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新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组织方式与途径

1．建立社会化联系

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两者紧密的社会化与多元化联系。前苏联国民议会主席雷日科夫指出：到上个世纪80年代，党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可以说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联系逐渐变成形式上的和单方面的东西，总是从上而下、从党到群众，很少有自下而上、从群众到党的事情发生。苏共的结局，正是体现了苏共在政治运作中只存在自上而下的命令、动员、指示，而缺失自下而上的参与、接触、联系。对此，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范围要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其活动方式从依赖权力手段转向非权力手段。

中国共产党要主动联系社会组织，形成科学的社会交往沟通模式。有效的交往沟通需要规范化的信息，用一个技术性词汇来形容，就是编码，经过规范编码之后的信息有利于接收者正确地解读和理解信息内容，因此，信息的发布者首先必须了解接收者的文化背景与了解能力。良性信息是组织健康运作的关键因素，因此组织必须设计获取信息的方式，处理各类信息，并将其分送至组织内的适当接收者。信息传导是政党进行外部联系、交往的基本要素。有学者认为，一个健康的组织，要想在社会中生存、壮大，使信息交流容易传导，应该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一，与同事频繁的交往；第二，与共同信守某一规范或标准的其他人进行交往；第三，加入一个补充和强化大众传媒信息的群体；第四，加入一个社会群体，其本身的‘人际交流系统’与大众传媒的人际交流系统‘勾连’在一起；最后，充分‘接近’一个社会表达渠道，它适宜表达积极的社会行动。”也有学者认为，一些结构性和程序性的变化可能以超越等级制带来的沟通障碍。就如上级领导可以定期视察第一线工作，并尝试与不同层级的员工进行交流，而不是仅仅报告来了解情况。这样，他们就可以越过层层等级，建立与底层员工的直接交流。当然上级也可以咨询外部人士，如研究社会组织的记者和研究人员。

中国共产党需要充分接近社会组织，了解与熟悉社会组织的话语、行动体系，才能准确地明晰社会需求。中国早期政党与社会组织，尤其是与会党组织就出现了较多的人员融合，充实了政党力量。1894年孙中山组建兴中会时即有洪门领袖邓荫南等加入，孙中山为取得洪门更大的支持，在1903年经过檀香山时决定亲自加入洪门，在国安会馆加入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1911年5月孙中山更是竭力推进同盟会与美洲致公堂合并，同盟会与致公堂互相加入，有力在改进了早期政党过于弱小的状况。早期政党对会党组织形式的借用，将自身建立于较为广泛的群体基础之上，使其在出现之初便植根于广泛的群体。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社会组织的认识与态度是开放的。党员干部以各种方式去建立、联系、影响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强调不管什么类型的社会组织，甚至是黄色工会、流氓组织、帮会组织，都要去接触、利用。对于独立性较强的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参与到这些社会组织发展之中。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一些党员干部与一些社会组织的上层保持紧密的联系，比如负责上层统战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和其他一些党内的知识分子，也经常出席上层人士举办的叙餐会、座谈会。中国共产党与非党的著名社会人士共同组织的外围团体，也叫赤色群众组织，其中与中下层教员和店职员联系比较多的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武自会），1934年8月由宋庆龄、何香凝等上层人士领衔发起，是一个号召民众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松散组织。通过中华职业补习学校、量才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等渠道，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在青年教师和学员中发展了一些武自会的成员以及个别的党员。

1934—1938年间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机构遭到多次破坏，党的各类组织与外围团体都失去了跟上级与中央的联系。剩下的一些党员继续在文化领域与一些城市团体或机构中坚持活动。在群众工作方面，有关党组织在陶行知的工学团，申报系统的量才补习学校和流通图书馆，男女青年会主持的读书会和女工夜校等处发展左翼文化联盟的成员，后者并不限于文化、艺术和教育工作者，各联盟中都有普通职员、教师、学生甚至一些工人参加，其中的人数比较多的似乎是“左联”、“社联”和“教联”。党内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具有相当的个人色彩，即通过作品和编辑、出版刊物影响公众和贯彻党的意图，他们跟非党的进步人士有许多共同点，以及工作或朋友关系，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员张仲实、胡愈之跟邹韬奋与生活书店的关系密切，艾思奇和夏征农为李公朴主持的量才图书馆和《读书生活》杂志工作等等。

当前中国共产党拥有党员8779.3万，基层组织众多，党员干部管理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党的干部分布在各行各业，担当领导职务。创造有效的沟通体系的困境在于组织规模越来越大，组织所承担的功能也越来越复杂。在过多情况下，需要根据组织当前活动与过往经验反馈，及时做出现场判断。当前很多领导干部与社会组织没有交流与接触，对待社会组织却心存恐惧，或者无视、轻视，或者鼠目寸光。这就导致党与社会组织缺乏有效的沟通、联络的方式、途径，对社会组织缺乏了解与认识；党和政府把资金、项目都投向体制内组织，效果不尽如人意，很多社会组织却难以得到支持，长期弱小；广大社会组织与党越来越疏远，达不到党的温暖，长此以往对党产生冷漠、偏见，甚至走向反面。

