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淮南杂说》，与孟轲比肩的思想锋芒
一、皇帝也搞不定的利益集团
确定无异议之后，新法颁布全国，开始实行。
“仁宗盛世”虽然令后世仰望，甚至有学者说超过了唐代“开元盛世”，但在庆历年间“盗贼”、“大饥”、“兵变”比比皆是，各种官逼民反。后世多有颂扬，然而这就是事实，虚假繁荣的里面隐藏着一个又一个的暗礁，每一个都有可能让帝国的巨轮搁浅。
范仲淹等人的《十事疏》理财的核心思想——节流，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和支出。
精简机构必然要触及到文官集团的利益，必然会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减少支出对帝国来说是件不错的理财方法，但澄清吏治从广大官员下手，那就会遇到阻力。大家已经习惯了奢华，好像每天生活费一百块，突然给减少到了十块，甚至干脆不给了，一定受不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按照人最原始的天性安逸久了谁也不愿意折腾。什么“帝国命运、民族大义”的，都赶不上“人不为己”来得直接。
随着新法施行，社会上的各种矛盾逐渐尖锐、激化、对立。“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①……”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受到了强烈抵触。
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对派终于发起了攻击。
宋仁宗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关于“朋党”的论调，说改革派那帮官员结党营私，如同瘟疫一般在朝野中传播开来。为了共同的利益联合在一起，就是朋党。领导最忌讳下面人拉帮结派，所以这是有政治经验的人出的一招。
宋仁宗问辅臣们：“经常听到人多拉帮结派，难道君子也这么干吗？”
辅臣们面面相觑，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还没等大家想好怎么，范仲淹跳出来说：“臣在西北主持军务时见过，好战者结成一伙，怕死的也结成一伙。在朝廷中的确这样，有正有邪。这个全凭陛下圣心所察，如果拉帮结派的目的是为善，对国家有什么害处？”
范仲淹要么记性不好，要么托大。吕夷简执政时，范仲淹曾上疏大讥时政，引经据典骂老宰相是王莽等实力权臣。气得吕夷简怒斥：“范仲淹，离间陛君，所引用皆为朋党。”然后把范仲淹踢出了群，知江南东路饶州（今江西省饶州市），有多远滚多远。后来李元昊在西北放炮仗，被重新启用弄到了前线。如今，反对派又拿“朋党”说事儿，在一件事上吃一次亏不是你的错，错的是吃了两次。
宋仁宗微微颔首，放眼满朝文官，成色各异，而他亲手组织的改革领导班子成员，人品都不错。你说他们要危害国家打死也不信。你可以不信但有人会让你相信，如同谎言说了一万遍，也就变成了真理。
在这件事上可见干实事的范仲淹没什么政治心机，或者说太过君子了。君子之所以干不过小人，原因在此。通常领导问这个问题最好避而不答，或者装聋作哑。老范非但没有回避，居然承认了。接下来，山雨欲来风满楼。
宋仁宗与范仲淹的对话不胫而走，通过小道迅速传播。第二天，再一看，大臣上疏说范仲淹他们是朋党的劄子堆满了办公桌。从这些劄子中，宋仁宗敏锐地感到一张政治风暴即将刮起。果然，没多久更没长脑袋的欧阳修写了千古名篇《朋党论》。
这篇文章被后世收入《古文观止》中，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写作水平绝对狠毒。在文中他反其道而行，议论对国家有危害的“朋党”是有分别的，有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之分。君子以义结，小人以利结，这种观点的确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提出来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因为在宋之前尚有东汉党锢之乱、唐代牛李党争的鲜血淋漓的例子在。
欧阳修本想以此文给驳斥诋毁变法派的那些官员，却好心办了坏事。欧阳修大嘴巴，谏官全这幅德行，论事切直，见了谁都跟仇人似的，虽然帝独奖其敢言，但人家拿领导最忌讳的事儿说你们，非但不避嫌消停点儿，反而大张旗鼓地上了一篇文章，拿出泼妇骂街的态度往那一戳，大义凛然地说：“我们是君子，不怕你们说我们拉帮结派，你来整死我啊？”
整死倒不至于，他们会整残你！
紧接着，内侍蓝元震上疏言，论述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蔡襄等人俱为朋党。拿着国家的爵禄为私惠，相互提携。没几年的工夫，他们那一路人占据中央要职，误朝祸国。
