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他的北宋帝国

第十七章:天变不足畏,有种精神叫王安石

一、王韶的熙河开边

熙宁变法伊始,始宗不得安宁,先有吕诲给王安石定的“七宗罪”,后有天灾频临。保守派给老王弄了个核心总结了“三不足”论断,即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要知道这不是老王自创的,而是反对派给他总结的。

足见反对派还是有两下子,竟然能高度概括出熙宁变法的精神。老王也利用了这三点,进行还击,并通过这个给宋神宗鼓励加油。另外一方面,来自帝国西北疆,名将王韶用他的实际行动支持了变法。

王韶,江南东路江州德安(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韶华虽好春光老,王韶的确是大器晚成。从考中进入到他大展宏图的这段时间,履历中几乎是空白一片。在地方工作了数年,回到京城参加试制科考试未能中取,留在繁华汴梁京都的梦想破灭了。王韶再次下了地方,这一回去的是帝国西北边陲,那里是前线。每天能够看有人死,精神高度紧张的地方,又何况当地政治情况十分复杂。

西北边陲是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有党项、吐蕃、羌人等等。几股势力交织在一起,时而联合,时而分化。总之他们是宋帝国西北的严重威胁,尤其西夏于吐蕃联手,对归属宋廷的羌人进行军事打击。这里一旦撕开口子,西夏联军能够直入关中,占据了长安事情则不容乐观。好在西夏以往经过三次大规模进攻未能达到这一目的,但却占据了大片土地。

王韶经过实地走访调研,发现了敌人的弱点,于是给朝廷上了《平戎三策》,其核心内容是“取西夏必先复河湟,使夏人腹背受敌”。想要灭掉西夏必须先取河湟地区,从而切断西夏于吐蕃的联合。他的想法与宋神宗、王安石的改革的目的不谋而合,当即擢升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主持开拓熙河事务。

简言之,宋代秦凤路的范围相当于今天甘肃全境、宁夏、青海部分地区,是宋帝国的西北边陲,与西夏、吐蕃毗邻。其中西宁州(今天青海西宁一带)、湟州(今青海乐都、民和一带)、河州(甘肃和政一带)、熙州(甘肃康乐一带)等地区的羌族归属大宋,所以这些地区在名义上属于大宋的管辖。实际上地区高度自治,只有小部分归属宋廷,再由于西夏、吐蕃不断侵掠,逐渐被他们占据。恢复该地区的统治,即能切断西夏与吐蕃的军事联系,剪除西夏臂膀。

王韶去了前线,兵屯渭源堡,开了他辉煌的工作。在一切战前准备妥当之后,坐等时机。

吐蕃大将穆尔、结舒克巴等听说宋朝终于有动作了,于是集结部队于抹邦山(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岚观坪),直逼熙州军事重镇狄道城。抹邦山与王韶驻扎的渭源堡距离非常近了,大兵压境,战争一触即发。按照以往的作战经验来判断,宋朝善于固守,弱于进攻,始终处在被动挨揍的局面,此前的夏竦、范仲淹等已经这一真理。

穆尔、结舒克巴两位将领也相信,文人不知兵,一个落魄文人在京城混不下去了,跑到了西北前线来,既然主动来送死,只有成全他,多少给个面子。他们将要为自己的惯性思维付出惨重代价,王韶是文人不假,但他一样会杀人,其实他并不擅长防守,他喜欢进攻。

王韶得到情报之后,当即率领军队直扑抹邦山。

自从宋夏议和以来,宋方经常遭到夏军的挑衅或者吐蕃军的进攻,大宋帝国无论朝野还是人民迫切渴望有一场胜利。

那就拿他们开刀!

王韶的军队属于杂牌军,橙色各异,有汉人、羌人、党项人组成,但他们的身份证都写着宋帝国。前线将士憋屈了好几十年,经过宋夏议和的短休息,他们要为远在京城的士大夫来一次全新的亮相。宋朝的军队不是不行,只是没有好将领罢了。

王韶,实现了所有士兵的梦想。

王韶率兵到了抹邦山,阵型都懒得摆,率兵直接杀入敌营。吐蕃军队顿时大乱,他们对这么突然起来的宋军忽然生出一种畏惧,在他们意识里宋军不应该是这样的。怎么像狼入羊圈似的,直接砍人!