从国外来看，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并不是都与政党有正式的组织联系。很多社会组织往往会分散其赌注，不会同某个政党建立或发展过于密切的联系。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所常见的是一种松散的、实用主义的联系。但是对于有着共同理念、价值与目标的政党与社会组织，只要两者能够共同意识到他们属于相同政治阵营，那么就能保持或多或少的长期协商联系，这允许政党以政策誓约来换取社会组织支持。这里的主要机制是压力回应机制，即在能否达成政党首选的政策妥协为基础的支持方面，政党精英需要承认相关的社会组织实际上既能动员或撤换这些支持的能力。对此，政党与社会组织的正式联系主要是以组织渗透为主，即社会组织精英由制度化途径进入政党决策层。比如有些社会组织有一定比例代表的组织会员在一个或几个政党统治机构中。由于要终止两者联系需要的条件或门槛很高，这就使交易关系更有预见性（至少能分享信息）、更持久。终止两者联系不仅需要正式规则的改变，而规则改变通常涉及诸如相对多数的程序问题，并且这也代表两者当前关系的明确政治宣言。唯一可能的结果：如果双方都认为长期的行政联系是有害的，或者如果一方决定另外一方不再需要。总之，高度透明的政治举动意味着组织间的正式联系通常将存在关系受到约束的阶段。很明显，以正式的组织关系为基础的联系要比非正式的联系更持久、稳定和有效，也就是说，对政党精英而言这样做尤其更具有价值。然而，这也有不利之处：政党与力量强大的社会组织的紧密联系也许限制了政党精英回旋自由度，比如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就证明了这点。

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党与社会组织的沟通渠道涉及社会组织成员在政党决策层拥有依据职权的席位。从小部分来看，社会组织成员任职于政党主要规则制定部门——通常是在政党代表大会里，采用了比例代表的形式。但是这些政党主要是一些传统政党，欧洲的一些新兴政党与社会组织的沟通与联系是缺乏的。同时，执政党的议员与相关社会组织联系较为紧密。有些政党的议员担任着某些社会组织的主要或名誉上的领导，与社会组织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在德国，与社会组织保持一定联系的联邦议院的议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1976—1980年任期内的联邦议院议员，至少232位议员是利益团体成员。同时，不同党派的议员联系社会组织的频率也不同。具体情况见下表（见下表）。

第16届联邦议院议员联系社会组织的情况

联邦议院议员与社会组织的联系频率

对此，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组织建立社会化联系的主要举措是：

第一，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间要创造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的制度化渠道，使接收者提供反馈和向信息发送者提问的机会，把单向沟通变为双向沟通。因为有很多信息只有面对面的交流，才可以捕捉到通过声音、声调、姿势、词汇和形式所表达的隐含信息。当前官僚结构下的沟通严重缺乏这样的交流，因此很难了解信息发布的真实意图。官僚结构日益导致信息被隐蔽和误传。忽视隐含信息使官僚组织变得笨拙、效率低下，并且不能从其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实践中证实：信息每经过一个层次，其失真率约为10%—15%；上级向他的直接下属所传递的信息平均只有20%—25%被正确理解，而下属向他的直接上级所反映的信息被正确理解的则不超过10 %。党在与社会组织进行沟通的时候应当尽量减少沟通的层级。越是高层的党组织越要注意与社会组织直接沟通。

第二，中国共产党要根据自己的工作重点、任务、职能等善于发现一些社会组织，然后去主动接触、联系社会组织，尤其是那些正在发展中的或者缺乏政府帮助的社会组织，形成制度化渠道。近年来环境和社会冲突加剧，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和行动力加强以及信息新技术与各种网络信息传播平台提供了新的表达空间与表达的制度空间取得了很大进步，社会组织的声音得到很大扩散。一方面，使党依靠政府，或者上级依赖下级的信息传导与沟通的这种传统状况发生了变化。党组织已经不再是必须需要很多的中层来承担信息传输的作用，一些职能部门能够被信息技术代替，从而为党组织、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联系架构和形态的变革创造了条件。党组织能够直接去接触与联系各类社会组织。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的公共倡导，与体制内交流渠道仍然有限，难以满足民众高涨的利益表达需求。在这样的环境中，客观上因为缺乏制度化的表达过多地依靠社会组织公众化的行为，去施加社会压力，与党、政府形成非制度化互动。

第三，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与社会组织多元化的沟通方式。从正式制度层面看，西方政党与社会组织有沟通联系的制度平台，尤其是一些社会组织会努力争取在政党大会上与政党建立联系。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各类会议可以定期邀请社会组织参加，并给予其发言或者提供各类服务的机会与渠道。从非正式角度看，党要参与到社会组织的活动之中，党员干部要与社会组织领袖、成员建立交往联系，加强与社会组织的沟通渠道建设。“美国共和党越来越想要与利益集团成员进行直接接触，而不是让利益集团进行这样的沟通。1992年，‘基督教联盟’动员选民支持老布什，其领导人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希望新政府在决策时咨询他的意见。2004年，小布什在竞选连任时通过信件和电话直接与保守派基督教选民进行了联系，绕过了基督教右翼联盟。”目前大多数党委对社会组织的了解与联系还是停留在指示、汇报和会议这些传统的沟通方式上。这些方式不能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组织成员心理结构以及需求层次的变化。

