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边打边谈，以打促谈
第三章
边打边谈，以打促谈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与“联合国军”相互厮杀，时而越过“三八线”，时而从“三八线”上撤退。对战以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能力，超乎“联合国军”的想象，于是出现了的“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战争局面。
中美汉江“拉大锯”——夏秋防御战
经过五次战役，美国终于意识到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实现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的，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需要改变。最终，美国政府决定，在“三八线”地区建立一条有利的防线，寻求缔结停战协议，结束朝鲜战争。同时，美国向中国表示希望实现停火的意愿。
中国就美国的态度也做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争指导方针，也就是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以打促谈，在一定军事前提下实现最大可能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克夫·马立克在联合国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这个建议提出后，6月2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支持该建议。美国方面的李奇微也于30日发表声明，表示同意进行停战谈判。自此，“联合国军”与中朝军队进入第一次谈判阶段。
7月10日，中朝方面与美军在开城来凤庄召开朝鲜停战谈判会议。会议前期一切都很顺利，当讨论具体停火安排以及界定双方军事分界线时，矛盾开始出现。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以撤离地带为非军事区的建议。建议一提出就遭到美方的拒绝，美方认为：确定军事分界线要把海、空军的效力联系起来，军事分界线应该划在“联合国军”阵地后方。美国的企图非常明显，他们想不通过战斗就白白获得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朝方面对美国的这一建议予以严厉驳回。
就这样，会议进行了数十天，谈了十几次都无法达成共识。到了8月，会议仍是毫无结果。8月15日，会议进入小组谈判形式，会议规模虽然变小，但双方仍互不相让，美国看中朝方面不愿妥协，狂妄地说：“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这种**裸的恐吓显然不会吓倒中朝方面。最终，谈判破裂，美军于8月18日发起了他的“炸弹、大炮与机关枪的辩论”。夏秋防御战由此拉开序幕。
在谈判桌上没捞到好处的美国，将怒火发泄到了战场上。他们的“夏季攻势”异常猛烈，投入了大量兵力以及飞机、坦克，向东线朝鲜人民军的防御线发起了猛攻。
面对美军的猛烈攻势，朝鲜人民军战士因地制宜，用落后的武器沉重地回击了敌人。没有坦克，没有飞机，就用迫击炮轰。朝鲜人民军用迫击炮形成了一个数十米的防御线，予敌人以重创。与此同时，在防御第一线的志愿军战士们配合朝鲜人民军进行反击作战。
此次夏季攻势持续了一个多月，“联合国军”依靠强大的火力，攻占朝鲜人民军179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人数高达7.8万余人。
“联合国军”虽然在夏季攻势中攻占了179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这并不是它发动夏季攻势的军事目的。这场战役看似“联合国军”捞到了好处，但实则是场失败的战斗。不甘心的“联合国军”，终于在9月29日再次发起了秋季攻势，只不过这次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志愿军。而志愿军也针对“联合国军”的进攻，迅速进入秋季防御战斗之中。
“联合国军”先集结了大量兵力与火力，大肆向志愿军47军防守的夜月山地区发起猛烈进攻。敌人动用了60辆坦克、100多门火炮，对夜月山进行轰击，妄图夺得阵地。驻守在夜月山的志愿军战士们凭借落后的装备奋勇防御，击退敌人14次进攻，使这座看起来脆弱易攻的阵地一直屹立未动。
10月3日，“联合国军”再次加大兵力，动用200余辆坦克与300多门大杀伤力火炮，在数架飞机的掩护下，向志愿军第64军及47军防守的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志愿军采取“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反复争夺、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争取以最小的伤亡，与敌人进行反复争夺，以获得最后的防御成功。即使在这种灵活的防御战术指导下，志愿军仍有许多阵地遭到极大伤亡，有的连队在敌人狂轰滥炸之后只剩下十几个人，但他们仍继续顽强作战，坚决完成战略任务。
马良山地区是“联合国军”此次攻势的重要目标之一。从10月5日起，敌人就一直对马良山地区进行“飞机轰炸，坦克开路，陆军冲锋”步骤模式的进攻。负责马良山的志愿军第六十四军数次击退敌人，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计划。10月7日，“联合国军”见一直攻克不下马良山，便再次调集兵力，发起攻击。这次攻击异常猛烈，敌人甚至曾一度占领该阵地，但没多久，又被志愿军战士争夺回来。“联合国军”只得加大火力，出动大量飞机、火炮，对马良山地区的阵地进行连续三小时的狂轰滥炸。
轰炸结束后，整个马良山已经面目全非，成为一片焦土。敌人以为这次定能将志愿军消灭，占领阵地。然而，志愿军遭受重创后，战士们仍旧对阵地展开了更加顽强的防御作战，击退敌人冲锋6次。最后，为了保存战斗力量，该地区志愿军战士撤至安全地带，马良山地区这才被敌人占领。
10月12日，敌人的坦克群浩浩荡荡地驶上文登公路。敌人打算用49辆坦克轰击文登公路，以占领公路附近的阵地。敌军的计划已被志愿军看穿，反坦克部队早早地就在文登公路两旁埋伏好，等待着敌人的到来。当敌人的坦克群驶进埋伏圈时，志愿军的反坦克部队立即发出猛烈攻击，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击就已损失9辆坦克，其余的也都陆续掉头逃跑。第二天敌人又派来18辆坦克想要再次攻占阵地，结果重蹈覆辙，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被志愿军又炸毁4辆坦克，再次逃跑。
坦克占领文登公路的计划失败，“联合国军”又将进攻重点转向文登公路以西地区。在这场防御战中，敌人的兵力与炮火远远超过志愿军，战况异常惨烈。以938.2高地的战斗为例，驻守该阵地的只有志愿军第68军第412团第1连，而敌军初次进攻这里就派出两个团的兵力。1连的战士，一次次将强敌击退。
敌人见一次次冲锋都以失败告终，便派出飞机与火炮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连番轰炸。整座高地上的防御工事被炸得面目全非，许多战士不幸牺牲在密集的炮火下。轰炸过后，敌人再次加大兵力，打算一举攻克志愿军阵地。志愿军战士没有被猛烈的炮火吓退，而是越战越勇，凭借他们的机智勇敢，多次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猛烈的进攻。1连战士个个是英雄，他们为了阻击敌人，连续奋战五天四夜，子弹用尽了就用铁锹、刺刀与敌人厮杀，战士们前仆后继，英勇奋战。连长高成山在战斗过程中壮烈牺牲。
文登公路以西的志愿军浴血奋战的同时，另一个地方也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从10月13日开始，“联合国军”就向防守在西起芳通、东至旧岱以南24公里的志愿军发起猛烈攻击。
“联合国军”为了攻下志愿军防御线，最多时曾出动130架飞机进行密集轰炸。这种强大火力的攻势并没有让“联合国军”取得满意的效果，激战三天只向前推进两公里，并且损失了1.7万余人。
本来信心满满的“联合国军”万万没有想到，耗费了巨大的火力与兵力，却仍没有实现预期的军事目的。面对兵力、炮火都不如自己的中朝军队，“联合国军”不愿就此甘拜下风。“联合国军”再次集结大量兵力开始转向对志愿军第67军防守的金城以南地区进行猛攻。敌人这次投入了比以往更多的兵力，每个进攻要地都投入了两个营以上的兵力，并以大量坦克、飞机协同作战。
