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还原决策的真实面目_第二节 决策能力现代化的构成
第二节 决策能力现代化的构成
一、何谓政府决策能力
企业管理领域的决策能力，是指领导者或经营管理者作决断、定方向的综合性能力，包括经营决策、经营管理、业务决策、人事决策、战术与战略决策等方面的能力。这种能力一则强调个人决策，二则强调经济效益，与政府决策注重民主集中制基础上集体决策和注重社会效益迥然不同。
虽然政府决策也包含有个人决策的因素，但从其基本特征和要求来看，政府决策更加强调集体决策；从政府决策权力的来源看，公权力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因此政府决策必须遵循法律法规所要求的特定程序，必须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
有学者认为，政府决策能力包含：决策价值导向能力、决策目标获取与锁定能力、决策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决策制度完善与运行能力、决策环境协调能力、决策学习与适应能力、政策供给能力以及决策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等八个子项 。相应地，提高决策能力的手段也应围绕这八个子项展开。这种概括仅只是从决策链条与环境角度所做的切分。实际上，政府决策能力的内涵以及提高决策能力的途径都是丰富而多元的，从不同纬度可以对政府决策能力的内涵和提升途径作出不同阐释。
（一）从决策系统看
妥善处理决策中枢与系统各构成要素的关系，是决策能力的基础。从前面介绍可知，决策系统是对决策过程中人员、关系的制度化分工。决策系统因政府层级大小不同，规模和具体组成各异，但总体上都包含了中枢、信息、咨询和监控四个部类。
1．提高中枢能力，是政府决策能力建设的关键和核心
决策中枢能力的体现有五个维度：
一是从复杂的社会问题中把握决策问题的能力。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不仅发生频率增多，复杂性增强，而且相互牵连度日益密切。并非所有社会问题都能进入政府决策视野。有的该交给市场解决，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有的政府该管，但由于识别力和注意力局限，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及时作出回应。对问题性质和程度的判别力，就成为政府决策能力首要具备的内容。
二是在经过讨论识别，或征求咨询系统相关人员意见后，作出可能性和可行性判断，确定决策目标的能力。政府决策考量的不是某一个决策者个人经验和水平能力，而是与整个决策系统其他部门协同配合的能力。确立决策目标，是整个决策的关键，这种目标的确立必须与各种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相匹配，必须与社会公众和决策目标群体不断进行协商，修正目标、手段、方法，相互妥协达成一致。
三是组织设计决策方案的能力。现代决策不论从提高科学性角度还是从加强制度监督角度，都要求实现“谋”“断”分离。根据决策需要，中枢应对咨询系统提出明确要求，或咨询专家，并为决策方案设计提供适合的环境和条件。为确保信息和咨询系统准确理解决策目标，独立搜集信息、制定方案，决策中枢一方面要懂得放权，另一方面要准确描述决策问题和目标，为信息咨询系统提供相应的保障，确保信息对称。
四是对决策方案进行综合考虑，并最终选择和推进实施的能力。这也是中枢体现决策能力的核心内容。决策权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但权力不等于能力，决策方案的选择既需要战略眼光，又需要考虑眼前现实利益和实际操作可行性，还需要系统权衡。方案选择的过程也不等于单纯的“拍板”，而是必须遵章守纪，合法合规。体现集体决策的重要标志是程序，推进决策程序法治化也是提高政府决策能力现代化的发力点所在。即便危机决策在高度时间压力和信息不确定性情况下，个人的非程序性决策优于集体的程序决策，也要强调通过长期的、制度化的训练，来培养提高决策者的危机决策意识和能力。
五是对决策执行效果进行跟踪的能力。决策执行“堰塞湖”是长期困扰政府效能的瓶颈，“打通最后一公里”一方面要求决策中枢加大督察督办力度，另一方面要求根据实际执行中的效果，及时对决策目标、方案作出修改完善，避免对社会造成损失。这一重要过程不可能由决策系统的其他部门替代，而是必须由决策中枢来执行到底。决策中枢能力的真正效能如何，往往也要根据其实际执行力来判断。
2．加强信息咨询能力，是决策能力必要保证
信息系统和咨询系统虽然从分工上来讲各有侧重，但实际上是密切相连、相互配合的有机整体。
从信息系统来看，建立完备、通畅、多元共治的信息资源网络是信息系统体现决策能力的重要标志。现代社会问题的复杂化要求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必须尽可能全面、准确。对政府部门而言，既要打通上下级部门之间的信息渠道，确保信息传递不衰减、扭曲，又要打通横向部门之间的桥梁，减少信息“孤岛”和中间灰色地带，还要与社会公众保持互动，积极培育公共信息资源网络，确保政务公开、透明监督。
从咨询系统来看，完善咨询制度建设，划清责权界限，一方面加大对智库资源的投入力度，增强信息资源共享，确保咨询系统独立思考运作；另一方面加强监督，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问责机制。对专家决策参与范围和数量作出科学的规定，防止出现专业盲区和专家咨询越俎代庖等现象，是提高咨询质量和效率的关键。
3．完善监督评估能力，是决策能力建设该补的短板
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架构并不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既有政府部门内部监督，又有权力机关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各类法律法规也对决策运行的全过程进行了规范，但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制度设计角度看，主要是缺乏权责同构的监督和评估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构建权责清晰的决策权力运行机制描述了清晰的路线。从决策能力建设角度，一方面要尽快围绕权责并举、相互监督的目标，健全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规范，另一方面也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决策者树立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讲求决策绩效和社会风险评估。