定期的领导见面和不定期的社会组织成员座谈会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领导见面会是让那些有思想有建议的社会组织有机会直接与党的相关领导沟通。社会组织座谈会则是在领导者觉得有必要获得第一手的关于社会组织真实思想、情感时，而又担心通过中间渠道会使信息失真而采取的一种领导与社会组织直接沟通的方法。与领导见面会相比，社会组织座谈会是由上而下发起的，上级领导是沟通的主动方，而领导见面会则是应下层的要求而进行的沟通。党还要加强与社会组织的非正式联系。比如党员干部可以私人身份参加社会组织的午餐会、郊游、联谊会、私人聚会等形式。这些都是非正式沟通的良好方式。这些联系渠道，既能充分发挥非正式沟通的优点，又因它们都属于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易于被组织领导者控制，也大大增强了交流信息的真实性。

第四，实现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方式——个体与团体的志愿化，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的志愿化行动，建立党和社会的连接点或者有机关系，实现政党社会化的回归。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做群众工作，一个办法是参加到各种公开的合法的团体、组织中去，通过我们的工作去启发群众，组织群众，以至掌握这个组织，如当时的“民先”、救国会、抗敌后援会、各种劳协、基督教青年会，以至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一些团体。湖南省工委，通过以下几种形式，逐步取得工会或者同业公会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权：选派党员竞选工会理事、监事，或发展具备条件的工会理监事入党，或派遣党员参与进步事业，如湖南邮务工会、省公路工会、长沙电信公会、湖南省会交通公用事业公会联谊会等，通过这种方式逐步取得领导权。西方政党，组织结构松散，专职、领薪的党务工作者人数极其有限，所以大多数党员包括基层党组织的党员都是在进行义务或志愿劳动。美国政党在没有大批专职人员的情况下成功服务的原因是通过物质激励、社会激励和目标激励成功吸引大批政党志愿者。对政党志愿者来说通过参加政党组织可以获得政党的优先考虑，为从政创造条件，同时也拓展了他们与社会交往和沟通的平台，为政治参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党员干部志愿化行动过程是一种社会表现与社会评价过程。中国共产党能否有效引导社会组织关键还是党员个体的先锋作用能否发挥。比如1934—1938年间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机构遭到多次破坏，党的各类组织与外围团体都失去了跟上级与中央的联系。剩下的一些党员继续在文化领域与一些城市团体或机构中坚持活动。在群众工作方面，有关党组织在陶行知的工学团，申报系统的量才补习学校和流通图书馆，男女青年会主持的读书会和女工夜校等处发展左翼文化联盟的成员，后者并不限于文化、艺术和教育工作者，各联盟中都有普通职员、教师、学生甚至一些工人参加，其中的人数比较多的似乎是“左联”、“社联”和“教联”。党内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具有相当的个人色彩，即通过作品和编辑、出版刊物影响公众和贯彻党的意图，他们跟非党的进步人士有许多共同点，以及工作或朋友关系，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员张仲实、胡愈之跟邹韬奋与生活书店的关系密切，艾思奇和夏征农为李公朴主持的量才图书馆和《读书生活》杂志工作等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成员参加了一些救国会的组织工作和领导机构，还调派了一些党员进入各个救国会设立党团、行动指挥部或核心小组。党内知识分子通过个人关系影响救国会上层代表人物的决策和行动；从事基层工作的党员在山海工学团、职业补习学校、青年会女工夜校和其他群众自己组织的小团体里联系骨干积极分子，推动游行、集会等活动。

党员干部的志愿化以服务社会为重心，有助于实现社会大众对政党的认同。一般党员和社会大众区别不大，反而领导干部示范化的负面效应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构建党员干部的志愿化行动体系，实施党员干部联系与服务社会组织的日常化活动体制。一是建立入口党的志愿化评价机制。积极分子入党的条件之一就是入党申请者需要具备社会组织的志愿化经历。与此相适应，社会组织党建必须承担接收志愿者、观察志愿者、评价志愿者的功能与机制。二是建立党员干部的培养与推荐的志愿支持机制，激活党员。

由于传统单位党建模式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领域的快速发展，基层党建逐渐边缘化，入党之后很多党员缺乏志愿化的社会活动，党员的社会化行为基本上处于潜伏状态。对此，每个党员都要主动或者经其他组织渠道到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中去培养和锻炼能力。从党员个体来看，有些地方探索了建立党员服务站，使其成为基层党组织连接社会的载体。依托党员服务中心，在街道社区建立以党员为核心的志愿者协会或俱乐部，服务党员与群众，开展党员意识培养、党员业务培训、党员主题论坛等。三是基层党组织的志愿化。有学者提出，在农村党支部的委员会成员发扬共产党员的楷模作用，在党的事务工作中不取报酬，以志愿者身份做好服务工作。同时，鼓励村委会干部不拿工资，做志愿者。如果村级党政干部真正实现向志愿化方向发展，那么，这些党政职务就不再是人们奋力追逐的“肥差”。在这些职位上有所担当，必须要有牺牲和奉献精神。根据这个思路，基层党组织一是可以通过党内志愿者活动充实基层党建；另一方面可以从社会招募志愿者，进入各类项目之中，参加基层党建活动。

2．建立服务的多元化模式

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组织，应该是通过服务实现引导。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帮助与支持社会组织运转起来，从法律规范与社会生活中赋予或实现社会组织在各个领域的身份与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服务的活动与过程中，引导、理解或预期社会组织的意见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活动等。

