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个别价值之间比例的变化04

在进步的过程当中，每种特殊的动物食品变成最贵的食品的时候，它肯定就是为饲养家禽而耕种土地的前奏。在这一措施普及之前的一段时间，家禽的稀缺肯定会提高其价格。每当这个措施普遍实施之后，新的饲养方法常常使农场主可以在同一块大小的土地上养殖更加多的那种特殊的动物食品。充足的货源不仅仅迫使他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并且由于上述改良的结果，他也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假如他无法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则多产就不会长期存在。或许三叶草、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等的栽种，就是以这种方式促进了伦敦市场上鲜肉的普通价格多少低于上世纪初叶的价格。

猪把粪便看做自己的食物，就像家禽一样贪婪地吞食被其他有用动物所唾弃的东西，一种剩下来的东西。不需要花钱，或者少花费便可以饲养足够数量的动物以满足需要，则这种鲜肉在市场上的价格就会比其他任何动物的鲜肉便宜很多。但是一旦需求超过所供应的数量，当猪的饲养以及催肥像饲养以及催肥其他牲畜一样需要专门栽种的食物的时候，猪的价格就肯定肉的价格，使饲养生猪要比饲养其他牲畜昂贵。在法国，按照布丰先生的意见，猪肉的价格几乎和牛肉相同。在大不列颠的大多数地方，猪肉的价钱现在要高于牛肉。

在大不列颠，经常把猪以及家禽价格的大幅度上扬归咎于农家小户以及小土地占有者数目的减少。后者数目的减少在欧洲各个地方都是技术改良以及耕种改良的直接先驱。不过与此同时它又可能促成猪以及家禽的价格上扬，并且要比在没有发生这个现象的时候还要涨得快一些。就像同一个最贫困的家庭常常无须花费任何费用就可以饲养一只猫，一个最为贫困的小土地占有者常常花费无几就可以饲养一群家禽，或者一头母猪以及几只小猪。他们餐桌上的剩余，他们的乳浆、脱脂乳以及黄油乳都可以作为饲养那些动物的一部分食物，其余的部分那些动物能够在附近的田地里自己去寻找而又不会为任何人造成明显的伤害。因此由于那些小土地拥有者数目的减少，这些不需要什么花费就能生产的商品的数量肯定大大地减少，所以它们的价格肯定要比没有减少的时候提高得更快。但是，在改良的过程当中，无论如何它总要上扬到它所能达到的最大高度，或者达到这样的一个价钱，即足以支付耕种为动物提供食物的土地所需劳动的费用，就像对于大多数其他耕地偿付投入其劳动以及支出那样。

制乳业像喂猪以及饲养家禽一样原来也是作为一种废物利用的业务。农场必须饲养的牲畜所生产的奶多过饲养小牛或者多于农场主家庭所需要的消费量，并且有一个特定季节产奶最多。不过在所有土地产品当中，牛奶或许是最易于变坏的。在炎热的夏季，也是最为丰产的季节，它很难保存 42个小时。

农场主把一小部分牛奶做成新鲜牛油可以保存一周，制成咸黄油则可以保存一年，制作成奶酪，他能够把更多的牛奶保存数年。所有的这些乳制品一部分是为了自己家庭的食用储备，其余部分则送到市场以求卖得一个尽可能好的价钱，不过无法卖得太低，否则就会挫伤他把超出家用部分送到市场的积极性。假如价格太低，他就会把制**管理得非常马虎，或许根本就不会想到要为了它专门弄一间房子，并且会让整个制造在烟雾、污秽以及肮脏的厨房当中进行。

三四十年之前苏格兰所有农场主的制**就是如此，今天还有非常多的制**是这样。促使鲜肉价格逐渐上扬的原因，也就是需求的增长，还有由于国家进步而导致花费非常少甚值无须花费就可以饲养的牲畜的数量的减少，以相同的方式提高了乳制品的价格。乳制品的价格当然和鲜肉的价格相联系，或者和饲养牲畜的费用相联系，增长的价格足够支付更多的劳动报酬，让农场主更为关心制作过程中的清洁。所以制**获得了农场主更多的重视，乳制品的质量获得了不断的改善。乳制品的价钱最后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以至于为了制乳用某些最肥沃以及耕作得最好的土地来饲养牲畜都变得值得。并且当价格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再上扬了。假如再次上扬，更多的土地马上就会转用于这个目的。英格兰的大多数地区看来就已经达到了这一高度，在那里许多好地一般都投入了这个用途。假如我们除去几个非常大的城市的郊区，在苏格兰好像并没有一个地方达到了这一高度。那里普通的农场主极少会单纯为了乳制品用自己非常好的土地去栽种牲畜的饲料。虽然乳制品的价格在最近几年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但仍然太低。确实，和英格兰的乳制品相比，苏格兰的乳制品质量较差，因此与其价格是完全相符合的。但是，质量低或许正是其价格低的结果，而不是它价格低的原因。我理解，即便质量好非常多，在国家现在的情况下，大多数送往市场的乳制品也不会卖得比现在好得多的价钱；而现今的这个价格可能不足以来支付生产质量更加好的产品所必需的土地以及劳动的费用。在英格兰的大多数地区虽然价格高一些，不过乳制业并未被认为是比栽种小麦或者催肥牲畜——农业的两个大项目——具有更加多的利润，而在苏格兰的大多数地区，它甚至还不会有英格兰现在这么大的利润。

