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是否改过遗诏?

清代初期的几桩离奇怪事中，康熙的皇四子胤稹(即雍正)篡改遗诏这一历史疑案，要算被世人议论得最多的不解之谜了。

官方记载历来都称遗诏中所立的就是皇四子胤稹。王先谦的《东华录》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康熙帝病情突然恶化，传诸皇子入见。寅刻皇三子、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子以及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8人至御榻前，遂传遗诏如下：

“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下达这道诏书时，胤稹并不在场。他赶到康熙所在的畅春园时为巳刻，三次进见康熙问安，这时康熙还能说话，“告以病势日增之故”。直到夜间戌刻，康熙去世，方由隆科多向胤禛宣读遗诏，据说胤稹尚无当皇帝的思想准备。众皇子向他叩首，于是胤稹即皇帝位，改元雍正。

对于这一官方记载历来就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这基本上是可信的，雍正的即位属合法继承，是根据康熙的临终遗诏登极的；另一种意见则不相信这种官方记载，认为雍正出于“矫诏篡立”，康熙病危，雍正和隆科多控制着当时的局势，假传遗诏，夺得了皇位。

《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则与官书所载大相径庭。其中《清世宗袭位之异闻》中说，康熙弥留之际，手书遗诏日：朕十四皇子，即缵承大统。恰好是皇十四子胤襁，“尝统师西征”，胤禛侦知遗诏所在，想将“十”字改为“第”字，乃只身入畅春园，“窃诏改窜”，《大义觉迷录》中保存下来的一些传言，所说胤稹私改遗诏的情节，更是曲折离奇：“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襁(即胤襁)天下，皇上(指雍正)将‘十’字改为‘于’字。”又说到康熙病重时，雍正就让他喝了一碗人参汤，不知何故，“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登了位”。雍正还随即召回了允禵囚禁起来，太后要见允禵，雍正不允，太后就撞死在铁柱之上。

据皇十四子的侄子弘旺的《皇清通志纲要》载，皇十四子，“讳允祯，改讳襁。”民国前期，弥尔田根据皇十四子的改名，认为雍正是这样篡改康熙遗诏的：“改祯为稹，固自易易”(《遁堪文集》卷一)。他指出遗诏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祯”，经雍正改后为“皇位传于四子胤稹”。

那么，雍正有没有改过遗诏?近年来清史专家们曾认真探讨过，但至今仍是一团迷雾。

许多专家认为，康熙想立的就是雍正，雍正改遗诏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据《上谕内阁》等正史记载，康熙遗诏是用满文写的，并用满语宣读的，故将“十”字改为“于”字是行不通的；即使是用的汉字“十”，也无法加一道，成为“于”字，因为那时的“于”字写法是“於”；而且，清朝皇帝的儿子，一定称为皇子，第几个儿子，则称为“皇某子”，这是规矩，违错不得。假若真将“十”字改“于”字，那就是“皇于四子”，语法不通。冯尔康先生指出，康熙遗诏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祯”篡改后为“皇位传于四子胤稹”的说法亦难成立，因为改“祯”字为“禛”字，改“十”字为“于”字说，与只改“十”为“于”说一样，都不符合清朝称皇太子为“皇某子”的规矩。倘若加一个“皇”字，则雍正将“皇位传皇十四子胤祯”改为“皇位传皇于四子胤稹”，语法仍不通。(《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所以说，雍正改遗诏是不可能的事。

戴逸先生则认为，康熙朝的《实录》记载康熙传位之事虽详，但那是雍正在位时纂修的，所说自然对雍正有利。而且，现存的档案都是经过雍正篡改或销毁的，没有留下其改遗诏的任何明显证据。若我们完全迷信那些资料，就如同法庭上只听一面之词，难免失之偏颇；但《大义觉迷录》等书的记载又有可能出自雍正的政敌之口，究竟有几分可信，亦值得怀疑。

