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

第二百一十九章 天炉(一)

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妄图瓜分世界的战争既已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迫使东、西方反法西斯侵略的力量也联合起来。早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中国延安方面就曾提出“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中国延安方面又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与此同时,中国国民政府提议召开由中、美、英、苏、荷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共同商讨战争事宜。苏联及荷兰因欧洲战事紧张及两面作战等原因不愿参加。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举行了东亚军事会议。美国代表为航空队队长勃兰特和马格鲁德两将军,英国代表为驻印度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中国代表为军事委员会何总参谋长,由中国方面最高统帅主持会议,其夫人宋女士担任翻译。会议初步决定中英联合防卫滇缅路,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同时决定在重庆成立中、美、英三国军事会议,以加强对日作战的协同。至此,中、美、英正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

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商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问题。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中国抗战牵制了日军三分之二的主力部队,是抗击日本陆军的主要战场,坚持中国抗战,对太平洋战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统一指挥中国及泰国、越南等地的抗日军队。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中国方面的最高统帅,提议设立中国战区,由中国方面的最高统帅出任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国军队及越南、泰国盟军。马歇尔原拟的报告中,中国战区还包括缅甸东北部,但英国此时仍然在打着他们的小算盘,坚决反对中国人指挥英国军队,因此罗斯福将缅甸东北部划归英国韦维尔指挥。最高统帅表示同意,并于1942年1月3日正式宣告中国战区成立,接着在重庆设立了一个联合计划参谋部。不过美国提议的这个战区最高统帅,实际上是一个空头职务,因为越南和泰国都已在日军控制之下,根本没有可供指挥的盟军,而且英、美两国的参谋团会议也未让中国参加。

随着中国和英国,美国结成反法西斯军事同盟,苏俄立即削减了对华援助。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盟国,因此减少对华援助是安全的。根据斯大林的想法,大战将会刺激革命的爆发,苏俄计划观察中国的社会结构,来衡量“帝国主义战争”在催化中国社会内部变革方面的作用。

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规定加盟各国“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并保证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联合国家的成立,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后正式形成。从此,已坚持多年、并已进入战略相持的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有了盟军并肩战斗,而且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抗战决心和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加强南方作战的进攻能力,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师团参加南方军的作战,另以驻上海的第4师团作为大本营的预备队。这时在中国战场上,除关东军外,日军尚有21个师团、20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约占日军陆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二。其作战方针是:“与帝国海军协同,保持现在之态势,同时扫灭美英在中国的势力,使用政略、谋策,努力对敌压迫,以使中国屈服。”

1941年12月1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12月10日的“大陆命”第57号命令,向侵华日军下达了“总作命”甲第320号命令。其主要内容与1940年7月23日大本营下达的“大陆命”第439号命令的内容大致相同。但由于形势的发展,侵华日军的基本任务有下列变化:

1.原来赋予汉口地区日军的任务是“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由于兵力减少,现在降为“摧毁敌人的抗战力”。

2.原来赋予华南方面军的任务是:“与海军协同截断敌人的补给及联络线”。由于攻占了香港,现在改为:“第23军1941年7月5日,“华南方面军”番号撤销,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23军和第25军。第25军进入越南、广州地区后改为第23军。应确保广州附近、汕头附近及海南岛北部各要地的安定”。

3.原来赋予陆军航空兵的任务是:“及时对整个中国进行空中进攻战,压制、扰乱敌人的战略中枢,同时阻止敌人空军的再建”,现在降为“主要应协助华北方面军及第11军作战,其次可临时协助第13军作战,并根据需要担任要地防空”。

4.特别强调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命令指示:“加强对敌封锁的方针”,“重要资源的开发及军在现地谋求自给的问题,成为今后战争指导上极为重要的问题”。命令规定:“在必要的地点适当地构筑封锁线,禁止货物流通;在占领区的主要城市,须严厉取缔货物流到敌区;在主要通道及兵团间连接的空隙,要特别注意防止物资流到敌区;须确保占领区内的重要资源地区,使之便于开发、获取和运输;军应加强当地的自给自足措施,积极地获取和利用占据地区内外的资源”等,以达到“以战养战”,使华北“成为培养、补充战斗力的基地”,“与日、满共同完成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任务”。

原本随着日军南方军的大举南下,日军大本营已经下达了命令,要从第11军抽出第21、第33、第5、第18等师团及其他军直属队、航空部队,另外第11军的第4、第6师团要集中在华中三角地带,作为大本营的预备队;在武汉地区,适当整理襄西、岳阳、赣北附近等地的兵力,收缩作战区域,在确保武汉周围要地的同时,集结若干预备兵力;若苏联参战,首先从华北方面调用3个师团,从武汉地区调出第3师团和必要的军直属部队,另为该地区增加1个混成旅团。

