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总统的左膀有臂
当格罗弗·克利夫兰准备再次竞选总统时,就重新选择私人秘书的问题，一位华盛顿记者给他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位记者说：“我们一直希望您能任命一位对我们新闻工作者态度友好的秘书”。 克利夫兰答道：“我正有此意，因为这对我同样非常有利。”
1897年的春天，也就是即将举行第25届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这件事在华盛顿流传的沸沸扬扬。从克里夫兰总统到克林顿总统这一百多年间，对于白宫新闻秘书这个职位而言，这件事充分的揭示了新闻秘书的工作性质，即：连接总统与新闻媒体的桥梁。
总统的私人秘书，即后来所谓的新闻秘书，必须同时服务于总统和新闻媒体，而决不可以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
罗纳德·里根以及乔治·布什总统的新闻秘书马林·费兹沃特坦率地说：“新闻秘书为了能够同时对两者保持忠诚，就必须费尽心机。”
而新闻工作者却不像新闻秘书这样左右为难。记者们的顾主往往只有一个，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获取新闻素材。不过有时他们也会因为没有消息来源而感到烦恼，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新闻秘书却掌握着消息来源。在1976年的一次采访中，资深新闻记者理查德·斯特劳特说：“在华盛顿，这是一场政府与新闻界之间的游戏：政府就像是拥有羊群的农场主，而我们就是窃贼，我们费尽心思地想得到羊群，而政府就想尽一切办法阻挠我们，但有时他们也会发发善心，施舍给我们一些小羊羔，不过那都是他们早就想抛弃的。这其实就是一场勾心斗角的斗争。”
并且，有时这种斗争是要付出高额代价的。 1980 年4月 24 日，乔迪·鲍威尔在白宫内阁办公室里吃午餐时，就得到了一个教训，并且认识到了这种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乔迪·鲍威尔是吉米·卡特总统的新闻秘书，早在两个月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美国关于营救被伊朗穆斯林政府劫持的美国外交官的计划。其实在3月22日的戴维营会议上，他就已经了解了关于这个计划的全部细节问题。4月11日，卡特告诉鲍威尔说这个营救计划已经被列在了例行的周五外交事务会议的议程上。
鲍威尔对于是否出席这个会议感到十分为难。因为营救计划是要严格保密的，这就要求必须对记者撒谎或者是隐瞒，鲍威尔意识到做这种里外不是人的事情的人只能是他自己，因为他是新闻秘书。很显然，他更希望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便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了。
但是鲍威尔还是出席了那次会议，他不得不这样做。政府内部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援救计划的详情，而他就是其中之一。4月22日，白宫参谋长乔丹·汉密尔顿在一次白宫官员会议上，否认了白宫正在制定营救计划这一情况。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关于这次会议的谣言就在华盛顿四处流传。《洛杉机时报》的一位精明的总编辑对鲍威尔说：“你们真的没有考虑任何营救计划吗？”“不，”鲍威尔说，“我们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事情就会变得更糟，”
事实上，营救计划正在进行之中。但不妙的是，国防部长哈洛德·布朗向总统和内阁成员报告营救计划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八架负责解救人质的直升飞机中有二架已经在沙漠上空坠毁。几小时以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八名美国士兵在C-130号直升飞机的坠毁中丧生。 这次营救计划的失败导致了接下来九个多月的艰难谈判。
鲍威尔对记者的谎言已经不止一次地误导了新闻媒体。然而,此前他只是“重复别人发表的错误声明”，但这次骗局完全是他自己一手制造的。于是，当晚他第一个打电话给记者纳尔逊，说：“我对你说了谎。” 之后，纳尔逊叹息地说：“很多人的生命危在旦夕 , 我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了。”
