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还原决策的真实面目_第一节 什么是决策
|第二章|
还原决策的真实面目
汉语“决策”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韩非子·孤愤》篇中有“智者决策於愚人，贤士程行於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这里的决策即有“计谋”“策略”的意思。《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各诸侯国谋臣策士纵横捭阖斗争的一部著作。战国时期战争绵延、政权更迭，国君非常重视策士的作用，而策士也的确为政治斗争的成败发挥了关键作用。
纵观中国历史，贤臣良策一直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追求，而各类史书典籍中的“谋”与“断”，基本都是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告诫后世君王治国兴邦的道理，没有科学化、理论化的分析总结。或许也正因为这种文化传统，“决策”在我国一直被作为一种驭国驭人之术，即领导者的个人艺术，可意会不可言传。
由于过程不透明，决策一直被笼罩着神秘的面纱。老百姓既没有听说过决策是如何酝酿的，也没有见证过决策讨论的过程，甚至进出政府大门的专家“内参”也都令人感觉神秘莫测。提前知悉决策信息可能意味着巨大的利益交换，甚至吹嘘掌握决策内幕也会变成一种抬高身价的资本。决策的神秘感愈发助长了形形色色的权力寻租。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中都面临着大大小小的抉择。家如此，国亦无例外。决策的过程也无非是根据特定的目标，对方案进行选择。要想说清这种看似神秘、实则透明，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行为，首先要还原决策的真实面目。
第一节 什么是决策
一、决策的概念
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决策（Decision Making）概念源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最早将这一概念引入管理领域。40年代，维纳（Norbert Wiener）率先建立控制论，随后，申农（C. E. Shannon）建立了信息论，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建立了系统论。在吸收“三论”基础上，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第一次系统提出了科学的决策理论，被誉为“决策理论的创始人”。
西蒙最著名的论断之一就是“管理就是决策”。他认为，决策是管理的核心，决策的制定过程是理解组织的关键所在。西蒙对经济学中简单追求利润最大化假设的“经济人”模型提出挑战，他认为，绝对完美的决策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信息、时间、认知能力、处理能力等方面的制约，“管理人（也译作Administration Man）”只能考虑少数几个最关键的问题，决策的最终结果只能做到相对满意，而不是最佳。从这一分析论断出发，可以说，决策就是特定主体为实现特定目标，在一定主客观环境条件制约下，进行信息收集、分析，作出方案选择的过程。从这一概念推证政府决策有以下几方面含义。
（一）决策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及相关公共组织
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或授权，只要拥有特定公共权力者，均可作为决策的主体。随着现代社会发展，越来越多政府之外的公共组织因其在专业知识、资源调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也被赋予相应的公共权力。这些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都有可能行使公权力，作出公共决策。本书主要讨论国家行政机关这一主体的决策行为。
（二）决策的客体是公共事务
公共事务是一个广义概念，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政府决策行为的客体只能是公共事务，与公共事务无关的，组织内部的管理事务不属于政府决策的范畴，例如：政府部门内人、财、物等利益分配关系，这些事务虽然也涉及决策，但不属于政府决策的范畴。
（三）决策的过程是一个受主客观环境制约的过程
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国家权力为后盾，主体必须且也只能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决策权，才能产生特定的公共效力。除法律因素之外，制约政府决策的客观因素还有很多，包括决策体制机制、政府部门注意力分配、决策者认知判断能力等内部因素，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和地理、气象等外部因素。