面对敌人这次猛烈的攻击，第67军沉着应对，采取边打边补充，边打边抢修工事的作战方针。白天以防御为主抗敌，到了夜晚，根据作战经验对“联合国军”进行反击。战至10月22日，“联合国军”非但没有击垮志愿军的防御线，反而耗费了大量兵力与武器装备。至此，“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也以失败告终。
1951年8月开始到10月期间，敌人的夏季、秋季攻势均告失败。志愿军的夏秋防御战宣告胜利。这次战役中，中朝军队不仅歼敌7.9万，俘虏2.3万人，还收复了467平方公里的土地，给嚣张不可一世的美军以沉痛一击，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再次停战，收起嚣张气焰，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地下的决战——坑道战
就在中国开始总结经验，并准备发动第六次战役时，美国人居然抛出了求和的橄榄枝。像过街老鼠一般的美国人，开始通过各种门路，去寻找同中国谈判的大门。为了打开同中国谈判的大门，美国人可谓是挖空了心思。他们甚至派人到香港去碰运气，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后来，驻欧洲、联合国的外交官频频向苏联外交官“暗送秋波”，可对方却装作没看见。无奈之下，美国人只好厚着脸皮去找了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才将和谈的愿望传达到了北京。
中朝与美国和谈之路，并没有彼此想象的那般顺利。中方派出了李克农和乔冠华，朝鲜派出南日大将为首席代表，美方则派出了乔埃等人。中朝方面是带着极大的诚意来谈判的，美方的乔埃等人也希望尽快谈成。乔埃曾估计在两个月内就能达成一致，没想到这场谈判持续了两年，双方还付出了数十万战士伤亡的代价。
中朝提出的谈判原则很合理，只要求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为。可是，美军一开始就没有诚意，不但不同意在朝鲜撤军，还在一些小细节方面胡搅蛮缠。在谈判的日子里，中美双方仍旧摩擦不断，或大或小的战斗时有发生。
很快，李奇微心有不甘地开展了秋季攻势，美军第八集团军还搞了一个新战术——“坦克楔入战”。新任美军第八集团军的司令范弗里特想用坦克攻破志愿军的防线。不过，随着志愿军的空军、高炮部队的参战，以及后勤部队的充分准备，李奇微和范弗里特的这场精心策划又以徒劳收尾。
为了躲避美军的炮火攻击，志愿军战士在无数次血战中，找到了对抗“联合国军”狂轰滥炸的有效方法。他们在相对安定的战线上，集中力量修筑了以坑道为主干的防御工事，即“坑道战”。
这种“坑道战”，对于志愿军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的八路军战士就曾在华北大地修筑了不少地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道战”。
一开始，志愿军战士为了躲避敌人的炮火，在阵地的背面挖了单人防炮洞，由于形状如猫的耳朵，还被取了一个响亮有趣的名字——猫耳洞。后来，越来越多的战士开始挖防炮洞，挖着挖着，各个洞就连接起来了，形成了一个马蹄形的坑道。有了这种坑道，一旦“联合国军”的炮火来袭，多数人可以躲进里面，只留少数人在洞口监视敌情。待敌人的炮火威力减弱，再回到战壕反击敌人。
彭德怀得知志愿军地面部队发明创造了这个办法，高兴地动员全军，在各个防守要点上都要修筑“坑道”。于是，几十万志愿军战士开始挥着铁镐、铁锤，兴高采烈地向石壁和土地“开战”。
1951年9月16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发出了《关于小型作战的指示》，要求全军修筑坑道，并强调中朝军队的主要阵地是隧道式的据点，特别是核心阵地。经全军上下一起奋战，志愿军在半年之内仅第一线各军就修筑起190公里长的坑道。1952年5月，第一线防御阵地的坑道工事的修筑基本完成。同年8月，第二线各军防御阵地上的坑道工事也基本完成。至此，志愿军部队在横贯朝鲜半岛的250公里长的战线上，形成了一个有20至30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中心的防御体系。朝鲜半岛下，错综复杂、条条通畅的坑道，被誉为“地下长城”。
志愿军开始全线修筑坑道时，“联合国军”就以空中投弹、坦克炮和大口径炮轰击洞口、向坑道内施放毒气等方式进行破坏。其中对坑道威胁最大的是八英寸重炮（20厘米口径）的轰击和坦克炮的近距离射击。
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志愿军除了组织力量压制敌人的重炮和坦克外，还对坑道进行了改进，达到了防空、防炮、防毒、防雨、防潮、防火、防寒“七防”的要求。大多数坑道内都有防毒门、储水池、指挥室、休息室、救护室和粮弹仓库。坑道口在力求坚固隐蔽的同时，还采取真假工事相结合的方式迷惑敌人。此外，坑道工事还将“防”与“打”结合起来，将坑道口与野战工事紧密连接，使志愿军战士们能在恰当的时机及时地跃出坑道投入战斗。
坑道防御体系，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依靠广大的群众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实践而逐步形成的。修筑坑道工事的过程，也是志愿军不断抵御敌人现代化技术手段攻击破坏的过程。这种“道高—尺，魔高一丈”式的反复较量，使坑道逐步具备了能防、能打、能生活等适应现代化战争要求的功能。
然而，“联合国军”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凭借武器装备的优势，针对志愿军构筑、抢修的工事，通过飞机进行不间断地轰炸、破坏。1952年的3月到4月，短短一个月期间，敌机就炸毁志愿军坑道42处，投放毒气32次，致使志愿军上百人中毒。
面对“联合国军”不间断的恶意骚扰，志愿军上下团结一心，边作战边修工事，夜以继日，从不间断。白天“联合国军”的飞机轰炸最为频繁。志愿军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汽车、火车在夜晚照样运输，为了防止被“联合国军”发现，运输工作全部是“摸黑”进行。就这样，志愿军的补给线、工事虽遭受了重重阻挠，但仍按照预期的计划进行着。
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志愿军于1952年4月26日至5月1日召开了军参谋长会议，会议针对志愿军防御工事修建问题展开了讨论。会议指出：构筑坑道工事，不仅仅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为达到这一目的，志愿军将士构建工事时要注意与野战工事结合，使其适应志愿军防御战略，在修筑战斗设施的同时也要保障生活设施。只有这样，坑道工事才能成为机动的、科学的完整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与“联合国军”抗衡，战斗时才会对其造成更大的杀伤。
4月间，“联合国军”向志愿军防御线发动小规模攻势60多次，志愿军无一阵地失守。5月期间，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两次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更加充分验证了志愿军修筑工事的正确性。这两次争夺战中，志愿军战士利用坑道，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使“联合国军”即使投入强大的火力也无法对志愿军造成大的杀伤。经过反反复复多次战斗，“联合国军”毫无所获，徒劳一场。
到了5月底，志愿军全线防御坑道工事基本完成，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基本形成。其中还包括堑壕、交通壕、反坦克壕、各种火器掩体等配套野战工事。这些工事的修建，在战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志愿军的伤亡日渐减少，大大保留了自身的有生力量，保障了战士们的战斗力。
在志愿军广修工事、“联合国军”不断小规模试探攻击的时候，双方也在进行着会议谈判。会议上，停战的安排问题也初步达成了协议。不过，即使整体局面向着和平的方向发展，但面对野心勃勃的“联合国军”，志愿军仍要保持着极高的警惕，做好万全准备。志愿军司令部根据当时局势，认为志愿军应该“在思想上、组织上必须坚决地准备打下去”，只要保持着这种准备，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迎接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此后，基于防御工事修建已经渐趋成熟，志愿军坦克第3师也已经奉命入朝，志愿军开始调整防御部署。调整后，志愿军整个防御阵地相较之前更加稳固，更加持久，更适合志愿军作战习惯，从而也使志愿军的防御性得到加强。
