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蓦然回首话沧桑（3）

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

作者：李约瑟

我于1900年12月9日生于伦敦南区的克拉彭公园。父亲是位医生。我小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私人医生。后来，父亲在哈里街有了房子，成了麻醉师。在我们的家庭中，有沿用"约瑟夫"这个名字的传统。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我母亲是音乐家，也是作曲家，名叫艾莉西亚·阿德莱德·尼达姆，旧姓蒙哥马利。母亲当时很有名气，那时她在近卫军乐队中担任指挥。她创作的歌曲大都很有名，如《我的黑玫瑰》这首歌差点儿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

我父母之间关系的不和谐，慢慢地我也感觉到了。至今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有一次，母亲敲打着上了锁的父亲诊所的门窗，埋怨让我识字太早。这样的争吵在房间里常常可以听到。那时我可能有6岁了。我父亲有间很漂亮的书房，因此我能自由自在地读到一些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利格斯的《哲学的历史》这本书，至今我还保存着它。

我深深地为父亲的求学精神所打动，所以有意识地模仿父亲。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也受益匪浅。如果说我单单受我父亲的影响，那么恐怕我就难以致力于像"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庞大的课题了。在昂德尔公学学习时，校长．．桑德森的谆谆教导给了我极大的影响。在我14岁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被送进了这所公学。校长先生常常对我说："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研究课题我想就是"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的实例了。他还常常对我说："如果你能找到激励起自己执著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就是我找到的能唤发起我执着追求的东西，而且可以说实现了。这些情况，还是另找机会再谈吧！在昂德尔公学，其实也并不太快乐。我这样说是因为这所公学把重点特别放在体育运动上。那时，我编了一本名叫《铁房子》的家庭杂志。到了学校放假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到怀尔医院，第三伦敦综合医院以及乔治皇家医院去。在那儿我给人家当手术助手，做给外科医生递递缝合线和钳子之类的工作。我第一次着做手术是在9岁时，那是由约翰·布兰德一萨顿爵士主刀的阑尾切除手术。父亲对我见到血没有晕过去非常满意，给了我几枚金币。后来，一真正有资格的医师严重不足，以至谁都能从事医疗工作，我也被卷了进去。说老实话，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手术，而且有的外科手术就像是做木工活儿。我自己想进一步学习，想做些更为复杂的工作，因此就没有成为外科医师。

我是个独生子，无法依靠兄弟姐妹，但我想谁都能起搭桥的作用。我这样说，是因为许多父母的孩子常常想让父母和好，但没有实现，所以我就想起个中间人的作用，从中搭桥，从中调解。再譬如，我大学时代想在学问和宗教之间架起桥梁；紧接着，后来我成了有名的胚胎生物化学学者，想在形态学与生物化学间架起一座桥梁；再后来我就决定在中国和西欧间架设桥梁了。就这一点，我想详细讲一讲。

我在1918年作为医科大学学生，进了剑桥大学冈维尔一基兹学院。战争结束时，我已是海军外科中尉军医。但既没通过医学考试，又没有制服，更谈不上出海了。这些军医的任务只是根据水兵伤势情况作出送基地医院或就在护卫舰或驱逐舰上治疗的建议。我在基兹学院作过人体解剖，并通过了第1次及第2次医学学士考试。不久，我深深地被非常有趣的弗雷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所讲授的课程所吸引住了，促使我开始生物化学的研究。霍普金斯博士是从来不给学生课题的。但是，一旦学生自己把握住要干什么时，他便会从各个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那时，我看到了一篇由一战时死去的名叫克莱恩的年轻学者写的论文。文中指出，鸡蛋中促进生长的因子在成长初期时为0，到抱卵3周后竟达到310。

我把这篇论文拿到霍普金斯博士那儿，告诉他这一伟大发现——鸡蛋是多么了不起的化学工厂啊！当时他就劝我研究下去。我开始研究是在1921年，最终出现了《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这两部书。这两部书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想解释清楚胚胎在成长过程中的化学变化以及合成；后者则想就"形态发生形成体"自身的生物化学阐述一些已知的东西。金·布拉谢特在他的书中，称我为"胚胎生物化学之父"，但他只是说了这一点，而对我发现了什么并没有说明。

在我37岁时，来了3位想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研究生。他们当中，沈诗章是由丹麦的林登斯特罗姆兰格介绍来与我一起研究两性动物卵内不同地方的呼吸比率的。他当时正在研究称为"呆巴子"的超微测微器。再就是和我前妻一起研究肌肉生物化学的鲁桂珍。还有在戴维·凯桂和莫尔特诺研究所研究的王应睐。后来，他们3人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沈诗章就职在耶鲁大学，直到去世。王应睐回到中国，担任上海国立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鲁桂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美国度过的。她曾一度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纽约哥伦比亚医疗中心及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等3个地方。在亚拉巴马州，她研究了人所共知的蜀黍红斑（糙皮病）。后来在南京作了营养生物化学教授，不久又被召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年后她返回剑桥。她来剑桥的原因，一则是我在康福德一麦克荣林基金会中心担任司库，再则她认为自己在剑桥的生物化学研究所搞研究更适合。现在，她在我工作的研究所中任副所长。

在我去中国前，我们曾约好，要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作点文章出来。基于有人在罗马国会上主张"迦太基不灭，我们就要被灭亡"这种思想，我们在各自未选择研究方向前订下了关于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粗略计划。这3位中国研究生给予我的影响远比剑桥给予他们的影响大得多。因此，我开始学习汉语，也学习比会话难得多的汉字。我一直觉得，为了东亚研究的课题，以优异成绩通过语言考试而在教室学习汉语。和不带功利目的、作为一件有趣的事而学习，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从那以后，我阅读中文开始摆脱初级的阶段，进入了如夏日邀游江河那样的畅达阶段。