二、决策体系的构成
决策体系是采用制度化方式加以固定的，承担决策任务的机构和人员、职权、结构和相互关系的总称，是政治体制结构的组成部分，也是行政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具体包括决策过程各个阶段和各项职能由哪些机构来承担，由哪些人员参与，各机构和人员如何合理分工等内容。虽然公共组织规模大小各不相同，决策程序也不尽相同，但理论上都包含了中枢系统、咨询系统、信息系统和监控系统四个部分。
（一）中枢系统
中枢系统由领导、组织整个决策活动并对决策承担全部责任的机构和人员构成。中枢系统享有最高决策权力，居于最高领导和指挥地位。其基本任务是，确定决策问题并围绕决策目标，根据决策系统所提供的信息支持，结合决策咨询系统的意见，拟定各种不同的决策方案；负责选择决策方案；推进决策，监督决策的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决策监控系统的反馈意见调整决策行为；对上级授权机关或组织以及社会公众负责，对决策结果负有完全责任。决策中枢系统不仅对决策过程本身负有全盘督导的职权，而且对公共决策体系的其他几个系统的部门设置、职务分配、权力调节、管理幅度划分等制度性内容具有设计职权。
（二）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是为中枢系统收集、处理和传输信息的功能系统。通过及时准确地收集、处理信息，为中枢系统提供制定方案的依据，帮助进行方案比较、选优和控制。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一是建立收集相关信息的网络；二是整理、分析和加工各种相关信息。
（三）咨询系统
咨询系统是指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辅助中枢系统进行决策的机构及成员，通常由专家学者或资深人士组成。专家或业界资深人士咨询是现代决策经常采用的咨询方式，尤其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成立了很多咨询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得到政府资助，独立进行研究，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广泛运用统计学、数学、心理学、系统论等方法草拟各种决策方案，进行各种情景模拟，提出各种决策建议。这种咨询形式被称为“趋前倾向”（指相关研究偏重于在决策制定前、中期，倾向于加强“决策咨询”），后来又出现了“趋后倾向”（指相关研究偏重于“决策周期”研究的趋势）。与决策系统中信息搜集系统相对的弱化相比，现代决策咨询系统的发展呈现蓬勃趋势。有学者甚至指出，现代公共决策中政府的角色已经从“政策生产者”向“政策消费者”转变，“政策和方案将成为政府采购的第三大内容”。
（四）监控系统
监控系统是主要针对决策行为、决策内容依法进行监督和控制的机构及其人员的总称。就监控的内容来说包括决策者的主体资格、行使决策权的过程中是否偏离决策目标、是否遵循科学程序等。可以说，决策监控是对决策主体、客体、内容、全过程的监督和控制。
监控系统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主要包括内部监控和外部监控两种。所谓内部监控是指在整个决策体系内部，依照垂直关系，在对应的横向系统中建立的相对独立的监督部门所形成的监控系统，是公共决策系统中经常、直接和有效的一种监控渠道。最常见的内部监控包括自我监控和行政监控。自我监控是公共组织在组织内部设立专门机构，对组织自身行为进行的平级监控；行政监控是公共组织通过层级隶属关系所进行的体系内部的上下级监控。所谓外部监控是指由来自决策体制之外的监控主体所构成的监控力量的集合体。主要包括权力监控（即由国家权力机关对各级行政组织决策系统进行的外部监控）、政党监控（即由在朝、在野政党组织对行政组织决策所进行的外部监控）、社会团体及人民群众舆论监控等。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把一级政府或部门视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由若干功能各异、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即中枢系统、信息系统、咨询系统、监控决策）组合而成。各子系统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分别承担搜集、加工和传递信息，设计多种备选方案，统筹确定目标和最佳方案等不同职能，缺一不可。它们共同围绕着组织的整体目标相互配合，达到最佳的系统整体效应，体现整体大于其各部分之和的系统原则。
