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改革枝头春意闹

一、茶盐、裁军，和缓的改革小步伐

嘉祐三年十月，朝廷的调任书下达，调王安石回京城就任三司度支司判官，官职类似国家财政部审计署署长。

老王更喜欢去地方当个知州之类的，挺拔下当个转运使更好了，审计署署长勉强可以接受。

十六年的政治生涯，脾气一点儿没改，老王还上疏要求调任地方。宰相富弼没理会他，消停混着吧，如今满朝文武都在研究如何改革的问题，大哥你就别出来添堵了。

王安石的《万言书》虽没有得到有关领导地回复，但引起了士大夫的上疏改革热。在他之后，以司马光、苏辙、苏轼为代表的帝国精英纷纷上疏言事要求改革，恳请皇帝不能随遇而安，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众官言下之意说，宋仁宗你现在这幅德行，说不定哪天两腿一蹬挂了，你轻轻地走了不带走一疙瘩云彩，留下烂摊子让下一任领导收拾，你里外装好人，你这厮典型的不负责任。

包拯、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改革建议基本是老生常谈，减轻负担，澄清吏治、节约开支等，毫无创新。然而，他们有个观点高度一致——反对骤然剧变，主张缓和改革。

这就是王安石上台实行变法，司马光等人激烈反对的主要思想动机所在。

保守派代表人物司马光已经站出来要求改革，足可见帝国积弊已深，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庆历年间已是国库空虚、民变四起，现如今过去了十余年，再不实行改革只能眼瞅着崩溃。每当国家发展偏离轨道，社会失去平衡之际，知识分子血液里流淌的责任感会迸发而来，试图以改革方式将积弊已深的社会拉回原点。

改革旧法，大势所趋，历史的洪流是任何人包括皇帝也无法改变的。面对文官集团的猛烈进攻，最痛苦的人当属宋仁宗，临秋末晚了还不让安享晚年之福。宋仁宗挺着病躯，一咬牙一跺脚发出了人生尽头的最后吼声——改革！

改他个直娘贼的！

这是一次关乎帝国命运的改革，也关乎着许多官员的仕途，总有那么一小戳人借改革之机掀起政治风波，帝国政局新一轮洗牌，即将开始。

率先解决了三大问题：茶、盐、裁军。

盐茶这两种生活必需品早已走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业务由朝廷垄断，属于禁榷商品，任何商人不得染指。朝廷垄断的盐茶也没人反对，但质量没保证这个大家就不满意了。朝廷的官盐、官茶基本上粗制滥造，价格高得不像话，与明抢没啥区别。农业帝国的大环境下，人口和土地是国家收入的两大经济支柱。农民更加重要，没有他们就没有人去耕种土地，田地荒芜还哪儿来的粮食。可以说古代中国一直是由千千万万农民的血汗建设而成的，然而胜利果实却惠及不到，灾难通常留给他们。这就是古代中国农民的悲哀，但凡发到他们那个层面的都是烂货。

面对官盐茶又贵又烂，于是有人铤而走险，长途走私。价钱公道，质量有保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走私贩多半是玩命世家出身，官府追捕，他们就结成联盟，起来反抗。面对这一洪水猛兽的社会现象政府无法禁止，只有顺应民意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原因，西夏产的青白盐非常便宜，流入到了大宋市场，严重冲击了官言的市场地位，朝廷把盐价一降再降，于事无补。多种原因下，宋廷决策层研究决定，开放盐茶市场。

具体办法是宋廷提高盐茶质量，价格定在老百姓能够接受的合理价，将一部分市场开放，官府向商户收税。随着商业的发展，宋廷干脆全部开放市场，成立诸如商税务、酒务、楼店务、榷盐务、榷茶务等机构，专门对商户进行收税，用“以税代管”的方式控制市场。

