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公平规则

一、以一挟百

强者是规则的制定者，但这并不等于说强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强者还面临着很多比他弱的众多弱者，要是他们联合起来，那“强者”就要变得“弱者”了。

假设你有100名员工，他们都可选择努力工作或不努力工作。为了让他们努力工作，你定下规矩，不努力工作的员工将会被开除。如果的确只有少数几个员工不努力工作，开除他们并不会使你面临过高的成本。但是如果绝大部分乃至全部的员工都不努力，你怎么办，你要代全部开除他们，代价是很高的。所以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法不责众，你拿他们毫无办法。既然知道大家都偷懒时你其实毫无办法，而偷懒对自己又有好处，那么100个员工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偷懒。逆向归纳法思想会告诉他们，偷懒是最优的行动。

你现在怎么激励这些员工努力工作，或者教大部分员工努力工作？现实生活中，企业会有许多激励机制（例如，工资等级、晋升机会、报酬后置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通过在员工中制造利益冲突和利益竞赛，来瓦解员工们的合谋，使他们不能结合成一个整体全部都偷懒。但在这里，笔者不打算讨论这些激励机制。笔者要讨论的是另一种处罚机制，它同样可以达到瓦解员工合谋的目的。这个机制很简单，我们对100个员工分别编上1～100的苏共工号，然后规定，无论有多少人不努力，我们只开除不努力者之中工号最小的那个员工。

这个规定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试想100个员工都不努力的情况，那么被开除的将是1号员工，但是1号员工会前瞻地想，我不能不努力，只要我不努力被开除的一定是我（因为工号1是最小的了），所以我一定要努力工作，当然理性的员工2将会很清楚员工1的推理，他会知道员工1一定会努力，于是他自己也会前瞻性地预计：如果员工1一定努力，我要是不努力则开除的一定是我（因为排除1之后，2就是最小工号）。所以员工2也会努力，依此类推，员工3将会发现自己必须努力……以至于每个员工直至员工100都会发现自己必须努力，所以，这个机制通过挟制1人，而成功地挟制全部的100人。这个机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利用了人们会基于未发生的未来之事来选择现在的行动。

“以一挟百”的思想可以有很多应用。例如，大学课堂经常有学生迟到或旷课，对迟到或旷课当然可以处罚，但是如果说迟到或旷课的学生很多，那么惩罚机制就面临不可置信的问题，因为学校不可能给大多数学生以处分。此时，教师可以借鉴“以一挟百”的思想，规定那些迟到或旷课的学生中，只有学号最小（或最大）的学生会受到严厉处分。此时处罚是可信的，面对可信的处罚，经过一系列的逆向归纳推理之后，每个学生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选择按时出勤。

类似的例子在博弈论者金迪斯的《博弈演化》中也提到过。

在纽约市的一套受租金管制的公寓中，房东有三个房客，A先生、B女士和C老太太。新颁布的法律宣称，房东有权在每套公寓驱逐一个房客。房东计算出一套闲置公寓的价值对她自己和房客都是15000美元。她给每个房客发了如下信函：“明天我将拜访你们的住所。我可以给A先生1000元，如果他同意自愿搬出的话，否则我将驱逐他。如果A先生自愿搬出，那么我将给B女士1000元，如果她拒绝搬出那么我就驱逐她；如果她接受了，我将驱逐C老太太。”

利用前文所讲的道理，读者不难发现，聪明的房东将以2000元的代价完全收回他的公寓。

二、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看规则的制定

曹操事业的成功，其酷虐、机变的个性及表现，在扫**政敌，诛除异己，树威秉势，以猛药治乱世上，固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然而，单凭树威秉势还不足以成大业，还需具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善于借势的特殊才能、智谋和魄力才行。在这方面，曹操显露出了政治家、军事家非凡的雄才大略。

曹操“能断大事”，占得先机，夺取政治、军事上的主动权，被人称为“谋权”。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件事上，我们就完全可以看出曹操的“谋权”来。