从更大范围来看，任何一级政府部门都是国家政治生态环境这一更大系统所涵盖的子系统。政府部门只有时刻与外部环境保持充分的互动交流，并通过自身变化，适应环境要求，才能保持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这种组织结构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信息的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的过程：来自社会的意见、要求、支持、资源等作为信息输入到决策系统，后者以此为重要依据进行信息的转换，即确立决策目标，拟定备选方案，选择最优方案，然后交执行系统去贯彻实施，从而以信息输出的形式对社会施加一定的，有时是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亦即决策结果，实质是对社会提供的服务；然后，社会对决策结果所作的反应或评价信息又反馈给决策者，于是便又形成了新一轮的输入，系统根据反馈信息（新的输入信息）在必要时对决策作出调整或修正，这样借助于信息的反馈，政府与社会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成为一个循环往复、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如下图所示：
图2-1 决策系统
三、决策的类型
政府决策因主体、客体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可以有多种类型划分。为了便于对全书可能涉及的相关概念有一个初步了解，我们介绍以下几种类型。
（一）按照决策主体在国家决策体系中的地位不同
可以分为中央决策、地方决策和基层决策。中央决策是由中央一级的国家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全国性、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地方决策指由省、市、县一级地方级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区域内行政管理问题的决策，包括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分解部署。基层决策是指由乡、镇一级基层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其具体管辖事务的决策。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根本上是一致的，特别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利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地方利益的相对独立性逐渐突出，长期积累的中央与地方利益矛盾逐步显现。当涉及利益分配的决策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公”与“不公”，限制性决策出现“多”和“少”的差别时，地方与中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就开始增多，主要表现为：①决策截留
。中央决策在逐级传达贯彻过程中，出现“中梗阻”现象，目标群体和利害关系人听不到中央的真实声音；②执行不作为或选择性执行。不按决策要求的时间、程序和目标任务执行，使政策落空，或者只选择中央政策对地方有利的内容执行；③替代或附加执行。钻空子，打“擦边球”，出台地方性政策削减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度；④机械执行或消极执行。以文件传达文件，用会议部署会议，仅仅停留在文字传达层面，不做政策深入挖掘，各类报表数据改头换面上报，消极应付，或者政策执行过程中，前紧后松，虎头蛇尾，没有及时有力的跟踪执行等。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决策系统的上下贯通，监督地方政府决策执行力；另一方面，中央决策也要考虑地方和基层实际，注意调动地方和基层积极性。
（二）按照客体规模和复杂程度不同
可以分为宏观决策、微观决策，或者战略决策、战术决策。宏观决策往往具有全局性、方向性、原则性，影响深远。例如，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微观决策主要面向区域性、短期性或局部性的具体问题，是宏观决策的延续和细化，如为贯彻中长期规划对年度或行业阶段发展目标作出的调整安排等。宏观决策由于涉及问题复杂，影响面大，一般采取定性分析的方式。微观决策大都采用定量分析的技术处理方式。
按对象复杂程度不同，可以分为单目标决策和多目标决策。所谓单目标决策是指对一项因素或一个问题所进行的比较单一的决策行为。多目标决策是解决多项因素或多个问题的一种决策行为。现代社会管理事务日益复杂多元，很多看似单一目标的决策行为，实际上牵涉面广、复杂度高，因而，越来越多的政府决策行为倾向于多目标化。宏观决策经常带有多目标性质，微观决策往往目标相对单一，但实践中，宏观和微观、多目标和单一目标往往是相对的，并且可以随时转化的。
在面对多目标决策时，政府部门不可能同时处理一大堆复杂问题，只能在一定时间内把注意力集中到少数几个问题上。这种注意力集中度随时间的推移产生变化的情况，心理学上称为“注意力调度”。调度的动力来源于政府对决策行为价值因素与事实因素偏差的感知。“注意力调度”通常产生三种结果：一是政府首先解决注意力集中的那些问题；二是对组织结构进行重组，以便适应环境变化的最新要求；三是有选择地补充新的信息，以便使注意力集中的问题得到更快更好地解决。
（三）按照决策要素的状态不同