1980年的总统大选之后，当准备与失败的卡特一起离开白宫的时候,鲍威尔不无感慨说: “过去在白宫的四年，我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但我认为这是任何一名新闻秘书都无法逃避的…… 这就是新闻秘书这一职责的矛盾之处，一面是对本职工作的忠诚，而另一面则是对国家、甚至是对人民生命的责任，如果老天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的话，我宁愿选择后者。”
然而，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中,任何一位白宫的新闻秘书都不会为这样的问题而烦恼——这种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每届政府都会同与其关系良好的报纸订立一份“官方的出版合同”，然后使其成为政府的喉舌。《美国新闻报》的编辑约翰 ·弗侬是第一个与财政部订立合同的新闻人，他所经营的报纸支持的就是乔治· 华盛顿政府；安德鲁·杰克森总统则亲自创办了一份报纸，名为《华盛顿环球报》，并且聘请了肯塔基州的知名记者法兰西斯·布莱尔为编辑；从那时直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总统执政时期，《华盛顿环球报》一直都是政府的代言人；而从40年代后期一直到内战开始这段时期，则由《华盛顿联合报》取代了它的地位，而独占熬头；直到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执政时期,这种情况才逐渐消失了，因为新成立的政府新闻出版办公室控制了政府所有的出版事务。
但此时，总统还没有任何专职的新闻工作人员。白宫的工作人员一向很少，直到林肯的前任詹姆斯·布坎兰执政时，国会才同意雇佣一名秘书帮助总统处理日常政务。尤利西斯·S·葛兰特以$13，800的薪金雇佣了6名助理，这笔资金的一部分是来自于战争部的。而到19世纪20年代喀尔文·柯立芝总统执政时期，白宫的职员已经增加到了46人，薪水预算达到$93,500，而1996年的财政支出已经高达$21，700，000了。
以前的总统很少关注新闻界。约翰·亚当斯总统在他的日记中就很少提及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托马斯·杰弗逊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从不在报纸上署名。”
后来的总统一般都选择曾经做过记者的人担任助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一名助理，以前就曾是《肯塔基州报》的编辑阿摩斯，他曾被一名国会议员描述为“总统的思考机器，写作机器兼撒谎机器！”
也有一些总统选择有过新闻从业背景的人作为私人秘书，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秘书约翰·尼克雷就是这样的人。他年轻时曾回复过一个报纸的招聘启事，他们寻找“睿智的……，擅长读写，熟悉出版业务的人。”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尼克雷就一直担任伊利诺斯州自由出版社的编辑兼独立经营者。在离开白宫以后，尼克雷成为美国驻巴黎的领事，在此期间，他一直坚持历史研究及写作长达四十年之久。他的女儿海伦·尼克雷就说：“直到花甲之年，他还是以一名新闻工作者自居。”
尼克雷像现代总统的新闻秘书一样，提倡记者们在选择新闻时，要精挑细选，找出包含在新闻中的暗示性内容。当时，《世纪月刊》的编辑们曾经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回忆录，其内容包含了大量的揭发“真相”的轶闻等的线索、资料，他们就此事专门向尼克雷做了咨询。尼克雷认为他们不可能从回忆录里面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虽然作者自称是“林肯总统最亲密的私人朋友”。尼克雷说，那个提供消息的人“也许是一个极会讲故事的人”，但这绝对不是一个优秀的回忆录作者应具有的品质。此外，他还对作者声称这是自己曾经在与总统会面时所做的记录，这一说法表示怀疑。有一次，他的女儿曾经说，如果有人将他的父亲写进回忆录的话，他肯定会给编者回信，说“这些内容确实很有趣，并且极具历史意义，因为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关于我的最新消息……你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将它出版。”
