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创新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方式与途径的原则和路径_（一）原则

第三部分

创新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方式与途径的原则和路径

中国共产党能够对社会组织实施控制或功能替代，当前中国也不存在“不受制于权力支配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当党的决策处于正确的阶段，社会组织就蓬勃发展。当党的决策发生错误时，社会组织的发展就受到政治性影响而发展受阻。中国共产党控制社会组织是为了防止社会组织发展偏离党所设定的方向与目标，危及党的领导。从宏观看，党的社会组织的战略是发展与分类控制并存。社会组织不能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受党的意识形态约束。社会组织因为其宗旨、性质、规模、活动领域等各具特点，会与党产生紧密程度不同的政治关系。从中观层面看，地方党委的社会组织工作的探索方向、目标与路径影响着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政策的变革。得到重视的社会组织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扶助。从微观看，社会组织不应存在对抗政权的观念与行为，要受相关党政组织及其领导约束与指示。而判断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是控制往往又与政策执行者对社会组织的熟悉及偏好程度、社会组织成员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个人关系等方面密切相连。

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关键是中国共产党要主动改变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进行科学控制，实现分类治理与合作，创造交流纽带，承担维持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责任，而不是等待社会组织的行动。中国共产党的分类治理与合作，主要是指在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具体领域，中国共产党明确社会组织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与参与主体之一，并保障社会组织参与的渠道与资源，突出与社会组织的长期合作。

（一）原则

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原则，要考虑自身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合作共赢。一是政党发展与组织学的角度看，要明确党的性质与优势、结构特征，二是从社会建设的角度看，要明确社会组织发展对党的执政价值，三是从作用发挥的角度看，要明确社会组织的自身目标与价值以及党对社会组织发展的目标期待。

1．坚持软控制，优化硬控制

从社会学角度看，控制是特指社会控制。社会控制，从狭义上是指对偏离行为或越轨行为的控制。社会控制是分为硬控制和软控制。政权、法律、纪律是一种强制性控制，属于硬控制范畴；社会风俗、道德、信仰和信念等传导社会舆论压力、思想与心理动力、压力，是一种非强制性控制，属于软控制范畴。

中国共产党应优化对社会组织的硬控制。中国共产党控制社会组织是为了防止社会组织发展偏离党所设定的方向与目标，危及党的领导。从宏观看，社会组织不能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受党的意识形态约束。从微观看，社会组织不应存在对抗政权的观念与行为，要受相关党政组织及其领导干部约束与指示。强制是硬控制的基本特性。从这个角度看，党控制社会组织，主要是三种形式：一是权力控制，比如禁止、取缔社会组织；二是把社会组织转化为党政系统的下属机构，使其成为上下级关系；三是法律控制，通过法律来规定社会组织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依托政权力量来执行。其中，权力控制与转化上下级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硬控制的主要方式。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务系统出台的许多政治性或政策性文件往往比相关的法律法规更具有约束作用，但是更具有松散性和不确定性。同时这种政策文件赋予了国家和地方管理机构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往往与政治动态紧紧相连，使地方社团的发展时时面临诸多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法律控制较为薄弱：社会组织的相关法律不健全、上位法缺位、执法机构力量分散等。