1942年，英国政府要派一位科学家去中国，担任设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当时，在英国科学家里可以说几乎找不到懂汉语的，于是选中了我。由于这个原因，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度过了4年。在中国的4年，对我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在那里设置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为此，我们进行了长达几千英里的旅行，到了非日本人占领区的地方，访问了那里的所有大学、科学研究所、铁路工厂、兵工厂以及各类与科学有联系的企业。最初与我合作的是黄兴宗，后来他去了牛津大学，他的工作由曹天钦接替。在这段旅途中，我碰到那位有名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而且他在我们向西北前进途中，下决心将培黎学校从兰州搬到山丹去。为此和我们来的两个少年王万圣、孙光君也一同在千佛洞过了6个星期，因为他们懂甘肃土话。

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写道："速归，帮助我组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于是我回到巴黎，在这个组织工作了1年又6个月。鲁桂珍后来也在那里工作过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要是本着下面两点组建的：第一，帮助召开国际科学联盟定期会议；第二，开设和经办仿照中英科学合作馆建立的世界各地科学办事处。

我原配妻子多萝西·梅亚丽·莫伊尔·尼达姆，于1987年去世，时年91岁。我们共同度过了64年幸福生活。后来，我和鲁桂珍于1989年结婚。结婚仪式是在基兹学院的礼拜堂内，由学院院长同时也是我的导师约翰·斯特德主持举行。那是在仪式结束后举行的三明治午餐会上的话了，两个80开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许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比不做强！"

迄今为止，包括出版和预定出版的共有24册的这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著已出版15册。现在我正在埋头于较为困难的医疗科学部分的编写工作。最初与我合作的是我在四川李庄第一次见到的王铃（王静宁），他是博斯年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他的研究成果反映在第5卷第7分册对中国火药史的详细阐述上。起初，我们考虑科学部分用7卷就可详尽写出，但后来因资料过多，一卷又分成几部分，这样每一部分就自然成册了。这样合计起来，至少得出书24册。我们把起初的几卷叫"天卷"，把以后按分册出的叫"地卷"。接下来发行的将是以有关弓、石弓以及在火药出现前的大炮和包围战为内容的第5卷第6分册。再下面发行的将是关于纺织品及织布机历史的第5卷第10分册。这期间，第7卷对中国的经济、科学的社会性、知识性背景的研究有相当发展，第7卷第1、2、3分册不久有可能同时出版。其中加进了西欧伟大的社会学家格利高里·布尔和研究现代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德莫西·布鲁克对传统的中国社会本质观的两部分论述。这卷由我的朋友凯内斯·鲁宾逊编辑，他对这个研究课题也作出了很大贡献。虽然我恐怕无法亲眼看到这部《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全部完成，但至少我对它能成功地完成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我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给我人生带来很大影响的．．桑德森这位昂德尔公学校长和他对我的忠告——"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和"要找到能激励自己去执着追求的东西"。

最后，我谨向那些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在我受教育的过程中倾注心血的每一位，其中有我的父母，有在昂德尔公学的我的校长先生，以及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给予我帮助、支持的所有先生表示我的谢意。

（曾雄才曹永刚译）

童年忆旧

作者：波普尔

童年的回忆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和地点——我是1902年6月28日出生在维也纳上圣伐伊特区的一个名叫希梅尔霍夫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智力生涯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开始的。就我的哲学思想发展经过来说，我记得它的一些早期阶段。但它确实比我的感情和道德发展要开始得晚。

我觉得，当我是一个儿童的时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是古板的，虽然这种态度的养成也许是由于我感到我无权参与评价除我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是羡慕我的长者和强者的感情，例如，我羡慕我的表兄艾里克·施夫，我非常羡慕他比我大一岁，羡慕他的整洁，特别是羡慕他的漂亮的相貌；我总是把漂亮的相貌看成是重要而又难以得到的天赋。

现在人们经常会听说儿童生性好恶。我不相信这说法。当我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我就是美国人所说的那种"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记得的最为强烈的感情之一。我最初经历的爱的主要成分就是同情，这次经历发生在我4～5岁的时候。我被送进幼儿园，幼儿园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双目失明。她的迷人的微笑，她的双目失明的悲剧，两者都使我的心碎了。这真是一见钟情。虽然我只见到过她一次，而且仅仅只有一两个小时，但我永远忘不了她。后来再也没有送我到这个幼儿园去；也许我母亲注意到了我那时多么心烦意乱。

当我还是一个幼小儿童时，维也纳一盆如洗的景象是使我焦虑不安的主要问题之一——以致它几乎总是在我的脑海里。现在生活在西方某一个民主国家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本世纪初贫困意味着什么：男女老少饥寒交迫，希望渺茫。然而我们儿童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要几个铜板去送给那些穷人而已。

只是在多年之后，我才发现我父亲早已为挽救这种局面而长期努力工作，虽然他从来没有谈起这些活动。当时他在两个委员会工作，这些委员会是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一个是共济会分会，管理一个孤儿院，他多年来一直是这个分会的会长，而另一个委员会（不是共济会的），则为无家可归的成年人和流离失所的家庭建立和管理的一个庞大机构。（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维也纳期间就是收容在后面这个机构——"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中的一个人。）

我父亲这项工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重视，那时老皇帝封他为弗朗西斯·约瑟夫等级的爵位，这不仅是件必定使人大吃一惊的事，而且必定是个问题。因为虽然我的父亲——像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尊敬皇帝，但他却是一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学派的激进自由主义者，而根本不是一个政府的支持者。

作为共济会会员，他甚至还是当时被奥地利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一个团体的成员，尽管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匈牙利政府没有这样宣布。因此，共济会会员们经常越过匈牙利边界在普雷斯堡（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去接头。奥地利帝国虽然是君主立宪制，但并不受两个议会控制：它们无权罢免两位首相或解散两个内阁，甚至靠投不信任票也不行。如果可以作一比较，那末，奥地利国会看来似乎比威廉和玛丽统治下的英国国会更加软弱无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牵制和平衡，有的只是严厉的政治审查；例如：我父亲用西格蒙德·卡尔·弗吕格的笔名写了一本才华横溢的政治讽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时就被警察查封了，并且一直到1918年仍被列为禁书上。

