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辑 幽默面对人生的悲欢与苦5

有位外国记者曾说，他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看钱钟书。他把钱钟书看成了中国化的象征。

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因为看了钱钟书的《围城》，想去采访钱钟书。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终于找到了钱钟书。钱钟书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请求，并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

钱钟书先生学识渊博、睿智幽默，对于想采访自己的外国记者，以幽默的语言婉拒，一生潜心读书研究，淡泊名利。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这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钟书却无关。”这就是钱先生的独特风格。

○“站长”、车站和“过客”

他俩一个是梁启超的公子，一个是林长民的千金；一位是建筑巨匠，一位是绝艳才女。他们一世情缘，共同创造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两座丰碑，把亲手设计的国徽送上了**城楼。他不计国仇家恨，力使奈良、京都的古建筑免遭盟军的轰炸，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她出众的才貌令万种风情的徐志摩诗兴大作，使抑情重理的金岳霖冥思独想。

战乱时期，梁思成、林徽因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他们的古建筑研究，更难得的是他们还保持着“倔强的幽默感”，像一棵树在寒冬中固执着最后那片绿叶。且看林徽因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两封信中非常传神的片段。前一封写于1940年11月，里面讲到哲学教授金岳霖先生的战时生活，可怜又可笑：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早上5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又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5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后一封信写于1941年8月，林徽因写信时眼见大队日机从李庄上空飞过：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家务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能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信后有金岳霖的附笔：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把它们两个搞混。

信后当然也少不了梁思成的结案陈词：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铁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三人分别自比为“车站”(梁思成)、“站长”(林徽因)和“过客”(金岳霖)，调侃对方也调侃自己。梁思成早年(1923年)因车祸脊椎受伤，落下残疾，对此他本人毫不避讳，自嘲时显示出建筑学家的当行特色。

在消极厌世的情绪四处弥漫的战乱时期，幽默的确是他们精神赖以存活的最后一把救命粮草。

○现在她跟别人一样了

戴高乐的第三个女儿安娜是个白痴，他们夫妇倍加小心地保护安娜，并且总怕自己会死在安娜之前。

安娜20岁时先父母亲而去。戴高乐在她的墓前默哀了一阵儿以后，擦着眼泪，握着他妻子的手说：“唉，现在她跟别人一样了……”

不是所有的爱都是相同的，但是所有的爱都是可以让人理解的。戴高乐的心境并不是正常孩子的父母所能体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