至于总统对新闻记者的态度，纽约美联社驻华盛顿记者劳伦斯·A·葛布莱特曾写道：“虽然林肯先生对我们一向彬彬有礼，但至于他是否信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这是因为访问白宫的记者都不能直接见到总统，而是将问题写在卡片上，再由工作人员送到总统手中；只有偶尔总统才会在他的办公室或者接待室接见记者。
1863年6月的一天晚上，葛布莱特打电话给军队总司令询问维克斯堡围攻战的进展情况。林肯也很急于了解那边的战事，因为密西西比河西岸的这个据点对同盟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总统就让葛布莱特同他一起去一趟对面的战争部。战争部的楼梯都是大理石砌成的，当他们刚走到第二层时，一名通讯员就从电报室追了出来，递给他们一份从西南部送来的急件，上面说葛兰特将军的部队已从维克斯堡撤退。林肯非常震惊，当即指示封锁消息。在阴暗的战争部大楼里，林肯正在微弱的煤油灯下看着电报，他对记者说：“你们什么都不能说，……千万不要向外界透露此事。”葛布莱特是位经验丰富的记者，他表现得十分镇静，并提醒总统大多数来自战区的消息都是错误的。这使得林肯有些振奋，但他仍然“不愿这种令人沮丧的消息传出去。”正像这名记者所预料的，这个消息是错误的，其实早在7月4日，维克斯堡城的敌军就已经向葛兰特将军投降了。
但这件事情并不能说明什么，林肯还是并非总是相信新闻界的。葛布莱特说，在他执政期间，“他特别担心新闻媒体提前得到消息。”因此，每次直到尼克雷把原稿送到参议院时，记者们才会得到原稿的复印件。就连葛布莱特自己也没能得到林肯在伊利诺州共和党员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的信件复印件。林肯曾说：“我不能那样做，因为我发现一旦提前把文件交给新闻媒体，报纸就会先我一步把所有文件的内容发表出来。”次日，这封信才能被刊登在纽约下午版的报纸上。而葛布莱特则早在费城通过电报获得了一份复件。第二天早上一大早，林肯在看过华盛顿的报纸以后，就怒气冲冲的走进尼克雷的办公室，质问他葛布来特是怎样提前得到信件的复件的，尼克雷说美联社的记者确实没有从他那儿拿到信件。自那以后，这种情况在政府中便层出不穷。其实泄密的人的就是林肯本人，因为正是他把信件的复件寄给了一位与他关系不错的编辑，他还自以为在信件还没有到达这位编辑手里以前，是不会在报纸上发表的。
同时，第一夫人玛丽托德· 林肯似乎成为泄露此事最重要的嫌疑人。《纽约先驱报》的记者亨利·维考夫向一名国会委员承认说，他是在电报办公室里发现了一封林肯准备邮寄的信件，他意识到这是一封机密信件，所以才偷偷地复制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于是，维考夫便被锁在国会大厦的房间里，直到林肯向国会中的共和党委员宣布以后，才被放了出来。《波士顿报》的记者本杰明· 波利·波尔说：“人们普遍认为是林肯夫人授权维考夫复制了部分泄露的信息。”
更糟糕的是，战事新闻的审查制度引发了华盛顿记者对林肯政府的抵触。当记者就审查制度向林肯提出抗议时，林肯却说他并不知道此事，然后就转移了话题。但负责审查的官员们却严格地执行这项制度。在战争期间，一名审查官曾坚决禁止葛布莱特报道任何战争方面的消息，以及从前线撤回华盛顿的伤员名单。不过他仅仅允许记者报道“有大量的伤员已经抵达华盛顿”的消息，但绝对不能说出他们是从哪里被送来的。葛布莱特抱怨说：“他们的原则就是决不能让敌人知道战场的地点，就好象人们对已经发生的战争还一无所知一样”。
在 1862 年3月 20 日的报道中，国会司法委员会得出结论 ：“检查制度为国务卿所控制”， 而且 “几乎所有政治的，个人的，和一般的人的急件 ，都已经被检查官扣留。”在委员会的提议下，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决议，指示 “政府不准通过电报干扰新闻的自由传播，就像同样不能在陆、海军军事行动上援助敌人，或给他们有关政府方面行动的信息一样。”唯一例外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掌握电报的控制权，并得到国会的赞同，才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尽管许多的报纸刊载了从华盛顿以外的地方所得到的行军的新闻， 但这个决议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检查制度仍在继续实施。