尽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沙皇俄国西部的欧洲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气氛，奥地利也弥漫着这种气氛，并且现在看来似乎永远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维也纳大学因有许多真正出类拔萃的教师而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和民主。剧院也是如此，剧院在维也纳生活中是重要的——几乎和音乐一样重要。皇帝避开一切政党，并且不把自己和他的任何政府混同起来。的确，他彻底地遵循索仑·基尔凯郭尔给丹麦克里斯蒂安八世的戒律。

早期的影响

我是在满屋书香的气氛下熏陶成长的。我父亲西蒙·西格蒙德·卡尔·波普尔博士，像他的两个兄弟一样，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律博士。他有一个大藏书室，那里到处是书——他的餐室除外，在餐室里，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钢琴以及许多卷巴哈、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尔伯和伯拉姆斯的作品。我父亲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岁——我父亲拥有他的著作，并在这些书出版时就已读过。我父亲是一个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和法务官。至于我母亲燕妮·波普尔，母家姓施夫，我将在谈论音乐的时候更多地讲到她。我父亲是一个有才华的演说家，我听到他在法庭上辩护只有一次，那是1924年或1925年，当时我自己是个被告。依我看来，这个案子是再清楚不过的。因此我没有请父亲为我辩护，可他坚持为我辩护，我深感为难。但是他那精练、明确、真诚的演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亲对他的工作十分努力。他一直是维也纳最后一任自由派市长卡尔·格合勃尔博士的朋友和伙伴，并且父亲接管了他的法律事务所。这个事务所是我们居住的那座大公寓的一部分，它正好位于维也纳市中心，大教堂（斯蒂芬教堂）中门的对面。虽然他每天在这个事务所里工作的时间很长，但实际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律师，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藏书室里有关历史的那部分书籍数目相当可观），尤其对古希腊时期以及18、19世纪感兴趣。他写诗，并且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韵文译成德文。（他很少讲这些事。纯属偶然的：有一天我发现荷拉斯的一些欢快的韵文的译文。他独特的天赋是明朗的风格和强烈的幽默感。）他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一直保存着他的柏拉图、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叔本华，以及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由提奥多·贡佩尔茨（我的父亲高度评价他的《希腊思想家》一书）编辑的．穆勒选集的德译本；基尔凯郭尔、尼采、倭伊铿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恩斯特·马赫的著作；弗里茨·毛特纳的《语言的批判》以及奥托·韦宁格的《性别和性格》（这两本书似乎都对维特根斯坦有些影响）；以及达尔文大部分著作的译本（他的书房里挂着达尔文和叔本华的画像）。当然还有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和斯堪的那维亚权威作家的文学作品。但是社会问题是他的主要兴趣之一。他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拉萨尔、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而且还有马克思的批评家：波姆·巴维克、卡尔·曼格尔、安东·曼格尔、．．克鲁泡特金以及约瑟夫·波普尔——林克乌斯（显然是我的一个远亲，因为他出生在科林，我祖父就是这个小城镇的人）的著作。藏书室还有一个和平主义的专架，上面有贝塔·冯·苏特纳、弗里德列希·威廉·福斯特以及诺尔曼·安格尔的书籍。

因此在我能够阅读这些书籍以前很久它们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学会阅读前不久，我母亲读给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我是3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听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伟大的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尔吕夫的一本儿童读物，德译本颇为优美《小尼尔斯·霍尔格森和雁的奇遇》；英译本名为《尼尔斯奇遇记》。许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本书，至少一年一次；最后，我可能不止一次地阅读了塞尔玛·拉格尔吕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欢她的第一部小说《古斯塔·伯尔林》，虽然这本书无疑是十分卓越的。但对我来说她其他的每一本书都是杰作。

学习阅读，以及其次学习写作，当然是一个人智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无法与之比拟，因为，几乎很少有人（海伦·凯勒大为例外）能够记得学习说话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将永远感谢我的启蒙老师艾玛·戈尔德伯格，他教会了我3个①。我认为，这些是必须教给一个儿童的推一要素；有些儿童为了学习这些甚至不需要别人教。其余的就是气氛，以及通过阅读和思考去学习。

①即阅读、写作和记忆。——译者注。

除了我的双亲、我的启蒙老师和塞尔玛·拉格尔吕夫以外，我认为对我早期智力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我终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民族主义的著名奠基人之一恩格特·莫里茨·冯·昂特的一位亲戚。而阿瑟·昂特是一个热情的反民族主义者。虽然他是德国人的后裔，却出生于莫斯科，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他比我大20岁，当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已年近30岁。他在里加大学学习工程学。在1905年未成功的俄国革命中，他曾是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的强烈反对者。从1905年起，他就结识了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导人。他把他们描绘成社会主义的耶稣会教士，就是说，他们做得出牺牲无辜的人、甚至违背他们自己心愿的事来，因为伟大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昂特不是一个坚信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马克思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发现我非常愿意听社会主义思想；而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比结束贫困更为重要的了。

昂特对恩斯特·马赫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门徒们发起的运动也有浓厚的兴趣（远远超过我的父亲）。这个团体的成员自称为"一元论者"。（与著名的美国杂志《一元论者》有联系，马赫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他们对科学和认识论感兴趣，对现在所称的科学哲学感兴趣。在维也纳的一元论者中，"半社会主义的"波普尔——林克乌斯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奥托·纽拉特。

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可能是在我的朋友昂特的影响下——我的父亲是不愿意影响我的）是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我很可能在12岁就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带我参加一元论者组织的去维也纳森林的星期日远足。在这些场合，他解释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无疑，大部分内容不是我所能理解得了的，但是有趣而振奋人心。

在一元论者组织的这些星期日远足中，有一次是在1914年6月28日，当我们接近维也纳郊区的时候，已近黄昏，我们听说大公爵弗朗茨·斐迪南，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大约在这之后一个星期，我的母亲带着我和我的两个姐姐到离萨尔茨堡不远的一个村庄阿尔特——奥塞去过暑假。在那里，在我过12岁生日的那天，我收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很不幸，因为战争，"所以他很抱歉不能如愿参加我的生日。由于我收到这封信正值奥匈和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之日，所以我父亲似乎意识到战争已来临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我正好12岁；战争的岁月和战争的后果对我的智力发展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决定性的。它们使我对公认的舆论，尤其是政治见解持批判态度。