有了坑道，志愿军战士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也能在同优势装备的“联合国军”对抗中，取得可喜的成绩。为了保证前线阵地的巩固，志愿军战士常常在敌人的猛烈炮轰后，派出一支支小分队，进行狙击活动，俗称“冷枪冷炮运动”。这样的阵前伏击、偷袭活动，令“联合国军”部队苦不堪言，大多数美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去见了阎王。后来，美军在受到严重打击后，士气低落，颓废不堪。他们整天躲在碉堡里，不敢出来，害怕一露头就一命呜呼。
志愿军与“联合国军”进入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志愿军依靠之前的坑道工事，有效地给予“联合国军”巨大杀伤。8月，志愿军展开小规模战斗1800余次，挤占阵地23处，扩大阵地30余平方公里，大大消耗了“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志愿军也由被动转为主动。
这是一场地下的战争，志愿军的“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使志愿军阵地防御作战进入一个新阶段。这种防御体系的形成，解决了在“联合国军”强大火力突击下志愿军有生力量的保存问题和武器弹药的储存问题。同时，志愿军战斗过程中的生活保障问题也得以解决，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志愿军持续作战的战斗力，大大增加了志愿军防御的稳定性，为之后的战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耻的细菌战
1951年的夏秋攻势失败后，美军不但没有改变朝鲜半岛的局势，反而丧失了不少兵力。“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本想再增加兵力，可美国三分之一的兵力都用在了朝鲜战场上，继续增兵已不可能。无奈之下，美国人再次故技重演，于1951年10月25日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此次谈判，板门店被选定为新的和谈地点，故称为“板门店谈判”。
中方的主要和谈代表是解方，美方的主要和谈代表是霍治。和谈一开始，美国人就老生常谈，一再炫耀自己的“海空优势”。经过上次的交手，中方代表已经摸清了美国人的秉性，一上来就直接挫了他们的锐气。
为了不让和谈结果跟上次一样无疾而终，中朝方面于10月31日提出了一个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确定军事分界线的方案。为了配合中美和谈，并迫使美方接受中方的条件，彭德怀命令志愿军六个军开始局部反击。
局部反击一开始，美国人就呆了。他们没想到，以往只靠步兵攻击的志愿军，现在开始了现代化的多兵种协同作战。是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志愿军部队已经开始打现代化战争了。志愿军部队不仅配备了装备精良的炮兵、装甲兵，甚至连空军都已经出动了。美国人吓呆了，很快就对志愿军举起了白旗。
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为谈判桌上赢得了成功的筹码。很快，经过中方谈判人员的努力，一条军事分界线划分好了。军事分界线确定后，战场上除了敌人的“绞杀战”还在继续外，其余战线已经归于平静。中朝方面本以为很快就能签订停战协定，结果美国人以限制中国在北朝鲜修机场而胡搅蛮缠起来，导致双方再次谈崩。
江郎才尽的美国人，不论是在战场还是在谈判桌上，都没有捞到一点好处。最后，他们竟然导演了一场肮脏的“细菌战”。
1952年1月20日，在朝鲜北部的伊州上空飞来几架美国飞机。他们不像往常一样，扔下炸弹狂轰滥炸一番，而是十分可疑地在上空盘旋了几圈后，又飞走了。很快，人们发现，地上突然多了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虫子，还有许多跳蚤、苍蝇以及老鼠……紧接着，北朝鲜的其他地区和志愿军的前线阵地上，也出现了大批用纸箱、纸盒装着的跳蚤、蜘蛛、苍蝇、蚂蚁、虱子等小虫子。
一时之间，北朝鲜多处出现这些来路不明的小虫子。这些小虫子本不应该在寒冷的季节出现，可现在大批量的出现，一定是有其原因的。
经过志愿军医务部门人员的现场取样化验，初步证明这些遍布北朝鲜各处的小虫子带有鼠疫、霍乱等多种细菌。紧接着，中朝医学科学部门也介入调查当中。他们从小虫子的取样调查中，再次证明这些小虫子身上带有鼠疫杆菌、霍乱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十多种对人体健康不利的菌种。
经过调查，中朝方面很快查出，这是美国人恶意投放的。这些病菌经过培植，附在动物、昆虫的身上，或者是树叶、食品、棉花和宣传品等上，被制成细菌弹后，由飞机投放至北朝鲜人口密集或志愿军前线阵地附近。这些细菌弹，被称作“不爆炸的炸弹”，可是一旦被侵入人体，则会造成人的免疫力下降，甚至患上重病，最终死亡。
美国人投放细菌弹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早在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协定书》就已命令禁止使用一切毒气武器和细菌武器，可是美国当局一直拒绝批准。如今，美国违背全人类的公约，秘密地向北朝鲜投放了带有有毒病菌的“细菌弹”。随着“细菌弹”的落地，朝鲜历史上早已绝迹的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又发生了。回归热、天花、伤寒又开始流行起来。
得知“细菌弹”是美国新的战略阴谋后，志愿军总部和中朝联合司令部，立即命令各军、各师行动起来，成立反“细菌战”办公室，采取各项措施，打好反“细菌战”这一仗。
志愿军各军部、师部迅速成立了反细菌战办公室，还抽调战地医院的医务人员参加办公室工作。指战员、后勤工作人员、医疗队的全体人员立即紧急行动起来，手拿扫帚、铁锹、铁勺、装有木炭的铁盒、镊子，到村里村外、山上山下、树林里、山坡上，把细菌弹散落在各处的昆虫、死老鼠等各种可能带有细菌的脏东西收集起来，再集中焚烧，而后将其灰烬深深埋入地下。各部还多次掀起轰轰烈烈的卫生运动，指战员们积极响应号召，彻底打扫防空洞、伙房、食堂及环境卫生，将一切有可能传染疾病的地方都打
扫得干干净净，并进行了彻底的消毒。
尽管人们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可病情还是蔓延开来了。3月，志愿军患鼠疫的有13人，脑炎、脑膜炎的有44人，患有其他疾病的有43人，其中36人不幸因病去世。对此，中朝方面开始大规模地防疫灭菌。远在北京的中央军委，也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场上的反“细菌战”，曾连续两次作出指示：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志愿军迅速成立了以邓华领导的“总防疫委员会”，动员全军上下一起开展反“细菌战”，并在部队中普及卫生知识和注射防疫疫苗。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开展了遍及全国的卫生清洁运动。
就在志愿军全军上下一齐进行反“细菌战”的同时，一批实施这项灭绝人性任务的美国飞行员被中朝军击落并俘虏。这些美军俘虏的供词，证实了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此外，一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美联社记者于5月18日，通过媒介发出一则消息：1091号船上的战俘营，正在进行一件肮脏至极的事情……每天从他们的口中和肠胃中取出病菌进行培养，这样的试验可达3000次……岛上关着的12万俘虏中，有1000多人病得厉害，其他的人约10%都染有各种疾病。
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也披露说，李奇微让三个日本细菌专家，携带进行“细菌战”的一切必要装备来到朝鲜，以中朝两国军队的俘虏作为细菌试验对象，并提出了冬季细菌战计划。而那三个所谓的日本细菌专家，就是曾经在二战时期，在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灭绝人寰的细菌战的日本731部队的成员。
事实摆在眼前，可美国人却死活不承认。这种有胆量做却没有胆量承认的行为，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和唾弃。
居里夫人的女婿、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了解事情后，愤然声明：
使用细菌武器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种罪恶行为，直接违反世界和平华沙会议所通过的表示了全人类愿望的要求，即禁止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议。