不过，戴逸先生认为，民间所传改“十”字为“于”字等虽不可能，但并不排斥雍正的“矫诏篡立”。因为，官书记载的康熙临终立遗诏传位雍正的说法，的确有明显破绽。其一，根本不存在八人同受遗诏之事，在“八人受谕”以后一个时辰，雍正到了畅春园，在10个小时之内三次晋见康熙，这时康熙尚能说话，“告以病势日增之故”，却一字未及遗诏一事，于理不通。所谓“八人受谕”是雍正捏造出来的现场，用以证明自己继承的合法性。其二，隆科多的获罪。隆科多是这一历史疑案的关键人物，康熙去世他肯定在场，雍正绞尽脑汁最后将其置之于死地。其三，赵昌被杀。赵昌是康熙晚年的贴身侍卫，常传达康熙的使命，雍正杀他为的是他可能知道雍正“矫诏篡立”的内幕。所以，雍正是有可能改遗诏而登极的。(《简明清史》第二册)

有关雍正改遗诏这一历史疑案，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充分而可信的史料，其真相和细节尚难以得知。

(潘银良)代官修史书中，舒尔哈齐对清王朝的丰功伟绩却无从追寻，这实在耐人寻味。

还是从舒尔哈齐之死谈起吧。据《清实录》所记，161 1年8月19日舒尔哈齐“薨，年四十八岁”，但何以致死，丧仪如何，全不作交代，不免让人疑窦丛生。当时明朝方面的记载则为：“奴酋忌其弟速儿哈赤兵强，计杀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奴儿哈赤杀其弟速儿哈赤，并其兵”(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对这次骨肉相残的内幕，明代黄道周说得绘声绘影：“酋疑弟二心，佯营壮第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寝室，锒铛之，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闻，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人宅，腰斩之。”(《博物典汇》)黄氏所云不可视为无稽之谈。清人撰《满文老档》记舒尔哈齐事始起于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3月间，努尔哈赤以舒尔哈齐图谋出走自立尽夺其所属军民，又杀舒尔哈齐一子及一僚属。两年后，舒尔哈齐死去。揣度当时情状，舒尔哈齐自有军兵，不可能束手就擒。努尔哈赤用计囚禁，杀其亲信以震慑其族党，是意中之事。舒尔哈齐以一代雄杰，纵非被戮而亡，亦会自毙于囚室。明人谓努尔哈赤杀弟，并非诬传。今天史家即奉此说，认为舒尔哈齐为其兄囚杀。

坐实努尔哈赤杀弟之后，这桩疑案仍余波未平。努尔哈赤兄弟二人相依为命，最为亲厚，为什么竟闹得同室操戈、骨肉相残?通常认为是权力之争使然。舒尔哈齐与其兄同为明廷任命的管理建州女真的官员，二人又分别统辖自己属下的兵马，若舒尔哈齐能屈身事兄，自然相安无事，而舒尔哈齐偏偏又是桀骜难制的人，他虽不及其兄兵强马壮，但处处要分庭抗礼，兄弟之间难免参商龃龉，裂痕日大。舒尔哈齐最后决心离兄出走，自树旗帜。在努尔哈赤来说呢，当时强邻环伺，断不容在自己身边又立一敌国，由此而导致努尔哈赤火并舒尔哈齐。近来又有新的解释，以为努尔哈赤兄弟之争，决不单是权力的争夺，而是一场“叛明”和“拥明”的斗争，建州内部本有拥明派的社会基础，明廷又扶持舒尔哈齐重建建州右卫以削弱勃兴中的努尔哈赤。持这种看法者，还考得新设建州右卫治所黑扯木在辽宁铁岭东南。看来，清太祖杀弟疑案一时还难以完全澄清。

不管权力之争也罢，政见之争也罢，二者互相交织也罢，舒尔哈齐为其兄有意诛除则是确定无疑的。舒尔哈齐生前有大功于清室而身后竟寂寥无闻，清人所修官书虽不得不记其死，但又不敢明言其死事。国初诸王冤案后被清帝昭雪者不乏其例，独不及舒尔哈齐，这些固然因为努尔哈赤的子孙们不愿以杀弟恶名加之其祖，另一方面，在清人看来，努尔哈赤杀弟也是出于维护帝业的目的，因此不能翻太祖手定铁案。舒尔哈齐之子济尔哈朗后以功得封郑亲王，终清之世，王爵世袭罔替，即俗称“铁帽子王”也。这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对舒尔哈齐开创之功的酬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