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皇帝首创“廷杖。’之刑?

在我国封建社会，皇帝可以惟我是法，任情喜怒，滥施**威，对任何人都操有生杀之权，即使朝廷命官也不能幸免。如封建皇帝常常在皇宫的殿堂、朝廷之上命人用棍棒杖责官吏，此谓“廷杖”。这是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刑法。它是我国古代的哪一位皇帝首先创始的呢?

在明代，曾身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朱国祯在其笔记《涌幢小品》中说：“廷杖始于唐玄宗时。”稽之于史籍可知，唐玄宗李隆基曾多次使用“廷杖”，严厉地惩罚文武官员。如《旧唐书》载御史大夫王鉷的弟弟王焊，因与邢縡“潜构逆谋”，被唐玄宗“决杖死于朝堂”。《新唐书》载：开元初年，“御史蒋挺坐法”，也被“诏决杖朝堂”；洛阳主簿王钧，在唐玄宗“幸东都”时，也“有诏杖之朝堂”。对于这种残忍的刑法，当时曾有人进谏阻止。《太平御览》写道：“开元中，前广州都督裴伷先下狱。中书令张嘉贞奏请决杖。兵部尚书张说进日：‘臣闻刑不上大夫，以其近于君也。故日士可杀不可辱。臣今秋巡边，中途闻姜皎朝堂决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决庭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议，勋贵在焉，今伷先不可轻书罚。”’虽然如此，“廷杖”之刑终未废止。

朱国祯在指出“廷杖”起源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同时，还说“廷杖”之刑“又起于隋。文帝本纪称殿廷挞人。此其征也”。从《隋书》中记载来看，隋文帝杨坚确实常在朝廷上打人。他“性猜忌”，“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有时竟“即命斩之”。所以开皇十年，尚书左仆射高额，诏书侍御史柳惑等谏议道：“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庭非决罚之地。”但隋文帝杨坚不听，依然要我行我素，使得高颎等人最终以丢弃官职相迫：“陛下子育群生，务在去弊，而百姓无知，犯者不息，致陛下决罚过严。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请自退屏，以避贤路。”于是隋文帝问田元：“吾杖重乎?”“重。”田元还说：“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致死。”这时，隋文帝才不高兴地“令殿内去杖”。但不久因楚州行参军李君才说杨坚“宠高颎过甚”，隋文帝怒气冲冲地又要用杖打人。那次，恰“殿内无杖，遂以马鞭笞杀之”。但“自是殿内复置杖”了。《隋书》载：在开皇十七年，隋文帝发了一道诏书，他重申：“其诸司论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就是说下级“属官”，若有过失，即使够不上刑律条文，上级长官也可以“律外斟酌决杖”。这样，强制地推行了“廷杖”这种刑法，“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资治通鉴》)造成了极大的恶果。

有人认为，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首创‘廷杖’之刑”。以后，便有不计其数的文武官员“被当场打翻在地，扯去裤子，棍棒齐下，皮肉遭殃”。此说源于《明史》“廷杖之刑，亦自(明)太祖矣”。对此，有人提出了质疑，并在运用上述材料反驳了“廷杖”首创于朱元璋之后，也否定了朱国祯的说法，认为朱说所据实属“误认”。那么“廷杖”之刑是哪位皇帝首创的呢?

一种意见认为“廷杖”首创于东汉时的汉明帝刘庄。其依据是《太平御览》中的记载：《后汉纪》曰：“明帝时，政事严峻，故卿皆鞭杖。左雄上言：‘九卿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予，动有庠序之仪，加以鞭杖，诚非古典’。”谓“鞭杖”即“廷杖”。(《晋阳学刊》1983年第5期)

另一种意见认为：“廷杖”是南北朝时北周的周宣帝宇文赟首创的。此说所凭借的材料是《北史·周宣帝本纪》。其文曰：“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挞，其间诛戮黜免者，不可胜言。每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名日‘天杖’。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嬖，亦多被杖背。于是内外恐惧，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矣。”这条材料反映出，周宣帝宇文赟不但杖打官吏，连被“宠嬖”的“后妃嫔御”，也不能幸免，可见其多么的严厉!这里虽未说明行杖的地点，“但据此推想，皇帝除了在接见官吏的朝廷行杖以外，还能有什么地方呢”?(杨希文《“廷杖”首创于朱元璋?》，《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持上述两种意见的人都认为，“廷杖”之刑经过隋唐，在明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惨烈的程度简直令人发指。据《涌幢小品》介绍，在明代成化之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毡叠把”衬垫，“廷杖”只是“示辱而已”。但“廷杖”之后，仍要“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廷杖始去衣，遂有杖死者”。由此，我们从“廷杖”的严酷性中也可看到明代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强化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