裁军问题由来已久，好几届领导班子都曾建议裁撤冗兵。

军队是帝国之根本，不是随便乱动的，太祖皇帝为了防止武人作乱在开封汴梁设置禁军，削弱地方军事力量。宋军招募情况，诸如流民、无业游民等等，宁可倾全国之力养着他们，也不让闲杂人等闹事。所以民间有谚语称“要当官起来造反受招安”。宋夏战争中，宋军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打得那叫一个惨绝人寰。帝国决策层已开始重新考虑军队问题，裁撤冗兵势在必行。先从中央禁军开始，由河北转运使李参裁撤了一万名老弱病残。

诸多改革方略缓和实施，对病入膏肓的大宋帝国来说犹如一剂良药，虽然无法彻底根治顽疾，至少达到了治标的社会作用。改革必然伤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士兵没了保障，只好下岗再就业。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还有一部分满怀怨气起来闹事，袭击的对象是建议裁军的包拯包大人。

因为该事件的主角是大名鼎鼎的包拯，所以我们有必要认识历史上真实的包青天。

1993年台湾中华电视公司制作了一部长篇电视剧《包青天》，以包拯为原型结合七侠五义等民间传说改编而成，风靡全国，成为九十年代的经典作品，具有划时代意义。经过影视戏曲不断地宣传，包拯的民间形象光芒万丈，黑脸、月牙儿、说话抑扬顿挫，与真实的历史形象相去甚远。

包拯，字希仁，淮南东路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丁卯科进士。

包拯并不黑，头额上也没有月牙，文献中没有他长相“漆黑如碳”之类的记载，相反王安石倒是生得黑漆寥光。老王一入京立马变成闲人靠边站，朝中大佬那么多容不上他插嘴，在京这几年除了写几篇文章外，别无政绩。

考中进士后，包拯要去地方就任，可耐父母已老不愿随行，大孝子包拯直接停薪留职。待到父母双亡，守丧结束，并且是在父老乡亲们地劝说下，才勉强出仕为官，知淮南东路扬州天长县（今安徽省滁州天长市）。这个时候，同届进士多半混得风生水起，只有包拯是个县长，但这并不能影响包拯的威名。

上任伊始，有民前来告状，他们家的耕牛舌头不知道被那个欠踹的给割了。

包拯曰：“这事儿好办，杀了，卖了。”

牛主人愕然，县长下令了只好杀掉耕牛。

在宋代耕牛虽然私人养殖但属于“国有财产”，没有衙门的命令民间任何人不得私自宰杀，因为耕牛等同于农场的大型机械，提高生产力用的，杀掉耕牛等同于破坏生产力。忽然，有一民前来状告牛主人私自宰杀耕牛，罪大恶极。包拯沉声道：“你为什么割了牛舌头又来状告人家宰杀耕牛？”盗贼一下子傻眼了，这才明白过来敢情是包大人给他下了个套。这件案件不算大，但是包拯成名案件，只算是辉煌前夕的热身运动。

二、黑脸包拯脸不黑，一生干过三件事

包拯知广南东路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这个地方产砚台，质量非常好。湖州笔、徽州墨、宣州纸、端州砚，宋代以后的文房四宝产地。包拯为官清廉，确实是个清官，卸任时没带走一块砚台。因此，传为美谈，此为第一件事也！

第二件事是包拯任权知开封府事，这阶段老包逆天了，头顶三个头衔尚书省右司郎中（官）、龙图阁直学士（职）、权知开封府事（差遣），年薪相当于一千多万人民币①。担任开封府尹期间，包拯改变了诉讼程序。以前但凡有告状的必须经吏员之手，转呈到官员手里。吏员属于政府临时工，没有工资，制度中的一个巨大漏洞，所以吏员的经济来源完全靠敲诈勒索老百姓。《水浒传》中的宋江是吏员的典型代表，衙门不给开工资，刀笔小吏哪儿来那么多钱供他仗义疏财？