当然，在那个时候是很少有人知道战争的含义的。震耳欲聋的爱国主义喧嚣响遍全国，甚至我们以前和战争贩子格格不入的团体的某些成员都卷入了这种喧嚣，我的父亲感到悲痛和沮丧。但是甚至昂特也能看到一些希望，他希望在俄国发生民主革命。

后来我常常回忆这些日子。在战争之前，我们团体的许多人讨论了一些政治理论，那些理论是坚定的和平主义的，至少是对现存秩序进行强烈批判的，他们还对奥德联盟、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尤其是在塞尔维亚的扩张主义政策持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突然变成这种政策的支持者，使我大为震惊。

今天，我对这些事情有了更清楚一些的理解。这不仅是舆论的压力；而且也是忠诚已经分裂的问题。而且也有恐惧——恐惧暴力措施，在战争期间，当局必定会采取这些措施来反对持不同政见者，因为在持不同政见和叛国之间并无绝然分明的界限。但在那时我大为困惑不解。当然，我对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党出了什么毛病：他们的国际主义是如何瓦解的一无所知（在罗歇·马丁·杜伽尔的《梯玻勒》一书的最后一卷可以找到对这些事情的精彩描述）。

有几个星期，在我的学校的战争宣传影响下，我也受到了一点普遍情绪的感染。1914年秋，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庆祝和平》，我在诗中设想：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成功地抵抗了进攻（那时我确信"我们"受到了进攻），诗描绘和歌颂了和平的恢复。尽管这并不是一首十分好战的诗，但是我很快就对"我们"受到了进攻这种设想而感到惭愧之极。我认识到了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和德国人对比利时的进攻都是可怕的事情，面庞大的宣传机器却试图使我们相信它们是正义的。1915年-1916年的冬天，我开始确信无疑，在战前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下——奥地利和德国的事业是非正义的，我们理应输掉这场战争（所以，正如我天真地论证过的那样，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

有一天，我想那肯定是在1916年，我拿着一份关于这种观点的经过充分准备的声明到父亲那里，但是我发现他的反应比我预料的冷淡。他比我更怀疑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和战争的结局。当然，他在这两方面都是正确的，而我显然用过分简单化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事情。然而他十分认真地对待我的观点，而且在详尽讨论之后，他表示倾向于同意这些观点。我的朋友昂特也是如此。以后，我几乎就没有怀疑了。

与此同时，我所有够年龄的堂兄弟们都在奥地利军队里当军官打仗，我们的许多朋友也是如此。我的母亲仍然带着我们到阿尔卑斯山脉去度暑假，而1916年我们又住在萨尔茨卡梅古特——这一次是在伊施尔，我们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这间小屋高高地坐落在长满树木的坡上。弗洛伊德的姐姐罗莎·格拉夫和我们在一起，她是我的父母的一个朋友。她的儿子赫尔曼只比我大5岁，在上前线前最后一次休假时，穿着军服来看望我们。之后不久就传来了他的死讯。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姐姐，弗洛伊德的最受宠爱的侄女——都悲痛欲绝。这使我认识到那些可怕的开列着死亡、受伤和失踪的人的长串名单的含义。

不久以后，各种政治问题又暴露出来。旧的奥地利是个多种语言的国家：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和讲意大利语的人。由于捷克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从奥地利军队开小差，现在传闻开始到处散布。瓦解已经开始。我们家的一个朋友当时正担任军法官，他告诉我们有关南斯拉夫运动的情况（他不得不对这个运动进行专门研究），以及有关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洛大学的一位哲学家、捷克人的领袖马萨里克的事。我们听到了关于讲捷克语的奥地利战俘在俄国组成的捷克军队的事。后来，我们又听到关于对叛国判处死刑以及由奥地利当局指挥的对有不忠诚嫌疑的人实施恐怖统治的传说。

（邱仁宗段娟译）

长年的疑问

作者：汤川秀树

我在上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就明确地下定决心要成为物理学家。其原因之一，是我认为自己欠缺成为动物或植物研究工作者的素质。从幼年时代到少年时代，我也像一般人一样对昆虫有兴趣。那时，我住在京都市内，和今天不一样，身边就有昆虫。有树丛的庭院就是各种各样昆虫的栖息之所。我还在附近的皇宫树林里捉过独角仙，拿回家来放在点心盒里饲养。但是，同动物打交道没有更大的进展。对植物的关心就更淡薄了。草木的名字听了过后，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很久以后，我写起和歌来。但是不知道植物和鸟儿的名字，常常感到伤脑筋。

因此，我没有成为生物学家。但是，有一个关于生物的疑问，从少年时代起直到今天，始终留在我的心中不曾消失，尽管在这过程中，它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从我上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它就开始产生了。上生物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作了关于进化论的初步讲解。首先介绍了拉马克（．．）的器官用进废退说。他认为，生物如果经常使用各种器官，它们就逐渐发达，生物则因此而进化下去。这种观点，对于中学生的我，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老师却认为这种说法要不得。他认为，生物出生以后，后天获得的能力是不遗传的，对于进化不起作用。于是，他接着开始讲解达尔文的进化论，说：同类的生物之间进行着生存竞争，在这过程中，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者，其子孙也将繁衍增殖；生物是靠这种自然淘汰而进化的。这对我说来，难于理解得多。回家以后，我仍然拼命地思考，但还是不能理解。