为了调查美国的反人类战争罪行，各国科学家也紧密团结起来，组成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先后抵达中国东北和朝鲜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事后，两个调查团写出了报告，并昭然于天下：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办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办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
迫于国际压力，美国人终于悄悄地停止了“细菌战”计划。中朝两国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将美军的“细菌战”计划彻底粉碎了。
彻底粉碎“绞杀战”
中朝军队与“联合国军”在“稳定谈判”期，虽未展开大规模作战，但“联合国军”从未放弃军事征服朝鲜的野心。此后，“联合国军”的作战方式由正面战场的大规模对战转为了阵地战，对志愿军实施“绞杀战”计划。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大的弱势就是没有制空权。志愿军无论是进行哪场战役，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的补给线，都吃尽了美国空军的亏。常常是还未与“联合国军”的陆军正式较量，志愿军就已经受到重创。后勤方面所负责的运输，更是受到空军的极大破坏。制空权问题一日不解决，志愿军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有效地扭转战局。
1951年初，苏联曾秘密派出飞机与飞行员进行支援，但为了避免扩大战局，苏联不宜进行大规模支援。这股空军支援并没有起到关键性作用，可以说对整个战局来说是杯水车薪，美国空军始终控制着朝鲜半岛的上空。
1951年6月，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正式成立。在洪学智的带领下，志愿军后勤部配合前线打响了一场立体反击战，既要组织向前线供应物资，又要组织人员进行战斗。用彭德怀的话说就是，前方是我（彭德怀）的，后方是你（洪学智）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打赢这场立体战。
这年夏初时节，抗美援朝战争转为相持阶段。美军由于长线作战，兵力已严重不足；而志愿军部队则在后勤部的支持下，不仅扩充了兵员，还有了充足的物资、弹药保证。很显然，朝鲜战场上的有利形势倾向于志愿军部队。面对已经构筑好坚固防线的中朝军队，美军很难向战争初期那样**，就算是突破中朝军队的某一防线，也有很大的困难。
不过，好斗的美军没有放弃进攻的机会，他们开始迷信自己的海空优势，企图凭借空中力量，破坏中朝军队的后勤补给线、交通线，以达到阻碍中朝军队前线和后方相互联系的目的。
不巧的是，1951年的夏天，朝鲜北部发生了一场特大洪水。自从进入7月中旬以后，朝鲜北部的天空好像被戳漏了一样，倾盆大雨不停地往下落，很快就酿成了一场洪涝灾害。山洪暴发，河水泛滥，大量的房屋、桥梁被冲毁，就连准备抢修道路和桥梁的建材也被冲得一干二净。中朝部队的后方供给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场洪灾持续时间之长，危害范围之广，是朝鲜近40年来前所未有的一次灾害。
由于洪灾，志愿军司令部不得不搬到一个矿洞里。即便是这样，大水也不停地从洞顶往下渗。工作人员找来脸盆，放在地下接水，叮叮当当地很快就蓄满了一盆水。彭德怀发愁地走到洞口，说：“敌人正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后勤供给线，偏偏在这时候来场自然灾害，唉……我们不得不面对敌人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巨大困难，即使这样，也要不遗余力地保障前方战士不缺粮弹。”
趁着朝鲜北部的特大洪水之机，美军对志愿军后方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也称“绞杀战”。他们拟用三个月的时间，摧毁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以达到志愿军后方的铁路运输线达到完全瘫痪的地步。
“绞杀战”并不是美军的新战术。它原是二战期间，同盟国空军在意大利境内对德军使用的铁路线进行空中轰炸的一次战役，最初叫做空军协同攻势，后来才改为“绞杀战”。由于朝鲜半岛的地形、交通线的构成以及美军空中封锁计划与当年在意大利进行过的“绞杀战”类似，所以美国才仿用这一战术。
美军的“绞杀战”计划，是在横贯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位划定一个阻滞地区，以绝大部分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进行长时间的毁灭性的轰炸，以切断志愿军的后方交通线，窒息志愿军前线的作战力量。因此，“绞杀战”又被称为“窒息战”和“阻隔战”。
“绞杀战”主要的攻击对象是志愿军后方补给线，企图彻底摧毁志愿军的补给运输线。“绞杀战”开始后，美军出动了第5航空队所属各战斗轰炸机联队封锁朝鲜西北部的铁路线；远东轰炸机指挥部的H—29型飞机轰炸平壤、新安州、顺川等地的重要铁路桥梁：海军第77特混舰队3艘航空母舰上的舰载飞机，攻击东北海岸的铁路线。参加“绞杀战”的美国空军大多是参加过二战的，不仅飞行技术好，还有空战经验。他们经常超低空飞行，白天钻山沟，晚上找灯光，时时刻刻都在攻击铁路交通线。
此外，美国空军也加强对志愿军公路线及运输车俩的轰炸。白天，美军用轰炸机扫射志愿军的运输车辆和囤积货物；到了夜晚，又在公路上投放照明弹，用轻型轰炸机分区搜寻目标，进而跟踪追击。
为了反击美国空军的疯狂袭击，志愿军总部开会研究，制定了动员全军、包括朝鲜人民军、朝鲜当地百姓在内的抢修运输线任务。虽说上有敌人的猛烈轰炸，下有滔滔不绝的洪水，可中朝两国的军队和人民，为了保证前线战略物资的运送，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他们采取了分段包干责任制，冒着敌人的炮火，用最快的速度保证了工程量的完成。就这样，原定一个月完成的抢修公路任务，25天就完成了全部工程。
为了保证运输畅通，抢修工程队在保证单线通车的基础上，还开辟了许多条迂回公路，使公路纵横连接成网，条条道路通往前线。同时，还拓宽了狭窄路面，排除了危险路段，疏通了失修的水道涵洞，并在公路沿线修了大量的汽车掩体。从此，志愿军从根本上改善了后方交通的状况。
作为这场反“绞杀战”的直接领导指挥者——洪学智，常常在最困难、最关键的地方出现。交通枢纽、渡口、敌机封锁带，常常能看见他奔波的身影。对于美国空军重点轰炸的“三角地区”（即清川江至大同江间的铁路、公路交道枢纽），洪学智也常常深入现场进行督战，指挥部队防空、抢运和抢修等。
时隔多年后，洪学智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旧记忆深刻：“一个是激烈的战争，一个是特大的洪水，真是雪上加霜，困难上加困难。我作为兼后方勤务司令员，日夜不安，夜不成寐，心急如焚！为战胜洪水灾害，保证运输，保障前方的粮、弹供应和伤员的后送，我志愿军后勤部的领导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是把不通的桥梁和能通的公路连接起来。为此，发动了全军动手，朝鲜人民群众和人民军也都投入了这项劳动。因为道路不通，是大家的困难。”
志愿军前线陆军在空军的威胁下已经面临重重困难，如果后方补给线遭受重创，那么会直接影响前线战局态势，使志愿军陷入绝对困境，情形更加紧急。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制空权问题就势在必行了。制空权问题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中国虽从苏联购置了百架飞机，但数量上还是远远少于美军。最重要的是，志愿军的空军战士几乎没有飞行经验。此时的战局已经不容志愿军对战士进行长期的飞行训练，志愿军高层只得让飞行员战士在苏联飞行员的指导下进行十几或几十个小时的飞行训练，然后就整装正式奔赴战场。
志愿军这支几乎毫无飞行经验的空军所面临的敌人是有着丰富二战经验的空军队伍，但志愿军战士毫不畏惧，他们犹如初次试飞的雏鹰，虽然知道前途充满危险，仍旧怀抱着壮志跃跃欲试。
1951年9月，首批参战的志愿军空军第4师，在朝鲜半岛的上空初露锋芒。因考虑到飞机数量有限，志愿军采取用10架飞机对敌机100架飞机的作战策略。
9月25日，第一次空战进行到白热化阶段，志愿军空军第4师出动了10余架飞机与清川江桥附近的美国空军作战。由于空军力量的悬殊，志愿军一架飞机经常要与多架飞机周旋。志愿军的这些勇猛雏鹰在战斗中学经验，将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战斗中。空军战士刘涌新与敌人6架飞机周旋，最后在击落敌人一架美国最新式飞机后，壮烈牺牲。