可分为确定型决策、不确定型决策和竞争型决策等。确定型决策通常是指决策目标既定，决策环境以及各个备选方案都有确定性的结果。不确定型决策主要指决策信息、时间、决策备选方案可能导致的结果等因素都难以把控，决策难度大、风险大的决策。
不确定型决策的代表是危机决策。现实中一些政府部门在处理常规型、确定型决策时因为判断不当、方法错误，往往酿成公共危机。例如2008年，韩国遭遇的“牛肉门”事件，原本只是相对简单的通商问题，但因为政府决策忽略了民众的感受，引发了异常严重的政治危机。不仅使韩国国内长期积累的矛盾瞬间凸显，同时也影响了韩国的国际声誉和外交战略，高票当选的总统李明博支持率一度跌入低谷。
竞争型决策是一种在利益相互冲突的竞争对手之间所进行的角逐性决策，如外交谈判。与一般的不确定型决策相比，竞争型决策的不确定因素除了自然现象，还有更复杂的人为因素影响。
（四）按照决策程序的不同
可以分为程序性决策和非程序性决策。程序性决策也称“重复性决策”“定型化决策”“常规决策”等，是指可以被程序化或者重复执行的决策。对于管理活动中重复出现的例行问题，决策者往往通过制定一定的程序、处理方法和标准加以解决。因此，程序性决策通常是有章可循、有程序可依的，并且决策目标的实现也基本上是有把握的。在各级政府部门日常决策中，常规性决策是大量的。通过制定规则和方针来指导所有的程序性决策行为，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
非程序性决策也被称作“非定型化决策”“非常规性决策”“一次性决策”等，一般是指那些首次出现或偶然发生的问题或关于重大事项的决策，一般无先例可循，决策难度大，对决策者的要求也比较高，往往需要凭借经验判断和创造性思维来解决。非程序性决策的代表和典型也是危机决策。
程序性决策和非程序性决策是相对的，程序性决策往往由非程序性转化而来，很多危机决策经过梳理、规范，可以形成预案，同类问题再次出现时，就可以按照常规程序应对。而程序性决策也会因为组织系统中各项条件的变化而变成非程序性决策。从决策者处理问题的层级来看，高层领导者主要致力于非程序性决策，下层行政人员主要是例行公事的程序性决策。
四、西方主要决策理论
（一）完全理性决策
也称为“研究型决策模式”。近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认为，“理性”是指根据明确的前提所作出的逻辑演绎，因而理性的行动也就仅仅意指那些完全由已知且可证明为真的东西所决定的行动。笛卡尔的概念揭示了“理性”的两个本源：一是方法——逻辑演绎法，二是理性的价值判断标准。
一个多世纪后，古典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设，通过把理性赋予一个虚拟的“经济人”，使经济人的轮廓清晰起来，即一个以自利为动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可以增进社会利益的人。“经济人”在作出决策时大多是全面理性的判断，即能够完全掌握全部备选方案、行动后果的概率分布和效用分布，并能据此迅速准确地找到最优方案。
经过英国经济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美国科学管理学家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等人的不断完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基本确立。这一理论假定决策者具有完全理性，在特定的决策体制下，按照严格的程序，采取特定的方法、手段，强调以最少的成本追求最大的利益。其决策的步骤为：
（1）清楚地界定决策目标；
（2）找出所有可以达成目标的变通方案；
（3）比较这些变通方案的利弊得失，并评估其成本效益；
（4）决定一个最好的方法。
理性决策模式通常并不合乎决策实际，然而作为理论研究和价值追求的目标，却有实实在在的存在价值，尤其是作为理论研究模型，理性决策是最便于进行各种相关要素分析的一种模式。
（二）非理性决策
也称“经验型决策模式”或“直观型决策模式”。从人类决策行为的发展历史看，经验决策、直观判断的出现早于理性决策。原始社会虽然建立了氏族议事会议的民主决策体制，但总体来看，无论部族战争还是农耕渔猎，占主导地位的决策方式仍然是占、卜、贞、卦。这种神权统治下的非理性决策方式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近代社会理性主义的泛滥以及决策领域过分强调理性对自我的约束功能，导致了人们对理性的“反叛”。以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为代表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极力贬低和否定理性在认识中的积极意义，认为只有靠非理性的、神秘的直觉才能认识世界上的各种物质和现象，直觉不仅是认识的本质，也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叔本华认为，认识世界不能靠科学的、理性的方法，而只能靠直觉的方法。在直觉认识中，现实的主体和客体都消失了，认识事物不需要用感性也不需要用理性，而是将“全部精神力量赋予直觉中，并让自己的整个意识充满着对于当下的自然客体的静观”。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等人完善了非理性决策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和工作生活的环境有关，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传统和个人潜意识的支配，许多决策行为表现出不自觉、不理性的情欲，决策者在处理问题时感情用事就会作出非理性的决策。