当前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利益、文化多元化，中国共产党完全通过硬控制的方式对待社会组织已经不可能实现。即使党不惜成本实现了对部分社会组织的硬控制，一方面，加重了党的行政属性，另一方面，加重了社会组织依附性、行政化，结果变成“零和游戏”。各级党委与基层党组织，应该优化其硬控制，完善法律，形成民主、协商与合作的理念与行为。在硬控制思路下，“服从”成为党“引导”社会组织的目的。但引导不是控制。控制是服务社会建设的手段。西方学者就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组织工作是协商式威权主义，并认为：新的规范源于协商式威权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其目的是控制，但并非完全要阻断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这些规范反映了新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鼓励与公民社会进行协商，但其方向并非是导向民主化，而是更为精细复杂的威权主义治理，用更间接的工具进行社会管控。这种兴起的协商式威权主义治理思路引发了新的规范出台，并在各地实施NGO管理模式的实验，以便通过更复杂的国家控制来平衡扩展中的独立的公民社会。“无论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政党领导者的效能取决于提供物质或心理帮助的能力，而不是提供抽象告诫或说教的能力……要能提供帮助。政党领导者提供帮助的能力，首先取决于他们控制自己组织的能力，并最终取决于对主要的物品的公共分配者——政府——的控制能力。”当前地方党委的社会组织管理的探索，以“控制”为主导，以领导政府为途径，培育与服务意识与措施不够。有学者调研了基层备案的社会组织生存状况，发现（1）备案制的提出和实施均由政府主导，社区民间组织是被动接受；（2）备案后的民间组织由区民政局、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共同管理，此“三级管理”较彼“双重管理”更严格；（3）政府通过备案制对社区民间组织做了进一步的区分和筛选，选择性的培养可以帮助其控制基层社会的那些组织；（4）对于社区民间组织来说，经过备案的民间组织一部分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投入，但自主性、自治性逐渐丧失；另一部分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他们和没有备案的民间组织一起，仍然面临很大的发展困境。

优化硬控制，强化软控制——中国共产党要更灵活地运用社会心理学以及对话、劝说、恳谈和干预等方式的控制，减少硬性资源去处理社会组织的行为活动，更少地使用强制、指示。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组织，一方面，党员干部与党政机构要弱化权力控制，反对转化上下级关系，要主动参与社会组织发展，注重社会组织的立法建设，比如对社会组织的宣传与合作、立法建议、执法监督等。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强化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同建设，加强对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舆论、社会监督建设，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科学性时代性、民众与媒体舆论、思想政治工作、党员干部先锋作用与党的组织服务等软力量来引导社会组织发展。

2．坚持社会化、服务化原则

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方式与途径，必须坚持以社会化、服务化、多元化为主，以行政化为辅，避免单向控制。

社会化，就意味着平等、开放、互动。“社会化引导”指的是在无行政权力可依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路线方针政策的影响力，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与基层党组织的力量为载体，整合各类社会组织，完成党的目标。以美国E. A．罗斯为代表，从社会意识（群属之感）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化，认为它是在团体中与同伴产生共同行动的能力和意志时的一种群属之感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其革命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党员干部与党的组织融入了社会，党的意识形态与行为成功地动员了社会，获得了社会认同与支持。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并非根据其政纲自上而下做出，而是及时回应民众的具体要求，适应乡村社会结构和政治地理特点而相应调整，以此来获得农民的支持和革命的动力。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强调与民众的互动，并在其革命目标中认可民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将它的制度性要求强加给农民，革命获得了容易增强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将它的实践扎根于农民确认其乡村世界自主性的努力。通过强化农民土地、庙宇和市集中追求的生存战略，而非宣告某些党的高级领导人自以为是的想法，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革命的合法性。”拉尔夫·萨克斯顿对冀鲁豫边区田野调查和口述史料的研究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动员农民加入革命进程，“共产党能够在政治上获得民众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有能力与那些长期依赖反抗蒋介石政府税警的村民联合起来”。换言之，农民并不是被动参与革命，而是在与共产党结成某种联盟关系的过程中形成对共产党的支持与拥护的。还有国外学者总结到，“中国共产党是由各种历史行为体构成的。除了党员身份外，也有其他身份认同在影响其行为。并非所有人都是共产主义机器上的螺丝钉，他们也是社会的成员，具有家庭和社会的联系，具有个人的生活和欲望，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教育培训以及国家、种族和地区认同，他们深嵌于地方网络。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在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党中央机械服从的关系。党不过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建构而已，它的成功并不仅仅是组织和纪律的成果，也是村落积极分子、区一级的推动者、县一级的实施者和中央、边区的战略家之间的复杂互动的成功。”

计划经济时代党的意志是通过行政指令与资源控制、自上而下来传递给社会组织，强调领导、组织隶属与层

级关系。但是组织学理论认为，“在任何实际情况下，组织的问题必须通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两种途径解决。……在同时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进行组织或改组的计划中，一定要协调好二者结合的中心点”。社会化体现的是自下而上的活动，服务多于管理，资源由社会来运作，强调自愿、社会多元需求的满足。党的社会化，就需要党组织要放低姿态，使自己成为一种政治类型的特殊社会组织。党要克服行政化倾向，有学者总结了党政官员对待社会组织的行政化思维：一是不把组织当组织，不把力量当力量；二是对新生事物的习惯性否定；三是唯上；四是重形式；五是相互推诿，追求绝对安全；六是路径依赖；七是方法单一。党与社会组织合作，党员干部不能高高在上。党要以非权力因素去影响社会组织，使之成为一种工作习惯。