这场空中战斗一直持续到9月27日。经过三天的激烈空战，美国空军方面大为震惊。在空中一向所向披靡的美国空军，忽然遇到了强大的对手，而志愿军这些初出茅庐的飞行员，仿佛一夜之间从雏鹰成长为驰骋天空的雄鹰。
这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雄鹰”们，又多次参与空战，予以美国空军沉重打击。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都震惊地说：“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11月18日，永柔地区遭到9批100架敌机袭击，这些敌机对该地区的铁路进行大规模轰炸扫射。志愿军空军三师九团接受上级命令，前去进行截击战斗。
9团一大队的大队长王海，虽然经验比不上美国的飞行员，但他果敢又机智。王海带领全队6架飞机升空作战，一上来，就遇到了敌人60多架飞机。看着数量大于自己大队十倍的飞机群，王海面不改色，沉着地向队员下达命令。6架飞机在王海的指挥下迅速从6000米高处迅速俯冲到1500米，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敌人被这从天而降的战斗机惊得慌了神，连忙采取他们惯用的空战策略“拉弗伯雷圆圈”。这种空战策略的具体实施方法是让8架飞机围成一个圆圈，8架飞机互相掩护，互相合作，既可以有效地对敌人进行攻击，还有利于撤退。
王海见敌人采取了“拉弗伯雷圆圈”，连忙让队员的飞机混进敌人的圆圈之中，这样由于敌我相距较近，双方都无法展开攻击，也就形成了对峙局面。虽然暂时保障了安全，但这样绕着圆圈飞下去也不是办法，王海苦苦思考。终于，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方法。他向队员们命令道：“爬高占位！”
一声令下，志愿军的6架飞机迅速向上飞去，还没等敌人有所行动，又听王海命令向下俯冲。志愿军的这6架飞机就这样在敌人的“拉弗伯雷圆圈”阵形中忽上忽下，彻底搅乱了敌人的阵形。
“拉弗伯雷圆圈”遭到破坏后，志愿军的空军战士抓住机会，各自寻找目标，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6名空军飞行员像战斗在前线的勇猛步兵一样，用自己的武器——飞机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这不是单纯的机械与机械的对抗，是战士与战士之间的战斗，战斗中的双方利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技巧进行猛烈的打击，就如同站在高台上格斗的格斗士。我们的战士在无边的天空中进行着一场异常惊险、激烈的空中格斗！
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人的60多架飞机被王海率领的6架飞机打得惊慌失措，在其损失了5架飞机后，终于慌忙撤退。王海所率领的6名飞行员无一伤亡。这之后，王海所率领的一大队陆续参加了80多次空战，击落敌机29架，被大家誉为“英勇的王海大队”。
截止到1952年1月14日，志愿军空军第三师进行了大小战斗23次，击落敌机55架，击伤8架，自己损失16架，被击伤7架。对于一个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年轻空军队伍来说，这是一个辉煌的战绩，就连毛主席也对他们赞赏不已，写下“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的批语。
除了空军第三师，之后入朝的空军第4师的战绩也很优秀，其中涌现出了大批优秀战斗人员。
1952年1月16日，空军第4师转入一线作战。经过多次战斗，美军在志愿军的高射炮部队与空军部队的联合打击下，损失惨重。为了再次取得空中战斗优势，美军陆续又从国内调来一批飞行员。这批飞行员有一半都参加过二战，战斗经验非常丰富。其中有一个叫乔治·戴维斯的人更是有着3000小时的飞行经验，被美军空军称为“百战不倦”、“特别勇敢善战”的“空中英雄”，是美国空军中不折不扣的“成绩最高的喷气机王牌飞行员”。
1952年2月10日，乔治·戴维斯率领美国空军轰炸军隅里附近的铁路目标。美军的此次出击规模庞大，以戴维斯为首的一部分飞行员的任务主要是掩护大批轰炸机。整个庞大的机群分工明确，火力充足，“大摇大摆”地向军隅里附近铁路上空前进。
负责迎敌的是志愿军空军第四师的两个团。当天空中多云，敌人很有可能躲避在云朵中对志愿军进行突袭。志愿军飞行员战士个个精神专注，一边飞行至战区，一边仔细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忽然，飞行员张积慧在飞行过程中发现前方有一道道飞机飞过留下的白烟——有敌机！张积慧没有多作犹豫，立刻向其他战斗人员报告。刚报告完毕，就见敌人的机群黑压压地向志愿军机群袭来。队长阮济舟连忙下令让全员进入备战状态。
张积慧听命立刻进入备战状态，与其他几架飞机一同飞到高处，伺机歼敌。谁知，等飞到了高处，刚才还在视线内的敌机突然失去了踪迹，而张积慧与其他几架飞机已经脱离了编队。张积慧知道此时再伺机等候敌人踪迹很危险，便率领其他几架飞机加速追赶编队，一边追一边观察敌机踪迹。
就在这时，张积慧左前方的云层中突然冲出8架敌机。看来这8架敌机是躲在云层中蓄谋已久，等张积慧率领的几架飞机一到，立刻展开有计划的攻击。张积慧面对敌人的强势来袭，没有惊慌失措。他沉着应对，率领其他几架飞机迅速向高空飞去，使敌机置于自己飞机的下方，让敌人的攻击扑了个空。
敌人连忙转变方向对张积慧等人的飞机实行追击，张积慧随机应变，率领其他几架飞机与敌机在空中展开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追逐战。张积慧的机智应对，让本来势在必得的敌人头疼不已。“王牌飞行员”戴维斯更是被志愿军飞机死死追击，戴维斯利用以往的飞行经验，以阳光作为掩护摆脱追击。张积慧不会让他轻易逃脱，虽然阳光刺眼，无法瞄准，但张积慧并不着急，而是耐心寻找时机。终于，张积慧瞅准机会，连续开火，戴维斯的飞机应声坠落。这位美军“空中英雄”的空中神话就此结束，志愿军空军战士又一次创造了辉煌的战绩！
戴维斯的阵亡严重影响了美国空军的士气，美军再也不敢小瞧红色新中国的空军力量。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这样说道：“戴维斯的死亡，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我们是在空战中和一个厉害而熟练的敌人作战，需要我们拿出每一分技能、领导经验和决心。”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部队是一支初次迎击长空的年轻队伍，他们缺乏驾驶经验、战斗经验，他们有的只是足够的勇气、才智，以及对祖国的一腔热血与忠诚，他们用实际行动与精神创造了一段空战史上的奇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骄人的战绩，保障了志愿军后方运输线的安全，同时也使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这支年轻的队伍，这个年轻的国家！
最终，在全体志愿军的奋力拼搏下，美国空军实施的“绞杀战”计划最终破产。
对垒上甘岭
志愿军在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战中的出色表现让“联合国军”方面非常头疼，他们已经逐渐失去了优势，士兵们也开始出现萎靡的状态。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范弗里特建议发动一场有限目的的进攻，以扭转战局，振奋部队士气。所谓“有限目的的进攻”，其实就是发动“小规模的进攻行动”，也就是范弗里特非常中意的第八军制定的名为“摊牌”的行动计划。
“摊牌”行动计划的目的是攻占上甘岭。上甘岭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的前沿阵地。“联合国军”自恃弹药装备要远远超于上甘岭地区的志愿军，以为能轻松夺得上甘岭地区的597.9高地（美军称为598高地）和537.7高地，而且，这对之后遏止志愿军的行动极为有利。于是，“摊牌”计划在1952年10月8日得到批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役即将打响。
10月14日，在范弗里特的指挥下上甘岭战役正式打响。“联合国军”动用40多架飞机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进行轮番轰炸，同时还架设了280门大炮对两个高地进行猛烈轰击。整个上甘岭地区瞬间被炮火点燃。“联合国军”向上甘岭地区倾泻上万吨火药后，便集结大量兵力分6路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发起进攻。
