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多事的1966年2

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与当时几乎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一样，对于此前发生的一些事件，虽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却没有引起更高的警觉，而对于今后将要面对的局面，更没有做好足以应付的思想准备。

4月8日，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其时，邓小平与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干部正在西北视察工作，一路之上，他们讨论和思索的都是如何发展西北经济和建设三线这些问题。接到电话，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后，邓小平才知道，彭真又出问题了。

事情的起因，是彭真不同意上海《汇报》姚元等人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性批判。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长，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彭真，当然要查问，发表姚元的章为什么不向北京打招呼。**、康生、张春桥等背着中央，到上海向**恶意告状，说这是“查到主席头上了”，从而引发了**的怒气，决定批判彭真。

4月9日到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接连几天开会。康生在会上传达了**在上海对彭真的批评，说彭主持所拟《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陆定一主持的**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并指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指吴晗）。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的怒气远远不止于此。4月16日到22日，**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彭真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批判。

批判罗瑞卿，父亲不能接受。批判彭真，父亲同样不能接受。父亲与彭、罗不但在工作上相处甚密，私交亦很好。对于批判他们，父亲从内心里到行动上，都是相当抵制的。但是，这次的批判显然来势更凶，**的怒气显然已经不可遏制。在当时那种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像父亲这样党的高级干部，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可能公开提出。后来，他在回忆时说：“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我没有附和，送了半筐橘子给彭真，表明态度。”不附和，送橘子，以当时的形势，父亲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态度。他说过：“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以反对。”

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按照**的部署进行，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联在一起，批判他们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会上，**骇人听闻地大讲政变问题，危言耸听地说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会议通过了陈伯达等人起草经**多次修改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物。《通知》还富有预示性地警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以振聋发聩的严词厉语宣告，一场旷世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在完成以上一系列政治和舆论准备之后，声势浩大的、以政治批判和政治动乱为基本要素的“无产阶级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