（二）从决策过程看
决策并不是拍板定案的一刹那，而是一个调查研究、提出问题、系统分析、科学论证、审慎抉择、付诸实施从而解决问题的连续完整的动态过程。一般来说，决策程序包括提出问题、确定目标、收集信息、拟定方案、评估方案、优选方案、执行决策、追踪反馈等步骤，每一个步骤都有特定的程序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有组织地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这是在深刻总结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从过程角度对提升科学决策能力的全面概括和要求。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是我国多年政治实践归纳总结的目标要求，而这“三化”标准的贯彻体现则集中在决策过程。当今世界，政府治理模式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不仅强调引进企业管理精神、服务理念和运作机制来推动改革政府，而且强调以顾客（公众）为导向的可选择的服务，强调政府对公众需求的有效回应和互动，强调在政府、市场和公众之间培育新的自我维护主体，促进政府与公众社会的协商、合作。政府在解决公共问题时，应当实行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和监控，不断推动政府职能简化、组织结构优化、作业流程电子化，实现决策成本更低运转实效更好，等等。所有这些都对政府决策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相应地，提升决策能力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求政府加强与公众的互动，通过大力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完善决策过程，不断建设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
1．准确界定重大事项的能力
准确界定重大事项，既是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要求，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问题交给第三方，交给市场，又是强化政府依法依规决策，主动接受监督的要求。根据各级政府的权限，把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问题，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重大事项，重大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建设项目，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事项，以及涉及社会稳定、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纳入政府重大决策范围，凡涉及上述范围的事项，都必须按照重大决策程序进行，防止领导个人拍脑袋、独断专行。
关于重大事项界定，我们在后文还会有专门阐述。
2．积极引导公众决策参与的能力
推动公众决策参与既是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手段又是目标。具体包含三个方面：①有效沟通的能力。作为政府部门，要学会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主动、积极地实现沟通互动。有效沟通的原则一是真诚、坦率，二是适度、有力。只有真诚地去说去听，才能达到沟通的良好效果。同时，要掌握适度，既要全面解释政府意图，求得公众理解支持，又要掌握主导权，确保沟通渠道畅通、机制健全、运转有序。②积极引导的能力。引导能力是政府引导公众意图的能力和引导舆论的能力。由于公众知识水平、认识水平参差不齐，很多人习惯于从自身利益、眼前利益和自我感觉出发，甚至经常容易受到他人影响，跟风赶潮。政府应通过合理的公众参与组织程序，有效实施沟通，提供给真实、全面、可靠的信息，引导公众参与的方向，不断提升公众参与的能力，在引导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从而保障公众参与决策的效能。③推进法治的能力。决策过程法治化是决策能力现代化的保障和要求。过程法治化要求决策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加强事前审查，明确规定不同层级决策审查的权限和审查权的机构，对决策目标、方案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稳定与经济效益影响等方面进行评估和审查，保证随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避免决策过程的主观随意性。从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过程来看，对决策听证制度、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决策可行性论证制度、社会风险稳定评估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等内容的规范越来越明确具体，要求每一级政府在决策过程中都要把法治观念、纪律观念挺在最前。
3．应对公共危机临机处置的能力
