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天怒人怨2

回到宽街，本来挺高兴的。但是一看，一个多月不见，这里真是有点面目全非了。邓小平现在被打倒了，不能“享受”原来的待遇，原来屋子里铺的所有的地毯全都给撤走了，客厅里的沙发和其他很多家具也都搬走了，办公桌、椅，甚至台灯都拿走了，整个家里空空荡荡的。还有，看到那块被我们挖得乱七八糟的月季花坛，我们也不禁唉声叹气。真是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没有地毯，于居住走路毫无影响，打扫起来还方便许多。没有家具，也没什么了不起，几个木板床一搭能睡觉就行，反正被子褥子我们有的是。我们把落满了灰尘的屋子打扫干净，把窗户玻璃擦得明明亮亮，再把院子弄得整整齐齐。可喜的是我们居然还找到一个沙发椅，准是撤家具时“漏网”的。我们在空旷的客厅里把这个沙发摆好，还搬了一个小桌子放在旁边当茶几，就算是给父亲的专座。想到父母亲很快就要回来，我们就像过节一样的快乐。不想，当我们把一切收拾停当后，父母亲的归期一下子又没有了消息。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焦急地在家里等待，心中忐忑不安地想：难道情况又有变化？

就在父母亲准备从东交民巷搬回宽街时，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朱德元帅不幸逝世，享年九十岁。1976年，真是一个多难的年代呀。这一年的年初，周恩来逝世；而现在，朱德元帅又不幸病逝。这些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贡献了一生的共和国伟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与世长辞了。人们不无忧虑地想到，未来的中国，将交付何人？

因为朱德元帅的去世，父母亲迁回宽街拖延了一段时间。直到7月19日，他们才实现了回家的愿望。宽街是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为了不引人注目，中央警卫局特别安排在晚上十一点街上行人稀少的时候，让父母亲乘车离开东交民巷，回到了宽街。

回家啦！我们全家人又再次团聚了。这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父母亲不但重新得见子女，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能够见到可爱的孙儿们。可是，那个小萌萌，不知怎么地摔了一跤，鼻梁正当间儿磕了一个口子，在小脸儿的眉心上贴了一个大白纱布，看上去活像京戏里的白鼻子小丑。父亲母亲是又好笑又心痛。

搬回宽街，并不代表解除禁锢。父亲整日软禁在家没事可做，就想找点体力活儿干干。可是，家里就这么一个院子，能干什么呢？看见院子里面草地的草长得太高太乱，父亲就找了一把大剪刀去剪草。父亲已是七十一岁的人，要剪草，却蹲不下去，于是母亲就给他搬了一把小凳子，坐下来剪草。大热的夏天，毒毒的日头下面，父亲穿着一件破了好几个洞的老头衫，一剪刀一剪刀认真地剪草。汗水从他的额头流下，湿透了他的衣衫。父亲是在以这样的方式锻炼身体。

回到家来，对于父亲来说，还有一大好处，就是有书可以看。可是，到了晚上，家里没有台灯，仅靠屋顶的灯光没法看书呀。我们几个子女一合计，下决心自己做一个。我们不但要做台灯，还要给父亲做一个立灯。大姐夫吴建常平时就喜欢做点木工手艺活儿，这下子可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了。他正经八百地又画又设计，一番冥思苦想之后做出了一个“最终设计方案”。具体实施的人是吴建常和我。我们找来几块大木板，细心地锯出由大到小三个圆形，并把这三个圆板用胶牢牢粘在一起，做成立灯的底座。底座上面，照吴建常的设计图纸，由我用木头精心地打磨了一个带着优美弧线的十厘米高的托子。我们把底座和木托儿的中间都钻好孔，再粘在一起，然后反复刷了好几遍白油漆。我们找来一根长长的铁水管子，插在底座的孔里，一个灯具便已初具规模了。我们用铁丝做了一个大大的灯罩框子，邓林找来妈妈一件旧裙子，“量体”剪裁，还打上皱褶镶上花边，缝在框子上面，做成一个美丽的灯罩。我们穿上电线，装上灯泡，安好灯罩，开关一开，灯就亮了。凝结着全家人智慧和劳动的“豪华”立灯，终于自制成功，一眼看去，相当专业，相当漂亮。夜幕降临，在立灯光亮的照射下，父亲坐在沙发椅上适意地看着书，孙儿孙女绕膝嬉戏。这就是家，一个温暖幸福的家，一个惊涛骇浪之中的心灵之家。