宋仁宗看完蓝元震的劄子，往桌上一扔，说范仲淹等人是朋党，毫无证据。
以老范等人在朝野内外的人品，这种事纯属捕风捉影。宋仁宗感觉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蓝元震官品不高竟敢指名道姓地攻击朝廷大员，由此可见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有个强大的势力在支持他，那是皇帝也搞不定的利益集团，我们通常叫做保守派。之所以称之为“保守派”是为了将这部分政治力量与主张改革的“革新派”加以区别。每一派都有自己的主张，并非保守派迂腐无知，毫无远见。只是因为立场不一样，仅此而已。
宋仁宗高高在上看得很清楚，两面人因为利益问题展开了殊死搏斗，欧阳修说得没错，利益是团结政治家的核心因素。他坐在龙椅上主要工作是搞平衡，平衡朝野各种力量，使之相互强制掣肘，不至于失衡。
保守派满心欢喜等待皇帝裁夺，一天天的没消息，大家坐立不安。欧阳修承认了，朋党这么敏感的问题难道没有搞定范仲淹、富弼他们，我们不禁要问官家想啥呢？
不能再让改革派作下去，眼瞅着兄弟们的官位爵禄一个个被剥夺消减，轮到谁谁倒霉。在这关键时刻总要有英雄挺身而出，维护集体的利益。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苍老的声音说：“让我来！”
二、范仲淹，安边无策，定国无志
关键时刻，户部尚书兼枢密使夏竦站了出来，他是范仲淹、韩琦的老上司。
“大人，有何高见？”
夏竦没吱声，只是微微一笑，目光中充满了坚毅之色。众人见他胸有成竹心里有了底，虽不知他有什么高见，但夏宰执为官多年老谋深算，只要他一出手，十拿九稳。夏竦的确有这个资本，也具备这个能力，因为他手里有一样秘密武器。
夏竦乐了，只要这招一出，甭管皇帝信不信，定会触动皇帝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叫你们当初骂我，这回撑死你个直娘贼的。夏竦这人其实人品不咋地，他是北宋当时的著名文学家，那时候“唐宋八大家”的“宋六家”还没有占据文坛主流，他很有名望。他有着文化人的通病，表面道貌岸然，实则虚伪至极，这件事儿可见一斑。
当初吕夷简致仕，他想当宰相，渗透了下。
宋仁宗要改革，夏竦老骨头一把了，朝中不服他的不少，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压不住阵脚，当个枢密使算了，杜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夏竦没干上，心里正憋屈的时候，被杜衍召回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写了首《庆历圣德诗》，支持改革，劈头盖脸骂夏竦为首的保守派为大奸。此诗一出，朝臣默然不语，大家清楚老夏没那么简单。另一位儒学复兴先驱孙复看到他的诗，沉重地叹息道：“石介啊，祸始于此。”
夏竦度过好几个失眠之夜，寻思怎么整治一下那厮，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终于让他想到了一招。夏竦让使女习练石介的书法，模仿他笔迹，练了一年多，成功了。也到了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于是夏竦带着一份复仇之心，从幕后走上台前，不出手则已，一旦出手，见血封喉。
朋党风波结束后，刚消停没几天，宋仁宗又接到另一枚重磅炸弹——废立草诏。
那封伪诏由革新派的石介执笔，诏书中说要废掉宋仁宗，改立其他皇室继承。伪诏是夏竦发现的，这位老臣脸色惊慌，言之凿凿。看他的样子可能是被吓坏了，宋仁宗好言安慰了夏竦几句，一位老臣惊慌失措，足见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伪诏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革新派范仲淹、富弼那里，几位大人顿时乱了。范仲淹在西北战场上，见惯生死，从来不知道“害怕”两个字怎么写？可是此时不一样，他感到来自另一股强大力量的威胁，深深恐惧，失去了以往的镇定。几人大眼瞪小眼，怎么办？面对保守派的强有力的进攻，逼得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次日，范仲淹、富弼等上疏，请求辞职。
惹不起还躲不起，老范早都说了改革这玩意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干的，官家不听，非要改革。这回可倒好，折腾得朝野群雄激愤。搞不好，他们几个人永远会钉在耻辱柱上，成为邦之蠹也，对于重名节的儒学复兴先驱们来说那是最大的耻辱。
看到他们的辞职信，宋仁宗回绝了：“卿等莫要被风言风语所左右，朕需要你们辅佐，完成改革大业。”
范仲淹、富弼等人铁了心要走，少来这套。领导再错也没错，让我们当罪羊，以为我们傻逼啊？正好赶上时边塞有奏报，范仲淹逮住机会，固请辞职，不在中央混了，去地方逍遥自在，省得惹那口鸟气。
