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意味深长的四届人大1

1974年的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的阶段。12月14日，周恩来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后，致信王洪和政治局，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代表的名额。18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20日，周恩来致信王洪和邓小平，对修改后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表示基本同意。

12月21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姚元、纪登奎、吴德参加的部分在京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会上，**、张春桥等人极力吵闹，设法将其亲信安排在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等人知道，这是参与组阁的最后机会了。会后，周恩来同**、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要坚持让刚刚解放的老干部周荣鑫当部长，化部和体委两个部门可以做些让步。此次会议后，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周恩来草拟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二方案，送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等阅。在此之后，经过考虑，周恩来又将陈云和韦国清增补进副委员长名单之中。22日，周恩来将所拟名单的三个方案，送**参阅。

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12月23日，根据政治局的意见，主持筹备工作的周恩来、王洪前往长沙，向**汇报工作。行前，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大便中有潜血，需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要顾及身体，就不能去长沙，可是，周恩来不能不去长沙。如若让王洪一人前去，就会给**一伙以极大的可乘之机，后果不堪设想。目前，斗争已进入白热化的最后阶段，绝不能功败垂成，周恩来一定要去长沙。他早已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任务。”周恩来强撑病体毅然出行。离开医院时，他消瘦而又虚弱，到了机场，虽然感到费力，却意志坚定地走上了飞机。周恩来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进行最后的一搏。

12月23日到27日，在长沙，**同周恩来和王洪进行了四次谈话，三次是三人一起谈的，一次是同周恩来单独谈的。在这些谈话中，**告诫王洪：“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说他对**提出“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他责成**等人作自我批评，并要求王洪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但又说，对**要“一分为二”。对于邓小平，**明确地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对着王洪说：“比你强。”在报告叶剑英当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进一步提出：“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对周恩来和王洪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对周恩来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关于四届人大及人事安排，**指示，在召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常委或中央副主席。**当场明确指示，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还就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具体人选提出一些意见，提议由张春桥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2月26日，是**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与周恩来单独谈话。**谈了他一贯关注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防修反修”的问题。萦绕在这个八十一岁老人心中的，仍然是这些解不开的重大理论情结。毕其一生的精力和实践，他一直探索和追寻着答案。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他仍思考不辍。但是，最终，他找到答案了吗？他能够找到答案吗？这样锲而不舍终生执着追求，却最终陷于不能自我解脱的困惑境地，这是最为可叹的。在与周恩来，这个与他相处了半个世纪的老战友的最后一次促膝长谈中，**谈到，要尽快解放一批干部，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位年事已高，并且均已时值迟暮岁月的老人，谈到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并最后敲定了人事方案。周恩来知道，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与**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谈了**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是的，**早就知道**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和张春桥等人发动“革”，**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虽然在这件事上，周恩来的提醒并没有产生作用，但**和周恩来——这两位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在长沙的这次谈话，对于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周恩来到长沙向**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同时，父亲在北京忙碌地工作着。除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他还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安排，代表中央起草有关报告，并与邓颖超商谈周恩来的病情及治疗方案。同时，他密切地关注着长沙的动向。他知道，在长沙，在周恩来的身上，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

分析一下这一段的形势，总的来说，**是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也严厉地批评了**一伙。但是，在“革”中，意料之外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周恩来在长沙与**谈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要知道，在这个非常时期，整个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皆系于**一人之身，皆系于**的一念之间。凭着自己所亲身经过的政治经历，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父亲深深地感到，这种把党和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之身的状况，实在有太多的问题和弊病，甚至是危险的。但同时，他也深知，这样的一种政治状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更不是因一时一事而形成的。这种体制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错综复杂的原因。要知道，中国从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主义，没有经历过任何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阶段的过渡，一步跨进完全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和人民，从思想上、理论上、观念上，甚至于习惯上，都要进行许许多多的更新和改变。这一改变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不可逾越的，是需要假以时日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甚至需要付出极其痛苦的代价。

12月27日，虽然身体极度疲劳，但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周恩来的心情很好。四届人大各项安排，特别是人事安排，已由**一锤定音。在这一场生死恶斗之中，**再一次用清醒和理智，扶住了那个极不稳定的政治天平。

1974年的最后几天，在北京的最高领导们异常繁忙。12月28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贯彻**在长沙几次谈话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在那个一人定乾坤的时代，虽然没有履行正式手续，但**说了让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就是常委，至于手续，以后可以补办。在“革”中，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这次会后，周恩来批告王洪，将**审定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两份名单（草案）印发政治局全体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