吐蕃军队大败亏输,主将慌忙逃窜,扔下了无数辎重和兄弟们的尸体。

当他们缓过神儿,仔细分析起来才发现他们犯了轻敌的大忌。只要重整旗鼓,消灭宋军不在话下。随着事态的进展,他们又发现抹邦山的失败其实只是个开始。

王韶又先后在其他军事据点打败吐蕃军队,下令筑城,改“武胜军”为“镇洮军”。十月升镇洮军为熙州,建置熙河路,王韶熙河路经略安抚。

经过与吐蕃不断战争,王韶渐渐找到了敌人的弱点,奋怯为勇,他们是狠人,我们只能比他们更狠,他们不怕死,我们更不怕死。熙宁六年(1073年),王韶集结重兵,对吐蕃进行了大规模进攻,旨在一举歼灭之。

王韶的军队一路凯歌,连克吐蕃等军事重镇,收复失地。

在王韶大军压境时,吐蕃联合当地自治羌族组成了联军,进行抵抗。然后双方开始了混战。

二月二十二日,王韶克河州,熙河地区羌族首领木征逃走。

王韶正在一路向吐蕃猛进的时候,后院起火了。

被打散的羌族诸部,迅速集结起来,避开了王韶大军的正面锋芒,对囤积在香子城(今甘肃和政县)的宋军辎重进行劫掠。

粮草辎重一旦被毁了,大军将面临极大困难,到时候甭说灭人家,很可能自己把自己搞乱。

王韶急派先锋田琼率领七百骑兵前去救援。

田琼出击很迅速,牺牲的也很迅速。

田琼率兵赶到子城附近时,突然杀声四起,遭到了伏击。田琼左冲右突,终究没有突围出去,连同他率领的七百勇士,全军覆没。

王韶再派先锋苗授率领一队骑兵前进救援,同时紧急调动附近军事堡垒的宋军前去支持。

苗授不愧是做先锋的,非常给力,到了战场一通砍杀,大败羌军。这坏不算完,杀退羌兵之后,其他前来支持的宋军也到了,兵合一处。苗授再次率领宋军,直扑羌族老巢,又杀了个回马枪。

经过不断的征战杀伐,宋军收复失地,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从安史之乱后失去的三百多年的地盘再度被中原王朝控制。

消息传到朝廷,焦头烂额的宋神宗为之一振。

打得好!

二、天变不足惧与西北丧师

宋神宗接到前线捷报喜忧参半。大了胜仗大家都很高兴,担忧的是打仗得花钱。宋军的战争成本远远高于游牧民族,所以这场胜利虽然鼓舞了他,也有很多苦衷,哪家没有本难念的经,何况现在变法正处在关键时刻。

年轻的君主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变法伊始,来了一场自然灾害,大旱了。朝野顿时激起千层浪,士大夫们纷纷上疏言事,这是苍天示警,应当立即取消变法,不要在扰民了。

王安石把反对派给他总结的三条搬过来,变成了自己变法的终极口号:“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坚定宋神宗变法改革的决心。

可是,宋神宗在巨大压力面前渐渐不支,尤其是郑侠上《流民图》之后,信心开始动摇了。

宋神宗原本打算利用王安石实现伟大的政治抱负,老王也希望借助宋神宗完成他的理想,实际操作中变法渐渐变成了利益集团的斗争。王安石倔强的性格弱点暴露出来,所有反对者一律排挤出中央,任用一些前来投诚的人,其中就有徽宗朝著名的权臣蔡京。

君相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宋神宗每每不同意老王的主张之际,老王声色俱厉,于皇帝争论,迫使皇帝妥协。眼瞅着改革派一党势力逐渐壮大,宋神宗决定把在地方工作的韩琦等老臣调回京城,以此牵制王安石。

老王一生气,抛出辞职相威胁。

很不幸,几乎在同一时间段,老王长子王雱去世了。面对朝野压力、舆论压力、宋神宗信心动摇、丧子之痛,王安石心灰意冷。同样,宋神宗的日子也不好过,上班大臣们闹,回到后宫高太后施加压力,各种力量的综合下,宋神宗同意王安石辞职。

缓解了各种压力后,他还想启用老王,再次遭到反对,无奈之下王安石二度罢相,出任知江宁府。

即便如此,宋神宗依旧没有退却,以一己之力继续坚持,直到把变法坚持了近乎二十年的时间。那时候的帝国国库充盈,米兰陈仓,实现富国强兵的初级目标。王安石制定了框架,他执行下去,帝国还要在他手中再造辉煌。

西夏政局发生了变化,外戚梁太后与其弟梁乙埋姐弟当权,国势衰落,政治腐败,举国上下怨声载道。梁太后把国内矛盾转向了国外,屡次侵宋。经过近乎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宋军已不再是被动挨打的时代了。

梁太后多次出兵攻宋,本想提高下在国内的政治威望,哪成想大败亏输,被宋军打了个七零八落。正当她郁闷之时,宋神宗的一个决定让她彻底疯了——灭掉西夏!

自从老王走后,宋神宗独自支撑变法近二十年,此际国富兵强到了报仇雪耻的时候。

元丰五年(1081年),宋神宗命给事中徐禧、鄜延道总管种谔于次年九月全面进攻,准备一举灭夏。战役的前期非常顺利,深入夏境两千余里,火烧西夏皇宫,把夏军逼入死胡同。

这就是天意吧!