宋仁宗也不傻，象征性挽留下，既然都想辞职，那走吧！
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宣告破产。
短暂的庆历新政，犹如一剂猛药，却根治不了多年沉疴。革新领导班子成员先后被排挤出中央，范仲淹知邓州、杭州、青州，富弼知郓州、青州。范仲淹于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喊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只是喊一喊而已，并未落到实处。
庆历新政失败有很多原因，社会体制也好、保守派反扑也罢，根本原因是革新派意志不坚定。包括没长劲儿的宋仁宗，以及迎难而怯的范仲淹等骨干成员。王夫之老先生评价范仲淹“……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②”，说他搞得庆历新政还不如他在西北主持军务干得好，完全否定，评价地非常准确。除了道德文采可称颂外，执政缺乏决心和勇气，至少与韩琦差了一截儿。无安边之策，无定国之志。这世界上有一种人，部门主管干得不错，给他个总经理就不会玩了。范仲淹更适合在国子监或州府学里当一名传道授业者。
最有意思的是欧阳修，是他谏官出身，宋代监察主要是谏官和御史，谏官主要有给事中、谏议大夫、正言、补阙、司谏等，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御史是纠察百官的，主要对象是宰相，很少见他们提出意义的合理化建议，实际上是吃皇粮的骂人机器。
欧阳修此次以右正言头衔出任河北转运按察使。临走时候，宋仁宗说：“不要以为在地方久居，有什么合理化意见该说得说。”
欧阳修心想你可拉倒吧，谏官不好干，净得罪人：“现在在外任职，提意见越职有罪。”
“别那样，不可以中外为辞，该提得提。”宋仁宗一番话说得人心里温暖，谏官蔡襄、孙甫奏请留欧阳修在中央任职，宋仁宗没答应，去地方避避风波吧！欧阳修刚热乎起来的心，瞬间冷却。
三巨头中另一位韩琦，也被排挤出中央。庆历新政实行过程中，就看范仲淹和富弼等人折腾，韩琦坐冷板凳时候较多。要知道此次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其实是以韩琦在庆历三年七月提出的《论备御七事奏③》为蓝本，进行的复制粘贴。九月份，范仲淹提出的意见基本与韩琦的吻合，只是叫法不同而已。韩琦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而罢枢密副使，被贬出朝，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扬州是个好地方，王安石在扬州。
云从龙，风从虎，风云际会开始了！
三、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
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韩琦来到了扬州。
他的到来注定让扬州的达官士人、父老乡亲，着实骚然了一把。朝廷重要的军机大臣不管他因为什么来到扬州，他的身上总是包裹着神秘的光环。
韩琦，字稚圭，河北东路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人。父亲韩国华真宗朝时知福建路泉州，在当地干了不少实事，政绩斐然。韩国华因病逝世，泉州人民为了纪念他而罢市，小儿子韩琦出生在泉州。韩琦虽是官二代，但不是以父荫入仕，完全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天圣五年（1027年）丁卯进士科，十九岁的韩琦金榜题名，高中榜眼。据说唱名时候天空出现了五色祥云，如果真有只能说巧合了，仿佛从那一刻开始，韩琦的人生穿上了神圣的内衣。
从后来的表现来看，韩琦的确很传奇。
士人入仕的最高标准绝不是范仲淹说的那句“不为良相则为两医”，这句话作为口号喊一喊还是很有气场的，但事实上它太假了。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没干好宰相下来干医生的，说这话的范仲淹下野后也没拿起药瓶子悬壶济世，照样在地方挣钱买地攒棺材本。口号作用在于提高思想高度，给人以鼓舞和动力，至于谁能去实现，那就跟喊口号的人没多大关系了。
“出将入相”才是士人入仕的最高标准，在地方能为祖国看大门，回到中央能够总理国家。韩琦可以，虽然成绩不太理想，至少他做到了。韩琦与范仲淹相比，他多了一份蛮干，少了一份巧劲，缺少范仲淹那种政治口号的宣传手段。