驻守597.9高地和537.7高地的是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的两个连。这两个连在兵力、火力上都和敌人相差甚远。当时，这两个连的战士只能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阵地工事，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作为主要武器进行反击。经过长久作战，高地上的野战工事都被飞机和火炮炸毁，战士们的弹药也几乎用尽，两个连的减员情况极为严重。为了保留战斗力，这两个连的战士不得不先退守于坑道，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坚守。当日夜晚，志愿军战士趁“联合国军”麻痹大意的时候进行了猛烈的反攻。经过一场惨烈的战斗，志愿军又将阵地全部收复。
为了粉碎敌人企图占领上甘岭的计划，志愿军第15军45师向597.9高地和537.7高地派出了炮兵和两个营的兵力进行支援。此时，组织进行“摊牌”作战计划的范弗里特心情大为郁闷。他没有想到如此万无一失的作战计划竟然刚开始实施就遭到了志愿军的沉痛打击，不但没有实现任何战略目标，甚至还损失了2000多人。范弗里特当然无法忍受这种结果，立即下令继续投入兵力进行攻击。
从15日开始，“联合国军”向上甘岭进行轮番进攻，志愿军也进行了激烈的反击，双方连续交战三天，阵地反复被占领、夺回。18日，表面阵地被“联合国军”占领，志愿军再次转入坑道战，以待反击。
19日，反击开始。志愿军战士在100多门大炮的掩护下，英勇地冲锋陷阵，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与敌人殊死战斗。大家所熟知的特级英雄黄继光就是在场战役中光荣牺牲的。
黄继光在反击597.9高地的战斗中，为了掩护其他战士进攻，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正在扫射的机枪射孔，壮烈牺牲。至今，在朝鲜的五圣山上还屹立着一块石壁，上面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同志以身殉国永垂不朽！”以此来纪念黄继光的伟大事迹。
10月20日，上甘岭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从10月14日至20日，“联合国军”与志愿军均投入了大量兵力，“联合国军”更是飞机、坦克、火炮一齐上，火力之强令人咋舌。志愿军也先后投入了21个步兵连，利用夜间作战的优势，曾3次恢复全部阵地，歼敌7000余人。但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志愿军战士伤亡惨重。
“联合国军”发动“摊牌”作战计划的最初目的只是想扭转被动局面，是一场有限目的的进攻。战事发展至此，不论是作战时间，还是伤亡人数、物资消耗，都远远超出了“联合国军”高层的原定计划。面对这种超出计划的局面，“摊牌”作战计划的主要负责人范弗里特和克拉克不甘心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们不仅不及时调整作战计划，反而为了挽回“联合国军”的面子，下令继续进攻。这时，“联合国军”所谓的“摊牌”作战计划已经沦为一场挽回面子的无意义拼杀，就连克拉克本人在见识了上甘岭的惨烈战争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的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救面子
的恶性赌博。”
对志愿军来说，不论“联合国军”发动的这场战役是否是一场“恶性赌博”，选择都只有一个——反击回去，守住阵地！21日，上甘岭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志愿军从21日开始着手部署反击作战计划。志愿军第15军命第45师转入坑道作战，以此来争取时间，为决定性反击创造条件。
“联合国军”得知45师转入坑道后，发起了一系列针对坑道的攻击措施，对志愿军坚守坑道部队进行围攻。这次战役，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和第15军原本进行了火线运输，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保障上甘岭战役战士们的弹药、食物供应。狡诈的“联合国军”对志愿军坑道部队用尽了毒辣手段：炮火封锁、摧毁坑道口，用石头、麻袋、铁丝网阻塞坑道口，向坑内投掷汽油弹、硫磺弹等。这给志愿军后勤部队为坑道内的战士运送补给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战士们经常饿着肚子，一天只能吃到半个馒头。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苹果”的故事，就是上甘岭战役中坑道部队的真实写照。
火力不如“联合国军”，白天作战对志愿军非常不利，战士们因此总是在夜间组织战斗。这让习惯依赖强大装备的“联合国军”一到晚上就会胆战心惊。敌人白天对坑道倾力轰炸，破坏坑道口，妄图堵死志愿军。敌人堵，志愿军战士就挖，等到了晚上，坑道口再次敞开，战士们继续神出鬼没，与敌人进行战斗。
10月21日至29日期间，坑道内的战士向敌人们发起无数次反击，第十五军也派出四十五师的炮兵对两个主要坑道口进行掩护。在志愿军战士的顽强战斗下，曾一度夺回597.9高地的主峰阵地。与此同时，志愿军后勤部队也利用反击机会，冒着枪林弹雨向坑道内的战士送水、送食物、送弹药，以及来自祖国人民的慰问，这些都大大激励了战士们。这一阶段的战斗，为志愿军的决定性反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
10月30日，上甘岭战役进入第三阶段。31日夜，志愿军向597.9高地发起猛烈进攻。100多门火炮对准“联合国军”阵地一齐发射，轰隆声震耳欲聋，漆黑的夜幕瞬间被火光照亮。坑道内的3个连和坑道外的7个连相互配合，对“联合国军”进行两面夹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志愿军成功将597.9高地的阵地全部收复，歼灭敌人4个连，打退敌人1个营的反扑进攻。
597.9高地的失守，让“联合国军”大为恼火，于11月1日集中了10架飞机、70多辆坦克和大量火炮对597.9高地进行猛烈轰炸、轰击。狂轰滥炸之后，“联合国军”又投入6个营的兵力向597.9高地发起数次冲锋，都被志愿军战士一一打退。
“摊牌”计划再次受挫，范弗里特顿时火冒三丈，已失去正确判断力的他此时只是一个不愿服输的“赌徒”。范弗里特又投入大量兵力到这场“毫无意义”的惨烈战斗之中。
从11月2日起，“联合国军”不断对597.9高地进行疯狂的轰炸、进攻，被志愿军一次次击退后，就再次投入更多的兵力继续冲锋……“联合国军”的战士们不知道自己这次行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只能接受命令，机械地不断进攻，进攻……
战至11月5日，“联合国军”先后投入了17个营的兵力对597.9高地进行数次反扑，损失了大量兵力、物资，却仍未能占领高地。负责指挥597.9高地战事的詹姆斯无法忍受自己的士兵为这样一场“赌局”而白白浪费生命，他不顾范弗里特的命令，停止了对597.9高地的进攻。“联合国军”攻占597.9高地的计划破产。
597.9高地的争夺战结束后，双方将争夺焦点集中到了上甘岭地区的另一个高地——537.7高地。
11月11日，志愿军在火炮的掩护下，对537.7高地北山阵地发起猛烈反击，夺回了表面阵地，歼敌众多。12日，敌人再次集中兵力进行反扑。敌人这次反扑非常猛烈，双方激战数日，对阵地反复争夺。直到25日，敌人的反扑才被彻底打退。
至此，“联合国军”的“摊牌”作战计划彻底失败。
上甘岭一役，中国人民志愿军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以黄继光为代表的三等功以上的各级战斗英雄共12347人。每一个战士都是英雄，他们为了全军的胜利，不怕牺牲，勇往直前，谱写了一首又一首悲壮的赞歌。
中国人民志愿军上甘岭一役取得的全面胜利，让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夜之间威震世界。西方媒体当时曾评论这场战役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狙击岭（即537.7高地北山）和爸爸山（即五圣山）上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至于失败的“赌徒”范弗里特，也因此宣布辞职。
最后的准备