非常明显，在每种由人类的劳动栽种的产品的价格并没有高到足以完全支付改良以及完善的耕作费用之前，并没有一个国家的土地可以获得充分的耕作以及改良。为了做到这点，每种产品的价格首先必须足够支付良好谷地的地租，由于它调控着其他大多数土地的地租。其次，需要足以支付劳动以及农场主的费用，就像常常对于良好的谷地所支付的一样，或者换句话说，要足以补偿农场主所投入的资金还有普通利润。每种产品价格的这种上扬显然必须先用以栽培它的土地的改良以及开垦。获利是一切技术改良的结果，任何东西假如其肯定结果是亏损，就不应当称之为技术改良。为了一个商品而改良土地，它的价格却又无法收回成本，这就是亏损。假如一个国家的完美的技术改良以及耕种，就像大多数的情况那样被看做所有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则所有那些不同种类的原生产物的价格的上扬就不应视作一种公共灾难，而应该视作所有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的先驱以及伴随物。

以上所有不同原生产物的名义价格或者货币价格的上扬并不是银价贬值的结果，而是它们真实价格上扬的结果。它们变得不仅仅要比之前值得交换更加多数量的白银，并且值得交换更多数量的劳动量以及生活必需品。因为把它们送往市场需要花费更多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因此它们投入市场之后，代表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数量也更加大，或者说等于更多的劳动量以及更多的生活必需品。

第三类

原生产物的第三类以及最后一类是这样的一些原生产物，人类的劳动对于增加它们的数量的作用有限或者不确定。这一类产品的价格在技术改良的过程当中自然上扬。因此，即使这类原生产物的真实价格在技术改良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趋向于上扬，但是不同的意外事件也可以偶然使得人类的勤劳在扩大它们的产量上获得一些成功，其真实价格有的时候也可能下跌，有的时候在改良的不同时期保持原状，有的时候在同一时期又多少有一些上扬。

还有一些原生产物，它们的天性让它们成为其他原生产物的附属品。如此一来，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的后一类原生产物的数量就肯定受到前一类原生产物数量的限制。譬如，任何的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的羊毛或者生皮的数量是受到那个国家所饲养的牲畜的数量大小的限制的。国家的进步状态以及农业的性质又肯定决定着这一个数目。

能够设想，在技术改良的进程当中，那些逐渐让鲜肉价格提高的原因应该对于羊毛以及生皮的价格具有一样的效果，并且使它们成比例地提高。假如在技术改良的原始阶段将后一类商品的市场局限在前一类商品的狭窄市场之内，则上面所说或许就会成为事实。不过它们各自的市场常常是非常不同的。

鲜肉的市场在各个地方几乎都是局限在自己国内。当然，爱尔兰以及英属美洲的某一些地区进行着相当规模的腌肉贸易。不过我相信，它们仅仅是商业世界中绝无仅有的这样做的国家，换言之，它们是仅有的两个向其他的国家出口相当数量的鲜肉的国度。

反之，羊毛以及生皮的市场在技术改良的原始阶段就不完全局限在本国。它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运输到遥远的国度，并且羊毛在运出的时候无须进行任何加工，生皮也只需要略微加工。因为它们是许多制造业的原料，即使其本国可能对于它并没有任何的需求，但是其他国家的工业可能对于它们有所需求。

在耕种落后也是人口稀少的国度，羊毛以及生皮的价格常常总是要比整个动物的价格还高一些。而在技术改良不断深入、人口不断增长的国家，对于鲜肉的需求则还要大一些。休谟先生提出，在撒克逊的时代，一头羊身上一次剪下的羊毛就占了一只羊的价值的2／5。这就要比它在现今估计的比例高非常多。依据我所知，在西班牙的某些省，宰羊的时候常常只是单纯为了取毛以及取脂。而羊的躯体经常被丢弃在地上任其腐烂，或者让野兽或猛禽嚼食。假如说在西班牙有的时候才发生这种现象，则在智利是常常发生的事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西属美洲的非常多的地区几乎常常是单纯为了获取生皮以及油脂而宰杀有角牲畜。而海地岛常常受到海盗侵扰，法国移民定居(现在沿海岸延伸到几近于整个西部半个岛)之初，改良以及人口繁殖都并没有达到使西班牙人的牲畜具有某些价值之前，那里也常常专为获取生皮以及油脂而宰杀牲畜。西班牙人现在仍拥有该岛的东海岸还有整个内陆地区和山区。

即使在技术改良以及人口增长的过程当中，整个动物的价格肯定上扬，不过躯体的价格也受到这个上扬的影响，并且可能要比羊毛以及生皮价格所受的影响还大。躯体的市场在原始的社会状态之下，总是局限在生产它的本国当中，现在肯定和技术改良以及人口增长成比例地扩大。而羊毛以及生皮的市场即便在一个野蛮的国家里常常也延伸到了整个商业世界，所以它就不会以同样的比例扩大了。个别国家的技术改良不会对于整个商业世界有太多的影响。所以这样一些商品的市场在这些改良后或许保持不变，或者几乎和之前相同。