在林肯被暗杀以后，安德鲁· 詹森便继任总统之位，他是第一个授权记者可以正式采访总统的执政者。1839年，《先驱报》的詹姆士·戈登·班尼特曾刊登了一则记者与总统马丁·范布伦闲谈的报道，这是一次十分诙谐、幽默的会面，当时总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班尼特先生。”但这是一次非正式的会面。詹森与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的编辑 考·亚历山大·IC·麦克鲁尔的会面，才是总统与记者的第一次正式面谈，就像以后一样，这次他是把记者当作政客的。1865年10月31日，他出席了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时，詹森总统也接受了一个辛辛那提的商人的采访，后者不久便成为圣路易斯州《环球民主报》的主编。但此时的政府并不与那些没有特殊授权的记者积极合作。二十年后，波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这种‘采访’十分不利于公众人物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回顾他的漫长经历，他写到：“这些天里华盛顿的通讯记者既不偷听亦不当面采访，而是成为一个有社会地位受尊敬的绅士。”
内战之后，在华盛顿，国会则成为政府新闻的主要来源渠道。一个学者写到，记者对那个“既无个人魅力又无卓越领导才能”，只是居住在白宫里的人已很少关注。新闻记者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新闻记者团中工作。 如果一个国会议员去宾夕法尼亚大街拜访总统,记者们便会在他返回的途中采访他，而不直接去找总统。
然而，在1885年克里夫兰成为总统之后，美国新闻界的面貌就急剧地发生了变化。1776年，美国拥有十三个殖民地的大约二百五十万人口，共发行37种报纸；而在1886年，国土面积已超出原来的四倍，达到3，612，299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为过去的22倍，达到约五千六百万；日报则达到1,216份，是《独立宣言》签署之时的33倍之多，仅去年一年，就比前年多出了33份。在纽约，就有23种月刊创刊，这些杂志甚至涉及了像丝绸、石器、蜜蜂等不为人所知的领域。报纸作为政党附属物的时代业已成为过去，以至《波士顿邮报》一位曾经十分激进的游击队员，在1865年民主党大会上竟成为一家商业报纸的经理之一，他在商业上与同行的竞争愈加激烈。
对新闻工作者的教育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早在几年前 尼克雷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道：“难道记者不需要高等教育吗？事实的复杂性不会成为他们的障碍？当局的矛盾不会使他不知所措？……新闻记者既不是思想者的壁橱也不是化学家的实验室，他可是大众的老师，他的真正使命是传播先进的思想，清晰的观点，明确的事实。要成功的做到这一点，理性的分析要胜过投机取巧。”于是，1886 年的春天，《罗砌斯特民主报》的编辑就提议美国大学给那些完成新闻职业课程的研究生授予新闻学硕士学位。然而，《批评家》的一位作者却讽刺获新闻学学位的研究生，说他们“在两个星期内就会因嘲笑而放弃此职业。”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一个世纪以后，《批评家》坚持道：“毫无疑问，一个年轻人在大学中会熟悉新闻事业，但通过一个宽广的基础教育，照样能胜任新闻职业，而不必通过特殊的研究课程。”
新闻业前景的变化，使许多政治家感到不安。克里夫兰对此特别关注是在1886年的春天，当时他刚与其法律事务所搭档的女儿佛朗西丝·福尔萨姆在白宫完婚。夫妇二人决定去马里兰西部的麋鹿公园度假，克里夫兰在那里租了一所山间的小屋，记者们闻风而动，追随总统夫妇来到这里，并在黎明时分到达，住在离总统的小屋几百英里的帐篷里。 次日早晨，当克里夫兰和他的新太太在蜜月小屋的门廊旁散步时，记者便将这一幕偷拍了下来。不仅如此，有关他们下午开车兜风，晚上闲逛的情景，都被记者偷拍了；记者们还查看了送往总统房间的七道菜；一个记者还在国外的船上采访了第一夫人在欧洲小住后回国所乘的船。
于是，克里夫兰便将奥尔巴尼一家报纸的编辑丹尼尔·S·拉蒙特邀请到华盛顿，作为自己的私人秘书，当克里夫兰还是纽约州长时，他就曾是克里夫兰的秘书。波尔在他的传记中精确的描述了拉蒙特的相貌: “瘦长的身躯、智慧的头脑和唇边暗红的胡须，和闪耀着智慧的脸庞, 拉蒙特上校是典型的男人的气质：沉默。但他的眼睛迅速的一瞥就会抓住对方心思。” 很明显，克里夫兰很依仗这个值得信赖的助手来控制记者。一位记者写道：“当克里夫兰总统早上 10 点起床，惬意地站在的窗前向外看时， 他脑中闪现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希望拉蒙特能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强悍’”。他在给拉蒙特的信中抱怨道：“ 记者这些讨厌的东西……,总是站在桥头，等着给突发的事件添油加醋。”
