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科多致死根源何在?

清世宗初年勋戚重臣隆科多，身为总理政务大臣，兼吏部尚书加太保衔，承袭一等公爵，位高权重，备极尊荣。虽无什么德政，却不像明严嵩那样植党营私，专权误国；也不像乾隆时和坤那样贪婪枉法，罪积如山。然而下场却惨于二人，显赫两年多，遂削太保衔，如同充军，罚往阿尔泰划定边界赎罪。接着定4l款大罪，险些身首异处，虽蒙皇恩免于正法，仍囚死在畅春园特别监房，计前后不满5年，仅如昙花一现。《清鉴》说：“论者谓帝对于隆科多之加膝坠渊，不无有酬恩灭口之两种观念。”到底酬什么恩?灭什么口?至今是个疑案，值得加以评述。

原来隆科多是隆国维之子，满洲镶黄旗人，佟佶氏，清圣祖(康熙)孝懿仁皇后之弟，乃四皇子胤祯的元舅。圣祖临终前，他任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掌握京师警卫，在宫中侍疾。那时太子允扔被废，诸皇子争当皇位继承人。胤祯侧室福晋又是定川边、征西藏的川陕总督年羹尧妹，有郎舅关系；其时年拥重兵于西北，恰能牵制圣祖欲立为储的抚远大将军十四皇子允樾，于是胤祯与隆、年内外勾结，谋夺储位。相传圣祖病中召允栖回京的诏书，就是被隆扣发的。故圣祖病笃时，仅胤祯及京中皇子在宫门外问安，隆科多独受顾命于御榻前，对于皇位继承人，圣祖亲书“十四皇子”于其掌。俄而圣祖崩，隆科多趋出，胤祯等迎问，隆遽抹去(或说舔)掌中所书“十”字，只留“四皇子”三字，恰与预藏乾清官“正大光明”匾后经窃改的御书黄绢“传位于四皇子”(《清朝野史大观》)吻合，由隆宣读遗命，胤祯得立，这就是雍正皇帝。

雍正即位初，倚畀二人甚殷。外升年官，笼络备至；内加隆爵，位极人臣。诏廷官凡奏章皆书舅舅隆科多，帝手诏亦称舅舅而不名，尊宠无以复加。有清一代，任用官吏不经奏请者，前后只有三人，吴三桂称西选，年羹尧称年选，隆科多称佟选。帝对隆所为，并不责怪。及帝位稳固，便不再宽容。先于雍正三年冬定年僭越谋叛等大罪赐死。时隆奉旨审年狱、只议免去年公爵，帝极不满，朝臣窥测帝用意，知隆末日已至，破鼓齐擂，交章奏劾，帝命把他下狱议罪，定隆吏部办事专擅、私抄玉牒、徇庇年狱、阴谋废立等大罪，应立斩。其实前三者乃顾命勋臣常事，训诫降职足矣，后者纯属捏造，罪何至死?据《清宫遗闻》载隆罪状有“仁庙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乃诡称带匕首以防不测，其欺罔之罪二”。这才是症结所在。考隆科多抹掌拥帝登基事，清官书《起居注册》当然不会记载，仅系一种传闻，但并非绝无根据。且看都察院的关键狱词：“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既然如此，何以帝免隆斩刑谕旨却说：“皇考升遐之日，诏朕之兄弟及隆科多人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特“免其正法”。前后自相矛盾，可见“欺罔”是假，抹掌拥立是真。

再说雍正嗣位，圣祖果真“面降谕旨”吗?也不尽然。帝即位才八月，便密封建储锦匣于乾清官，当即召谕群臣说：“圣祖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大计，薄海内外，莫不倾心。”“朕则不能及此也”，故“不得不预为之计”。可见帝继位，只凭隆科多掌书“一言”，并无堂皇遗诏。而且据雍正亲信大臣张廷玉《自订年谱》称：建储密旨有两份，一份由帝存身边，以备紧急时勘对，防窃改密旨。足见帝不忘昔日与隆密谋改诏事，怕人效尤。今隆功高，任用官吏专擅，帝看在眼里，犹如芒刺在背，不诛昔日知情人，心又怎能得安?

其次是雍正继承大统，果真名正言顺，“薄海内外，莫不倾心”吗?连帝也难自圆其说。《大义觉迷录》载：据曾静口供及清官流放太监于义、何玉柱等散布流言：圣祖原传位十四阿哥，被皇上改“十”为“于”，因而得立。帝自辩只说“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满语猪)、塞思黑(狗)等，久蓄阴谋，希冀储位”。“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这全是欺人之谈。既有皇考遗诏，御制专书《大义觉迷录》，怎不和盘托出，申“大义”于天下，用确证以“觉迷”呢?正因空言无补于事，徒给人以口实，后来乾隆才把它列为禁书，不许流传出去。而且翻开清史看，允禊、允禧等何尝“帖无一语”?正因其不甘臣服，敢揭帝与隆夺储密谋，最后才惨送性命，并敕改恶名为猪狗。

还有一件考官秘闻，可作为抹掌拥立佐证。《清史秘闻》载：雍正初年，吏部侍郎黄叔琳任江南考官，用《论语》中“或问稀之说……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全节命题，原属巧合。谁知言者本无心，听者却大有意。世传雍正得悉“指其掌”题目大怒，很快借故诛之。

但持异议者谓隆矫诏拥立信史无征，据《东华录》载：圣祖病笃曾诏诸皇子及隆科多至榻前面谕：“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当时世宗虽不在场，圣祖崩后始由隆宣遗诏，但此榻前立嗣是官书所载真事实。因此，杨启樵先生在《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中说：“康熙末年，佟氏一门(除隆外，，均为允禊之党”(《清代史》)。隆与世宗关系并不深，怎肯冒险矫诏拥立?其时隆权贵已甚，任何皇子继位都会重用他，何苦出此险招立世宗?且助人篡位罪大恶极，怎保能塞众口?又怎能保世宗必无翻脸一天?若无榻前立嗣事实，仅凭隆一言，能令诸皇子心悦诚服吗?故世宗继位“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清代史》)的说法，流传虽广，但非最后定论。

然隆若无旋转乾坤的顾命殊勋，世宗怎会极口称颂隆“超群拔类”，“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掌故丛编》)今忽由“加膝”而“坠渊”，倘非为了灭口，亦殊难理解。反对者谓世宗赞“功臣”，只是用权术笼络隆，别无深意，隆死是恃功骄恣所致。查雍正二年末帝曾批年折“人臣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文献丛刊》)。这对年、隆无异是“哀的美敦书”，惜隆当时不悟。隆在吏部办事时，“官吏铨考，任意引用”(《清鉴》)，目无君主，先前圣宠方殷，故无人敢揭发；今帝因年狱得悉隆劣迹昭著，实出意外，引起厌恶心情，必然“返恩为仇”。何况世宗本是“喜怒不定’(圣祖评)铁面无情的皇帝，其长子弘时只二十三岁，已娶妻生子，因“年少放纵，行事不谨”之过，竟被削宗籍赐死(《清皇室四谱》)；对亲子尚如此，今隆专横触逆鳞，能幸免于囚死吗?

总之，隆与世宗恩怨关系，文献不详，疑窦乃生。或说隆败异乎寻常，与帮助“夺嫡”有关，今“鸟尽弓藏”，乃必然现象；或说世宗朝无专横之臣，隆恃功骄恣，故为极端专制皇帝所不容，咎由自取。所说各有所据，不无理由，无确证论断前，正如《清鉴》评抹掌拥立事说：“存疑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