建安元年春，汉献帝流落安邑，献帝虽然在位，然而也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傀儡，但在汉末天下分崩的形势下，依然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臣僚，拥护汉室的正统观念还很强。所以，有头脑、有远见的政治家都想将汉献帝抓在自己的手中。从当时的力量来看，袁绍是最具有条件的。《三国志?袁绍传》斐注引《献帝传》，载有袁绍谋士沮授的一段论述：

兴平二年，拜绍右将军。其冬，车驾为李傕等所追于曹阳，沮授说绍曰：“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稸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将从其计。

颍川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权不失几，功不厌速，愿其图之。”帝立既非绍意，竟不能从。

在决定是否迎纳献帝这一至关重大的问题上，袁绍的确像荀彧说的那样“迟重少决，失在后机”，暴露了“志大而智少，色厉而胆薄”，多谋少决，优柔寡断的致命弱点。拒绝了沮授的建议，而丧失了先机迎纳汉献帝的主动权。沮授的警告和预言算说准了：“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这个“先人者”恰恰就是袁绍的死对头和克星——曹操。

当时在是否迎纳汉献帝的问题上，曹操内部也发生了一些争议。曹操召集会议，商议奉迎汉献帝回都许一事时，大多数都持反对意见，唯独荀彧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主张奉迎汉献帝。荀彧的“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的战略思想和“若不时定，四方生心”的劝告，同沮授所讲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完全是不谋取而合的。这足以说明，时势如此，英雄所见略同。曹操在这稍懈即逝的机遇面前，果断是采纳了荀彧的建议，奉迎汉献帝。

恰逢董承不满暹矜功专恣，难以共事，暗地派人请曹操带兵去洛阳勤王。这样，曹操便名正言顺地带兵赴洛阳朝见汉献帝。随即在朝廷任议郎的董昭建议曹操，以“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为理由，不使杨奉等人生疑。曹操欣然采纳，顺利地将汉献帝奉迎到许都。自此，董昭便成为曹操的心腹谋士。

这件事处置得实在果决、漂亮，充分显示出曹操“能断大事，应变无方”，“谋胜”于人的卓越才能。在当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尤其是当袁绍得知汉献帝被曹操奉迎到许都后，后悔不迭，于是穷思竭虑，又想出了补救办法：以他盟主身份，借口“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实令曹操把汉献帝迁到鄄城以自密近，便于得机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上。

曹操根本不买他的账，转请献帝发下一道诏书责备袁绍：“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但擅相讨伐”，迫使袁绍上书陈诉一番。

将窘困流徙中的献帝迁到许都，由自己来充当献帝的保护人，是曹操政治生涯中的得意之作。曹操这样做，不仅使自己获取了高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而且也把献帝变成了自己进行统一战争的工具，从此无论是征伐异己还是任命人事，都可利用献帝的名义，名正言顺，置对手于被动地位，而给自己创造了极大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这样做在客观上对国家、对人民也有好处。当时群雄割据，谁都想吞灭对方，独霸天下。曹操迎帝都许，将献帝置于自己有力的保护之下，虽然使献帝变成了一个傀儡，但却也使献帝在局势极为混乱的时期免除了被废黜、被杀害的危险，保留了这样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使得不少割据者的野心、行为受到遏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央集权，对控制割据、分裂局面的恶性发展，加速国家统一的进程发挥了一定作用。这正是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策略的妙用。优柔寡断的袁绍丧失了汉献帝这张王牌，处处便受制于曹操而曹操则。曹操掌握了天下大权，在群雄中脱颖而出。

“挟天子以令诸侯”一事，充分反映了曹操善于借势的本领。正是由于他借助于天子董卓的“天子”之位，才能号令诸侯，并且也将自己放置在了一个名正言顺的位子上了。

借助他人的力量，既可以弥补自己的劣势，还可以降低风险。但在与人谋求合作的时候，切忌低声下气，这样有时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