包拯了解这一弊端，遂下令衙门正门打开，但凡有告状者他老人家亲自接见。为老百姓大开方便之门，吏不敢欺，规避了很多问题。官与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帝国上层向是由官员来管理，但基层权力掌握在吏员手里。官与吏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譬如包拯曾立下规矩，有民犯法，别说没用的，先吃一顿杖脊。一民犯罪，贿赂开封府的工作吏员，求解脱。小吏跟他说：“等会见了大人，大人必让我先审问。你就自辩没罪，我自有办法。”罪犯点头称是。果然包拯让小吏先审问。罪犯大声呼号，自己冤枉、没罪、是清白的。突然，小吏怒喝道：“少废话，拉出去杖脊伺候。”堂上坐着的老包一想应该我发号施令才对，哪轮到你个小吏，越权了。于是包拯急忙免去了罪犯的杖脊，以此抑制吏员气焰。殊不知已经没人家卖了。

包拯为人正直，用度节俭，看惯的他要说两句看不惯的他要管，最后弄得没朋友，亲属断绝往来，人际关系搞得非常僵，遗言说“后世子孙有当官的，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后不得葬于祖坟中。不从吾志，非我子孙②。”恰恰如此，致使名声在外，少数民族兄弟非常佩服他。话说神宗年间，那时候包拯已去世。西羌一少数民族头头于龙呵降宋归朝，面见神宗，说：“我平生只听说过包拯乃朝廷忠臣，请赐我姓包。”神宗准奏，遂赐名包顺。

树的影人的名，老包就这么狠毒。

第三件事即发生在嘉祐四年（1059年），宋廷改革的节骨眼上。

嘉祐元年，张方平担任三司使，风平浪静地度过三年，忽然来了个发家致富占便宜的机会。宋代禁止私人酿酒，想要酿酒只能到官方去买酒曲。刘保衡在京师开了一家酒场，共计赊欠官府的酒曲钱一百余万文。欠了这么多钱，酒场竟然没黄，真乃奇迹也。三司派吏员追债，刘保衡还不起，只好变卖房产。三司使张方平看到了机会，连唬带蒙把刘氏房产便宜地买了下来，堂而皇之地搬进新房。刘保衡的姑姑扎刺了，说刘保衡并非刘家人，状告到开封府，要求拿回被张方平便宜买走的房产。权知开封府事的陈升之立案，结果情况属实。

六十岁的包拯一听怒了，老爷子宦海一辈子脾气不改，怀揣着炸弹逮着谁跟谁玩命，张方平这会倒霉了。包拯上疏弹劾张方平，身为三司使竟然趁人之危，寡廉鲜耻，臭不要脸的。这种小人怎么可能委以大任呢？财政部长给他干简直是帝国的耻辱。在包拯地猛烈进攻下，张方平被贬知应天府，滚出了中央。

张方平罢黜，三司使职位由工部尚书、集贤院修撰宋祁接任。

包老爷子又怒了，宋祁怎么能行呢？文史造诣可圈可点，但知益州时游山玩水，不理政事，典型不着调不作为。不单单包拯上疏，就连宋祁亲哥宋庠也上疏，要求给宋祁调换岗位，因为宋庠时任参知政事。兄弟俩一个副总理，一个财政部长，你们让其他兄弟们情何以堪？

处于多方面的考量，宋仁宗罢免宋祁，三司使位置空缺。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该由谁来担任呢？这还用问吗？明摆着的事儿，只要包拯同志适合，满朝文武不会有人反对。宋仁宗遂任命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任命刚刚下达，另一位老愤青炸了，撸起袖子向包拯发起了猛烈进攻，什么事都能看到他老人家的身影，欧阳修老爷子。

宋祁被罢免，欧阳修看着心里发赌，毕竟宋祁和他同修《新唐书》，建立深厚的同志感情。翰林学士欧阳修上疏称，人说包拯为人重义轻利，珍惜名节，不看重官禄，洒家却不那么认为，老包明显居心叵测。包拯接二连三的弹劾，目的直指三司使，足见居心不良。更何况包拯才疏学浅，连个诗文都没有流传，恐难当三司使之重任，希望官家能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劄子上去，没有回信，宋仁宗并未采纳他的意见，过了一段时间，包拯走马上任三司使。这个职位，已然位极人臣。

