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第二章 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阶段理论的演进(7)

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也持相似的见解。

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中，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并非局限于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应当包括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经济成分共同形成了综合的经济基础。

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与王学文的观点异曲同工，同样表达了现阶段中国应当实现多种经济成分相互兼容、共同发展的思想。

参见杨献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载杨献珍等《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战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

随着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此后，生产关系变革的步伐越来越快，1958年推行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开始跑步迈向共产主义。

面对这种所有制不断升级、生产关系迅速变化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国内经济学界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也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范文澜认为，不同民族面临着不同的特殊条件，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此，即便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是一个普遍规律，但其具体表现形式上也会是复杂而曲折的，因而不能将它作为一个简单公式来套用。

参见范文澜《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光明日报》1957年2月28日。

对于一些人主张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前面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观点，严北溟批评道，"有一种肤浅的看法，把主要矛盾简单地理解为'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这种看法就可能使我们对生产关系滋生一种'万事大吉'"的情绪,"就会给我们在实践上带来危害"。

即使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不一定必然推动生产力发展，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特点也表现在生产关系某些环节的缺陷，使它未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严北溟：《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特点》，《新闻日报》1957年4月27日。

20世纪50年代末国内在所有制问题上"一大二公"的大冒进，严重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状况，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使国民经济陷入了三年困难时期。

在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初步的反思。

有的学者剖析了生产关系"大跃进"的后果，认为"人们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去改变生产关系。

如果人为地过早地改变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阶段，那么这种生产关系就会起来反对生产力的发展，破坏生产力"。

张友仁：《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2期。

而平心则另辟蹊径，对生产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了生产力自身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得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深刻见解，特别是他认为当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上存在着"把生产关系绝对化，把生产力简单化，认为生产力始终要依赖生产关系才能增长，生产力不能有任何相对独立的运动"平心：《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推动和生产力的相对独立增长--七论生产力性质》，《学术月刊》1960年第7期。

的错误。

当时党的最高领导者曾经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将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受此影响，当时主流社会思潮是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和推动，而忽略了二者关系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在这种认识下，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被忽视，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被高度关注，使"又公又纯"的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不但没有解放生产力，反而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不难看出，平心的观点已经开始触及当时脱离国情、脱离发展阶段的"左"倾路线的实质了，但当时的政治环境已经容不得更进一步的研究。

正如孙冶方后来所指出的，"平心同志所提出的问题，显然是和当时据主流地位的那股错误思潮不合拍的，所以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

孙冶方：《平心〈论生产力问题〉序》，《论生产力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4页。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关系讨论的背后，反映了部分经济学家对于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缓慢和生产关系过于超前的忧虑，虽然他们的观点只能通过抽象的理论分析委婉地表达出来，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种理论探索也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局限和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冲击，使经济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阶段的研究很难得以深入进行，"**"的爆发更是使得相关的学术研究完全中断。

尽管如此，"**"前的相关研究仍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并为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