，二、礼教说，三、仁礼并重等说以外，尚有四、中庸说，五、仁、礼、中庸并重说，六、忠说，七、孝说，八、仁孝相因说，九、忠恕说，十、仁恕说等等。
在这里应当补充一下的是最近还有两种看法。十一、“孔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命——礼——仁——中庸。””在人道观上孔子主张复礼，纳仁入礼，仁礼结合。”“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是一个重要范畴。从修身来说，他认为首先要学礼。” （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1993年）十二、“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一是时中，是深层次的，反映孔子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宇宙观。一是仁义，是从属性的，反映孔子的人生观和历史观。仁产生于亲亲之血缘关系，义产生于尊尊之政治关系。……仁义都有等次，所以必须通过礼表示出来。仁、义、礼不同，但不可分”。“依古人的观念，礼也就是中，依礼而行，即为执中。” （《金景芳自传》1993年）
我以数十年的认真研究，同意礼是孔子中心思想一说，孔子是儒家礼教的祖师。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天下归仁”，即以视、听、言、动皆不违礼，用礼武装全身才是仁。孔子确是说过“仁”是“爱人”，但“仁”必须受“礼”的制约，在人当中，亲人与他人要有差别。孔子的“别爱”（差别爱）与墨子的兼爱 （平等爱）二者对立，决不可等同与和混，这是礼与仁的关系。他以孝悌为仁之本，对亲的生死都必须用礼，这是礼与孝的关系。他认为能孝于亲才不致“犯上作乱”，他要求“事君能致其身”。他自己也以“事君尽礼”见讥于时人，以殷的三忠为“三仁”，这是礼与忠的关系。总之一句话，没有礼就不会有仁、忠、孝等等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