1952年底，美国国内正值总统大选。挑起“最不得民心”的朝鲜战争的杜鲁门下台，宣称会结束战争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台。一直宣称将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的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开始迫不及待地揭掉他“和平”的面具。艾森豪威尔非但没有致力于结束战争，反而开始酝酿一次新的军事冒险，企图以朝鲜北部东海岸实施大规模两栖登陆，配合正面进攻，迫使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屈服，从而实现他所谓的“光荣地停战”。
对于艾森豪威尔的这个计划，志愿军司令部早有警觉。12月23日，志愿军总部正式下达《粉碎敌登陆进攻部署》的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开始全面展开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
志愿军的反作战准备以思想动员、部署调整、工事构筑、物资储备以及战备训练为主要内容，全军上下都在积极开展。志愿军动用6000多人，在东西海岸设置了纵深达10公里的两条防御地带，挖掘了8090条坑道，总长720余公里，等于从朝鲜永兴一直挖到了釜山，在两地之间开辟出一条石质隧道。除此之外，志愿军战士凿筑了3100多公里的交通壕、野战堑壕，以及大量永久水泥工事、火器掩体。在志愿军全军战士的努力下，东西海岸和正面绵亘1130多公里的弧形防线上，形成了以坑道和钢筋水泥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
在前几次战役中，让志愿军最头疼的补给运输线问题在这次反登陆作战准备中也有所改善：改造和完善了后方交通运输网，建成龟城至价川段、价川至殷山段铁路，整修和加宽公路560公里。同时，志愿军在防御线内还囤积了大量物资、弹药，总囤积量达12.3万余吨，粮食总囤积量达24.8万余吨，可供全军8个半月的战役所需。
与此同时，志愿军还针对作战计划调整了部署，加强东西海岸的兵力，尤其是至关重要的西海岸，更是投入了大量兵力。经过调整部署后，西海岸防御部队达6个军、人民军1个军团另1个旅、地面炮兵14个团及9个营、高射炮兵2个团及13个营、坦克6个团；东海岸防御部队达2个军1个师、人民军2个军团另2个旅、地面炮兵2个团和3个营、高射炮兵5个营、坦克1个团；正面战场防御部队共11个军、人民军3个军团另2个旅、地面炮兵14个团和28个营、高射炮兵24个营、飞机3个大队，坦克6个团（内有人民军2个团），另有预备队1个军、地面炮兵4个团又2个营。此外，空军部队也完成了作战准备，海军在西朝鲜湾航道布设了水雷，另有2个海岸炮兵连进入阵地。
当时，负责整个海岸防御的地面作战的战士，还根据预定的方案进行了紧张的战备训练和演习。可以说，志愿军的这次反登陆作战准备是有史以来最充足的一次。
很显然，“联合国军”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之前的战役中，志愿军在种种困境下给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迎头痛击，这次志愿军做了充足的准备，不知又会给他们带来怎样难以想象的灾难。在志愿军进行反登陆作战期间，“联合国军”就曾试探性地发动了760多次小规模攻击，这些攻击都被志愿军战士一一击退，“联合国军”伤亡、被俘5万余人。至此，“联合国军”彻底明白了他们以大规模军事冒险结束朝鲜战争的企图是不可能了。无路可走的“联合国军”只得放弃原有计划，再次回到了谈判桌上。
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期间，虽未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役，但它却是中朝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它是自战争开始最大规模、最长时间的一次作战准备。这次作战准备使志愿军东西两翼海防和正面防御更加稳定和完善，让志愿军第一次在战役初期就取得了绝对的主动权，为随后发生的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收官之战——金城战役
1953年4月26日，停战谈判会议恢复。一直对外宣称要结束朝鲜战争的艾森豪威尔再次背弃自己的“和平”宣言，刚在战场上失去先机的他，打算在谈判桌上继续捞取利益。5月7日，中朝方面就战俘问题提出合理新方案：建议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境内看管双方战俘。这一方案其实在恢复谈判前双方就已约定好，“联合国军”却在正式签订协议时出尔反尔，企图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拒绝中朝方面提出来的合理建议，甚至开始密谋将战役扩大到中国境内，并扬言不放弃使用原子弹这一手段。
志愿军领导人早就看穿“联合国军”的本质目的，心里十分清楚在6月前和平停战是不可能了，于是决定按照原计划，于5月13日发起夏季反击战。
从5月13日起，中国志愿军分多股力量陆续向敌人多个阵地发起进攻。截至5月25日，志愿军已经激战14天，先后对20个目标攻击了29次，毙伤、俘敌4100余人。至此，反击战的第一级阶段结束。
第一阶段结束不久，志愿军东线的第20兵团的第60军和第67军于5月27日发起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此次作战，旨在夺取金城以东、北汉江两侧的南朝鲜军营的阵地，扩大攻击规模。
第二阶段的战斗一打响，志愿军就以破竹之势扫荡了各个目标阵地。南朝鲜军被打得四散溃逃，只得求助于“联合国军”的坦克、飞机支援。尽管如此，南朝鲜的多次反扑都以失败告终，强大的火力支援也无法挽救南朝鲜军队的溃败。6月初，“联合国军”以及南朝鲜军队已经失去多个阵地。
“联合国军”见志愿军已经占据了战争的优势，再继续打下去，除了牺牲更多的人以及耗费更多的物资外没有任何意义。5月25日，“联合国军”方面终于松口，同意中朝方面提出的“将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继续留在原居留地交由中立国来进行遣返的安排”方案。
“停战”有望，就在这时，南朝鲜李承晚统治集团却跳出来强烈反对停战。李承晚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们要继续打下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单独打下去。”以此看来，南朝鲜坚决不愿意和平解决战争问题，甚至不惜得罪美国政权。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见南朝鲜如此强硬反对和谈，毫不畏惧。既然对方要打，那我们就奉陪到底！
6月1日，志愿军首长发出了关于调整部署的命令，将打击的重点对象改为“李伪军”，即李承晚统治集团的南朝鲜军队。至此，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大规模较量已经结束，接下来的主要敌人变为南朝鲜军队。
虽然南朝鲜叫嚣着拒绝停战，但“联合国军”与中朝方面的停战谈判依旧在进行，并于6月8日签署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文件。中朝与“联合国军”也开始停止主动攻击，停战协议即将签署。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李承晚统治集团再次跳出来公开破坏停战。
当时正值夏季反击战的第二阶段战役结束，南朝鲜军队再次受创。不甘心的李承晚于6月18日无耻地破坏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协议，将不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战俘人员原地“释放”。说是释放，其实是将战俘从战俘营转移，让南朝鲜人民收容战俘，也就是强行将2.7万名朝鲜人民军（其中包括50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扣留在南朝鲜。
李承晚的这一做法无异于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敌。就连“联合国军”的各参与国都对他这一做法加以谴责，世界舆论更是批评他的行为是“背信弃义的行动”、“危害了全世界不耐烦地期待着的和平”。
全世界期待的和平因李承晚的一意孤行而再次破裂，这让在战争中作为主导的美国非常难堪。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6月18日向李承晚发去一封急电，表示：“如果你已经固执己见，那么‘联合国军’司令部将无法继续同你一致行动。”这封急电就相当于对李承晚的最后警告，意思是你不听我的指挥，那么“联合国军”再也不会对你提供军事帮助。
谁知，李承晚竟然连美国人的话也听不进去，强硬态度丝毫没有改变，这位年事已高的野心家还公开表示：“如果联合国签订了像现在这种停战协定，我们不得不使韩军不再受联军司令部的统辖。”