很久以后，我更多地懂得了物理学之后，试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注意到：大概是因为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包含着统计上的考察，所以才难于理解的吧。拉马克那样的思维方法是根据以下情况得出物种进化结论的，即：生物的一个个的个体在生存期间是遵循着因果法则在变化的。该个体又遵循着某种因果法则将那变化遗传给它下一代的一个个的个体。这正是古典物理学家的思维方法。当然在这里，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存在着个别因果律。在这一点上，达尔文那样的思维方法——作为多数个体集团的物种总体的变化倾向就成问题了。在物理学方面，作为与此相对应的思维方法，是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大约20年后才建立了被称作古典统计力学这一学科。在这里，中心问题是：以建立了个别因果律的古典力学为基础，而从统计上去解释热力学的各种现象。但是，拉马克那样的进化论，和物理学的情况不同，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古典力学的任务，这是很显然的。取而代之的究竟是什么呢？那时，我这个中学生并不很了解物理学和生理学，当然不可能那样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当时的朴素的疑问，不久不是就面临了应该发展成为上述那种形式的命运了吗！后来，我仍然在思考那个问题。

20世纪初，在生物领域出现了突然变异说。令人惊奇的是，它同物理领域量子论的提出几乎是同时。尽管后者意味着发现了微观过程的不连续性，但是对于这样的过程，当时我仍然认为存在着个别因果律的吧。直到20多年后建立起了量子力学，对于一个个的微观过程，我才终于不得不放弃因果律的想法。这是因为我明白了；由于同样原因开始的微观过程，结果却各不相同，因此只有承认根据非常多的过程所获得的结果而归纳出的关于分布情况的规律。这意味着用统计因果律置换了个别因果律。这是一种非决定论。在我了解了量子力学及其统计解释后不久，就是说在1930年，我甚至在想象：在生物领域难道也有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吗？不过，所谓突然变异是罕见的现象。在一般条件下，非如此的情况则是压倒多数。正因为如此，生物的种才得以存续下来。和量子力学的情况不同，遗传现象具有强烈的决定论性质。不仅如此，即使偶尔见到偶然发生的突然变异，它同量子力学的非决定性似乎也不是同种的东西。到了1940年，我读了薛定谔（．）的名著《生命是什么？》以后，才明白了这个问题。他是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他反对以马克斯·玻恩（）、海森堡（．.）和尼尔斯·玻尔（．）为代表的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即承认微观物理现象的非决定性的统计解释，而主张立足于波动一元论的决定论。在这场论争中，正统派一方处于优势，绝大多数年轻的物理学家都奔向了该阵营。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上面谈到的那样，一时我当然也认为在生物领域也像量子力学似地，非决定性是重要的。在正统派中，特别是玻尔，把为理解微观物理现象而引进的互补性概念类推地带入了对生命现象的解释之中。但是这里所说的互补性意味着在无生物的物理现象中看不到的新的性质。因此，受其影响而从物理学转而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德尔布吕克（）期待着能够发现与物理法则不同的法则。但是其后的事态进展却与他的预想相反。就是说，薛定谔在德尔布吕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已经拓展了如上所述的决定论见解。扩而大之，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建立了模型以后的情况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在这里可以看出180度的大改变。因为我明白了：在量子力学的解释上曾处于劣势的薛定谔一方，在解释生命现象上却较玻尔显然有先见之明。不仅如此，还明白了：按照分子水平上的朴素实在论、机械论的思维方法就能够充分理解遗传现象。这是笛卡儿式的"动物机械论"的现代版。当然，在它的背后确实有着电子水平的量子力学机械论。不过，我知道，不深入到这种程度也无妨。这从物理学方面来看，甚至令人有翻了个儿之感。但是，在生命现象研究方面，还有广阔的未知领域展现在前方。尤其是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动物的神经系统，今后将会多次地迎来新局面的吧。而且，在某方面不是将会面临不辜负玻尔和德尔布吕克当初的期待的新情况的吗！似乎也有专家作如是想。这是后话。

说到这里，回顾一下便可以发现，我从中学时代以来关于进化论的朴素的疑问，至今仍未打消。反而又增添了其后的新的疑问。我记得大约是在大学时代，我读过海克尔（．．）的著名的《宇宙之谜》。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899年。所以，关于物质和宇宙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古典物理学基础上，从今天看来，是完全过时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一点或者他的一元论哲学却总是好的。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主张的说服力，尽管我未能十分理解。这种主张贯穿在关于动物发生的详细得甚至有些烦琐的叙述之中。用一句话来说，它就是：个体的发生是重复系统的发生。长年以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从达尔文那样的进化论中，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其后，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奇怪的是，哪一本书也没有触及这个问题。而且，尽管我试向各方面的专家谈起过我的朴素的疑问或者我这样的外行想法，却都没有反应。近来，我仍一而再地重复这种经验。不过，最近我感到反应稍有不同。稿纸已经写完，留待另外的机会再谈这个问题吧。在这里，我只是想坦率地承认：一个物理学家很久很久以来，关于生物的进化一直抱有朴素的疑问这一事实。生物学尽管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直到今天，对于我长年的疑问仍未给出能够令人满意的、一语中的的回答，却令人焦躁。

（杨铁婴译）

船上航记：日落

作者：列维·斯特劳斯

列维·斯特劳斯（1908——），法国社会人类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1959年起）、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他把人类一切的亲属关系归纳为三种结构和两种交换形式，认为社会人类学应主要研究深层结构的转换规则。著有《结构人类学》等。

科学家把黎明和黄昏看成同一种现象，古希腊人亦是如此，所以他们用同一个字来表示早晨和晚上。这种混淆充分反映出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理论的思辨，而极为忽视事物的具体面貌。由于一种不可分割的运动所致，地球上的某一点会运动于阳光照射的地区与阳光照不见或即将照见的地区之间。但事实上，晨昏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太阳初升是前奏曲，而太阳坠落则是序曲，犹如老式歌剧中出现于结尾而非开始的序曲。太阳的面貌可以预示未来的天气如何。如果清晨将下雨，太阳阴暗而灰白；如果是晴空万里，太阳则是粉红的，呈现一种轻盈，被雾气笼罩的面貌。但对一整天的天气情况，曙光并不能做出准确的预告，它只标明一天天气进程的开始，宣布将会下雨，或者将是晴天。至于日落，则完全不同。日落是一场完整的演出，既有开始和中间过程，也有结尾，它是过去12个小时之内所发生的战斗、胜利和失败的缩影。黎明是一天的开始，黄昏是一天的重演。