第一，加快实现社会组织立法与政策服务的常态化。

从党的行政组织来说，提供政策与立法建议并监督实施、执行是其主要功能。有学者在对社团开展活动时对会员约束排在第一位是什么的调查中，第一是国家法律占45.7%，第二位的就是党的政策占11.2%，第三是上级领导指示占9.9%，第四是社团规章占9.5%，第五是地方法规占7.8%。法律与党的政策在当前社会组织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党的社会组织工作中立法与政策服务还是不适应社会组织发展。同时，法律与政策如何协调推进社会组织发展，还需要党加以统筹兼顾。

从现实看，民政部就取消“双重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地区实验，如深圳市《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2008年）规定创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2010年）规定申请在示范区设立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除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登记前须经批准的以外，申请人可以直接向市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广东省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通过对50个社会组织进行访谈的情况看，有学者认为新政策的出台并没有使相关NPO的生存之路顺畅很多。由于支持NPO生存发展的政策涉及多个职能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位阶不高的政府文件并不具有这种协调效力。例如，对于放开登记后的NPO，税务部门仍然可以援引相关法律法规而不予其免税资格。因此，根本性地改变这一生存路径还是要寄希望于社团、民非和基金会三个登记管理条例的修订以及实质性的“松绑”。

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方式与途径，基于两个方面，专业技术层面与政治利益层面。知识与观念更新、体制机制变革是党引导社会组织的基础工作。从第一层面看，党必须注重利用与依靠党政相关部门与专家学者、社会组织自身的力量。整合资源，实现跨部门、跨领域、跨国的资源整合，这包括体制机制整合，把这些力量集中到一起，形成相关的群策群力的集体行动，制定专业技术的政策，各部门的自身优势与职责的展现，资金、人才、项目、具体政策、人员、机构配合社会组织的活动。接触的多，知道、了解、理解的就多，确定性、预期性程度就越高。一是建立党内部门从政策层面推进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党的研究机构如中央编译局、党校、政策研究室等部门，要进行长期性调研，加大投入，了解、熟悉社会组织，研究社会组织发展中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在党政官员中有针对性地开展实务培训与理论学习。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那么建立党员代表与社会组织的联系与交往机制。在党的系统建立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与党代表联系社会组织工作室，利用与依靠社会组织收集民意，发挥党员干部利益表达、综合作用，确保实现党代表的提案权。二是加快推动建立政权系统与社会组织的联系与交往机制。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在人大系统里建立会组织联络处与代表联系社会组织的工作室，利用与依靠社会组织收集民意，发挥代表监督、反映民意机制，形成提案。

从第二层面看，党必须从战略的角度思考社会组织工作，转变其维稳思维，实现科学发展观，使领导干部的政绩立足于民生与社会建设。社会组织工作成为党的重要工作语言与讨论、决策辐射对象。社会组织工作是党需要大力推进与加强的一项重要工作。欧美政党一般会通过协商或政策让步或有利于社会组织的立法提案等形式来动员社会组织拥护它们等。政党代表通常会把各种社会团体的得失考虑在内，或者根据他们对自我利益的计算，减轻或者完全隐藏立法议案对社会团体的潜在影响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除了使社会组织工作成为党内话语的一个方面以及成为党日常解决问题中的一个思路与对象、列入工作规划，还需要党决策过程之中把社会组织作为参考体系或者参与主体。

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仅仅提供法律与政策服务是远远不够的。微观服务是必须的。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组织，面临的问题是具体的、复杂的，仅靠正式的制度、严格死板地按照不健全的法律无法解决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第二，加强推动组织服务，建立健全党的社会组织工作体制。

从个体党员干部的角度出发，建立诸如党员领导干部接待社会组织活动日、党员服务社会组织活动日、社会组织党员联动日等活动机制，加强党员干部与社会组织成员的接触，强化合作共赢的日常联系。

从组织保障的角度出发，创建党委领导下的社会组织综合服务机构，借鉴北京、广东为代表的党政一体或党委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工作模式。对于是否设立专门机构，开展社会组织工作，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存在争议。国内有学者认为北京市社工委（社会办）与原民政、综合治理委员会等部门的职责划分可能产生交叉重复、界限不清、多头管理等问题，不仅影响管理和服务效率，甚至可能产生新的资源、权力配置的不科学、不合理，使改革陷入体制混乱，效率低下的不利局面。也有学者反驳，“北京市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中组建成立社工委（社会办），是‘大民政’思路在管理体制上的体现，主要负责原民政部门管理相对薄弱的社会事务，具体有三：一是搭建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格局相适应的体制框架。通过发挥社会工作机构的综合协调职能，加强对社会建设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指导监督，使社会建设各项工作形成有机结合，社会资源实现最大整合；二是建设好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两支社会建设队伍。通过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社会动员机制和组织机制，加快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进程；三是搭建社会组织工作、社区工作和“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三个工作网络。