面对李承晚的强硬态度，中国方面并不畏惧。面对拥有先进武器的“联合国军”，中国不曾害怕，更不会怕众叛亲离的李承晚统治集团。但战俘问题不能不解决，停战的目标也不能放弃。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利用美国与南朝鲜意见不合的情况，对美国施加压力，指责战俘事件是美方“有意纵容李承晚集团去实现其久已蓄意的破坏战俘协议、阻挠停战实现的预谋”，并要求美国“必须负责立即追回”。为了进一步扩大美国与李承晚之间的矛盾，负责谈判的中方代表还质问美方：“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那么，朝鲜停战究竟包括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
美军受到如此指责当然不会高兴，对李承晚的自作主张更加不满。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占据主导地位，争取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决定在停战前再给南朝鲜军以军事打击。至此，夏季反击战进入第三阶段，著名的金城战役即将打响。
7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向南朝鲜军队发起进攻。这次进攻，志愿军是有备而来，动用了1000多门火炮。战事号令一发，1000多门大炮一齐向敌方阵地发射，瞬间火光冲天，炮击声震耳欲聋。志愿军在火炮的掩护下，攻向敌方阵地，不到一个小时就攻破了敌人前沿阵地。
志愿军取得初步进攻胜利后，继续向内部深入，奇袭南朝鲜首都第1团“白虎团”团部，一度成为佳话。
白虎团是南朝鲜陆军首都师的第一团。这支团是南朝鲜军队历史最悠久的团队，战功赫赫，是首都师的王牌团，白虎团这个称谓，是根据其威名而起的绰号。
金城战役一打响，志愿军就犹如秋风扫落叶般席卷南朝鲜军阵地。志愿军第20兵团仅用1个小时就将南朝鲜军阵地冲击得七零八落。白虎团也有一部分部队在前线战斗，但这支南朝鲜最勇猛的军队在志愿军的猛烈攻势下根本无法展开有效反击，只能被迫一直溃逃。此时的“白虎”，显然连一只“白猫”都算不上了。
在白虎团前线部队还在垂死挣扎的时候，志愿军的一支特种部队正直扑向白虎团团部。这支特种部队虽然人不多，但个个都是精英。带队的杨育才是志愿军六〇七团侦察排副排长，除此之外还有12名战士。这12名战士都是从侦察班中挑出来的优秀侦察兵。这支“精英”小队要进行的是一场“奇袭”，讲究的是出其不意，化作利刃“稳、准、狠”地向敌人“心脏”插去。
白虎团团部位于金城南侧山谷内的二青洞。二青洞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内部。这条路被重兵把守，十几人组成的小分队不论如何“精锐”也无法硬闯进去。不能硬拼，那就智取。上级让杨育才等人乔装成敌人的模样，打算来一招“瞒天过海”。杨育才长得高，人又壮，上级就给他找来一身美国军官的衣服穿上，其他战士则都乔装成南朝鲜士兵的样子。等他们一行人乔装完毕，装备好武器之后，就跟着一个朝鲜向导向白虎团团部进发。
杨育才扮演的是“美军顾问”，一路大摇大摆地走在“南朝鲜军”队伍的最前面。杨育才胆大心细，在路上遇上到南朝鲜军也不心虚，反正夜色之下敌人根本无法看清他的样子，干脆自我发挥叽里呱啦说了一通“鸟语”。杨育才的“鸟语”还真管用，南朝鲜军还真被唬住了。就这样，杨育才一行人大摇大摆地走在通往白虎团团部内部的必经之路上。
为了避免被南朝鲜军队看穿，等过了最危险的区域，杨育才一行人改走了小路。凌晨2点时，这一队人终于潜伏到了白虎团团部最后一道带电铁丝网的草丛前。杨育才匍匐在草丛中，静静地观察着铁丝网对面的敌人。令杨育才震惊的是，白虎团团长崔喜寅在前线吃紧的情况下，竟然为了守住白虎团团部调来一个坦克连和一个装甲车连。这样强大的兵力防护圈，要靠13名战士来突破实在是有些困难。杨育才看着眼前的敌情，眉头深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杨育才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名南朝鲜上尉不小心进入了杨育才一队人的潜伏圈，并被战士们擒获。杨育才眼前一亮，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他们可以利用这名南朝鲜上尉大大方方地进入白虎团团部内部。
这名南朝鲜上尉不知是胆小怕事，还是本就无心恋战，不仅招供了当晚的口令，还充当起杨育才一队人的向导。有了这名向导，杨育才一队人非常轻松地通过了各个关卡，大摇大摆地越过了坦克连与装甲车连的防护圈。
等成功进入白虎团团部内部之后，杨育才等人迅速展开行动。与此同时，马上就要大难临头而不自知的白虎团军官们正在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志愿军。就在他们讨论得最为激烈的时候，杨育才率领的小分队已经到达他们会议室的门前。12名战士严阵以待，听到杨育才一声令下后，迅速破门而入。南朝鲜几十位军官还未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们的会议桌上就已经被志愿军扔上了几颗冒着烟的手雷。只听“轰”的一声，大半南朝鲜军官上了西天，其余的也都慌忙四处逃窜。
杨育才扫视了一下一片狼藉的会议室，发现墙上挂着一面旗子。旗子上面绣着一个虎头——是白虎团的军旗！杨育才将旗子取下塞到了兜里。他想，没有比这面旗子更好的战利品了。
这次突袭非常成功，13名志愿军将白虎团团部整个搅乱。南朝鲜军只知道志愿军来袭，却找不到踪迹，眼看着自己的士兵一个个倒下，却不知道枪是从哪里打来的。南朝鲜士兵惊慌失措，也顾不得进行有效抵抗，逃的逃，躲的躲，整个二青洞上空回响着的除了枪炮声就是南朝鲜士兵惊慌的叫喊声。
突袭进行了一个小时，13名战士歼敌223人，自身无一伤亡。从会议室逃走的白虎团团长崔喜寅以及首都师副师长林益醇也被杨育才等人活捉。这样出色的成绩，在特种兵历史上也极为少有。
杨育才等人捣毁白虎团团部的胜利，为整个金城战役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严重打击了南朝鲜“王牌”团，使南朝鲜军队士气大挫。
当战事进行到第二日，志愿军西集团已经占领芳通里、间榛岘、豆栗洞以北地区南朝鲜首都主要防御阵地。
此时，“联合国军”虽然不满李承晚统治集团的做法，但也不愿让志愿军有机会扩大战果。于是，“联合国军”的美国第3师一部以及残余的南朝鲜军队首都师一起向志愿军进行反扑，但这也只是强弩之末，经过多次反扑，仍未撼动志愿军阵地分毫。
志愿军西集团军负责进攻教岩山及其以南地区。教岩山地区对南朝鲜军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军事要地，如果教岩山失守，金成川以北阵地也就岌岌可危。南朝鲜军队为了守住该地区，进行了严密的布防，加强了火力配给。
先行向该地区发起攻击的是志愿军第67军119师的两个团。这两个团的战士在敌人密集的防御火力下英勇冲锋，前仆后继。最终，志愿军战士成功占领教岩山地区阵地。
再看志愿军东集团。东集团负责防御北汉江以东地区，钳制正面敌人，一部分军队负责由东向西进攻金成川以北之敌。东集团在进攻金成川以北时遇到许多困难，如备战时间不足、地理位置不易于进攻等等，但志愿军战士克服种种困难，勇猛进攻，终于胜利完成战略目标。
7月14日，志愿军各集团军已成功占领了西起新木洞经芳通里、梨实洞、间榛岘、豆栗洞、巨里室沿金城至461.9高地一线以北地区，胜利完成了拉直金城以南战线的第一步作战任务。这次的初步胜利，沉重打击了南朝鲜军队实力，使志愿军防线向南最远推进了9.5公里，南朝鲜军队大部仓皇撤退。
战役发生的这几日正好赶上天降大雨，这让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和炮火支援遇到一定困难。“联合国军”不忘阻止中国人民志愿军扩大胜利战果的目的，想趁此机会帮助南朝鲜军队反扑，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志愿军不会让“联合国军”与南朝鲜军轻易得逞，迅速展开针对敌人反扑计划的应对方案，构建工事、修通道路、强运物资等积极防御措施。
7月17日，“联合国军”集结大量兵力，动用多架飞机、多辆坦克和上百门火炮，向志愿军发起了“最大的反攻”。“联合国军”耗费了大量火力，损失了众多战斗人员，进行了数次进攻、反进攻，最终只占领了一个阵地。7月27日，这次“最大的反攻”，再次以失败告终。
金城战役结束后，志愿军收复了192.6平方公里的土地，彻底粉碎了南朝鲜军与美国的野心。“联合国军”、南朝鲜军就此再未与志愿军发动过正式战役，可以说，金城战役的胜利，为之后的停战制造了有利态势。
金城战役结束不久，李承晚虽然满腹牢骚，但吃了几次败仗的他很清楚打下去也是徒劳。最后，在各方协调下，中朝方面与“联合国军”于1953年7月27日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此结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