非理性决策模式并非理性化程度低的结果，而是指在决策方法上采用经验、直觉等非理性的手段。尤其在决策时间短、信息不够充分甚至没有可供参考的模板、范例的情况下，决策者往往只能根据本人的知识、经验、直觉、胆略、逻辑思维能力等进行判断。不仅个人决策如此，组织决策也是如此。当组织所要追求的目标愈清晰、明确，决策“手段—目的”间的关系链愈清楚，各种方案可能导致的后果愈明确，相关的信息愈充足，决策的时间愈宽裕，就愈能采取理性的决策模式；而当上述几个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采取非理性决策模式的可能性就愈高，尤其在危机决策中，当时间压力大，决策目标不明确，决策环境不确定等条件下，往往只能依赖个人经验、直觉、判断进行决策。
（三）有限理性决策
代表人物是美国管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1947年，西蒙在《行政行为：行政机构决策过程研究》中提出，决策者都希望能够作出理性选择，但实践中往往由于信息搜集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局限性，使决策者难以选择最佳方案。1958年西蒙与马奇（James March）合著《组织》一书，进一步阐发了有限理性的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决策者无法掌握所有有关信息，也无法进行彻底的分析。一方面，人们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任何决策都不可能没有时间压力和限制。因此，决策者只能把与决策事实目标和价值目标关联程度较大的信息作为重要信息，把相对完整的重要信息视为完全信息。如果在决策时掌握了有关的重要信息，在正确分析的基础上就有可能接近于最优决策。一旦某种重要信息发生变化，而我们又没有及时考虑时，则会发生错误。
二是决策者充分处理信息的能力也很有限。同一时间内考虑多个问题的方式限制了人们注意力的广度以及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速度。因此，人们的理性是有限度的理性，而不是全面的理性；是过程的理性，而不是结果的理性；人类的选择机制是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而不是全面理性的最优机制。有限理性思想的最终目的就是使复杂的决策状况变成相对简单的、不太精确的状况，并且使得信息收集和方案抉择等过程都处于力所能及的范围。
三是决策者往往带有一种对问题先入为主的印象。理性选择模式假定决策者有一个完全有序的偏好体系，从而进行选择。但实际上，面对选择问题，完美的偏好体系是不存在的。
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人们在取得信息时是有选择的，常常偏爱那些熟悉的、容易掌控的信息，而不喜欢那些控制不了的信息。
四是信息搜寻行为的有效性受到信息排列先后次序和选择方式的影响。西蒙将决策的过程描述为“情报（Intelligence）”“设计（Design）”“抉择（Selection）”“评价（Implementation）”四个阶段，对应“发现问题”“辨别备选方案”“决定结果”“执行”四种手段。虽然决策者对不同目的有不同的搜寻行为，但这种搜寻行为既不是客观的，也无法做到穷尽。
五是当面临一项复杂决策时，超负荷信息往往会造成信息渠道的拥塞或信息处理的黏滞。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决策者将不得不求助于调节机制，这些机制包括：①搁置，暂时搁置决策或对信息不作处理；②排序，对最先映入眼帘的信息进行处理，而忽略后续信息；③一般化，对信息作出大而化之的反应；④多种渠道，同时通过两个以上平行的渠道来处理信息。这四种机制中任何一种，都依赖于决策者以往处理问题的经验、惯例、直觉，也就是说，决策者过去的成功和失败影响着他对后一个具体问题的态度，而这种决策是一种非理性的决策。
六是不论个体还是组织，心理层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决策过程和选择结果。通常而言，人们认为“组织”结构是理性设计的结果，因而组织决策会比个体决策更具有理性。然而，事实上，组织决策同样面临目标愿景、价值观念、利益冲突、认知偏差等心理因素的影响。
综合上述六个方面，西蒙认为，决策者既不是“经济人”也不是“理性人”，而是“经济人”与“心理人”结合的“管理人（Administration Man）”。“管理人”最大的特点在于会受到外部环境和自身能力的制约，在决策过程中由于信息的残缺不全和思维判断分析的局限，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决策的结果只能达到“满意”而不是“最优”。“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成为西蒙决策理论的两大基石，也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两个基本原则，现代意义上的决策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进入人们视野。