从地方党政系统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看，国外学者认为，从以深圳、广州和云南等地为代表的更为开放自由和宽松的管理模式，到以江苏、北京和上海等地为代表的更为保守的政府监管模式。北京模式的基础是过去两年来北京市政府围绕非营利组织孵化器开展NGO的能力建设，政府资助公益项目，以及新的直接注册措施，这是一种“宽审批，严监管”的思路。政府官员将逐步退出社会组织的管理和运作，使社会组织回归民间化。为放宽注册登记，市政府还在2010年拿出3亿资金资助社会创新项目，资助政府背景的组织，以及民间的非营利孵化器（NPI），去提升草根组织的专业项目管理能力，审计和财务技能，以及项目申请能力。从对北京NGO的访谈来看，尽管北京进行了放开NGO管理的改革，但很少有草根NGO在这些新的管理制度下获得注册，政府的资助还要求受助方进行专业审计和项目透明。一些人相信新的管理制度为本土草根组织创造了发展空间，另一些人则认为，过去NGO在一些灰色地带拥有更多的自主空间，新政策是政府公开对这些空间实行控制。北京模式试图用地方政府的监管来替代云南模式中发挥作用的国际资金和能力建设。因此，北京模式是强调政府对公民社会的监管，并为草根组织创造资金来源，而非像云南模式那样着重于利用国际资金以及NGO与相关部门、机构的合作。Jessica C. Teets认为中央政府更可能采纳的北京模式。北京模式加强有关NGO的法律和筹款机制，促进本土草根和能力建设组织的成长，并在民政体系中形成更好地管理社会组织成长和推动创新的规制，给具有专业能力的组织带来更大的政策参与空间，同时压缩以权利为本的社区组织的空间。尽管社会管理模式的区域差异仍将存在，国家层面将要实行的管制变化将对未来公民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项目认为，建立党委为核心的党的社会组织工作模式是可行的。在地方实践基础上，必须优化当前模式。学术界一直在提倡政党社会化，认为这是政党改革的目标。从现实看，一是党中央、地方党政尽管都不同程度地开始重视社会组织工作，但是其工作重心仍然是经济工作与政府工作。因此，党委工作中分化出实施社会组织工作的体系，是转变党委工作重心的一种制度安排。这样，就使党委工作中，始终会发出社会组织工作的声音。二是当前党的社会组织工作基本都是在社会建设的统领下推进的，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缺乏法律与政策的保护，缺少国家资金支撑。地方探索还处在党政推动阶段，仍然是处于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尽管学术界认同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主体，强调党和政府进行社会建设要依托社会组织进行，要对社会组织进行培育、扶植，正如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认为，“全社会要改变对公民社会的认识，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应当对公民社会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从而采取积极鼓励和合作支持的态度。党和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法规，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要加快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多地给予培育和扶持。各级政府应当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它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但多数党政干部对社会组织仍然存在疑虑，反对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主体性地位，强调要加以限制社会组织发展，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中央综治委副主任周本顺认为，“一定要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切实解决社会管理中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是过多地把政府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办，而是要确保党委和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到位；不是过多强调按照人口比例发展社会组织，而是要加快群众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改革，完善职能；不是过多强调社会组织的‘第三部门’属性，而是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规范、引导，将其纳入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确保其健康有序发展，真正成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补充。”通过社会组织自身、学者的呼声还难以撼动旧观念与旧体制。那么，在体制内分化出专门做党的社会组织工作的机构是在所有办法中较为现实的路径。正式的结构则能创造一个严谨的、标准化的沟通环境，有助于强化组织行为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当然这种机构仍然是一种科层机构，存在着科层制的弊端。发挥此机构的最大作用，一是必须明确此专门机构的职能：扶持、服务、引导社会组织以推进社会建设的展开。二是此机构的活动、项目要尽可能依托社会组织进行，并且多接触、联系社会组织，从而使党熟悉社会组织工作。

中国共产党应该起到帮助社会组织联系党政相关部门，寻找资金、项目、人才等，使党的活动促进社会组织业务，即“党务促业务”。从调研中看出，当被询问“是否与相关党组织进行项目合作”，在访谈的社会组织中，仅有“通州关心下一代协会”回答，“与党有直接联系，是区直属机关。”“上级会有一些文件与指示”。“根据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市里下达一些文件给关工委，政府和社会也会有一些项目。”也有个别社会组织成员说，“我们组织创始人是退休干部，与相关党政部门有很好的关系。比如缺经费，他总能想办法筹到。”也有其他学者在访谈社会组织成员，询问党对他们的具体帮助。他认为党的支持是很微弱的，只有在社会组织的活动是由党发起的时候，才会得到具体的资金支持。除了能够获得场地支持外，社会组织接受的政府资金支持非常少。民政系统与党的组织系统，在推动党组织覆盖方面，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但在业务推动方面社会组织很少与相关党组织进行合作。当向社会组织成员询问对于“相关党组织官员不会对其提出的意见进行有效回应”，受访大部分社会组织同意此说法。个别社会组织不同意此说法，“我们秘书长是退休干部，能够向一些领导提意见。”总的来说，当党自上而下需要社会组织配合工作时，社会组织响应、配合。但是社会组织自下而上向党和政府反映意见与需求时，社会组织与行政性党组织的制度化诉求通道几乎是缺失的，大多信息沟通是靠私人关系。一方面是政府机构数量与规模、管理职能大于或多于行政性党组织。社会组织与政府系统的联系较多。另一方面，行政性党务组织本身规模小，职能部门少，其工作重心还是经济工作与政府工作、党务工作。行政性党组织重点关注大政方针的制定以及重要的人事安排，而利益表达与综合功能虚化或弱化。党的领导基本流于务虚状态，不能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必要的服务。