包拯上任后提出改革策略，主张淘汰冗兵，减少国库开支。

河北转运使李参裁撤了一万名冗兵，副作用立刻显现出来。

某日，老包正三司大堂里看公文，突然有一禁军士兵闯进大院，破口大骂，点名道姓，矛头针对三司使。士兵这么一吵闹，所有工作员都跑出来。

年事已高的包拯第一个反应是，这人有精神病。对于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保持了高度克制，急忙委托江湖郎中为该士兵做精神鉴定，结果显示他是正常人。

士兵骂累了，包拯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张玉。”

“你这厮因何辱骂本官？”

“你自己心里清楚。”

老包纳闷了，他不清楚，十分不清楚。

按说三司与士兵不是一个系统，没有统属关系，为什么这样？

最后张玉移交到枢密院殿前司，宋仁宗下旨由开封府审理此案。事情很快水落石出，张玉是个泼皮，朝廷招募军士，他参加混口饭吃。没成想赶上裁军，因此失业了。被裁军的士兵们满腹怨气，吃闷酒闲唠嗑，大家一致怀疑三司使包拯暗中支持李参裁军，以节省帝国财政开支。二货张玉有带头大哥范儿，要给被裁撤的战友们讨个公道，所以闯入三司衙门大骂包拯。

张玉的冲动情有可原，但御史谏官们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张玉目中无人，欺凌朝廷重臣，杀无赦！如果把他放过，日后再有人前来闹事怎么办？必须严惩不贷。最后，张玉被判处死刑。看似文弱的文官们在改革的关键时刻绝不手软，因为改革是帝国的唯一出路，不容任何人破坏。

三、愤青的苏辙与仁厚的赵祯

王安石在京这几年更像一个幕后演员，躲在角落里孤芳自赏，少与人交流。先后历任三司度支司判官、知制诰、修起居注。与他同修起居注的还有司马光，日后的劲敌。但在这一时期两人相安无事，司马光出镜率较高，人家在谏院干过一段时间，表现抢眼。

司马光经常上劄子拐弯抹角地称赞宋仁宗，人都喜欢听好话，皇帝也不例外，尤其宋仁宗这种颇有些作为的仁君。司马光的奏疏说的较为实在，不是通篇阿谀奉承，就事论事，点到为止。宋仁宗龙颜大悦，甚嘉之。司马光逐渐成了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取得宋仁宗信任其实是第一步，一切准备工作完全是为日后那个目标做铺垫。

宋仁宗的确是宋代少有仁君，每次郊祀时都要大批量赦免囚徒，为了表现皇帝的仁德却牺牲了受害人的利益，对他们太不公平。司马光洞烛了这一问题的利害，建言道：“今国家三年一郊，未尝无赦，每岁盛夏，皆有疏决，猾吏贪纵，大为奸利。悍民暴横，侵侮善良，百千之中，败无一二；幸而发露，率皆亡匿，不过三岁，必遇赦降，则晏然自出，复为平人。使愿悫之民愤悒惴恐，凶狡之群志满气扬，岂劝善沮恶之意哉③！”

司马光说国家每三年一次郊祀祭天活动，大赦天下，形成了一个定制，那些暴徒已经掌握了这个规律，反正国家会有赦免，杀人放火抢劫随便干。只要不是造反或者十恶不赦，基本上能漂白身份，出来继续作案。长此以往，皇帝的仁德看成了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伞。善良的老百姓那是没辙，公平何在？法制何在？总这么下去，天下岂有不乱之理？只有改变这种现状才能规避犯罪风险，让那些暴徒明白皇帝并非二百五。