现代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日益频发，牵连面日益广泛，危机决策也成为检验政府决策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尺。危机决策能力主要包括：①危机识别能力。任何危机的爆发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很多看似孤立的细微事件之所以演变成为危机，令政府部门措手不及，甚至动摇执政根基，原因就在于危机识别和迅速回应能力不足。所谓“危机识别能力”，一是快速响应，无论突发事件波及范围大小，只要发现就能够迅速激发组织系统，并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传递政府回应信号；二是迅速判别事态属性，及时作出上传下达。②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危机状态下，信息获取的渠道易受阻滞，加上信息处置技术不足等原因，往往导致决策者依据判断的信息片面，甚至失真，这就更增加了决策的难度。因此，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是政府危机治理决策能力的核心要素之一。③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决策资源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技术资源等，每一种资源又有丰富的内涵和要素构成。危机状态下，决策者要实现有效决策，必须有能力对这些资源进行充分动员整合，并实现高效配置。④决策制定与自我修正能力。在危急关头，决策者必须迅速整合各种信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高效配置决策资源，设计最具针对性、应用性和可执行性的备选方案，并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迅速作出抉择。同时，任何一个决策者都不可能轻易断定对策方案无懈可击、万无一失，如果付诸执行的方案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决策者要敢于面对和承认现实，在对原有对策科学评估的基础上，迅速制定新的替代方案，积极修正对策遏制危机事态。
危机决策要求打破常规临机决断，这表面上看起来与常规决策强调过程法治化是一对矛盾，但实际上，提高危机决策能力的关键依旧是加强常规决策的法治化。
（三）从决策方法看
现代决策方法一般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种，又称为“软技术”和“硬技术”方法。在不否定经验性决策的同时，政府部门必须不断提高合理运用这两种方法的能力。科学认识决策的客观规律，是正确运用方法的基础和前提。在承认决策是一门科学而不是领导人的个人艺术之后，我们必须抓紧认识并把握决策的规律。科学决策首先承认决策过程中的信息是不完整的，决策者也是容易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的，由此，决策的结果不可能做到完美，而只能做到相对满意；其次，科学决策不否认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不断克服制约决策的事实因素，从而尽可能地提高决策科学性。树立科学的决策观，必须以顾客（公众）为导向，必须讲求决策与环境并重，必须不断建立健全组织化、民主化、责任制的决策机制，强调效率导向型决策，必须培育健全新的决策信息和咨询供给机制。
专家咨询方法介乎于定性和定量方法之间，一方面，专家具有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超越某些程序性规范，利用经验进行较为客观冷静的分析和判断；另一方面，专家又都精通和熟练掌握定量分析技术。作为政府部门，不仅要学会利用专家的经验和分析能力来提高决策质量，而且要学会管理专家资源，让专家咨询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运行。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政府决策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从传统的经验决策到大数据决策，从行政主导型决策到以人为本决策，从半公开到全透明决策，政府部门只有快速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并着手建立互动应答机制，培育第三方参与的网络舆情分析机制，实现决策—评估—纠错—问责相衔接的决策链整合，才能真正提高决策及公共治理能力。
从更大背景来看，决策能力提升的动力源泉来自于政治文化生态背景。我国传统文化中，既有注重民本、强调德治、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积极因素，又有人治大于法治、“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家长制”“一言堂”影响决策科学民主的消极因素。政府决策能力的提高需要创新决策体制、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程序、提高政府部门综合素质、更新决策观念。
二、决策能力的影响因子
影响决策能力的因素很多，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决策主体自身认知、判断，决策体制机制等。现代决策理论认为，任何个人或组织的行为总是有一定目的性的，为了达到目的，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以各级政府部门结构体系来看，上级政府部门为实现某一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就成为下级部门管理者的分解目标。这样，经过层层分解，直到总体目标能够通过现有的组织架构、行动计划或其他具体方法、手段的实施最终实现为止。于是，政府的决策行为就变成了一个不间断的“目标—手段”链，或者“目标层级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决策活动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目标的确定和目标的实现。选取什么样的目标，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实现这个目标采取什么手段就是事实判断。相应地，影响价值和事实判断的要素就分别被称为“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决策实践中，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是相互关联、相互交错的。价值因素既具有事实的内容，又有价值判断的内容，反映的是决策者根据事实因素表现的情况，按自己的价值标准所作出判断，而这种判断是不能以事实来简单地评价对错、优劣的。
（一）价值要素
1．组织目标
组织目标是政府决策的首要价值因素。任何一个组织目标都是一个多元化的层级体系，决策时既要考虑各方面、各层次的关系，又要以不损害组织的总目标为前提，应始终以组织目标作为首要标准对方案权衡利弊，进行评价和决断。