3．推动创立独立性较强的中介性社会组织，改造人民团体

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社会组织，其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引导社会组织的方式与途径。其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的社会组织能否具备独立性与能动性。建立独立性较强的中介性社会组织有利于打破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层级关系，消除权力造成的隔阂，通过社会化的方式，社会化的语言、沟通方式等，把党的意志转化为社会组织可接受的话语与行为体系。短时间内改变中国共产党长期工作中形成的官僚话语与行为方式以及政治安全意识，是不可能的。而这将会使社会组织工作畏首畏尾、决策冗长、反应迟钝，会使党的社会组织工作缺乏灵活性、吸引力与时代性，从而走回行政化老路。中国共产党帮助或支持建立各领域的联合会组织、联盟组织。党的组织体系可以把中介性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缓冲、桥梁，逐渐熟悉、建构社会组织的时代话语体系与行为体系。同时，党组织也不可能从组织层面介入到几百万的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之内，有的领域党组织不方便介入，即使介入，会受到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反抗。通过中介性社会组织，联系其他社会组织，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沙龙模式。组织一个松散的沙龙组织，

较为快捷。沙龙最初是欧洲启蒙思想家进行社会活动和理智交流的场所，是一个微妙的微型世界，能够体现机智、聪明、魅力与理智的胆识与火花。通过宽松的沙龙方式，把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领袖汇聚起来，不定期地开展各种活动，使沙龙成为社会组织间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的平台。沙龙的松散性，是解决社会组织文化多样性、需求多样性的一个比较好的组织载体。因为比较松散，不存在名利的分割，也不过多占用每个人的时间，没有太严格的制度约束。沙龙的政治风险也比较低，进可攻、退可守。沙龙进一步发展，可以为形成诸如俱乐部、联盟、协会的组织，退可以成为一种年会、联谊、议题小组、兴趣小组活动。二是正式组织模式。即建立一个正式的协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独立运作，与其他社会组织建立多元化、长效化联系，能够提供长期服务，同时敢于同众多社会组织展开竞争，深化专业化运作，建立专业性标准，提供专业化服务，树立专业权威。三是松散性联盟模式，把同类型的社会组织联合起来，建立松散性联盟。党的基层组织可以作为推动者、培育者、协调者，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把握政治方向。

以去行政化与服务化、社会化为核心，改革与创新枢纽式社会组织管理体系。改造工青妇等人民团体，使其服务能够覆盖其他的社会组织。党委及其基层党组织，推动这些人民团体以服务社会组织为取向改革。由于当前的人民团体有着自己的组织体系与制度体系、服务体系，人民团体可以帮助社会组织解决场地、微资金、媒体采访与宣传沟通问题，或者通过各种关系帮助社会组织寻找资金、项目，联系官员等。枢纽型社会组织能够帮助社会组织营造诚信良好的工作氛围，容易进入各种工作场景，推动社会组织的项目进入社区。西方学者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些社会组织的活动因为有体制内组织或官员参与而非正式地获得了一些资源，能够争取项目并强化组织的声誉、获得政治保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持项目和策略的独立性以及运作上的自主性。例如，云南生殖健康协会指出，“我们需要通过妇联这样的政府网络使我们的工作更有成效，有利于我们组织（社区）讨论，或者进行入户访谈。我们（与政府）保持合作关系，如果到基层开展活动，政府就会提供帮助。”很多社会组织进入农村的主要方式是借政治资源进入，尤其很多在农村外产生的社会组织与草根社会组织（无注册或工商注册的社会组织）参与新农村建设，进入农村社区运作其项目，不管是以个人关系还是公共关系，都离不开权力这个平台。当前社会组织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方式与途径是政治主导型的，只有获得权力资源的认可与政策认同，才能参与乡村事务。

因此，一方面，继续发挥与保持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政治符号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弱化其行政功能，拓展、充实其服务、社会化功能，改革其集权式结构。