在西北边境同西夏对峙时，韩琦是主战派，他曾说：“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④。”可见他没拿李元昊当回事儿。他主动进攻的思想战略令他取得任福夜袭白豹城的胜利，那时候他很牛，相反范仲淹龟缩防守，建立军事据点，跑马地似的搞占领。在韩琦看来老范搭的窝棚根本拦不住李元昊的骑兵，说别的没用，还得进攻好使。不知什么时候，当地出现了一首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民谣不管从什么地方流出来的，韩琦知道那是老范写的，他理亏才把韩琦排在前面。若是范仲淹打了胜仗，民谣的顺序绝对一变。
可惜好景不长，宋夏好水川一战，任福全军覆没。韩琦不得不由攻转守，相比之下人家范仲淹比他聪明多了。他在前线的舆论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好，人格完美，形象高大，乃至于犯了大错，朝中也有人保着。范仲淹曾在宋夏交战的关键时刻与李元昊书信往来，原本以为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搞定西夏，结果被人家玩儿了。
李元昊一代名将，将计就计稳住范仲淹，从而重创韩琦。那时候李元昊虽然称帝，大宋不承认他，只拿他当臣子看。所以你范仲淹身为前线指挥官有什么理由给反叛的臣子写信？平章事吕夷简、参知政事宋庠弹劾范仲淹，以“人臣无外交”为由，要求立斩范仲淹。杜衍等人力挺范仲淹，后来吕夷简不知为什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也挺范仲淹，简单处理了一下，不了了之。韩琦一看范仲淹经过舆论包装后，俨然一脸忧国忧民相，竟然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妥了，跟着他混吧！他们在前线的舆论宣传给宋仁宗一种错觉，以为他们两个是帝国的肱骨之臣，具有开创新世界的才能，然而他们的表现令所有人大失所望。
韩琦来到扬州当日，王安石没显得特别激动，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不过是换了个领导而已。韩琦知道王安石，当年差点儿没考中状元。主要因王安石的文章独具特点，文坛上已小有名气。韩琦之所以在知名度上输给范仲淹，很大程度上因为他的文章水平不过硬，喊不出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高大全的口号。
王安石对韩琦是尊敬的，他也希望能从前辈那里学到更多的工作经验，毕竟人家是经历大风大浪的人。知扬州时，韩琦三十八岁，上过战场、搞过改革，又经历过官场的波诡云谲，人到中年的他比别人更能体会到安定的重要性。所以在扬州任上，他注定不会有什么作为。王安石渐渐对他失去了最初的惊讶，理性地看透了他。
王安石一如既往地刻苦学习，每每通宵达旦，这对已在体制内的人来说显得有些多余。新科进士上任伊始，反正也没啥实际工作，更多的人往死里放松。何况扬州是个好地方，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自古繁华之地。火力旺盛的王安石能收摄心神专心苦读，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儿。
一次，王安石读书通宵，实在困倦才眯了一会儿。一睁眼睛早已日上三竿，王安石把书一扔急忙往府衙跑，来不及洗漱，蓬头垢面的，一脸颓丧相。韩琦看在眼里愁在心里，毕竟是年轻人有正事的不多。看他那副纵欲过度的样子，就知道昨晚上在哪里眠花宿柳了。
韩琦拿出领导和长辈的姿态，教训道：“君年少，不可荒废了学业⑤。”
王安石默默立在阶下，一言不发，既不接受领导训话，也不反对长官教训。他是一个实诚人，特别执拗倔强，他相信事实是事实，无需增添过多虚伪的狡辩。虚伪不是个人行为，它是官场的需要，维护上下级关系的实用手段。对于此，王安石不屑，他更加清楚地看清了长官韩琦不过如此，以貌取人罢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长官连调查都没调查仅仅以自己的经验见王安石邋遢德行，主观臆断他“夜饮放逸”，有点儿欠考虑，让下属情何以堪。
那一年，王安石只有二十五岁。
也许韩琦不知道，王安石已经是当爹的人了，长子王雱一岁多，他哪儿有哪个闲工夫出去夜饮**。
此外，他已是风靡文坛的冉冉新星。王安石完成了一部重量级哲学作品《淮南杂说》，又名《王氏杂说》。这本书是那个时代的超级畅销书，具体什么内容无法得知，已经失传了，只留下“其言与孟轲相上下”的当世人评价。《淮南杂说》阐述了王安石自己的思想主张，竟然与孟子他老人家不相上下，可见其思想水平之高大伟岸。在《淮南杂说》问世二十多年后，司马光上了一篇《论风俗劄子》，论述这本思想学著作对当世士风的影响。借此可证明，在“其言与孟轲相上下”的《淮南杂说》流布于世之后，对于当时的文风，确实是起到了“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的导向作用⑥。宋代新儒学复兴产生了宋理学，是王安石首倡的性理学说。