2．个人价值观
当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冲突时，要么个人决策凌驾于组织之上，成为“独断”，要么个人依照“从众心理”，屈从于组织利益。这两种现象都不是科学决策所要求的，因此必须从制度设计的角度避免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对立的现象。
3．效率标准
决策的效率标准不完全是速度快慢的问题，而是指在占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能够选择产生最大效益的备选方案。效率标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效率包含显性和隐性的双层特性。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的成本既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可以用货币衡量的显性成本，也包括时间、风险、机会等无法衡量的隐性成本。二是指决策效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不仅要从狭义的经济意义上研究其“成本—效益”的货币比较，更要注重决策对于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产生的社会总效益，关注其外部效应，也就是要从广义效率的角度考察决策的效率水平。
4．公平标准
公平的含义有很多，其中最直接的是程序公正和结果公平。现代民主政治强调社会公众的决策参与，最直接的体现是程序公正，而程序公正通常意义上又会对经济发展的效率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决策始终面临“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两难选择。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求转
变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是具有合理性的。根据经验，新兴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进入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在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会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进入了这样一个关键时期。2005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很多新的精神，其中一项就是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没有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及时捕捉这一巨大转变背后的深刻含义，仍一味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甚至还反复强调这样一种思想：①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矛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人的不满甚至矛盾利益冲突是在所难免的；②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只要经济搞上去了，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些地方政府把“效率优先”与唯GDP论挂钩，目标和速度层层加码，造成了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可持续。
（二）事实要素
1．决策体制机制
决策体制机制主要包括决策权力如何分配、决策过程如何执行等方面的规定。本书所指的体制机制重点是政府决策部门的组织结构、决策制度，前者是指决策主体内部各种构成要素的排列组合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后者不仅规定了决策部门结构方式，而且对决策行为方式也进行了规定。狭义的制度是组织内部各种规范的集合，而广义的制度则包括组织外部各种刚性规定所构成的宏观制度环境。
2．决策信息
决策信息是决策者作出正确判断的基本依据。信息在决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某种程度上讲，决策的过程也就是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过程：决策主体首先收集与决策问题有关的信息，然后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决策并进入执行环节。因此，有人也认为决策的过程是一个由客观信息产生主观信息的过程，或者说由状态信息产生指令信息的过程 。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信息如同从山坡上滚下的雪球，体积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然而，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并没有大的改变，相反，海量信息还会消耗决策者的判断辨别能力。从技术角度讲，决策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信息处理结果和过程的现代化。
3．决策方法
不同层级的决策主体，不同的决策体制以及不同的决策问题等，都决定了不同的决策方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决策方法也日新月异，但政府决策有其公共服务性的特质，很多适用于商业、科技领域的决策方法，如线性规划法、盈亏平衡点法，不一定能够照搬到政府决策中来。政府决策常见方法，从决策过程中理性运用的程度强弱划分，可以分为经验（直觉）型决策和逻辑（建模）型决策；从决策过程中对事物性质判断和对相关数据依赖程度的不同划分，可以分为定性决策和定量决策；由于电子政务方式的全面运用以及大数据的推广，有人又提出了区别于传统人工决策的“电子决策”和“大数据决策”方法。