阿南惟畿此时自然不情愿大幅度收缩作战地区,白白放弃已吃到嘴里的“肥肉”。其直接领导中国派遣军也不甘心,而且他认为,收缩第11军的作战地区,应依南方军的作战成果而定。

在经过和东京大本营的一番讨价还价以后,日军大本营经过研究,于11月6日正式通知第11军:除第4师团外,不抽调第6师团,并于1月中旬给第11军增加1个独立混成旅团;同时,第11军的任务和作战区域不变。

阿南惟畿在接到大本营这一通知后,欣喜若狂,并在其当天的日记中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其当时的心情。

11月8日,第4师团奉命脱离第11军的作战序列,由大本营直辖,准备在上海附近集结。11月18日,中国派遣军命驻太原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开到武汉地区,受第11军指挥。

12月3日,大本营陆军部向中国派遣军发出第575号命令:大本营为了帝国的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企图在攻克南方主要地区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中国派遣军必须确保从岳阳至长沙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加强对敌封锁,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作战地区大致在安庆、信阳、岳阳、吴城之间。

这样,日军第11军主力便没有被纳入大本营南方作战计划之中,仍执行其原来的任务。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同日,驻广州的日军第23军正式向香港发起进攻。

同日,最高统帅命令在长沙附近的暂编第2军及第4军开始南下,准备策应香港方面的英军作战。

12月10日,日军第11军召开各师团参谋长会议,研究下一步对第9战区应采取的策略。在这次会上,阿南惟畿训示其属下说:由于南方作战的开始,人们心中弥漫着一种认为中国方面已成为次要战场的想法,要特别以此为戒。在此时机,自始至终要采取积极手段,对重庆施加压力,至少不能松懈,要整备进攻的态势,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

12月12日,日军第11军得到了第9战区部队一部已开始南下的情报。参谋长木下勇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正是对第9战区发动进攻的大好时机。理由很简单,但又很站得住脚:牵制第9战区部队南下,策应第23军及南方军的作战。

12月15日,第11军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指导方案。作战发起的时间定在12月22日前后,作战期限定在两周左右。阿南惟畿清楚,在目前日本战线拉得如此广大的时候,大本营对于中国这个泥淖已无能为力,失去了彻底征服中国的信心,要扩大战场,肯定不会得到批准。他的设想是:以第6、第40师团将新墙河南岸的第9战区第20军击溃,并于关王桥附近将其捕捉歼灭;然后,随着第3师团的到达,投入第6师团的右侧,将汨罗江南岸地区的第37军击溃后,即结束作战。

中国派遣军总部很快就批准了日军第11军的这个作战方案。同时,命令独立混成第9旅团及第1飞行团协同作战。

根据阿南惟畿的作战计划,日军预定使用的兵力为:第3、第6、第40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原属“华北方面军”第1军,驻太原。因第11军的第4师团调整至上海为大本营预备队,独立混成第20旅团又调至宁波接替参加南方军的第5师团,第11军兵力不足,临时由“华北方面军”调整而编成。,独立第65、第95大队(外园支队)及军直属工兵队、野战重炮兵大队等。总计8个步兵联队(25个步兵大队)、2个骑兵联队、2个野战炮兵联队、2个山炮兵联队、1个野战重炮兵大队、2个独立山炮大队、3个工兵联队、3个辎重兵联队等,共约7万人。

日军准备动手了,对面的中国第九战区也没有闲着。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第9战区上下都进行了长时间的检讨,总结有关的经验教训。

11月17日,薛长官在长沙召开战区官兵代表会议,就有关训练、作战等问题做了指示。

前两次作战,日军基本上都是长驱而入,随后又全身而退。第9战区的部队虽然给了日军以一定打击,但相比之下,第9战区部队本身的伤亡更多,损失更为惨重。这让薛长官对日军的作战能力有了更为清醒的评估,同时,也加深了其对消灭对方有生力量重要性的认识。

另外,对于如何对日军进行逐次抵抗,如何切断其退路,怎样选定决战地区等问题,前两次作战处理得都不够妥当,这也是薛长官自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一直在考虑的重点问题。

薛长官认为,在敌我双方军事装备和综合作战能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一味采取硬打硬拼,“与阵地共存亡”的战术,并不策略。那样,往往会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并为日军所包围歼灭,只会付出无谓的牺牲。而为了诱敌深入采取直线后退也不是好办法。因为,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多,骑兵多,跑得快,第9战区部队在后退时,很容易被日军追上;同时,部队一旦直线后退,就很难再站稳脚跟,这样,反而会冲乱己方后线阵地,从而造成一种不可收拾的溃退局面。

在经过长期反复考虑,参考了南昌作战和第一次长沙作战的经验以后,薛长官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号称“天炉战法”的一整套作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