图2-2 从全面理性到有限理性的理论演变
（四）群体决策
这里的群体并不等于个体决策行为的简单相加，群体决策的基本特点是：
一是成员选择自主。每个人都有独立选择的机会，其行动不受高层权力的支配，但也不排除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干扰。
二是决策过程共存。决策成员都在已知的共同条件下进行选择。当一部分成员未作出选择的情况下，其他成员即使完成自己的决策行为，也不表示决策已经完成。
三是决策结果共益。群体作出的最后决策方案必然是所有参与者一致接受的方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参与者都有共同的价值偏好，有的成员可能持反对态度，但面临集体的最后决策则不得不做出妥协。
群体决策奉为经典的民主原则是“投票规则”。然而1951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J.Arrow）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提出了“不可能定理”，否定了群体决策奉为神圣的投票规则。他认为，现代民主社会有两种决策方法，一种是投票，通常用于解决政治问题；另一种是市场机制，通常用于解决经济问题。在其他非民主国家，也存在两种决策方法，即独裁和传统。理论上讲，投票的方法或市场的方法是汇聚很多不同人利益偏好，达成一致意见的最好方法，但数学推理证明，按照投票的大多数规则，不可能得出合理的社会偏好次序。影响群体决策科学性的因素包括：
一是价值偏好。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价值偏好。多数情况下，当成员价值偏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下，哪一方的价值偏好具有优先性就成为影响决策的关键。
二是主观判断。群体成员由于对信息的感受和处理方式不一样，对未来状态出现选择性方案的评估尺度也不同，这也会直接影响方案的选择。
三是信息沟通。群体决策可以在完全没有信息沟通的情况下进行，如无记名投票表决。而更多时候是在有信息沟通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沟通过程中，相互交流各自的目标、价值偏好以及对未来事件的主观判断，从而影响对方的认识，弥补自己信息的不足。但任何一种沟通方式都存在着信息的扭曲和衰减，这使得群体决策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四是群体规模。群体中参与决策的人数会直接影响群体决策过程的规则选择、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
群体决策的任何一种方式都不是最终公正合理的。20世纪70、80年代，群体决策理论获得了很大发展，拓展为几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研究领域：偏好分析、群效用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委员会决策理论、投票理论、一般对策论、专家评估分析、量化因子集结、模糊群体决策理论、经济均衡理论以及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等。20世纪90年代，由于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群体决策技术得到较大改善。群体决策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动员各种力量，集中不同人的智慧不断地丰富、挖掘信息，信息的数量和来源渠道、广度、深度都比由个人收集更为有利。为了发挥群体智慧，同时避免利益多元化而带来的决策无效率，出现了很多扬长避短的决策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头脑风暴法和德尔菲法。虽然这两种方法在阿罗“不可能定理”之前就已经出现，但被重视和运用却是基于群体决策理论的最新发展。
（五）渐进决策
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Charles E. Lindblom）。他认为，决策不可能一次达到理性目标，决策者不可能面对一个既定的问题，不可能拥有全部智慧和足够的信息。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决策只能通过按部就班的原则、稳中求变的原则渐进地实现目标。每一次的决策都是基于过去的经验，通过不断修正目标来实现的。渐进决策能够有效地解决矛盾、冲突和争端，但缺点是结果带有很大的滞后性，决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漫长的执行、试探的过程。由于现代社会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渐进主义理论倍受各国政府推崇，特别是在制定财政预算时，通常都是站在前一年决算基础上进行微调，以免造成大的波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思路，没有采用苏东国家“休克疗法”，避免了社会发展的大起大落。