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更多地注意日落而较少注意日出的原因。黎明给予人们的只是温度计和晴雨表之外的辅助信息，对于这些处于低等文明之中的人们来说，只是月相、候鸟的飞向和潮汐涨落之外的辅助信息。日落则把人类身体难以摆脱的风、寒、热、雨种种现象组合在一起，组成神秘的结构，使人精神升华。人类的意识活动也可以从那遥远的天际反映出来。当落日的光辉照亮了天空的时候（如同剧院里宣布开演时并非是传统的三下锤声，而是突然大放光明的脚灯），正在乡间小路上行走的农民停止脚步，渔夫也拉紧他的小船，坐在即将熄灭的火堆旁的野蛮人，会朝天空眨眨眼睛。回忆是人的一大快乐之一，但回忆并非都是快乐，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再经历一次他们所津津乐道的疲倦和痛苦。记忆就是生命，但它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生命。所以，当太阳如天上某种吝啬的神灵扔下的施舍一般，落向平静的水面时，或者当那圆圆的落日把山脊勾勒成如同一片有锯齿的硬叶时，人们便在短暂的幻景中得到那些神秘的力量以及雾气和闪电的启示，它们在人们心灵深处所发生的冲突已经持续了一整天了。

因此，人们的心灵深处肯定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否则，外观现象的平淡无奇不足以说明气候为何有如此壮观激烈的变化。今天这一整天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可书可记之事。将近下午四点，正是一天中太阳开始失去清晰度而却光辉不减的时候，也正是仿佛有意为掩饰某种准备工作而在天地之间聚焦起一片金光的时候，"梦多姹号"改变了航向。船身随着微微起伏的波涛摇动，每一次轻摇，人们都会更加感受到天气的炎热，不过船行的弧度极不易觉察，人们很容易把方向的改变误认为是船体横摇轻微的加剧。实际上，没有人注意航向已经改变，大海航行，无异于几何移位。没有任何风景告诉人们已经沿着纬度线缓缓地走到了什么地方，穿越了多少等温线和多少雨量曲线。在陆地上走过五十公里，可以使人有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的感觉，可是在茫茫大海上移动了5000公里，景色还一成不变，至少没有经验的人看来如此。不必忧虑路线和方向，也不必了解那凸起的海平线后面目力难及的陆地，对这一切，船中的旅客可以完全不加以理会。他们觉得自己仿佛被关进了一个狭小的空间，被迫要在这里度过事先已经确定的天数，他们之所以以此为代价，不仅因为有一段行程要完成，更主要的是享受一下从地球的一端被运到另一端而无须动用自己的双脚的特权。由于上午迟迟不愿起床和慵懒的进餐，他们都变得虚弱无力，无精打采，吃饭早已经不能带来感官的愉快，而只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所以他们尽力使时间拖长，以便填补度日如年的空虚。

实际上，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不需要人们花费任何力气。他们当然知道，在这个庞然大物的深处的某个地方安装着机器，有人在那里工作，使之运转。但工作着的人们并不想让别人去看望他们，乘客没想到要去看望他们，船上的官员也没有想把两者拉在一起。人们只能在船上懒散地踱来踱去，看着一名水手往通风器上刷油漆，几名身穿蓝工作服的服务员不甚卖力气地在头等舱的走廊上推着一个湿墩布，看到他们，人们才意识到轮船在向前行进，生锈的船身被海浪拍打的声音，隐约可闻。

5点40分的时候，西方似乎出现了一个结构复杂的空中楼阁，充塞了天地，它的底部完全呈水平方向，大海仿佛由于某种不可理解的运动突然升高，倒立在天空的海水中间似乎有一层厚厚的难以看见的水晶。在这个庞大的结构的顶端，仿佛受反转的地心引力的作用，是变幻不变的框架，膨胀的金字塔和沸腾的泡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向高空伸展。那些沸腾的泡沫既像云彩又像建筑的装饰线脚，因为看起来很光滑，仿佛是镀金的木头圆雕。这个遮天蔽日、一团混沌的聚合物，色彩昏暗，只有顶端，闪烁着道道明亮的光辉。

在天空更高的地方，金色的光线变成没精打采的曲线，交织在一起，它们仿佛不是由物质组成，只是纯粹的光线而已。

顺着海平线向北望去，那种巨大的空中楼阁变小了，在四散的云片中渐渐升高，它的后面，在更高的地方，仿佛现出了一条带子，顶端呈五彩缤纷之状。在接近太阳——此时尚看不见——的一侧，阳光使之罩上了一个明亮的边缘，再往北看，各种构造的形态已消失，只剩下那条光带，暗淡无光，融入大海。

同样的另一条带子出现在南方，但顶端布满石板状的大块云朵，犹如支柱之上的座座石屋。

把背对着太阳，向东方望去，可以看见两群重叠在一起向长处延伸的云块。因为阳光在它们的背后，所以远景上那些小丘状、膨胀着的堡垒，都被阳光照亮，在空中呈现出交织的粉红、深紫和银白。

与此同时，在西方的那一片空中楼阁之后，太阳正在缓缓下坠。在日落的每个不同阶段，有某道阳光可能会穿透那一片浓密的结构，或者自己打开一道通道，光线于是把障碍物切成一串大小不同、亮度各异的圆片。有时候，阳光会缩回去，仿佛一只握紧的拳头，此时，云制的手套只让一两个发光而僵直的手指露出来。或者有时候，仿佛是一条章鱼，爬出了烟雾弥漫的洞穴，然后又重新退回洞中。

日落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开始时太阳是建筑师。后来（当它的光线只是反射光而非直射光的时候），太阳变成画家。当它在海平线上消失的时候，光线立刻变弱了，形成的视平面每时每刻都更为复杂。强烈的光线是景物的敌人，但在白天与黑夜转换的时刻，却可以展现一种奇幻和转瞬即逝的结构。随着黑暗的降临，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了，如同色彩美丽的日本玩具。