被领导批了，王安石与韩琦的关系不温不火，不管长官怎么说，他该看书还通宵达旦，依旧很多时候不洗漱就上班，我行我素，卓尔不群。有个性没什么不好，如果个性过于鲜明，势必引起人际关系稀疏，别人诟病也在情理之中。王安石的犀利、务实的治学精神和倔强、执拗的性格弱点早早暴露而出，在他的前半生给他带来了辉煌，却要用后半生的时间悲壮偿还。
王安石于韩琦交集不深，没过多久，他因秩满回到了京城等待述职。
庆历六年（1046），王安石到了开封汴梁，随着他的到来，京城忽然刮起了一股“王旋风”。
四、《河北民》，就是下基层的原因
庆历六年六月丙寅，中原大旱。
河南地区很特殊，一旦干旱势必引起天下动乱。
朝廷下诏，开封府久旱，民多死，其令京城去官井远处益开井，于是八厢凡开井三百九十。以此来缓解今年旱情。大旱起于陕西，最后波及北方、中原等地区，看规模应该是百年一遇，直接经济损失，无法估算。
王安石从扬州到开封的一路上，严酷的社会现象，触目惊心。帝国所谓的盛世，在天灾面前显得脆弱无力，比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敲诈勒索，发国难财的比比皆是。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收入了他的诗作《河北民》中。王安石讨厌李白的浪漫浮华，推崇杜甫的沉郁诗史，这首《河北民》能看出一些端倪，全诗文词平白真切，毫无渲染夸张成分，使得旱情更加真实。
河北民⑦
文/王安石 淮南签判秩满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诗中记录了客观的社会现实：黄河以北的人民处在辽国与西夏边境，常受侵扰，生活艰辛。宋廷通过“岁币”方式暂时得到苟安，却将大量经济负担摊派在老百姓的头上。今年老天爷耍起了暴脾气，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即便这样，老百姓依旧要服徭役去做河工，官府不会管你死活。在这种毫无人性的情况下，老百姓选择了逃荒。然后，王安石刚从南方回来，那里的情况比比方强不了多少。丰年自无食，拿什么接济你们。倘若你们生在唐代贞观年间就幸福了，那时候粮食大丰收，突厥被打跑，人民安居乐业，齐夸朝廷的领导。
王安石通过简单平实的继续，抨击了宋廷救济不力，最后一句，表达了对朝廷的不满。“贞观之治”是古代中国的治世，引无数人向往。可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却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美好。贞观元年关中大饥荒、贞观二年蝗灾、贞观三年水灾……终贞观一朝，户数不及隋朝十分之一。农耕社会人口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人口少国力自然下降。直到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5年）国力刚刚追上隋朝，历史惊人的相似，继而出现了安史之乱。
王安石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京城，宋代的磨堪制度规定，文官三年，武官五年。秩满之后，没什么考核制度，直接升职或调任其他岗位的工作。
王安石在扬州结束了“实习”生涯，回到京城，等待述职。
他乡遇故知，人生一大得意事。王安石在京城遇到了好哥们儿曾巩，他在国子监上学。哥俩儿喝茶叙旧，叫上了老宰相韩亿的儿子韩维、韩绛兄弟。当时朝廷大员们都看到了，年纪轻轻的王安石撰写《淮南杂说》，其思想水平与孟轲不相上下，他的仕途将会光明得一塌糊涂，必是帝国未来的决策层人物。所以各大政治集团开始挖墙脚，希望王安石能够投入他们的麾下，韩氏家族是其中一支力量。
韩氏家族创始人韩亿，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进士，宦海浮沉，颠沛流离，最后干到副宰相，以参知政事知应天府致仕。韩亿有八个儿子，韩纲、韩综、韩绛、韩绎、韩维、韩缜、韩纬、韩缅，全部出仕做官，后来韩维、韩缜先后做到了宰相的位置上。
相比老韩家另一只辉煌的政治力量是致仕不久的吕夷简他们家族。吕氏家族创始人乃太宗朝三度拜相的吕蒙正，他有七个儿子，分别是吕从简、吕惟简、吕承简、吕行简、吕务简、吕居简、吕知简皆入仕做官。政绩斐然，知人善任，富弼等下一辈官员是他推荐的，富弼虽然宰相晏殊的女婿，但绝不是通过裙带关系上来的。咸平六年（1003），真宗朝拜永熙陵过洛阳，看望致仕的老宰相吕蒙正。
真宗问：“老宰相你七个儿子中，哪个能继任宰相？”
吕蒙正想都没想答道：“诸子皆不足用，我侄子吕夷简，真乃宰相器也！”