（六）垃圾桶决策
由马奇、科恩（Michael Cohen）、奥尔森（Johan Olson）等人于1972年提出。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算是一种独立的决策模型，依旧是有限理性的延续，但更注重从组织结构的角度研究决策过程。该理论认为，组织在面临决策目标模糊、手段方法不确定的情况下，同时又要面对四种要素：决策问题（problems）、解决方案（solutions）、参与人员（participants）和决策机会（opportunities）。各种要素之间经常没有相互联结关系，因此，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大的“垃圾桶”，决策的过程不是一个联动、有序的过程，而是多种因素并存，决策存在种种耦合现象的过程，最终有可能导致三种结果：
一是解决问题（resolution）。这是指恰当的问题、时逢合适的参与者、在恰当的决策机会中，找到了恰当的解决方案。
二是忽略问题（oversight）。在问题还不明朗的情况下，解决方案已经做出，并且这种方案与原来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实践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答案导向决策”就是如此，很多人员机构膨胀的组织，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制造工作量。
三是没有解决问题（flight）。组织在面临一些涉及面广的重大问题时，往往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开展调查研究、提出解决方案。这个过程如果持续时间较长，解决方案提出时，原先问题已经淡出了人们视野、不再需要解决或解决方案根本不能适应新的变化时，相当于没有解决问题。
马奇通过研究指出，在组织决策过程中，第一种结果并不常见，第二、三种结果则屡屡出现。这意味着组织决策常常受到各种复杂过程的影响而偏离理性决策的轨道。也就是说，决策不是按照理性模式所倡导的“问题→方案→决策”的路线，而是问题、解决方案和参与者同时出现，当“决策之窗”恰逢此时刚好打开的话，便能产生理性决策，否则就是非理性或有限理性决策。
表面来看，“垃圾桶决策”只是描述了组织决策的非理性状态，但正是由于揭示了非理性状态的普遍存在，才激励人们不断研究运用新技术手段，改进决策环节，提高决策理性的程度。
“垃圾桶决策”还提出了以往很多不为人注意的因素，它们是：
一是时间。决策的过程是在一定时间压力下进行的。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人们完全有可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任何决策都不可能做到漫无时间边际。时间压力导致了各种因素匹配的不确定性，因此，提高决策理性程度，必须关注议事日程、信息加工、决策过程负荷等与时间相关联的问题。
二是注意力。不管是组织也好，个人也好，一段时期内关注的重点总是有限的。在注意力范围内的问题往往优先解决，而注意力范围外的问题经常被忽略。如果成功地调动注意力，就可以有效整合各种要素，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也正是近年来很多网络事件瞬间引发大的社会关注，进而推动政府作出决策的原因。
三是决策结构。马奇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结构：①参与结构，即有关决策的规章制度，如，信息收集的规则决定了收集加工信息的部门怎样以及在什么阶段参与决策过程；议事日程的制订决定了某一个问题是否与另一个解决方案搭配在一起。②决策结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择案规则”，决定了决策参与者与决策机会的关系。
以上决策理论基本都是按照提出先后顺序排列的。大的分类上，理性、非理性和有限理性属于决策模式的基础分类，群体决策、渐进决策、垃圾桶决策不属于基本的决策类型。有人把理性、非理性和有限理性决策称为“传统决策模型”，事实上，这些决策模式非但没有过时，成为一种“传统”，相反，在现代决策中永葆青春，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西蒙的有限理性揭示了决策的本质规律，被誉为现代科学决策的里程碑，后续学者在他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很多决策模式，如：经济学领域的“卡内基模式”以股票买卖行为为例，提出只要赚到相对满意的利润就抛出，而不是等涨到最高点，因为谁也不知道真正的最高点在哪里。限于篇幅，不再逐一介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