司马光说得很对，仁宗甚悦，他的才能与态度进一步得到了皇帝肯定，距离实现那个目标也愈发的近了。对同事而言，宋仁宗是个好上司，他执政的三十余年里政治环境少有的宽松，能够采纳群臣意见，也能够接受官员撒泼，做到这点着实不容易。

有人捧，必然有人骂，这次出场的骂人专家——苏辙！

苏辙是一愤青，典型的，他与欧阳修、包拯等老愤青还不一样。欧阳修、包拯愤然因为在乎，在乎帝国每一项政治举措，可谓心如明镜台，带着忧国忧民的伟大抱负理性地去愤。苏辙不同，他看不惯就骂，骂得极其刺耳、骂得有理有据、骂得空前绝后，皇帝也惯着。

文官三年磨勘，新科进士从方官回到中央等待分配，成绩优秀的参加馆阁考试，有苏轼、苏辙、王介等。策论内容大致是针对目前帝国现状给出你的合理化意见。但凡这种主流命题作文，技巧是要引经据典地论述帝国现状，然后给出看似合理的意见。不能太假，又要符合组织上的思想价值观。文章基本废话连篇，因为不具备可操作性，提建议谁不会啊！只是看谁能提到点子上。

苏辙一看朝廷给了名正言顺骂皇帝的机会，妥了，挥毫而成《御试制策》，骂道：自朔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失其宜矣。臣闻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坐朝不闻谘谟，便殿无所顾问，女宠害之，内则伐性伤和，外则蠹国败政，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怨苦，而宫中赐予无艺，所欲则给，大臣不敢谏，司会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馀，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④！

苏辙说的句句实话，犹如锋利的尖刀捅得宋仁宗千疮百孔，然后又正在帝国的伤口上狂妄地撒盐。文章交上去，司马光认为写得不错，翰林学士范镇、知制诰王安石表示反对。

老王看问题一针见血，说苏辙就会骂人，搞人身攻击。

一语道破天机，犀利洞察了苏辙的写作心态。

宋仁宗面对这篇骂他文章，表现得非常大度：“既然这次考试是为了求直言，现有直言又要放弃，天下人该怎么看朕？留京录用。”

谏官杨畋忙说：“苏辙是臣推荐的。官家赦其狂而收之，此盛德之事。”

宋仁宗甚悦。

司马光见皇帝最近表现不错，心情好极了，他敏锐的感觉到时机成熟，是该到摊牌的时候了。

司马光的问题老生常谈，原是宋仁宗的心病，现在是满朝文武的心病，也就是立储。

几年前范镇首倡，为此曾争论过，司马光也参与了。宋仁宗当时表示各位大哥点时间，看我到底能不能造出皇子。几年过去了，皇子没有！后宫一嫔妃倒是生了个女娃，可耐不起作用。司马光旧事重提，不知这次会是什么结果，他立在下面紧张而又耐心地等待皇帝回话。

宋仁宗沉默良久，忽然说：“非得立储吗？”

这还用问吗？

宋仁宗说出这话时他没犯病，是种无奈地表现。

司马光浑身一震，脑际飞快想着该如何接招。

宋仁宗叹口气说：“此忠臣之言，其他人不及你这么大胆。”

司马光道：“臣言此自谓必死，所以不求陛下开罪。”

“这有什么罪？很正常嘛！”宋仁宗尴尬地笑笑，“这样，把你的意思跟中枢宰执说一说。”

司马光眼珠子一转，不成，我说算什么事儿？万一皇帝寻思过味儿来反悔了。届时宰相韩琦一提立储，宋仁宗说没这事儿，不是傻眼了？

司马光忙道：“愿陛下以谕旨形式通知宰相。”

宋仁宗微微颔首，未答复。

司马光想来想去，这事得跟宰相韩琦通个气。万一有什么差池，大家也好有个准备预案，不至于抓瞎。已经摊了牌，静观其变吧！

没信，依旧没信！

宋仁宗老毛病犯了，与群臣玩起了蘑菇战术。既然你选择了敌进我退，司马光只能步步紧逼，这回公开奏请立储，看你老赵还有什么法子应付。老赵的法子简单实用，不知声、不点头、不答复。

