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又一个尴尬的权威领导

端午节来了。

按惯例，较年轻的监狱领导，要和离退休的老干部和退居二线的调研员科长等在工会活动室搞一个座谈会，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然后由年轻的监狱主要领导发言，说说近期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以后的工作计划。

等这些老头子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后，聂建森因为暂时负责监狱的全面工作，首先发言：“……总的来说，我们监狱在新一届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干警职工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今年上半年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没有发生罪犯脱逃非正常死亡的重大事故，也没有发生罪犯群体斗殴重大疾病流行的事件，监管秩序良好，各监区都按期完成了任务。”

“当然，由于刘黄光肖光辉等重特大疑难案件久侦未破，公安局的同志经常来我狱进行各种调查活动，司法部司法厅和监狱管理局的许多领导经常来我狱督查这些案件，给我狱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影响，但我们排除了这些不利因素，仍然完成了各项任务，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现在，汪振东这个人民警察队伍中的败类，穷凶极恶的凶手，丧尽天良的**犯，终于给揪了出来，解决了我们监狱的一个巨大隐患……”

听到聂建森对未定罪的汪振东如此定性，会议室里顿时一片哗然，附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质疑者有之，漠然者有之，议论纷纷，有些人借机走了出去，或吸烟或上厕所，但没有一个真正离开回家的，因为红包和过节的物资还没有发放。

聂建森知道措辞有些欠妥，有些尴尬，对其他几个党委成员小声说了几句，离开了会议室。

几分钟后，聂建森又踱了进来，尴尬神情尽去。他在中间坐定，重咳一声，正色道：“刚才我对汪振东的评论定性，不是我想当然说出来的，而是根据公安局内部的可靠信息得出的结论。‘1.09’专案组尽管目前还没有将他全部的犯罪事实掌握，但已经获得的好几个证据，足以证明逮捕他决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开头也不相信是他，几次以我们监狱和一级党委的名义，到公安局询问情况，要求他们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冤枉我们的同志，但公安局的同志说，汪振东无论从作案的动机和时间，还是从高智商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作案技能和经验，都完全吻合我狱那个凶残狡猾的凶手的所有特征。”

“一个对他最致命最不利的证据是，那个在红山宾馆总统套间里安装窃听器、敲诈了市文化局原局长张清禾绰号为三君子的重大案犯，明确地指认是汪振东**了红山宾馆的服务员，也就是肖光辉那个后来自杀了的妻子林巧巧，凭这一项，检察院可以批准逮捕他，法院可以判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会议室时又是一片哗然，很多人用神情表示相信了聂的话。

聂建森摆摆手，噪音小了许多，他正准备再讲几句，他的手机响了一下，提示来了信息。

他最反感别人给他发信息，但他的语义快尽，也就皱着眉头拿出手机看了一眼。他不看则已，一看则魂飞魄散，冷汗直冒：

“聂建森，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真正的母带仍在我手里，三君子不过是我的一个马仔而已，精彩的重头戏还在后头！”

号码非常陌生，看其区号，不象本地的。

他捂着胸口喘了几口气，眼珠子飞快地转动着，惶惶然扫了一眼会议室，见这些老头子都在愕然地盯着他。

他咬咬牙，努力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迅速剪切了这条信息上的号码，拔过去，身子前倾，尖着耳朵听会议室里的手机铃声，但什么也没有；他再把手机凑进耳边一听，却是一个清脆而又非常刺耳的电脑女音：“对方已关机，如果您是上海的用户……”

上海的用户？怎么是上海的用户呢？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脑子飞速运转着，但无法找到答案，立着一个大汗淋漓满脸苍白的脑袋，呆呆愣愣地坐在那里。

旁边的纪委书记推了他一下，他才勉强回过神来，赶忙大声说：“我家里有点急事，你来主持一下，我先走了。”

他艰难地站起，拖着蹒跚的脚步，沉重地往外走，感觉脑后所有的目光似乎都在盯着他，幸灾乐祸……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狼狈和由此激发的空前的愤怒。

刚出门口，只见邓拓头戴一顶质料上乘的毡帽架着一副宽边墨镜，象二三十年代那种风度翩翩的上海滩绅士，紧握拳头挥动着，皮笑肉不笑地从他身边走了进去。

聂建森霎时似乎明白了什么，猛地回头，与正好也回头的邓拓四目相对。

尽管邓拓那副墨镜的颜色较深，但尽在咫尺，聂建森仍能看到那双他非常熟悉的昔日充满怨愤与无奈的眼睛，射出两道逼人的寒光，夹杂着疯狂的狰狞与得意，令他禁不住一阵阵剧烈的寒颤。

聂建森呆呆地立在那里，心里反反复复问自己：难道真的是他？！他艰难地左思右想，越想越对，不禁又一阵阵寒颤，前所未有的恐惧感一寸一寸地凉透浑身上下。

对，应该是他，而不是那个年纪青青的三君子，只有这个老奸巨滑的“老特务”，才能布下一个又一个一箭双雕的陷井，让他一次次陷进去而找不着北。

为什么不早想到他呢？在监狱里，曾经干过反特工作的就只有他，他应该早想到他呀！

他恍惚而艰难地往他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身后的会议室里传来一阵阵开怀的笑声。他不敢再回头——他又感觉到所有的老头子都在盯着他，那笑声就是因为他的失败与狼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