坚持服务化原则。服务化来源于社会化。政党是控制政权的社会之手。进一步说，政党控制政权是为其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服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组织，应在服务中实现领导。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获得社会认同，与其群众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分不开。建党初期，党中央认为支部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等。在一切工人组织农民协会及革命的智识阶级团体里，组织我们的支部。有些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社会组织的成员或领导者。在农村，通过土地政策与根据地建设，党员干部细致入微地服务农民，诸如解决夫妻吵架等家庭问题。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就要实现对社会组织的服务。从他国政党来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设立社区基金，为社区提供一些政府基层组织所不能提供的服务，例如在社区开办行动党幼儿园、托儿中心、儿童图书馆、电脑辅导班等，还为选区提供一些福利如保健计划、学生奖学金等，另外在全国84个社区还建有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俱乐部、居民委员会、邻里委员会、社区民防协调委员会以及社区体育俱乐部等为民服务机构，为民众提供全方位服务。

从组织结构与功能上看，当前是政党控制政权的组织部分过于发达，其服务社会的组织部分过于弱小。党的基层组织就要从行政执行功能转向服务功能，实现服务方式与途径的多样化：政策服务与立法服务，宏观服务与微观服务、间接服务与直接服务、机构服务与个体服务、精神关怀与物质帮扶等共同推进。

3．坚持多元化原则

多元化来源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与多元化。当前由于市场经济的推动，资源流动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解决复杂化。与此相适应，社会领域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多样化不可避免。当前社会组织种类多，每个组织的成员、运作、活动、项目等方面的差异很大。社会组织体现的文化价值先天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他们绝大部分不谋取政治权力，也很少介入政治权力的争斗之中。也有部分社会组织代表环境或弱势群体利益与党、政府和企业进行对话，甚至提出挑战，试图改变引致权益损害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权力关系，推动党和政府改善政策，约束企业不当行为，凸显出社会对党、政府和企业的问责期望。

与中国共产党相比，很多社会组织虽然结构相对比较松散，组织性和纪律性也不严格，服务范围、项目有限。但是，他们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在培育公益文化、个性文化、提供社会服务以及反映社会各种利益诉求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一是从社会组织发展本性来说，其组织目标和运作上体现自由，不受制于外力，向何处发展、如何发展更多体现为内在推动力。社会组织文化也是如此，公民既有参与社会组织的自由，也有不参加社会组织的自由；有参与这种社会组织的自由，也有参与那种社会组织的自由等等。二是从社会组织成员的内在需求看，其组织运作与成员相处要体现平等价值观。成员之间是平等的，人人都有发言权，人人都可提创意。义务的平等带来权利的对等，虽然有创始人、老大、主席、骨干之分，但应该是义务多于权力，服务多于索取；虽有核心会员、普通会员的差异，但只是承担义务多少，参与活动多少的差异。往往越是领袖，付出就越多，组织活动、策划项目、筹资、组织建设、社交、联系各种事宜等，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甚至财力。平等，意味着平等参与，民主决策，用民主机制解决组织事宜。三是从社会组织的成员来源、活动方式、价值取向、目标构建等看，多元化是其客观存在的。首先，社会组织成员、会员身份是多元的。当前成员的职业分化是必然的，有的是新社会阶层，有的是党政机关、国企事业单位职工，还有些是大学生、自由职业者等。其次，目标多元。社会组织的目标往往直接反映社会需求。有的是满足身体自身兴趣、爱好，有的是服务社会及其他人、群体。有的是追求组织影响力，追求市场利益，有的是追求内部氛围，而有的仅仅追求成员交流。四是草根型社会组织或自组织是社会多样群体、多种职业、多类资源的汇聚，再加上自由的结社、自由的表达，其运作充满了自由创意。自组织的组织名称充满创意，如同福堂，有福同享D-FOUR户外俱乐部，Donkey-four，多背一公斤等。活动方式与内容如场地布置、服饰（如要求活动成员要穿戴阿拉伯风格服饰，学跳阿拉伯风格的舞蹈）、组织形象、宣传口号等也充满创意。除了公益作为社会组织主流共享的价值外，新兴的社会组织与传统的官办或半官办社会组织相比，其自身具有共性价值需要党组织加以吸收与提炼、凝聚。但是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成员往往有不同的年龄、教育和文化背景与价值取向，这就可能使他们对相同的话产生不同理解。由于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不同的组织成员都有不同的“行话”和技术用语。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存在着规则差异，不同的规则导致不同的行为。党政官员往往注意不到这种差异，以为自己的行为或者自己说的话都能被社会组织恰当地理解与认同。当前党组织提供的政治化的语言、服务、产品、活动、理念、组织形式等很难吸引青年及社会组织。党组织及其干部要学会使用社会组织的语言，理解社会组织的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前提条件。