司马光虽为皇帝身边第一红人，但在关键问题上哑火，这就需要元老重臣出马。

四、嘉祐七年，争了七八年的案子结了

时韩琦与富弼同为宰相，富弼因母丧丁忧，韩琦一个人独居宰相之位。

司马光两次上疏未果，毕竟是年轻人政治经验欠佳，韩琦看到了宋仁宗为什么犹豫。一方面他不甘心，解不开心里那个疙瘩。就算立储，选谁接班也得琢磨琢磨。另一方面群臣反应平淡，试想立储乃政权交接关乎到国家命运，群臣毫无反应，换了谁都得深思熟虑。单靠司马光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红人怎么了？他说立储就立储，群臣表情冷淡，显得太没面子。

所以，韩琦的方法是——发动群众。

率先冲上去的是御史陈洙，为了上这一劄子，陈洙斋戒沐浴的，显得十分郑重。上班之前，他严肃地对家人说：“今天我上朝要说一件江山社稷之大事，有可能回来，也有可能回不来。你们做好心理准备。”然后他悲壮地去了，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一去不返。很快家里接到了朝廷的信儿，你们家陈老爷子死了。

家人第一个反应是——斩首。

足可见这件事关乎甚大，转念一想不可能吧！仁宗天子向来以宽和仁爱著称，怎么会这样？

家人赶到事故现场，才知道陈洙暴毙身亡。陈洙劄子奏上去了，还未等宋仁宗回信，先走了一步，立储心态是多么得迫切。这事弄的，一着急一上火，他现行一步。宋仁宗感慨万分，追赠御史中丞，择一子恩荫入仕，赏钱十万。

江州知州吕诲等纷纷上言建议立储。皇帝这么多年迟迟不立，他一直抱着有皇子的希望，现在破灭了，心里难免有个疙瘩。其实已经死心了，但程序还是要走的。不经过三番四次劝立过程，让人家怎么放下架子。司马光刚好切中仁宗心理，在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情况下，司马光再次奏请立储，希望能够一蹴而就：“官家寂无所闻，以我之见该是听信了小人谗言陛下春秋鼎盛，不该考虑立储问题。窃以为他们是在拖延时间，搞‘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小团体，待到时机成熟后才向陛下摊牌。”

宋仁宗忙道：“通知中书。”

韩琦等宰执奏事垂拱殿，读过司马光、吕诲等人建议立储奏章，宋仁宗说：“一直有这个意思，但还没有适合的人选。你们看宗室子弟哪个人可继承大统？”

韩琦等人面面相觑，关乎到站队的问题，谁也不肯轻易发言，弄不好很容易万劫不复。老谋深算的韩琦话锋一转说，此事非臣等所可议，领导您辛苦，自己做决定吧！

宋仁宗见大伙没什么意见，也就不客气了，立赵宗实为皇储。

今日的立储会议最后在愉悦的气氛中散会。次日，韩琦率领宰执再次来到垂拱殿再次启奏立储之事。

按照我们的办事原则，什么事不一闷棍打死。尤其立储这等关乎到帝国命运的大事，需要给最高领导考虑的时间。万一他今天说立赵宗实，韩琦等宰执开始走程序，睡一觉起来他后悔了，那这宰相当得不称职。所以韩琦要再次奏请立储之事，确定无疑之后，方能走正规程序。

宋仁宗坚定地说：“决无疑矣。”

至此，最初从范镇奏请立储至今，争了七八年的时间终于尘埃落定。

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年三十许，于嘉祐六年（1061年）十月立为太子。很不巧的是濮王赵允让于嘉祐四年十一月去世，所以赵宗实还在守丧期。既然这样，只好委派赵宗实一些较为闲散的职位，韩琦拟定为秦州防御使、知宗正寺。防御使算是头衔了，差遣是知宗正寺，专门管理皇亲国戚资料的。