日落第一阶段开始的准确时间是5点45分。太阳已经很低，但还没有触及海平线。太阳开始在云层结构下面出现的一刹那，如同蛋黄一样喷薄而出，把一片光辉洒在它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的云层结构上。光芒四射之后，立刻就是光芒的回缩，周围黯淡下来，于是在海平面和云层底端的空间之中，出现了一道迷蒙的山脉，开始时在一片光辉之中影影绰绰，继而变得昏暗和棱角峥嵘。与此同时，扁平的山体也变得庞大起来。那些坚实黑暗的形体缓缓移动，如同一群候鸟在飞越广阔火红的大海，于是那一片火红逐渐从海平线向天空延伸，揭开了色彩缤纷阶段的序幕。

渐渐地，夜晚的庞大结构消失了。充塞着西方一整天的庞然大物，此时像一块轧制的片状金属，被一种来自背后的光辉照亮，光辉始而金黄，继而朱红，最终变为桃红。已经扭曲变形和正在缓缓消失的云块，也被光辉溶化和分解，如同被一阵旋风裹挟而去。

由云雾织成的无数网络出现在天空时，它们形状各异，有水平的，倾斜的，垂直的，甚至螺旋形的，向四面八方伸展。随着阳光的减弱，光线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照亮（好像琴弓忽起忽落，拨动不同的琴弦一样），使每个网络仿佛都具有它所特有而随意的色彩。每个网络在光辉中出现的时候，都是那样干净，清晰，像玻璃丝一样，又硬又脆，然后就渐渐地解体了，仿佛因为其组成的物质暴露在一个充满火焰的天空而无法忍受高温，变黑了，分解了，越来越薄了，最终从舞台上消失，而让位于另外一个新组成的网络。到最后，各种色彩都混合在一起，变得难以分辨，如同一个杯子里不同颜色和不同浓度的**，起初还层次分明，接着渐渐地混合在一起。

在此之后，人们就很难跟踪观察远方天际上的景观了，那每隔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重复出现的景观。当太阳触及西部海平线的时候，东方的高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些以前看不到的紫色彩云，彩云不断扩展，不断增加新的细部和色彩，然后从右至左地缓缓消失，仿佛被一块抹布慢慢而毫不犹豫地擦掉。几秒钟之后，澄澈深灰色的天空重新出现在云层堆积的堡垒之上。当那一片堡垒渐呈灰白的时候，天空却一片粉红。

在太阳那边，在原来的那条老带子后面，出现一条新的带子，前者灰白，昏暗，后者红光闪烁。当这后一条光带的光辉暗淡下去的时候，顶端那尚未被人注意的斑驳的色彩，此时渐渐扩展开来，其下部爆发为一片耀眼的金黄，其上部的闪光演变为棕色和紫色。人们似乎在显微镜下，顿时看清了那些色彩的结构，成千上万条纤细的光线，仿佛支撑着一个骨架，使之呈现出浑圆的形状。

此时，太阳直射的光线业已全部消失，天空只剩下了红黄两色，红色如同虾和鲑鱼，黄色如同亚麻和干草。五彩缤纷的色彩也开始消逝。天空的景观重新出现白色、蓝色和绿色。然而海平线上还有些角落在享受着某种短暂而独立的生命。左边，一道没有被人发现的面纱突然出现，像是几种神秘绿色的随意混合。颜色然后渐渐转成艳红，暗红，紫红和炭黑，犹如一支炭条在一张粗糙的纸上留下了不规则的痕迹。在这道面纱的后面，天空呈现出高山植物般的黄绿色，那条光带依然一片昏暗，轮廓完整清晰。西边的天空，那水平状纤细的金线发出最后的闪光，可是北边近乎完全黑了下来，那些小丘状的堡垒，在灰色的天空下，变成乳白色的隆起。

白日消逝，夜晚降临，这一系列近乎完全相同而又不可预测的过程，乃是最为神秘不过的事情。种种迹象，伴着变化不定和焦虑，突现于天空。没有能预测这一特定的夜晚采取什么形式降临。仿佛由于一种神秘的炼金术的作用，每种颜色都成功地变化为其互补色，可是画家要获得同样的效果，则必须在他的调色板上加入一管新的颜料。然而对黑夜而言，它可以调出无穷无尽的混合色，它开始展现的只是一种虚幻的景象：天空由粉红变成绿色，其真正原因是某些云彩变为鲜红的颜色而我却未曾注意，对比之下，原本是粉红的天空就呈现出绿色，因为这种粉红的色调太淡，无法和那种新出现的强烈色彩相抗衡。不过，天空颜色的变化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由金黄变为红色不像由粉红变为绿色那样令人惊讶。黑夜就这样仿佛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降临了。

于是，金黄与紫红的颜色开始消逝，黑夜代之以自己的底片，温暖的色调让位于白色和灰色。黑夜的底片上慢慢现出一种海景，悬于真正的大海之上，那是由云彩组成的一幅广阔无垠的银幕，缓缓散成丝缕，变成座座平行的半岛，如同在一架低飞而一翼倾斜的飞机上所看到的平坦而布满黄沙的海岸，仿佛正把箭头射入海中。白日的最后几道光芒，低低地斜射到云朵组成的箭头上面，使其外表很像坚硬的岩石，人们眼前的整个幻象因此更为壮观。那些如岩石般的云朵，平时展现在光辉与黑影的刻刀下，但此时的太阳仿佛已经无力在斑岩和花岗岩上使用它明亮的刻刀，而只能把变幻不定和烟云叆叇的物质，当作它的雕刻对象，不过，这位正在徐徐下坠的雕刻家依然保持着固有的风格。