但是，在事物的自然进程当中因为改良的结果从整体上来说市场应当也有所扩展。特别是假如这些商品都是某些制造业的原料的话，则那些制造业就应当在国内兴旺起来，而市场即使不会扩大非常多，最起码也会转移到比之前更接近于产地的地方去，那些原料的价格最起码应该由于节省了从前把它们运到遥远的国家的费用而上扬。所以，即使它不可能和鲜肉的价格同比例增加，也应该自然而然地上扬一些，并且肯定不应该下跌。

但是，在英格兰即使毛织品制造业处在兴旺状态，不过从爱德华三世以来英国羊毛的价格下跌了非常多。有许多可靠的记录显示在爱德华三世统治的时候(14世纪中叶，或者约1339年)1托德(即28英镑)羊毛的适中而合理的价钱是不少于那个时候的货币10先令。以20便士1盎司计算包含白银陶衡6盎司，大约等于我们现在的货币30先令。现在21先令1托德或许是英格兰最优良羊毛的一个好价格。因此，在爱德华三世的时候羊毛的货币价格和它今天的货币价格是10：7。其真实价格的优势则还要大一些。以6先令8便士1夸特计算，10先令在那个时候是12蒲式耳小麦的价钱。以28先令1夸特计算，21先令是现在6蒲式耳的价格。所以，古代羊毛的真实价格和现代羊毛的真实价格间的比例是12：6，或者2：1。在古代，1托德羊毛所能够购买的生活必需品是今天所能购买的2倍，所以，假如劳动的真实报酬在这两个时期是相同的话，那它所能买到的劳动量就是今天的2倍。

羊毛的真实价值以及名义价值的贬值在事物的自然进程当中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它只能是暴力以及人为的结果：(一)是绝对禁止从英格兰出口羊毛的结果；(二)是允许从西班牙免税进口羊毛的后果；(三)是禁止爱尔兰向英格兰之外其他任何国家出口的结果。因为这些法规的后果，英格兰的羊毛市场并不是因为英格兰的改良而获得扩大，相反一直被禁锢在国内市场当中，并且其他几个国家的羊毛也被允许进来参与竞争，爱尔兰的羊毛被迫与之竞争。因为爱尔兰的毛纺业遭到不公平以及不公正的待遇，爱尔兰只允许加工其本土的很小部分的羊毛，人们只好把大多数羊毛送到大不列颠——对于他们唯一开放的市场。

我并没有能找到任何有关古时候生皮价格的可靠记载。羊毛常常是作为一种补助金上交给国王的，对于补助金的评价最起码在某种程度上也就确定了那个时候应有的普通价格，不过生皮的价格似乎又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弗里伍德从1425年牛津伯塞斯特修道院副院长和该院牧师两人的账单当中给我们提供了它们的价格，最起码是在那个特殊场合的价钱：即12先令可买到5张公牛的生皮：7先令3便士可以购买5张母牛的生皮；9先令可以购买 36张两岁的羊皮，2先令可以购买16张小羊皮。在1425年，12先令包含我们现今货币24先令相同数量的白银。所以，一张公牛皮在那一账单里估价为我们现在货币4先令的白银量。它的名义价格大大的低于现今的价格。不过以6先令8便士1夸特计算，12先令在那个时候可以购买14 /52蒲式耳小麦，以3先令6便士1夸特计算，将等于我们现在的51先令4便士。因此，一张公牛皮在那个时候可以购买现在我们10先令3便士所能购买的小麦。它的真实价值相当于我们现在货币的10先令3便士。

在古代，在冬天的大多数时候，当牲畜只能吃得半饱的时候，我们无法设想它们会长得非常肥壮。重4英石也就是常衡16磅1张的公牛皮，在现在可能被当做是中等牛皮，而在那个时候就可能被认为是十分好的牛皮了。不过我知道在那个时候，在1773年2月每英石半克郎就是公牛皮的普通价格，而那样的一张牛皮今天仅仅价值10先令。因此，即使它今天的名义价格要比古代的要高一些，但它的真实价格，它所能购买或者支配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数量要少一些。就像上述账单所述，母牛皮的价格接近于普通公牛皮价格，羊皮的价格则超出它许多。它或许和羊毛一起出售。反之，小牛皮则又大大低于母牛皮的价格。在牲畜价格非常低的国家，但凡不打算留下来保持存栏头数的小牛常常非常小就被宰杀了，就好像苏格兰二三十年之前的情形那样。由于这样能够节省牛奶，而牛皮的价格还不足以来补偿奶价。

生皮的价格现在是大大地低于前几年。这或许是由于取消了对于海豹皮的关税，并且1796年又允许在一定的时间内从爱尔兰以及殖民地免税进口生皮的缘故。取整个这个世纪的平均数，其真实价格或许多少要比古代高一些。这个商品的性质不像羊毛那样能够非常方便地运往远方的市场，与此同时，它不容易保存。一张腌制过的皮革常常认为不如新鲜皮革，它的卖价要低一些。这个情况肯定会降低生皮在只可以生产而无法制造加工的国家内的价格，所以生产国只好出口生皮。如此一来，这个情况肯定会降低生皮在野蛮国家里的价钱，而提高生皮在进步以及制造加工的国家的价钱。所以，在古代生皮的价格肯定是趋向于降低，而在现代则趋于提高。除此之外，我们的制革工人也远远不能像织布工人那样成功地让国人相信国家的福祉安全维系在他们行业的繁荣中，所以他们受到的保护就要少得多。