父亲被软禁在家，头发长了，就由贺平给他理发。贺平理发的手艺是在上大学时学的，虽然不像理发师那样高级，却也相当不错。他能在这个时候尽点儿孝心，心中甚是得意。他一边拿着理发推子，一边说：“你们想想，有几个人给老爷子理过发？那得是特级理发师！”不是自夸手艺高吗？正好，索性把妈妈和奶奶的头发也交给贺平一并“处理”了。反正不出去见人，理成什么样子也没人在乎。父亲的脚趾甲有嵌顿的毛病，经常需要找修脚师傅修脚。1975年底父亲受到批判后，我留了一个心眼儿，想到如果父亲被打倒，没有人给他修脚怎么办？于是每次修脚师傅来时，我就向他学习两招儿，还向他要了一套非常专业的修脚刀具。现在，这门“手艺”真派上了用场。我拿着专业的刀具，像模像样的，自我感觉十分良好。不过，修脚可是一个十足的技术活儿，学好干好绝非一日之功。我的技术实在太差了，修脚刀子又非常锋利，一不留神，就会把父亲的脚割个口子，鲜血直流。好在，念在女儿一片孝心的份上，父亲从不“骂”我。倒是贺平经常为此埋怨我。我承认，我的技术不好，你怨我，我就拿你来进行练习。于是乎，贺平的那双脚，也就无怨无悔地被我时不时地割破那么一下子。

全家人劫后重聚，自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但是，我们这个在宽街的家，并不是什么“世外桃源”。“四人帮”发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仍在大肆追查“**事件”的总后台和参与者。“四人帮”的暴行虽然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但有的部门却为“四人帮”的追随者所控制，那些单位的高压气氛特别恐怖。邓楠所在的半导体研究所归科学院管。“四人帮”在科学院的走卒们在批判胡耀邦的同时，把黑手伸向了半导体所。他们要从邓小平的女儿身上找突破口，妄图证明邓小平是“**事件”的“总后台”。在半导体所，批判进行得特别厉害，追查也进行得特别森严。所里的群众同情邓楠，虽然不敢公开和她接触，但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就会向她表示慰问，有时还给她传条子通消息。随着“追查”进一步深入，半导体所成了“四人帮”突破的重点。“四人帮”的追随者在批判会上公开说：“现在，有人还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指的就是邓楠。“四人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公安部、科学院等部门联合组成的**个人的工作组进驻半导体所。进所不久，他们就抓了一个与邓楠同办公室的人，意在通过此人追查邓楠。所里已经传出风声，说下一个就要抓邓楠了。在恐怖的高压气氛中，邓楠的心情可想而知。她白天在单位里随时准备被抓，晚上回家，就尽量在父亲身边，多陪陪老人。她向我们交待，如果她被抓了，一定要替她把眠眠照顾好。

老人们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真不愿意相信这句话，但非常不幸，老话往往是灵验的。“四人帮”猖狂肆虐，已是**横行，一场巨大的天灾，又接踵降临了。1976年7月28日，中国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

7月27日晚上，我到前门火车站送贺平去东北辽阳出差。回家收拾一番，过了午夜方才躺下睡觉。刚刚睡着，突然，一阵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轰响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从**坐起来，定了一下神儿，立刻想到，是地震！

28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唐山地区发生了七点八级强烈地震。

我跑到走廊里大叫：“地震啦！地震啦！”这时，只听见我身后轰隆一声巨响，转身一看，走廊的屋顶竟然垮下了一大片。我想到了奶奶，赶紧跑到她的屋里。我看见整个房屋、整个大地都在摇晃着，奶奶扶着桌子，站都站不稳，根本不能走动。我赶紧把奶奶扶着走到室外。这时，邓林、邓楠也都跑了出来。我们相对一看，一起大叫起来：“爸爸、妈妈！”平时为了安全，父母亲在睡觉时门是紧锁着的。这下子可糟了，我们从外面根本打不开。我们找了一根棍子，七手八脚硬是把门给撬开了，进去一看，由于吃了安眠药，父母亲还熟睡未醒呢。我们赶快把他们叫醒，扶着他们，跌跌撞撞地跑出屋外。这时，天在摇，地在动，从深深的地底下发出沉闷而又巨大的轰鸣，让人感到格外恐怖。我们扶着三个老人，刚刚在院子里站稳，邓林突然大叫：“还有孩子们呢！”突遇危急，我们满脑子想的只有爸爸和妈妈，却把两个孩子给忘得一干二净。我们返身冲进晃动着的房子里，一把抱起还在熟睡的孩子，跑了出来。这下子，全家老少三代十来口人，全都在院子里了。真悬哪，如果房子塌了，孩子们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