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将相（上）

尧舜有没有禅让?

说起我国古代历史，总离不开三皇五帝，这个时代所谓的“垂拱而治、天下清明”，尤其是唐尧、虞舜相继禅让，历来为儒家学者世世所称颂。

最早记有“禅让”其事的是被儒家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尚书》。其中(尧典》说的是“尧舜禅让”，《大禹漠》则有“舜禹禅让”的记载。除《尚书》之外，提到“尧舜禅让”的还有《论语》和(孟子)等。但对《论语)中关于尧让帝位于舜的一段文字，多数学者认为并非孔子所说，而是后人把散简附在书后所致。孟子对“禅让”这件事，态度比较暖昧，说法也很巧妙。

当万章问他：“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他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他接着说道：“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于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于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关于舜禅位于禹，他也有类似的说法。

孟子说的“天”，可以理解为诸侯、人民，其实，也可理解为天子，因为自古以来，天子总是被看作“天”的代表。这样转圃的说法，好像把隙缝弥补了。《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就是综合《尚书》、《论语》、《孟子》所说而撰述的。

对于“禅让”之说，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最早提出疑问的是荀子：“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饯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战国末的韩非，不但不承认有“禅让”这回事，反而说舜和禹之所以能继承帝位，是“臣弑君”的结果，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君者也。” (《韩非子·说疑))这并非韩非一个人的惊人之笔，唐代的刘知几在他所著的《史通》中引《汲冢琐语)说“舜放尧于平阳”，又说舜是给禹赶到苍梧而死的。稍后的《史记正义》作者司马贞，引《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竹书纪年》等书成于战国，西晋初出自汲冢，后即散乱不传，今本系宋以后人伪托，已非刘知几、司马贞所见本，其所记未必会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同时，还有人认为《尧典》成于战国，《大禹谟》系晋人伪作。真是这样的话，那(尚书》中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载从根本上就靠不住了。

近代有些学者认为，“尧舜禅让”说是战国初墨家的创造。如果《尧典》和《论语》所说不足为倌，那么《墨子》则是最早有“禅让”记载的书了。《墨子》中《尚贤》、《尚同》两篇主张贤人执政，不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选天下贤者而立之。“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把本是黄帝九世孙、有虞氏诸侯的舜，说成是会烧窑、捕鱼的农夫，以此来申述他“尚贤”的宗旨。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他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了一般庶民参与政治的要求。可是，墨家只说过“尧舜禅让”。“舜禹禅让”说又从何而来呢?近代学者认为是儒家新添的。儒家在一定限度内也赞成“举贤”。于是，孟子接过墨家的“尧舜禅让”说，添加出“舜禹禅让”的故事。同样，也把原是百里诸侯的禹说成是匹夫出身。战国以后，墨家衰落，“禅让”说才被儒家所专有。这种看法，又一次从根本上否定了有过“禅让”。

传了两千多年的“禅让”说，一旦被完全否定，也难令人信服。于是，又有学者结合社会发展史加以考证，认为这是一种部落选举的方式。如我国史有记载的乌桓民族，在汉代时，数干部落成为一部，推选“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大人有所召唤，部众莫敢违犯。实际上这“大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帝王。其他如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也是如此。由此推论，汉民族的上古时期也不会例外。只不过这种寻常的推选，被后人粉饰成神圣而又光彩非凡的“禅让’，罢了。

“禅让”一制，众说纷纭。要解开这个谜，看来还得有更充分的论证才行。

施宣圆按：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学术界又重提“尧舜禅让”的老问题，说法不一，诸如“选举说”、“争夺说”、“神话说”、“儒墨创造宣传说”、“禅让与篡夺并存说”等等。但有不少学者认为，平等式联盟是尧舜“禅让”故事发生的社会基础，但这种平等式联盟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一旦内外情况有所变化就会打破原来的联盟形式。基于黄河水患以及苗蛮集团北上威胁的消除，中原地区局势得以稳定，而夏禹又在治水过程中扩大了夏后氏集团的影响与势力，卑先打破了联盟体内力量对比的均衡态势。所以，夏禹父子便具有废除“禅让”制度的条件与可能，井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见《学术月刊》2001年第2期)

周太王室父号“古公”吗?