确实，生皮被阻止出口，并且被宣布是有害的行为。不过它们却能够通过纳税从国外进口，即使从爱尔兰以及殖民地的进口关税被取消了(期限仅为5年)，但是爱尔兰在出售其剩余还有其他国内无法制造加工的商品上并不将自己局限在大不列颠的市场当中。普通牲畜的生皮在这些年份里被列入殖民地只可以送回母国不可以运往别处的商品之内。但是爱尔兰的商业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并未由于支持了大不列颠的制造业而遭到什么大的损害。

任何的法规只要是想要降低羊毛或者生皮的价格，让它低于它应该有的价格，那么在一个进步以及文明的国家里就肯定会提高鲜肉的价格。在经过技术改良以及耕作过的土地上饲养的大小牲畜的价格需要足以支付地主对于改良以及耕作过的土地所期望的地租以及农场主有理由期望的从经过改良以及开垦过的土地上获得的利润。假如无法这样，农场主立刻就会停止饲养它们。所以，所有通过羊毛以及生皮的价格还无法支付的那部分就必须由躯体来支付。前者支付得比较少，后者就需要支付得多。至于将这个价格如何分摊在躯体的不同部位之上，地主以及农场主并不关心，只要对于他们应该支付的都支付了就可以了。因此，在一个进步以及文明的国家当中，这些法规对于地主以及农场主利益的影响不会非常大，即使作为消费者他们的利益或许会受到食品价格上扬的某些影响。

但是，在一个并没有经过改良以及野蛮的国家里情况就完完全全不同了。由于在那里大多数的土地只能用于饲养牲畜，在那里羊毛以及生皮构成了那些牲畜的价值的主要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地主以及农场主他们的利益将深深受这类法规的影响，而作为消费者其利益则将几乎不受什么影响。羊毛以及生皮价格的下跌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不可能提高躯体的价格；由于国家的大多数土地只适于饲养牲畜，不适于作他用，所以人们还是会继续饲养相同数目的牲畜。相同数量的鲜肉仍然将投入市场，对于它的需求也不会比之前增大，其价格也仍然和之前相同。牲畜的整体价格将下跌，并且伴随它的下跌，主要生产牲畜的那些土地，即那个国家的大多数土地的地租以及利润也将下降，长时间禁止羊毛出口的禁令(禁令并不是由爱德华三世所制定，但是却常常被说成是爱德华三世所制定的)在那个时候的情况下变成了可能想象获得的最具破坏性的法规。它不仅仅降低了联合王国大多数土地的真实价值，并且通过降低最重要的一种小牲畜的价钱，它将大大地延缓土地之后的改良。

苏格兰的羊毛因为和英格兰的联合被从欧洲的市场驱逐了出来，被禁锢在大不列颠狭隘的市场里，结果价钱大幅度地下降，苏格兰南部县市的大多数土地的价值(由于苏格兰主要是一个养羊的国家)将会深受联合的影响，假如鲜肉价格的上扬并没能充分补偿羊毛价格的下跌的话。

人的勤劳对于增加羊毛或者生皮产量的作用就其依赖于本国牲畜的产量来说是有限的，就其依赖于其他国家的产量而言也是不确定的。就这点来说，它主要并不取决于那些国家的产量，而取决于那些国家自身是否能进行加工，与此同时也取决于他们认为是否应该对于这种原生产物的出口采取禁止的措施。因为这些情况都完全和国内工业无关，它们肯定使人的勤劳的作用变得无法确定。因此在增加这种原生产物的生产当中，人的勤劳作用不仅仅是有限的，并且是不确定的。

在增加另一种非常重要的原生产物鲜鱼的上市数量中，人的勤劳作用同样也是有限以及不确定的。它要受到国家地理位置的限制，它要受到不同各省距离海港的远近的限制，受到河流湖泊的数量的限制，还有受到那些海洋、湖泊、河流当中这种原生产物的蕴藏的丰富和贫瘠的限制。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伴随着国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量越来越大，买鱼的人更加多了，而这些买鱼的人也有比之前更多的其他的各种货物，或者说，有数量更加大、品种更加多的货物能够来买鱼。不过假如不雇佣比之前只供应一个狭小以及封闭的市场所雇佣的劳动更多的劳动，一般也就不会供应这个大的以及扩张了的市场。一个市场从每年仅仅要求1000吨鱼到每年要求10咖吨鱼，假如不雇佣比之前多10倍的劳动量，市场就不会获得充分的供应。鱼常常都必须到较远的地方去捕获，这就必须用较大的船只，使用各种各样较昂贵的机器。因此，这个商品的真实价格当然要在技术改良的进程中不断上扬。我相信各个国家的情况多少都是如此。

即使具体某天捕鱼的成功性可能不非常确定，不过假定一国的当地的情况不变，则人类劳动在将一定量的鱼送到市场中的一般效力，在一年或者几年以内能够想象是相当确定的，并且无疑它也一定会是如此。但是，因为它更多取决于国家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取决于国家的财富以及工业，所以在不同的国家在改良的每个不同时期人的勤劳的作用可以是相同的，在同一时候又可能是十分不同的。它和改良的状态的联系是不完全肯定的，我这里说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