从领导学角度看，政治领导的权力来源于各级的政党领导者确认和激发存在的与潜在的政党追随者的欲求、需要和期望的能力，以及面对——或者承诺去面对——通过动员各种经济、社会和心理的自愿所导致的各种要求的能力。社会组织反映了一种社会的自文化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吸收与借鉴的文化价值源泉之一。

政党引导社会组织，要以形成政党权威为前提。一方面，政党权威来源于社会的政治认同：一是传统历史合法性的延续。二是意识形态具有灵活性与社会性，其影响力、阐释力能够使民众信服。三是民众的法理认同。四是政党成员、干部个人魅力，起到了先锋与模范作用。另一方面，政党权威来源于政党的政绩。政绩主要表现在物质层面，经济发展的水平，民众的生活水平等。正如邓小平认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正因为把经济增长作为中国权威的最重要支撑，所以经济问题就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了。所以，“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党有了好的政绩，实现了经济增长，仅仅是党的权威的基础之一。民众很可能就会关注诸如社会公平公正、民主、自由、个性、幸福、环保、女权、道德等等问题。这也就说，政党引导社会组织要具备不可或缺的两大条件，一是要具有不断激起、塑造民众追求社会理想、价值、目标、道德愿景的热情与精神动力的能力与信仰，二是政党及其成员要具有实践的示范与榜样。否则，即使政党权威有了物质基础，但不具有社会认可的价值导向与政党的实践示范，政党引导社会组织的作用将是被构建出来，而不是体现出来的。因此，累积政党权威，中国共产党必须减少强制性手段，依靠发挥党员干部与基层党组织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以社会组织为党的社会活动载体，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才能有效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早在200多年前的一个政党组织的领导人就以通俗的语言描述了他如何领导社会的原理。1789年创立于纽约的民主党实力派的二把手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在他的“讲坛”——一个擦鞋处进行他的布道：要掌握你的选区，“你必须研究人的本性并据此采取行动。你不能在书本中研究人的本性。书本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碍事’。如果你进入了大学，那么情况就更加糟糕……要学到真正的人类本性，你必须到人群中，看他们的并被他们看。我了解的第15选区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我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们的优点和弱点，我从适当的角度来和他们打交道……我不会用政治论证来烦他们。我只是研究人的本性据此采取行动”。尽管这段这段话有失偏颇，但不失有片面的深刻性：一是政党成员干部要了解社会，理解社会的语言、文化、价值取向；二是政党成员干部要实实在在地接触社会，“通地气”。