4．重视社会组织领袖培养，建立与社会组织领袖的联系机制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与各类社会组织领袖的交往工作，从而获得社会组织的大力支持。当前社会组织领袖是社会组织中主流价值观念的体现者和提升者，国外一些政党非常注重参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在活动中发掘和培养领袖。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人事互动。西方国家的社会组织领导层一般是由各方面的精英所担任，甚至有些社会组织精英比政党精英还具有影响力。在欧洲一些社会组织与政党精英间存在着长期联系及正规化协商的渠道。“社会党学术联盟”是奥地利社会党的一个重要支柱。这个组织80—90%的成员是党员。许多“社会党学术联盟”的成员在国有化工业、国有化银行和议会内，占据了重要地位。1976年社会党政府的18名阁员中有12名是“社会党学术联盟”的成员；国民议会内有93名社会党议员中有37名是它的成员，联邦议会内有29名社会党议员中的8名是它的成员。加入“社会党学术联盟”，有时候在促进发展公职上可能是有益的，特别在社会党执政期间。这种铨选官职的方式，为奥地利社会党吸引了知识分子。很多身跨社会组织与政党的成员，发展出了他们的“双重忠诚”，他们既在社会组织内部推动政党影响力的发展，反过来也在政党内部代表社会组织的利益。社会组织对政党的影响也就具有了相互性的效果。在欧洲一些社会组织与政党精英间存在着长期联系及正规化协商的渠道。1950年代意大利总工会是以意大利共产党为主体，意共与意大利总工会是一种“传送带关系”。党直接领导着工会。工会的领导及官员均来自意共。同时工会的共产党领导经常担任参众两院议员。在德国政党的干部，在各基金会中或身居要职，或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基金会理事会主席通常是由其所接近政党的知名代表担任，理事会成员中有很多是政党高级官员、联邦和州的政治家。基金会的代表也是政党外交事务方面重要专门机构的成员。当然还有很多社会组织的领导层，一般是由各方面的精英所担任，甚至有些社会组织精英比政党精英还具有影响力。政党通过政策协商或让步或有利于社会组织的立法提案等形式来动员社会组织拥护它们等。1998年2月意大利左翼大会后，由意共分裂出来的左翼民主党后来合并为“民主左翼”的领导人威尔托尼与意大利总工会书记建立了对话联系，因此他缓和了曾经与总工会的紧张关系。以前每当开会时，总工会领导人总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猛烈抨击“民主左翼”的代表。新任“民主左翼”领导人威尔托尼是从工会积极分子的政治认同与党的立场的角度阐述与总工会相同的观点，采取支持总工会的立场。在美国，1929年大萧条之后，民主党人通过新政保障了劳工和弱势团体的基本生活，实行了一系列立法推行社会安全救济政策，鼓励劳工组织工会并与资本家进行集体谈判以谋求劳工权益得到了黑人团体、犹太团体以及非南方百人基督徒的工会成员的更多支持。新政以后，美国工会组织即与民主党建立了强劲的关系。德国工会联盟的专职干部至少在过去都曾是政党党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政党政治的代表权。

有很多西方政党的外围组织，其独立性很强。他们与政党的关系就是以组织精英间联系为途径。很多担任过政党青年组织领导职务的青年，在未来很可能进入政府并担任重要职务。政党青年组织的领袖或者是由党内干部兼任，或者被纳入政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在大选时，政党青年组织帮助所属政党卖力奔走、宣传、拉票。比如美国民主党青年组织的简介中就指出自己是美国民主党的官方青年组织，其目标就是为民主党发展党员、建立一个青年选民投票集团，争取青年支持民主党、服务社区。法国社会党极为重视在青年、企业和学术团体中做工作。这三个群体都有自身单独的组织并遵从社会党的统一领导，例如青年社会党人运动就是这样一个组织，青年社会党人运动内部的运行规则需经过社会党的全国理事会批准。为了使党和青年社会党人运动的行动保持一致，当选为青年社会党人运动的负责人有充分的权利在其负责的群体中协助社会党的有关机构进行工作。这种途径是依附于政党型的社会组织的领导通过在政党官僚机构中拥有发言权的官席，并且部分重叠的会员是较为典型的，这意味着社会组织实际上能够跨越他们政党的自然选区。

广东已经开始运作，在人大与政协界别里设置社会组织代表。党的意志通过社会组织领袖向社会组织成员及其服务对象辐射与影响是引导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一，党要把社会组织的优秀人才吸收到组织中来，使社会组织成为公益人才的集聚处。第二，党建立人才储备库，联系、掌握一批具有某方面特长的人才，为培育社会组织提供人才支撑。党要加强网上平台、会所建设，实行重点联系、密切联系、一般联系的分类联系方式，便捷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组织领袖。第三，加强对社会组织领袖和骨干分子的教育，实施领袖孵化计划，使更多的社会组织领袖进入党的人才体系。通过实践锻炼、组织培训、交流学习等方式，使社会组织领袖、骨干成员拓宽视野、提高能力。

5．改变中国共产党传统工作模式，依托社会组织来开展工作

党要依托社会组织开展各种项目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社会组织，发动社会组织成员与上层人士有交往者，设法与之联系，动员他们参加社会组织担任某种职务，如名誉理事、理事等。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北平平民委员会（简称平委）在组织北平浴池业工会的活动中，不像过去那样由地下党员直接出头，而是推荐那些工作热情、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让他们出头露面，在组织工会中担任各项职务。与此相对应，中国共产党接触、联系社会组织，如与两个靠近工商界上层和政治性比较强的社会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上海市地方协会有着密切交往。上海孤岛时期这两个团体驻上海的代表人姚惠泉跟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领导人及其他党内人士进行了接触，以后多次帮助中国共产党解决发展新四军和江南地方武装的资金和物资需要等问题，并且利用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条件帮助地下党举办培训干部和电台技术人员的学习班。立信会计事务所的代理人李文杰，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董事和干事，银行家陈已生、孙瑞瑛，工部局的华人官员陈鹤琴、严景耀，工部局华员总会的负责人李伯龙、张菊生以及其他许多“星二”、“星四”叙餐会的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跟中国共产党合作，运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和职业便利支持救亡协会或联谊会，发动工商界和社会为新组建的新四军捐款、捐献物资，以及通过地方协会的秘密电台向国内外宣传抗日救亡。中国共产党负责上层统战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和其他一些党内的知识分子，也经常出席上层人士举办的叙餐会、座谈会。1938—1939年间，新四军从皖南驻地向江南地区深入，地下党配合这一行动扩大新四军的影响，用上海地方协会的名义和通过叙餐会组织了两次赴皖南慰问新四军的上海民众慰劳团。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和江苏省党委办的宣传刊物《译报》、《译报周刊》和党的出版机构“复社”等，也通过姚惠泉得到地方协会和杜月笙本人以及其他叙餐会会员的捐款。