在增加从地下开采的不同矿物以及金属中，特别是某些较为宝贵的金属中，人的勤劳作用好像是并没有限制的，但是也是完全不确定的。

任何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贵金属量不受到其地理位置中的任何东西的限制，如其自身矿藏的丰富或者贫瘠。在那些并没有矿山的国家常常拥有大量的这些贵金属。其数量在每一个国家里看来取决于两种不同的情况：首先，取决于其购买力，取决于其工业的状况、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量。依据上述各种情况它就能够决定在从本国的矿山或者从其他国家的矿山输入或者购买黄金以及白银这些奢侈品的时候，是雇佣较多的劳动量还是较少的劳动量以及投入较多的还是较少的生活必需品。其次，决定于在一特定的时间里能够向商业世界供应这些贵金属的矿山是富饶还是贫瘠。由于这些贵金属运输容易并且便宜，它们体积小并且价值高。所以即便在距离这些矿山非常远的国家，这些贵金属的数量肯定也要受到矿山的富饶或者贫瘠的影响。它们在中国以及印度的数量肯定一直受到美洲矿产的富饶程度的影响。

因为在每个特定的国家里它们的数量取决于以上两种情况的前一种(购买力)，其真实价格，就像所有其他奢侈品以及多余品的真实价格一样，或许随同该国的财富以及技术改良一同上升，随着该国的贫困以及萧条而一同下跌。拥有大量剩余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国家可以比并没有什么剩余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国家用更多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来购买这些贵金属。

因为它们的数量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里取决于以上两种情况中的后一种(供应商业世界的矿产的富饶或者贫瘠)，因此其真实价格，它们所能够购买或者交换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真实数量无疑也多少与那些矿山富饶程度成比例地下降，而和矿山的贫瘠程度成比例地上涨。

即使，在一特定的时候间里能够向商业世界供应这一些贵金属的矿山的富饶或者贫瘠是一个条件，但是它和一特定国家的工业状况并没有任何的联系。它似乎甚至和世界的工业状况也并没有非常必要的联系。当然，技艺以及商业逐渐地扩展到地球上更多地区，在扩展了的更加广阔的地面上找寻新矿或许要比禁锢在一个狭小的地带更加具有一些成功的机会。但是，因为旧矿的逐渐趋向于枯竭，新矿的发掘是一件最不确定的事情，并且也是非技术或者努力所能够绝对保证的。大家都承认所有的迹象是不可靠的，只有真正发现一个新矿并且成功地开采了才可以确定这个矿的价值的现实性以及存在。在这种寻找当中似乎对于可能的成功或者人类努力的可能失败并没有确定的界限。在一两个世纪的进程当中也可能发现一些新矿，它们要比我们现有的任何矿山都更加富饶。

一样可能的是，已知的最丰富的矿山将要比在美洲的矿山发现之前所开采过的任何一个矿山都要显得更加贫瘠。无论是这两种事件中的前者或者后者是否可能发生，对于这个世界的真实财富以及繁荣并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对于人类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的真实价值也并不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其名义的价值，换言之，表示或者代表这个年产物的金银量无疑将非常不同；不过其真实价值，它所可以购买或者支配的真实劳动量则将非常相同。在前一种情况1先令或许代表的劳动不多于现在1便士所代表的劳动，而在后面一种情况下1便士可能代表的和现今1便士所代表的相同。不过在前一种情况下，一个之前口袋里有1先令的人并不比现在口袋里有 1便士的人更加富有；而在后面一种情况下，一个之前有1便士的人将和现在有1先令的人一样富有。金银餐具的便宜以及充足将会是这世界从前一事件中获得的唯一好处，而那些奢侈的小玩意儿的昂贵以及稀缺则是这世界从后面一事件中获得的唯一不便。

关于银价变动的离题话的结论

大多数搜集古代商品货币价格的作者好像都认为谷物及一般物品的货币价格低，换言之，认为金银价值的昂贵不仅仅是那些金属缺乏的一个证据，并且也是那个时候国家贫穷野蛮的一个证据。这一概念和金银富足让国家富裕以及金银缺乏让国家贫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关于这个体系我将会在本书的第四篇当中作详细的说明以及探讨。目前我仅仅想说明贵金属昂贵的价值无法作为任何一个国家当时的贫穷或者野蛮的证据。它只是那个时候供应商业世界的矿产贫瘠的证据。一个穷困的国家因为它没有能力购买非常多的金银，所以它不会比一个富国为金银支付更加高的价格，那么这一些金属的价值在前面一种国家要比在后面一种国家更高。在中国，一个要比欧洲任何部分都富裕得多的国度，贵金属的价值要比在欧洲任何部分都高。

当然，因为欧洲的财富自从美洲的金矿被发现后有了非常大的增长，因此金银的价值渐渐下降。但是它们价值的下降并不是因为欧洲真实财富的增长还有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量的增长，而是因为偶然发现了比之前所知道的矿山更加富饶的矿山。欧洲金银量的增长还有制造业以及农业的增长是两大事件，它们即使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却产生于不同的原因，因此两者相互间并没有任何的自然联系。前者源自于一个偶然事件，其中既没有谨慎又无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后者源自于封建制度的崩溃以及政府的建立，对于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鼓励以及人民可以享受其自身劳动成果以及生活的安全感。波兰的封建制度依然继续存在，它在现在还是一个像发现美洲之前一样贫穷得可怜的国家。但是，谷物的货币价格上涨了，贵金属的真实价值就像在欧洲其他部分一样下降了。因此它们的数量肯定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增加了，并且是和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量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