西方国家政党与社会组织的联系是多元化的。从社会组织与政党联系的紧密程度看，有从充分独立到

紧密的组织熔合等类型。独立性最强的社会组织，是与政党没有正式联系。独立型社会组织与特定政党或某政治阵营的特殊联系取决于他们对广泛的共同性利益能够互相理解。由于一些社会组织进入不了政党的决策层，这种组织关系模式使一些社会组织拥有了最大化的自治。比如雇主联盟或教会组织的强势利益集团，与通常同情他们事业或利益的政党间的关系，他们基本上更愿意保持一定距离，不愿意走得太近。一旦与自己目标与诉求不一致，社会组织会反对政党提出的政策。英国工党于1997年11月解除了一级方程式赛车不准为烟草做广告的禁令。对此，英国ASH（反对吸烟与健康行动组织）、BMA（英国医师学会）以及其他几个慈善组织，指责烟草协会利用赛车做广告，并怀疑工党是对其竞选资助的政策回报。最后，工党不得不退还政治献金。意大利的天主教组织就从来没有与基督教民主党有正式联系。还比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经济委员会就从来没有与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发生过联系。美国禁酒联盟既支持民主党也支持共和党，前提是他们要支持宪法修正案规定的生产和销售酒精饮料是违法行为。很多商业或企业性的社会组织，尽管政治价值观接近共和党，但是他们对民主党的捐款要多于对共和党的捐款。共和党的全国性组织党魁常常苦涩抱怨说，他们会为自己的叛党和叛信仰的行为而感到遗憾。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联合会主席对此反驳：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我们的利益是房地产和住房项目；它不是给反对派进行的资助、不是堕胎、不是最低工资……我们成员需要的是多得多的责任。我们免费花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过去的我们把金钱倒入了一个被称之为“候选人挑战者”的黑洞。我们PAC捐款的动机非常明确：停止对失败者投资，那是浪费。成为执政党后，政党对与自己价值取向、政策等相左的独立型社会组织可能会采取严厉态度与做法，比如英国保守党曾把各种压力集团称为“令人窒息的毒蛇”，对此，保守党结束了新社团主义制度，消减工会权力，削弱地方政府协会、职业集团（如医生和教师集团）以及目标集团（绿色和平组织、儿童贫穷行动组织、大赦国际等）的影响。

即使与政党存在依附性与辅助性关系的社会组织也存在着自身的政治利益，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优先于政党的。他们可能对党的一些路线、方针不满，甚至在某些方面采取某种强硬态度。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团中的青年社会党人，就对党“容纳一切人”的“全民党”方针表示强烈不满，他们甚至反对党内的右倾路线，要求对德国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简称）采取强硬态度。这许多利益是与典型的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关联的，另外一些利益与新政治议程活动相关。这包括工会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代表的农业利益、教会利益、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等。通常来看，政党的利益基础由一些外部利益团体所发起，这为政党提供了外部立法支持。这种方式并不是强制性的。政党创设依附型组织是为了组织党员和那些认同政党的工团主义者；或者政党创办一个环境NGO，使得能够与联系环境运动。另一方面看，内部利益通过政党的组织活动来建立。政党创设卫星社会组织是为了让社会经济特殊利益和相当一致政治偏好的选举群体保持一定规模内。这种“目标团体”形式的组织战略试图为潜在的利益建立一个组织论坛。

从西方的经验看，行政管制、单纯党建与资源支持已经不能解决政党有效引导社会组织发展问题。党组织需要从态度上重视，从行动上直接介入社会领域，直面众多社会组织的竞争，正视社会组织的独特利益，努力追求在民众与社会组织中最具有凝聚力和影响力的目标。

4．党的结构优化

中国共产党必须实现自身的功能优化，即明晰共有功能与差异功能，实现功能差异的精细化表述与实践。不同层级的党组织，不同领域的党组织，既有相同的功能，也存在不同的职能。

党的组织结构与行为方式，使党的领导干部与组织机构其习惯于同体制内的组织部门打交道，不习惯于同社会组织打交道；习惯于同能够控制或影响的组织（如事业单位、官办社会组织）打交道，不习惯于同非行政控制、独立自主的组织打交道；同体制外的组织打交道，并不擅长，也不专业，有时候也不愿意。爱沙尼亚前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维亚利亚斯就坦言道：“说实话，我们已经失去同党内外其他组织的正常横向联系。实际上已失去一切使党充满生机、自尊和希望的东西，我们相互了解甚少，几乎不来往。”通过访谈社会组织成员，回答“社会组织对党组织有哪些影响”：（1）使党发现新的社会与政策议题；（2）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立法；（3）监督党的政策的落实；（4）使党出台与充实相关措施；（5）为相关党组织提供咨询意见；（6）使党的相关体制等进行必要的改革；（7）影响党政官员的心态；（8）没有影响。回答结果集中在（8）（7）（5）（2）。受访社会组织大部分是认为对党组织没有影响，部分社会组织认为对党的影响微弱。主要原因是“门槛高、没有渠道、没有习惯”。