从国外政党联系青年组织的经验看，很多政党设有专门的青年工作机构加强与它们的联系与协作，以期扩大本党的群众基础。而对于这些服务性青年组织而言，只有反映青年的需求，代表并维护青年的利益，才能得到青年的支持。要实现这一目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利用青年组织的各种渠道汇集青年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提供给政府决策者，使之能够体现在关乎青年利益的各项政策中。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使用了他们的软钱资助社会组织的选举活动，诸如选民登记运动与电话银行。共和党资助了一些反税与反堕胎组织，而民主党引导一些资金给那些他们所信任的能够动员少数族裔的选民的社会组织。毫无疑问的是政党正在把他们动员民众的功能外包给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两大党，特别是共和党，已经建立了一些政策协会、基金会与思想库，这些组织都能从私人利益集团筹集资金，也能以各种方式帮助政党及政党候选人。

从社会组织的角度看，美国工会、工商联合会、女权组织以及其他许多组织在向他们的会员编辑信息，宣传其中意候选人，这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选举途径。在基层为了推荐自己的候选人，相关社会组织增加各种活动让选民走出家门去投票。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意识到仅仅把精力过多地集中在传统的游说、信息传递以及签名支持等传统任务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组织通过借用与更新许多政党的技巧，比如倡导问题、财政以及提供志愿者等方式，对于候选人成功当选，社会组织能起到杠杆作用。工会组织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投入了3千5百万美元改变了1994年民主党在国会的损失；其中的一些资金用来培训工会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旨在组织国会区，增加选民登记，不过大部分资金是用来购买40个国会区的2万7千个电视广告——几乎是每个区800个节目档。1996年美国步枪协会积极参与了地方、州、联邦1万多个政治竞选活动，尽管出现了财政赤字，并裁了员。

由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主要利用权力来推动工作。比如为灾区或者困难群众进行募捐，按照传统思路，党的组织一般会通过下指示、发文件，要求党员捐款。接着各级党的组织，通过开会或者电话通知，请求党员认捐。在这个活动中，没有党员的主动参与，没有创意，方式单一。

那么社会组织是如何搞活动的呢，看下面的案例。

就活动而言，比如公益加油站帮助上海启明书社策划年会。根据以往年会，请一些支持过组织的嘉宾，总干事做一个主体报告，总结汇报一下一年的活动，再放一个煽情的PPT片子，弄一些酒水，交流交流就可以了。张宁觉得这样开不够好，他集思广益，整合各类资源，争取到了上海新天地一个酒吧的场地赞助，把年会创意成了一个公益排队。当天年会多了许多互动环节，有很多游戏和节目，非常热闹。首次推出义卖环节，非常时尚，也非常公益，一个晚上募集到了20万元善款。年会成功感染了每一位会员，他们对组织更加认同，也会更加愿意为组织发展贡献力量。第二年会时，有一会员把她的老板拖来参加活动，这个老板当场个人捐款10万元。

那么如果是党组织搞的活动，可能就很严肃，活动环节可能就以领导为主，讲求等级形式、座位排序、发言等。参加者有可能是被动员而来，缺乏**。试想如果党的组织联系、接触社会组织，仍然是行政动员，那么效果与影响可想而知。尤其当前无行政权力依托的党组织，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联系党员、民众、社会组织、企业等，那么引导党员、民众、社会组织是达不到预定目标。

党团在日常行政工作方面几乎是相同的。现以团的工作为例来说明如何依托社会组织实现党的一些工作任务。

2007年3月10植树节前夕，上海团市委开展“保护母亲河”活动，其中一个项目是组织团员青年到嘉定区植树。传统方式是组织动员，给基层团组织发通知、派任务，每个团组织组织一定数量的人参加活动。为确保活动成功，每个单位的人数都是团市委统一确定，一般都是平均主义。具体人数往往不会提前沟通，导致的后果是，参与单位是团市委指定的这些团组织，其他团组织、团外的其他单位想参与也参与不了；来参加活动的团组织、团员青年未必都是想来的，是被组织动员的。

而这次植树活动由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联合嘉定区团委、16家车友会共同策划，通过网络广泛宣传，面向社会动员。活动主题为“上海青年汽车环保先锋行动”，主要内容也是植树，各车友会自愿报名，AA制参与。活动策划上，充分尊重参与者，没有太多仪式，也没有冗长议程。车友们在上海汽车博览公园种植了以车友会名字命名的“汽车青年林”，每个家庭还可以挂牌认领自己的树，这些牌子保留至今，成为了公园汽车文化的一部分。植树活动后还安排了大众汽车厂的参观、安亭小镇的购物等活动。汽车、环保、FB聚会、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自组织等元素，通过一个共青团的活动汇聚在一起，成为一个相当成功的社会动员项目。当天共有400多部车、数千名青年热情参与，很多人举家前来，一半以上的青年是第一次参加团的活动。他们在活动后大为感叹“没想到共青团现在这么时尚”，他们希望团能多组织类似活动，他们依然会积极参加。

这个案例表明，中国共产党只要真正把社会组织引入工作之中，依托社会组织来推进工作。那么，原先的政治动员、行政主导的逻辑，就会逐步改变，实现社会动员、社会主导。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