但是，这些贵金属量的增长看起来并没有增加其年产量，既没有改革国家的制造业以及农业，也没有改善它的居民的生活环境。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是拥有矿山的国家，或许是欧洲两个仅次于波兰最为赤贫的国家。但是，贵金属的价值在西班牙以及葡萄牙肯定要比欧洲其他部分低一些。因为它们是从这两个国家运到欧洲其他各地去的，在运输过程当中不仅仅作为货物装运以及保险需要花费费用，并且还要花走私费用，由于它们的出口是被禁止的，不然就要交纳关税。因此和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量相比较，它们的数量在那些国家肯定大于欧洲其他任何地区。但是，这些国家都要比欧洲大多数国家穷。即使在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封建制度废止了，它们并没有比之前改进多少。

因为金银的低廉价值并不是所在国的财富以及繁荣状态的证据，所以其昂贵的价值，还有一般商品——特别是谷物的低廉的货币价值也都并不是它的贫穷以及野蛮的任何证据。

一般商品的低廉的货币价值，特别是谷物的货币价值的低廉，也并不是那一时代的贫穷或者野蛮的证据。和谷物低廉的货币价格成比例的某些特殊种类货物(比如牲畜、家禽，所有的各种野味等)的低廉的货币价格才是非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证据。它清楚地表示：首先，牲畜的非常大的丰富与谷物的丰富成比例，所以牲畜所占用的大面积的土地也和谷物所占用的土地成比例，其次，这种土地的低廉价值与麦地的低廉价值成比例，所以也和国家绝大多数土地的未开垦以及未经改良的状态成比例。它清楚地显示国家的资金以及人口和其领土的幅员并无法形成平常在文明国家所有的比例，并且表明那个时候那个国家的社会都还处在发展的婴儿期。从一般商品的或者个别谷物的货币价格的高低，我们只可以推论出那个时候向商业界供应金银的矿山是富饶还是贫瘠，推断不出那个国家是富裕抑或贫穷。不过从某种商品的货币价格的高低和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的高低的比例，我们可以以几乎接近肯定的可能性推论出那一国家是富裕还是贫穷，其大多数土地是经过了改良还是并没有经过改良；能够推论出那个国家是处在一种野蛮状态，抑或处于一种文明的状态。

因为白银价值的下降，商品的货币价格的上扬将对于所有各种商品产生同等的影响：即假如白银的价值降低了1／3，或者1／4，或者1／5，那么所有的商品的价格肯定普遍地提高1／3或者l／4，甚至l／5。不过一直作为公众议论以及谈话主题的各种食品价格的上扬，对于所有粮食并不产生相同的影响。用本世纪的平均数作为实例，谷物的价格即便依照那些把这个上扬归结于白银价值下降的人来说，谷物价格上扬远不如其他有些食品价格上扬的那么多。因此其他那些食品的价格的上扬无法完全归咎于白银价值的降低，这个时候其他的某些原因必须要考虑进去。上面已经提及过的一些情况，或许就足以充分说明那一些个别食品上扬的原因。它们的价格的确是和谷物的价格成比例地上扬了，而并没有必要求助于设想的银价的降低。

至于谷物自身的价格，在这个世纪的头64年期间还有在上次严重的气候反常之前，一直是低于上个世纪的后64年的。这个事实不仅仅为温莎市场的记录所证实，也被苏格兰所有的县市的公定谷价调查表，还有麦桑斯先生以及杜普列·戴·圣莫尔先生：勤劳而忠实地收集的法国几个不同市场的记录所证实。这个证据是对于这样一件非常难以确定的事件所能够指望的最全面的证据。

至于过去的那10年或者12年间谷物价钱的昂贵，它能够从气候的不好寻找到充分的原因，而并没有必要推测银价有什么贬值。

因此，认为白银的价值一直是在贬值的看法看来并不是建立在细致的观察上的，或者说并不是建立在谷物的价钱，或者其他粮食的价格上的。

或许可以说，依据这里已有的记录，现在相同数量的白银可以购买的几种食品的数量要比上世纪有些年份可以购买的数量少一些；并且要确定这一变化是产生于那些商品价值的上扬，还是因为白银价值的下跌，这是一种徒劳而无用的区分。它对于一个只带有一定数量的银子到市场上去购买东西的人或者只有一定货币收入的人来说不会有什么用处。

我不敢断言，了解这个区分就可以以较为便宜的价格买到商品，而且也无法因而说这个区分就变得完全没有一点用处。

提供一个国家繁荣状况的简洁证据也许对于公众会有一些用处，假如某些食品价格的上扬全然是因为白银价值的下跌，那就仅仅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因为美洲矿山的富饶，由于只有从这里能够推论出银价的贬值。即使有这种情况，国家真实财富、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也将会像在葡萄牙以及波兰一样渐渐下降，或者像在欧洲其他大多数地区一样逐渐上扬。不过假如某些品种食品价格的上扬是因为生产它们的土地的真实价值的上扬，因为土地的肥力增强，或者由于对于土地进行了更大的改良以及良好的耕种，因为土地变得更适于谷物生长。假如是这样一种情况，那它就以最为清晰的方式表明了国家是处于繁荣以及进步的状态。土地组成每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最大、最重要以及最耐久的一个部分的财富。这个区分对于公众可能有某一些用处，或者最起码它可向公众证实国家财富当中最大、最重要以及最耐久的那部分的价值在不断增长。