4．决策程序
狭义的决策程序是指规范、约束决策者作出决策的步骤、方式、顺序、时限方面的系列规定。广义的决策程序就是决策过程。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包括“发现和识别社会问题”→“明确目标”→“拟定备选方案”→“方案选择”→“决策执行和评估”的过程。能够按照这样一种程序进展的决策也称重复性决策、定型化决策、常规决策。对于管理活动中重复出现的例行问题，组织往往通过制定一定的程序、处理方法和标准加以解决。因此，程序化决策通常是有章可循、有程序可依的，并且决策目标的实现也基本上是有把握的。而非程序化决策也被称作非定型化决策、非常规性决策、一次性决策等，一般是指那些处理首次出现或偶然发生的问题或关于重大事项的决策，一般无先例可循，决策难度大，对决策主体的要求也比较高，例如危机决策。
5．决策环境
任何决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每时每刻都要和周围的环境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决策环境同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决策环境是相对于决策者而言的，主要包括组织的结构、制度、文化；广义的决策环境则相对于整个政府部门而言，即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方面。自然环境包括地理、气候、矿产、动植物分布及所能提供的各种资源；社会环境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社会和国际因素等。
6．决策方案
决策的过程也可以表述为：围绕决策目标，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适当的方法，设计各种可行性的备选方案的过程。任何决策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备选方案，只有一个备选方案的选择称为“霍布森选择”，不属于决策的范畴。霍布森（Hobson）是英国的一位养马人。传说霍布森养了一群马，租马人很多，可谁都要租跑得最快的马，结果跑得最快的马往往累死，而其他的马却整天优哉游哉，跑得越来越慢。霍布森最后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将所有的马编上号，然后告诉想要租马的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挑选，但是，当客人来租时，却只能按号取马。这样，不仅好马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劣马还可以得到锻炼。这种“选择”对于租马人来说，实际上等于根本就没有选择。如果我们仔细反思一下，现实当中，一些所谓决策方案既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又没有仔细的论证分析，只是将一些现象简单罗列，“一把手”先入为主，已经有了答案，只是让其他参与决策的人在一堆所谓“方案”中投“跟从”票，这种备选方案实际上等同于没有方案。
7．决策结果
决策结果分为两种，一是符合决策目标，二是发生偏离。决策结果往往涉及两个环节，一是执行，二是评估。符合决策目标的结果，在执行过程中也必须根据决策环境的改变及时进行调整；发生偏离的决策经过评估，除了及时终止之外，还必须对决策者追责。因而，多数决策的结果不是终结，而是决策链下一项决策的开始。
现代决策理论创始人西蒙认为，每项决策活动都包含着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对于事实因素，人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检验其正确与否或者合理与否；而对于价值因素，人们则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方法确定其是否正确。西蒙指出：“断言任何决策均含伦理因素（也就是价值因素，笔者注），并不是断言任何决策仅含伦理因素。”那么怎样判断决策是否科学呢？西蒙认为：“笼统地讲，伦理因素和事实因素的区分相当于目标和手段的区分。”也就是说，人们行动的目的为何，属于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要采取什么行动，则属于事实因素的问题。人们不能对目标本身正确与否进行评价，因为它属于价值判断，但人们可以对实现这个目标所采取的行动方案正确与否进行评价，因为它属于事实因素。因此，西蒙指出：“我们总是能够在这种相对意义上，对决策做出评价：给定了决策意欲实现的目的，便可以确定其是否正确。不过，目标的变化也就意味着评价的变化。严格说来，被评价的并不是决策本身，而是这里所讲的决策同其目标之间的纯粹事实关系。”
由此可见，西蒙区分价值因素与事实因素的目的在于排除价值因素，将其归结于组织目标，这样，决策科学面对的问题就只剩下事实因素了。很多人认为，西蒙的观点存在很大局限性，因为人类的价值追求永远贯穿决策过程始终，价值追求既体现在组织目标的确立上，又体现在组织结构、组织制度及组织外部环境等方面。但事实上，价值因素的确很难用制度化的手段加以限定，因此从事实因素入手，解决决策体制机制问题，完善决策方法，提高决策程序的法治化、透明度，增强公众参与，也就成为提升决策能力现代化的方向。
至此，我们用两个章节的篇幅完成了两个问题的讨论铺垫：首先，我国政治实践的道路和艰难探索经历的波折充分表明，决策不仅是一门科学，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而且必须充分尊重决策规律，走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道路。新的历史时期，决策能力从党的执政能力上升到国家治理能力新高度，为各级政府提升决策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决策科学并不神秘，“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的对立统一构成了决策科学的核心命题。虽然人类追求完美的价值目标永不止步，但由于这种价值追求难以度量把握，因此，从“事实因素”入手，解决决策体系、决策程序、决策方法瓶颈，就成为提升决策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从下一章开始，决策能力现代化的讨论即将转入三个彼此分开又相互关联的子课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