甚至一些新闻界的人士都公然抨击某些记者的这种行为。托勒多·布莱德退一步道：“由于克里夫兰先生的社会地位，才使得公众对他的婚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报道他与年轻女孩的每次交往，并使其成为新闻评论与批评的主题，却真的并不是非常合适、体面。” 有些记者进一步说道：“无关的新闻就像不相干的人一样，应该被踢出去，”一个作家提出了“全新的新闻界”这个观念，这在此后的越战和水门事件时期成为现实。
而另一方面，《纽约世界报》坚持认为: “关于触怒克里夫兰这个神经过敏的家伙与其敏感的新娘的新闻，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我们只是坚定的认为总统是公众的财产；派遣记者跟随他旅行，或监视他及其家庭都是完全合法的。”
克里夫兰在给《纽约晚邮报》的一封信中对此反驳道，记者已经“利用现代报纸的强大影响，使一个天大的无机之谈得以流传与永存。……而且他们针对的不是个别公民，而是我们美国的总统。”
总统的一个报界老友乔治·F·帕克，他不在政府中任职，曾在白宫与记者的关系问题上给克里夫兰提出建议，并概括了他对待新闻界的态度：“特别讨厌新闻人员，且厌恶至极。”
而前印地安那州州长兼参议员本杰明·哈里森，却对此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他曾在1888年的选举中击败克里夫兰。哈里森是第一个参加年度烧烤晚餐的执政者，在那里记者和官员彼此以诚相待。早在一个专利权会议上，他就曾向记者宣布：“这是本周第二次我号召有记者参加的美国发明家大会。”而哈里森有一次确实被记者激怒了，因为那帮头戴丝帽、身者皮外套的记者在星期天早晨就跟随他来到华盛顿的盟约教堂，在他刚一出现就开始采访他，并一直跟他沿康涅狄格大街返回白宫。由于害怕报纸发表即兴的消息，总统就邀请一个印地安那州的记者来到教堂，随他一起返回白宫。于是，其他的记者都在外面等待这个记者，想要知道总统是否告诉他有关新闻，可他总是说总统什么都没有告诉他。
截止到1892年克里夫兰将哈里森拉下马，赢得两次当选的机会，拉蒙特 已经因为投机生意而变的富有，对成为总统的私人秘书也不再感兴趣了。于是克里夫兰就改任他为战争部长，而任命亨利·T·瑟伯律师作为他理想的私人秘书。1897年《世纪杂志》的编者报道：“瑟伯先生给两个新闻协会的是经妥善处理过的新闻，而可能机密的消息可能早已被封锁。”克里夫兰的传记作者说,“ 瑟伯像以前的拉蒙特 一样既不勤勉又不聪明。”
在他第二次就任之初，克里夫兰和他的支持者就面临一个抉择：当总统病时对公众说些什么，这也成为其继任者将要面对的。由于国家此时正值萧条时期，克里夫兰怕对手利用他的疾病来攻击他的经济复兴计划。于是，他回答说什么也不能告诉他们。因为他并非真的信任 瑟伯, 所以只好委托他信赖的拉蒙特对他的隐私要保密——医生告诉他需要手术以切除嘴巴中的癌。1893年7月1日，在长岛海峡的一艘游艇上，克里夫兰进行了手术。
然而，美国新闻界在第二天就发表了一则新闻，说总统已接受了“糟糕的手术”。当记者问起进行手术的事情时，拉蒙特就在一个距白宫大约200码的旧仓库的简报上发布消息，告诉记者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总统只是有点痛风和“牙痛”，他说“就是这些”，然后就结束了新闻发布会。截止8月29日费城新闻界公布7月1日的手术消息时，克里夫兰已经进行了第二次手术。他的助手仍然否认有什么异常情况。总统的健康是每一个美国人民的事情，这种观点没有得到认同。1908 年克里夫兰在七十岁时逝世，医生怀疑他得的是癌症。
在 1896 年，当克里夫兰的最后一次任期就要结束时，白宫开始了一项新的新闻审查制度。约300磅重的“胖子”威廉·普赖斯从南部来到首都，在《华盛顿星晚报》找到工作。城市部的编辑为考验普赖斯，就派他去白宫看是否能在那儿找到新闻素材。作为《南卡罗莱那周报》的编辑，普赖斯这个35岁、野心勃勃的家伙，曾经每天去采访那些从小镇路过的旅客，他认为在白宫工作与此无异。因此当总统的访客来到并留下的时候，他就在外面北边的门廊上采访他们。不久他就有了足够的素材，并为晚报写了一则新闻，标题是“在白宫”。于是，普赖斯就顺利的得到了这份工作，他的专栏在二十年中都是大名鼎鼎的。同行的竞争者纷纷效仿，于是白宫就成了挖掘新闻的宝地。
既然白宫新闻记者团已经出现，那么白宫新闻发言人或类似人员的出现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