它对于公众调整其低级仆人的货币报酬也许有某些用处。假如某些品种食品价格的上扬是因为白银价值的下跌，其货币报酬，假如之前并不是太大，肯定就应该按照这个下跌的幅度而增多。假如并没有增加，他们的真实补偿将会明显地减少。不过假如这个价格的上扬是由于增长了的价值，是因为出产这些食品的土地经过改良，更为肥沃了，则判断应当以什么比例增加货币报酬，或者是否应该增加就变为一件需要人们极其慎重对待的事情了。因为改良以及耕作的扩大，肯定要或多或少按谷物价格的比例提高每种肉食的价格。我确信，它同时肯定也会降低每种植物性食品的价格。它提高了肉食的价格，这是因为大多数生产肉食的土地原来是适合于生产谷物的，现在生产肉食的土地需要给地主以及农场主的麦地提供地租和利润。它降低了植物食物的价格，这是由于通过增加土地的肥力，增加了其繁殖力。农业的改良同样引进了非常多的植物食品的新品种，它们要比小麦要求的地少，劳动量少，上市也更加便宜。这些东西既是土豆以及玉米，或者叫做印度小麦。它们是欧洲农业，或许是欧洲本身从其商业以及航运的扩张中所得到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改良。除此之外，许多植物食品的品种，它们在农业的原始状态都是局限于菜园子里，并且是用锹种植的，而现在经过改良被移植到了普通的地里，并且是用犁头种植，比如菁芜、胡萝卜、卷心菜等等。

所以假如在技术发展进程当中一种食物的真实价格肯定上扬，那么另外一种食物的真实价格就肯定下降。而判断一种食品的价格的上扬会在多大程度上从另外一种食品的价格的下降中获得补偿，将变为一件更需要慎重行事的事情。当鲜肉的真实价格达到了其高度(或许除了猪肉，每种鲜肉好像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英格兰的大多数地区就都已达到)，其后任何的其他一种动物食品发生的任何涨价，都不会对下层人民群众的境况产生许多的影响。英格兰大多数地区穷人的境况必然不会因家禽、鱼、牲畜或者鹿肉的价格的任何上扬而感到苦恼，反之他们肯定会由于土豆价格的下降而感觉轻松愉快。

在现在这个匮乏的季节当中，小麦的昂贵价格必定会使穷人感到苦恼。但是在中等的丰年，当小麦处在常年的平均价格的时候，其他任何的原生产物的价格的自然上扬都不会对他们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们感觉痛苦的也许更多的是因为课税而引起的某些工业品价格的人为上扬，如，食盐、肥皂、皮革、蜡烛、麦芽酒，啤酒以及淡色啤酒等。

技术改良进程对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

但是，几乎所有的制造品的真实价格的逐渐降低是技术改良的自然结果。在所有制造业中，毫无例外地制造工艺的真实价值也下降了。因为机器更加完善，技术更加熟练，以及对工作分工更加适当，所有这一切技术改良的后果自然使得制造任何一件产品需要的劳动量大大减少。与此同时，因为社会的繁荣，劳动的真实价格应当是大幅度地上扬，不过所需要劳动量的大量减少常常远远超过对于价格中最大上扬的补偿。

的确，有一些制造业中原材料的真实价格的必要的上扬远远超过了技术给生产带来的所有好处。在粗木工以及细木工的工作中，和细木工中的粗活中，由于土地改良，木材的真实价格的必要上扬也远远超过最好的机器、最熟练的技巧以及对于工作最恰当的分工所带来的全部好处。

不过在原材料的真实价格或者完全并没有上扬，或者上扬不多的情况下，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却降低了非常多。

在本世纪还有上世纪的进程当中，在原材料为贱金属的那些制造业当中制造品价格的下降最显著。一个较好的手表机件，在上世纪中叶前后或许要卖20镑，现在或许只要20先令就可以买到了。刀匠以及锁匠的制造品还有所有以贱金属作为原料制作的玩具以及所有伯明翰、设菲尔德出产的商品在同一时候其价格都有非常大的下降，即使并没有大到钟表制造业那样的程度。但是，它已经足使欧洲其他各地的工匠们感觉吃惊了。他们在非常多场合承认过去即便以2倍、3倍的价钱也无法生产出质量一样好的产品。或许再也没有要比这一些以贱金属作为原料的制造业所进行的劳动分工更加细致的分工了，或许再也并没有要比这些以贱金属作为原料的制造业使用的机器可以有更多的改良的余地了。

在这同一时期内，服装制造业的价格就没有如此明显的下降。反之我有把握说最为上等的服装的价格在那25年或者30年间还和其质量成比例地上扬。听说，这是因为制作服装所用的衣料全部是用西班牙羊毛织成的，它的价格有了非常大的上扬。全部用英格兰羊毛织成的约克郡呢绒的价格在这个世纪确实和其质量成比例地下跌。但是，质量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我查阅了这方面的所有信息，都多少有一些不确定性。服装制造业里劳动的分工现今和一个世纪前几乎完全相同，所使用的机器也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在分工以及机器这两方面或许还是有一些较小改进的，它们也许引起了价格的某些下降。

不过，假如我们把现今这个制造业的价格和过去较早的时候即在接近 15世纪末的时候的价格相比的话，这一点下降看来仍然较为合理以及无可厚非。因为那个时候劳动可能还没有什么分工，使用的机器和现在相比也非常不完善。