在周族人的观念中，他们推翻商纣的统治而建立周朝君临天下的事业，是从太王直父开始的。《诗经·鲁颂，宓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大(太)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可见这位太王，在周族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的人物。据说太王直父又称“古公”。《史记·周本纪)叙述他的事迹说：“古公直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古公乃贬戎狄之俗”；“古公有长子日太伯”；“古公欲立季历而传昌”；“古公卒，季历立”；“公季修古公遗道”；“(文王)追尊古公为太王”。其后，《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后汉书·西羌传》等史籍都因袭其说，称太王直父为古公。朱熹在《诗集传》、《四书集注)等著作中一再指出：“古公，太王之本号。”直到目前的各种历史著作，如范文澜钓《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 (中国史稿)、朱绍侯和刘泽华等主编韵《中国古代史)等，在阐述周族的兴起时，都大谈“古公’’的业绩。范著还专门辟出一节，题目是(古公建立封建制度的周国)。可见这一称谓的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然而，这一称呼是大成问题的。清人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辨析说：“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微独周，即夏、商他诸侯亦无之，何以大王乃独有号? (书)曰‘古我先生’，古，犹昔也。‘古公亶父’者，犹言‘昔公亶父’也。‘公直父’相连成文而冠之以‘古’，犹所谓公刘、公非、公叔类者也。”现代学者孙作云在所著{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也指出：“‘公直父’不能称为‘古公直父’或‘古公’。《诗经》四字一句，故在‘公直父’前加一‘古’字，以足其文。司马迁不察，在 (史记·周本纪)中一再曰‘古公直父’或‘古公’，这是不对的。”上述议论，振振有词，说得相当有道理。

查(诗经)中有许多“古”字，都作往昔、古代解。如(小雅·甫田)云：“自古有年(丰年)”；(大雅·思齐)云：“古之人无敦(厌)”；(大雅·燕民)云：“古训是式”； (周颂·载芟》云：“振(自)古如兹”；(周颂·良耜)云：“续古之人”；(商颂·那》云：“自古在昔。’可见在(诗经)中，“古”宇是用得相当普遭的。(大雅·绵)中的“古公直父”之句，6f古”宇亦应作从前、往古讲，而不能解为“公直父”号为“古公”。(商颂·玄鸟)中，有一个同样的句式：“古帝命武汤。”这就是说，从前上帝命令武王汤。如果解为商汤时的上帝号为“古帝”，岂不笑话!

再检阅(史记)之前，先秦时期和汉初的许多典籍，未有称太王直父为“古公”者。如(穆天于传)卷二记：“大王直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穆天子传)是从战国魏襄王墓中出土的先秦时期的作品。(孟子·梁惠王下》一再陈述周太王的事迹云：“昔者大王好色”，“昔者大王居那”，“故大王事獯鬻”，从不称其为古公。(吕氏春秋·开春论·审为》篇论说周太王迁居的故事，一剐云“太王直公居66，狄人攻之”；二则记“太王直父曰”如何如何；最后还加赞语道：“太王直父可谓能尊生矣。’’这里也毫不提及太王之号“古公”。西汉初年韩婴撰的(韩诗外传》，在卷十有一节叙述周太王传位的经过，屡云“大王亶甫(父)有子曰太伯、仲雍”，“大王贤昌而欲季为后”，“大王将死”，“大王薨”，亦不曾道及“古公”之号。还有汉初成书的《尚书大传》，在卷三《略说》中叙述周太王避狄人之事，一连用了六个“太王亶父”而不称其为古公。可见周太王亶父之别号“古公”，始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值得注意的是，班固作《汉书·古今人表》，在“上中仁人”一栏中赫然列入“大王直父”之名而不作“古公”。《今本竹书纪年》卷上殷武乙三年记：“命周公直父赐以岐邑”；“二十一年，周公直父薨。”《今本竹书纪年》是《竹书纪年》散佚后，宋、明间人重新编纂的，编者所看到的《纪年》佚文较现在为多，很可能《纪年》原作“公亶父”，今本才会如此写的。根据种种迹象，一些学者判定，太王亶父之号“古公”，是司马迁误解《诗经·绵》之文所致。

不过，也有学者在努力为“古公”之号的来源寻找根据。钱穆在《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一文中，引《水经·汾水注》：“汾水西过长修县南，又西与古水合。水出临汾县故城西黄阜下，东注于汾。”又引董佑诚曰：“临汾故城在今徐州东北，水在西北古山下。”于是他得出结论说：“临汾有古山、古水，公亶父本居其地，故称古公。”《楚辞·天问》有云：“吴获迄古，南岳是止。”闻一多《天问疏证》解释道：“古即古公直父之古，本地名，当在沮、漆二水之间。太王自古徙岐，太伯失位，复逃归古。”由上述论证说明，“古公”之号得自地名“古”；其地一说在山西临汾县，一说在陕西沮水、漆水间。

周太王亶父究竟有没有“古公”这一雅号?是司马迁误读《诗经》之文，或者他还有别的什么根据?“古”如果是地名，它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在学术界相当模糊和混乱。应当进一步切实考证，尽快予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