由于用人失当,决策失误,在永乐城之帝国的日落,战中惨败致使灭夏成了梦幻泡影。

朝用奇谋夕丧师,人民西北尽流离。

前线溃败的消息传到京城,宋神宗痛哭失声,一病不起。二十年努力毁于一旦,壮志未酬,饮恨驾崩,享年三十八岁。

宋神宗一死,直接导致了新旧党争,这是后话了。

三、新旧党争的肇端

自新法颁行后,各地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惶。许多人利用这些抨击变法,说天变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熙宁七年(1074),北方大旱,久不雨,民不聊生。神宗为此忧心忡忡,也开始相信这是上天的某种预警,并对自新法进行反思。此时,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围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并对即将上任的哲宗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

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且窜逐神宗朝旧臣,今记其略如下:

元丰八年七月,罢保甲法。

十一月,罢方田法。

十二月,罢市易法。

同月,罢保马法。

同月,罢青苗法。

三月,罢免役法。

四月,罢熙河经制财用司。

六月,窜邓绾李定于滁州,窜吕惠卿于建州。

二年正月,禁用王氏经义字说。

四年四月,罢明法科。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六日,六十六岁的王安石在江宁府(南京)的半山园去世。

死亡是一道黑色门槛。

老王去世,这个王朝再也没有支柱,这个时代再也没有灵魂。不管怎样,王安石的生命持续一天,人们就仰望他一天,即使不再发号施令,可仍然是一面旗帜,一种标志,一种精神。没有人到王家祭吊,只有老王弟弟王安礼、王安上为他们的胞兄选了块山后的荒地做墓庐。一个去世的政治家,没有谁会去沾边,人家躲都来不及,趋炎附势和落井下石本来就是小人的一种属性,“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知道司马光的耳目在关注王家的动向。

远远的角落里,老王的几个老朋友一片忧伤、悲怆。

这种绝望的痛苦还有谁能体会?

大宋王朝再也没有时代的强音,再也没有振兴的呐喊了。

老王生前位至宰相,死后追赠太傅,在墓前应建神道碑,应有墓志铭,可这一切礼法,全都废去。人都死了,再大的排场又有什么意义?老王死了,朝廷安静了许多。皇帝可以睡大觉了,满朝文武可以睡大觉了,再也不必担心凶猛的变法会排山倒海,卷土重来。只有边陲虎视眈眈的契丹王和西夏王窃笑不已。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谁也不会再说富国强兵,堡垒从内部攻破。

四、北宋帝国的长叹

这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残缺不全的国家造就了王安石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改革家。

作为文化人,老王应该是幸运的,应该是他所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应该小心地珍惜他,紧紧地跟随他,从而进行改天换地的变革,引领时代潮流。可老王失败了,败得很惨。他的朝廷,从此更加衰落;他的祖国,失去了一次前进的机会。一个越是超时代的政治家,由于他的深谋远虑,由于他的急进改革,他的不顾后果,他的独立特行,往往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

于是,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以致今日,我重新打量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禁长长叹息。

王安石的改革是孤军奋战,保守派们四面围攻,雷同一说,语意张皇,仿佛不把变法停止,仿佛不把老王逮捕,就要出现天塌地陷的大劫了。

老王终究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史学家进行过很多分析。

一种观点认为,王安石败在宋神宗赵顼手里。

按理说没有宋神宗就没有老王的变法,宋神宗是支持和协助老王变法为期最长久的一人。以致另一位宰相曾公亮无限感慨地对苏轼说:“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第一次会面,在听取了他的那些政治上、财政经济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他真心实意地想让王安石那些治国安邦的理想,能够全部变为现实。因为这江山,毕竟是赵家的。宋神宗毕竟不是一个大刀阔斧、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不肯认真对保守派的部分势力给以打击,甚至有意将保守派的部分势力保存在北宋朝廷之中。思想境界和战略设想的差距,使宋神宗与王安石貌合神离,各种举动刺痛了王安石的心,所以提出了辞职。应该与变法改革事业告别了,应该与他开创的一个奋发有为的新时代告别了。

另一种说法,王安石败在小人吕惠卿手里。

老王没有积聚一批改革的骨干力量就匆匆动手,重用了一批势利小人,最后纷纷反目,比如吕惠卿,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的恩师老王。在人类所有的所谓“忠诚”行为中,政治上的忠诚是最靠不住的,最易变的,因为玩政治就是在玩利益交换。

王安石倒了,吕惠卿还有什么必要去抱他的大腿?他当然不会记得当初的诺言。对于吕惠卿的背叛,老王深深失望,是他心底永远的痛。在江宁闲居,天天要写“福建子”三字,以泄心头之恨。元丰初年,吕惠卿“除母丧,过金陵,以启与安石求和”。

王安石写了一封极富哲理的回信给他,表示“不如相忘于江湖”。

吕惠卿也没有好下场,他遭到司马光的驱逐。

不管有多少人对王安石抱有什么意见,但王安石是一个勇敢的改革家,在那个时代无人能出右者,或者只有他的诗句依旧栩栩如生。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