中国共产党必须改革自身组织结构，创新信息沟通与交往模式。“组织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就组织结构问题作相关决策，其中包括了决定创建什么样的组织结构，以及为了改变信息流动的方向，需要废除哪些现存的结构以改造当前的组织结构。”通过重新安排结构，从而减少信息必须通过的层级。这样等级结构就会趋于扁平化，减少中间层级的官僚，授予基层官员更多的决策权等。按照理想模式，党的领导是立足于社会，手握政府权力的杠杆，其观念与体制既顺应社会需求和期望的变化，也适应政治体制本身的变化。这使得政党是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组成部分，将社会需求与政府的回应联结起来，将政府的行动与社会的反馈联结起来，从而使政党能够维持对政府强有力的控制。但“党的官僚化，使党的领导人经常忙于具体的管理事务，无暇思考政治大问题。党的干部倾向抓权，弄权，获取各方面的利益。党的官僚化往往使得以党代政不可避免，更严重的是导致党内政治家的缺失。”“中国的超级政党原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维系这个政治性的是严密的组织、清晰的价值方向以及通过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有力互动而展开的大众性运动。但在今天的政党模式下，党的组织形同行政组织，政党成为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其动员和监督的职能日益与国家机制同构，官僚体制的特点越来越清楚，政治性却越来越减弱或不清晰。”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政治领导转化为行政领导，党员、干部主要从事政策议价、劝说、诱导、权力储存、经营关系、逐利、操纵、管理、命令等狭隘的行政事务工作，党就难以去构建完善的、具有吸引力的纲领、目标与意识形态体系并使党员以及社会大众信服、认同。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组织无法施加影响，有学者指出，“由于社会诉求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社会组织中的党员与干部基本上是缺位的、失语的。这里，不是要求党员干部去阻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也不是要求他们不可以参与到这些社会运动之中，而是说明了科层制领导体制事实上已经制约了基层社会诉求向党和政府的反映，社会舆情不畅，从而导致党和政府政策调整的滞后。”

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组织，首先要工作理念开放，方式得当，社会组织都可以团结在党的周围。从当前基层党建的探索看，区域化党建是一种结构开放的实践探索，需要深化研究与试点推广。从结构上看，一是建立“大党委制”，打破横向较为封闭、各自为政的结构，建立以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为主，吸收驻区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新社会组织单位、“两新”组织党的负责人参加，实行“专职委员+兼职委员”的横向联系的党的领导班子体制。二是党组织结构设置的社会化。依托楼宇大厦、市场、新兴社区等社会领域，采取挂靠建、联合建、派驻建等多种形式，形成各类横向联系的基层党组织；依托居住楼，建立单位党员、在职党员、退休党员、流动党员在内的楼组党组织。对此，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的工作方式，就需要从依赖行政权力为主，转向依靠协商、榜样、互助等非权力形式为主。在党组织活动的载体上，从依靠行政组织到依靠积极分子与各类社会组织为主。在党群队伍建设上，要从传统体制下党员群众的行政安排，转向社会招聘、合同管理，建立一支专职党群工作者队伍，用更广阔的视野和方式吸纳社会上的党群工作人才。从当前存在的问题看，中国共产党与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的联系：地方各级党委与社会组织形成了一种科层式的组织结构，两者的联系是间接的，即各级党委主要是通过业务主管部门与登记管理部门两条行政渠道来开展党的社会组织工作，同时以基层党组织为中介的党内通道。按照民政部公布的统计数据，从当前社会组织党建的组织覆盖看，至2013年底全国正式注册的54万多个社会组织，其中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约为8万3千多个。同时社会组织里的基层党组织面临着两大困境：一是如何在社会组织发展中起到实质性作用；二是缺乏多管道的下情上达以及缺乏起到约束行政性党组织的党内民主制度。各级党委与社会组织主要是政策性联系与行政指导，两者缺乏质性接触、互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