随着天空渐渐变得澄激起来，人们看到那如同海岸一般的云彩中，出现了海滩，泻湖，成堆的小岛和沙洲，它们被天上那个平静的大海所淹没，同时在不断分解的云层中形成许多峡湾和内湖。由于环绕那些云朵箭头的天空很像海洋，也由于海洋通常反映天空的颜色，所以天空的景观乃是一种遥远景观的再现，太阳将再次在那遥远的地方坠落。此外，只要看看天空底下的真正的海洋，海市蜃楼般的风景就会立刻无影无踪：它既不是正午的灼热，也非晚餐后的美妙和波浪轻摇。几乎从水平方向而至的光线，只把涌向它们那个方向的海浪照亮，海浪的另一面则一片黑暗。膨胀的海水于是现出鲜明浓重的暗影，如同脱胎于一种金属。一切透明的景象全部消失。

于是，通过一个很自然，却又始终无法觉察和迅疾的过渡，夜色取代了暮色，一切均不复原来的样子。天空，在临近地平线的地方，是一团漆黑，高处则呈土黄色，最高处是一片蔚蓝，被白日结束逼得四处逃窜的云朵业已呈现支离破碎之状，很快就只剩下了干瘪的病态的道道黑影，如同舞台上的布景支架，演出结束，灯光熄灭，立刻显现出其可悲、脆弱和临时搭就的本来面貌，它们所制造的幻象，并非出自它们本身，只不过是利用灯光和视角所造成的错觉而已。不久之前，云间还是那样活跃鲜明，每时每刻变化无穷，此时则被固定在一个痛苦而无法改变的模式里，将和渐渐黑暗下去的天空融为一体。

（赵坚译）

教授的尊严

作者：费曼

费曼（1918——），美国物理学家。生于纽约。1939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194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参与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工作。1945年至1951年在康奈尔大学任教。1951年起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他提出的费曼图、费曼规则和重正化的计算方法，是研究量子电动力学和粒子物理学不可缺少的工具。因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与人同获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量子电动力学》、《费曼物理学讲义》等。

我相信，如果不是教书，我不会真正成功。因为，这样，我在做某种事情，而又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至少我存在着；至少我做了些事情；我已经做了某些贡献。"——这仅是心理上的。

40年代，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有幸能够看到这个高级研究所中那些聪慧卓绝的人做了些什么，由于他们具有惊人的才智，就被特别选拔进来，荣获跻身于这座高尚的木质板房的机会。不教课，也不负任何责任。这些可怜的家伙现在可以坐下并自己思考一切了，是吗？但事实上，他们不可能用一段时间就产生一个新思想：他们似乎有各种机会去做某些事情，但是不可能经常产生新思想。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自疚和压抑会折磨你，使你开始为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新意而焦急。你感到什么事情也没做，什么也想不出来。

由于没有足够实在的推动力和紧迫感，事情就会很平淡：不和搞实验的人接触，不必考虑如何回答学生的问题，什么也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都存在着进展顺利，出现好的思想苗头的阶段，这时教书就是一个妨碍，并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生厌的累赘了。然后又是一个思维贫乏的较长时期。如果你没有教书，什么也没干，会使你神经质的！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课。"

如果你正在教一门课，你可以思考你已很清楚的一些基本东西。这些东西是有趣的，令人愉快的。重新接触它们不会有任何坏处。有更好的方法去描述它们吗？是否存在与之相联系的新问题？你可以给它们以什么新观念吗？基本东西考虑起来要容易些：即使没有新的看法也无妨，你以前所掌握的知识，对于上课已足够了。如果你想到了某些新意，那就会非常高兴。

学生的问题常常是新的研究课题的源泉。他们常常会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可以说是我不时考虑过，而后暂时放弃了的。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个问题，看看我现在是否有所进展，对我是没有任何坏处的。学生也许不能理解我想回答的内容，或者我所要考虑的更精确的东西，但是他们提出的与之有关的某个问题启发了我。而仅靠自己是不容易得到这种启示的。

所以我发现教课和接触学生使人生命不息，而我绝不接受别人为我安排的不教书的好位置。绝不。

有一次朋友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位置。

战争期间，当我仍然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汉斯·贝特给我在康奈尔弄到了工作，年薪3200美元。从其他的地方我可以得到更高一些的报酬，但是我喜欢贝特，就决定去康奈尔，而不在乎钱。但贝特总是照应我，当他知道其他地方给更多钱的时候，我还未到任他就让康奈尔将我的年薪增加到4000美元。

康奈尔方面通知我，我要教一门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课程，并让我11月6日到校。期限定在年尾，听起来有点滑稽。我从洛斯·阿拉莫斯乘火车到伊萨卡，路上花了不少时间为曼哈顿计划写最后的报告。我还记得，在从布法罗到伊萨卡夜间行车的那段旅途上我开始备课。

你必须了解洛斯·阿拉莫斯的紧迫感。要尽可能快地做每件事；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每件事情都得在最后一分钟完成。所以第一次讲课前的一两天，在火车上备课，对我似乎是很自然的。

对于我来说，"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是一门理想的教授课程。这正是我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把数学应用到物理。我知道哪些方法是真正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在利用数学技巧努力地工作了4年中我已积累了许多经验。所以我在课中安排了不同的题目，以及如何处理它们，而且我还有教案——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在伊萨卡下了火车，像平常一样，我肩上扛着一个很重的箱子。一个小伙子喊道："先生，要出租汽车吗？"

我从没想过乘出租汽车：我总还是一个年轻人，缺钱。这些事总想自己作。但一转念又思忖："我是一个教授——应该是尊严的。"所以我从肩上放下箱子，把它拿在手上，并且说："是的。"

"去哪里？"

"旅馆。"

"哪个旅馆"？

"在伊萨卡你可以找到的一个旅馆。"

"您已预定了吗？"

"没有。"

"弄到一个房间是不容易的。"

"我们就一个一个旅馆去问。你停下等着我。"

我们找到了伊萨卡旅馆：没有房间。又去到旅行者宾馆：他们也没有房间。我对司机说："不要用车随着我在城里转了，那得花好多钱。我自己一个一个去找好了。"于是我把箱子放在旅行者宾馆，就开始到处转，寻找一间房。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新教授，我有了多少准备。

我发现另外一个人为寻找房子也在周围转。这就表明了旅馆根本不可能有空房间。过了一会儿，我们信步走上一个小山，并且逐渐地知道了我们正走在校园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