真宗记住了吕夷简的名字，回去后写在屏风上，提拔了年轻了吕夷简为龙图阁直学士迁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事。当时吕夷简的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真宗驾崩后，吕夷简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登上了相位。史上对吕夷简的评价很高：“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⑧。”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为哲宗朝宰相，接替司马光，执政期间挺过王安石。爷俩儿都是宰相，都封了申国公。吕家后人诸如，吕希哲、吕好问、吕本中在仕途不及先祖煊赫，但在哲学上比较辉煌，尤其南宋的吕祖谦，学术界的三位泰斗之一，号称“东南三贤”，两外两个是朱熹和张栻。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在江西省上饶鹅湖寺主持召开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盛会，调和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异同，即是思想史上著名的“朱陆之辩”，史称“鹅湖之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当时中国两种思想力量的碰撞，争论极为激烈，最后不欢而散。直到335年后，明代理学大师王阳明在北京给这场思想史上的争辩下了定论。
初露锋芒的王安石刚到开封，早已是各大政治力量欲要拉拢的新鲜血液。曾巩也看到了这点，所以他提议王安石进入阁馆工作。为了以后能前程似锦，进入阁馆是必由之路。
按照宋帝国官场不成文的规定，新进士但凡秩满，经过在地方的三年历练回到中央后，有资格参加阁馆的考试，进入阁馆工作。阁馆是指史馆、集贤院、昭文馆，掌管藏书、校书与修史等工作，相当于中央图书档案馆。即便进入中央阁馆工作官职也不会很大，授官如昭文馆校书郎、集贤院侍读学士、史馆修撰等类似编辑、校对等工作。虽然工资不多，品秩不高，但那是所有文臣的清要之选，更像一种政治出身，从阁馆走出去的官员仕途光明，有跻身帝国最高决策层的资格。与明代的翰林院异曲同工，明英宗天顺以后，但凡入内阁的朝廷重臣，必须在翰林院经过实习，进入翰林院的必须是庶吉士出身。这对所有文臣来说有着巨大的**，尤其那些刚刚参加工作的新科进士们。
作为朋友曾巩绝对够意思，他自己虽没考中进士，希望朋友们仕途明朗。他给朝廷上疏举荐王安石进入阁馆工作。为此，他特意跑到远在滁州地方的老师欧阳修那里，拿着哥们儿的文章给老师看。欧阳修看过王安石的文章，“爱叹诵写，不胜其勤⑨”，对这位年轻才俊无比佩服，也诚恳地向中央推荐了王安石。
中央为这位帝国未来中坚政治力量伸出来橄榄枝，以王安石的水平完全可以进入阁馆工作，考试不过是走个过程而已。在所有人望眼欲穿之时，王安石却拒绝了决策层提出的让他去图书馆工作的建议，一下子掀起了不小的风浪。
如果满朝官员像他一样亲眼所见《河北民》的惨况，他们会理解王安石为什么放弃清要之职，选择去地方锤炼。王安石已在扬州度过了三年闲得牙疼的生活，闲职不是他的性格，他是个务实的人。这种精神来自老爹王益，他希望能为老百姓干点事实，以兹检验自己的才能。
中央满足了他的要求，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知鄞县，开始了他真正的执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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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②明·王夫之，《宋论》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枢密副使韩琦上疏：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
④《宋史·韩琦传》
⑤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韩魏公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佥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生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荆公之贤，欲收之门下，荆公初不屈，如召试馆职不就这类是也。”（按：《邵氏闻见录》是研究熙宁变法、元祐党争、靖康之变的重要笔记资料。从该书书名可知“闻见”有道听途说的成分，降低其可信度，书中对王安石严重诋毁、攻击、诬蔑，而盛赞所有反对变法之人物。）
⑥邓广铭，《北宋改革家王安石》
⑦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
⑧《宋史·吕夷简传》
⑨宋·曾巩，《元丰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