经过多年等待，赵宗实终于获得肯定，成为帝国合法继承人。中书的任命到达手里时，赵宗实恍然失措，幸福来得太过突然，打得他晕头转向。赵宗实立即辞免，以为皇帝犯病了逗他玩，坚持不受。经过长时间的推诿，嘉祐七年由官方正式册立，赵宗实才接受了这一伟大而神圣的职责。

嘉祐七年，濮王赵允让子赵宗实被立为皇储，这是件举国欢庆的大事，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以为后来濮议之争埋下了伏笔。在这一年里，宋帝国还两件事值得一说。

其一，六月份时辽国在宋境内砍伐木材，长达十余里，位置在今山西代县附近，此事严重侵犯了大宋主权。边境官员害怕引起两国军事冲突，对此视而不见。边境将领刘永年一看，来我地盘伐木等同于到我家后院偷菜，必须严肃处理。摄于宋辽兄弟国关系，这事需要谨慎对待，既不能有损大宋面子又要让辽国不能占到便宜。

刘永年采取果断措施，来了个先斩后奏——放火。

在辽国砍伐的十余里木材堆里纵火，烧了个干净。你投入人力，我失去资源，大家谁也甭想占便宜。辽国“木材”被烧后，地方官派遣使者前往代州对此强烈抗议，要求缉拿纵火犯。

刘永年淡淡地说：“纵火固然有罪，但在我大宋境内，与贵国无关。”

这句话噎得辽国使者哑口无言，无可奈何，只得两手空空回国，今后再也不过境伐木了。刘永年果断措施，为大宋赢得了一次漂亮的外交胜利。事态平息后，刘永将此事一五一十上报中央，宋仁宗大加赞赏，此举状哉，为大宋挣足了面子。

其二，一生只干过三件事的包拯包青天逝世。

包拯先后历任河北都转运使、知瀛州、知扬州、权知开封府事、权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宋帝国优秀官员、伟大的清官、杰出政治家、帝国卓越的领导人，于嘉祐七年五月逝世，享年六十三岁。宋仁宗、韩琦等帝国高层表示沉痛哀悼，赠礼部尚书衔，谥孝肃。虽然在历史上他没有轰轰烈烈的政绩，但刚直不阿的美名流传后世。

开封府有块《开封府题名记碑》，镌刻大宋历任权知开封府事的名单（现存开封市博物馆）。北宋很多著名人物都干过开封府尹，诸如毕士安、寇准、吕夷简、范仲淹、贾昌朝、蔡襄、曾公亮、欧阳修、蔡京等，唯独没有包拯。盖因包拯名头太响，谁到了都忍不住要找一下，然后在碑上摸一下，年长日久，以至于形成一条深深的指痕而抹去了名字。流沙河先生为此写过一篇《观开封府题名记碑有感》的随笔散文：“那一片指痕，光滑、坚硬、冰凉、凹陷在一块石碑上，凹陷在我的记忆里……”这就是廉政的力量，直击民心，洞穿千古。

转过年，还有一位大人物紧随包拯的脚步逝世，他是宋真宗第六子，初名赵受益，立储时赐名赵祯，死后谥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庙号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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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宋史·职官志》：“包拯年收入为大米2180石、小麦180石、绫十疋、绢34疋、罗两疋、绵一百两、木炭15枰、柴禾240捆、干草480捆。”

②《宋史·包拯传》：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③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司马光言：……且疏决之名，本行于盛暑之际，死罪以下，皆递降一等；近年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岁疏决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职堕慢，奸邪瓷睢者也。今纵未能尽革前弊，伏望下中书，今后每岁疏决不过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旧降从杖；或遇亲祀南郊之负，更不疏决，永为定制，庶几为恶之人有所戒惧。

④清·毕沅，《续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