在1487年也就是亨利七世第4年，颁布的法令规定：“任何人卖出最上等红色平呢绒或者上等精制的其他平呢1码售价多于16先令，每出售1码将会被罚款40先令。”所以，16先令含有大约我们今天货币24先令的白银就是那个时候被看做1码最上等呢料的合理价格。并且因为这是一个节约法，这种呢料或许通常出售的价格还要高一些。然而1基尼在现在可能就被认为是最高的价钱了。所以，这些呢料的质量想来应当是相同的，并且今天的质量可能要更好。但是，即便依照这个假设，最为上等的呢料的货币价格看来从15世纪末以来已经大大地降低，而其真实价格也下降了许多。6先令8便士，那个时候是并且在其后非常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认作是1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因此，16先令那个时候就是2夸特小麦的价钱，并且是3蒲式耳多的小麦的价钱；估计1夸特小麦现在的价格是28先令，1码上等毛料的真实价格在那个时候最起码必须等于我们今天的货币3镑6先令6便士。买了1码毛料的人就需要放弃他对于等于今天所能购买的相同数量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支配权。

粗呢的真实价格的降低即使非常可观，但是还是没有上等毛呢的真实价格降低得那么大。

在1463年，爱德华四世第3年颁发的法令规定：“任何家用仆人、普通劳动者，还有居住在城外或者自治市外的工匠的仆人不可以穿1码超过2先令的衣料。”在爱德华四世第3年，2先令所含银量和我们现在的货币4先令的含银量几乎相同，不过现在每码价格为4先令的，或许要比之前普通仆人中最穷困的人所穿的任何衣料都要好得多。所以，他们服装的货币价钱按照质量的比例，现在的要比古代那个时候的便宜一些，其真实价格必定也要便宜很多。10便士在当时视作l蒲式耳小麦的所谓适中而合适的价格。因此，2先令就是2蒲式耳以及2派克小麦的价格，而现今3先令6便士1蒲式耳，那么那个时候的2先令将会价值8先令9便士。为购买1码这种衣料，穷苦仆人需要舍弃购买相当于今天8先令9便士所能够购买的生活必需品的数量。这也是一项限制穷人奢侈以及浪费的节俭办法，由此可见他们的服装过去一直要比现在昂贵得多。

依据同一法律，那一阶层的人民禁止穿价格多于14便士约等于我们今天的货币28便士1双的长袜。而14便士是那个时候1蒲式耳以及将近2派克小麦的价格。以现在的1蒲式耳3先令6便士计算，将价值5先令3便士。在现在对于最穷苦以及下贱的仆人来说，我们应当把它看做是一双长袜子的非常昂贵的价格。不过，在那个时候为了1双长袜他需要付完全等于这个数目的价格。

在爱德华四世的时候，或许在欧洲还并不是任何一个地区都知道织袜子的技术。他们的长袜都是用普通布料做的，这或许就是它们昂贵的原因之一。听说第一个在英格兰穿着长袜的人是伊丽莎白女王。那是西班牙大使赠给她的礼物。

无论在粗呢制造业抑或是在精呢制造业当中，古代使用的机器要比现在所使用的要不完善得多。从那以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改良，或许还有非常多小的改良。无论这些改良的具体次数还是它们的重要性，现今都非常难加以断定。这三项重大的改良是：(一)将手工纺纱杆(老式锭子)以及纺锤换成纺轮。有了这样的纺轮同样的劳动能够完成2倍以上的工作；(二)使用几项十分新颖的机器，它们大大地方便也减少了精纺毛线的卷绕的时间；换言之，缩短了在把经纱以及纬纱放入织机之前对于它们进行安排的时间。这一道工序在那一些机器发明之前是非常冗长乏味而烦琐的；(三)采用漂洗机代替人在水中踩，让布料变密。一直到16世纪初期，在英格兰既没有任何种类的风车，也没有任何的种类的水车，并且据我所知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其他任何地方也不曾有过水车以及风车。它们是在不久之前才被引进到意大利的。

这些情况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向我们说明，粗纺以及精纺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为何在古代要比现在高那么多。再说将商品运到市场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因此当这些商品到达市场之后，它们需要购买或者交换更加大量的商品的价格。

在古代英格兰的粗纺制造业或许跟工艺以及制造业都处在萌芽状态的其他国家一样，它或许是一种家庭制造业，其中每种不同的工作是偶尔由家庭当中不同成员完成的，并且是只有当他们没有其他事要做的时候，纺织才是其工作。与此同时那也并不是他们赚取大多数生活必需品的主要工作。之前已经指出过，用这种方式完成的产品总是要比以纺织为职业作为主要的或者唯一的生计的人完成的商品便宜得多。另外一方面，在那个时候英格兰还没有精纺业，仅仅有富裕的商业国家弗兰德才会有精纺业。并且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以和现在相同的方式由完全依赖或者主要依赖以纺织为生的人所进行的。除此之外，它是一种外国制造品，因此必须向国王缴纳某些关税，即古代的吨税或者磅税。自然，这个关税或许不会非常高。那个时候用高关税去限制国外制造品进口并不是欧洲的政策，其政策是要鼓励进口，让商人可以尽可能以一个优惠的税率供应达官贵人其本国无法提供的而又需要的便利品以及奢侈品。

这一些情况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向我解释了为何在古代，粗纺业的真实价格和精纺业的真实价格相比，大大地低于现今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