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孀

第130章:辛亥年举事,**初成***(3)

一:

八标三营的士兵,因借酒呈强、借势呈威,并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话也喊出来。 可没想到,在三营里,这句话被从一张嘴里传到十个耳朵里,又从十张嘴传到一百个耳朵里,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再加上与三营士兵与宪兵队的抗打对恃,一下惊动了湖北的最高官员——总督瑞澄。

一次小小的借酒闹事,但却打草惊蛇。

瑞澄得知此事,大为震惊,立即在都督府召开了紧急会议。 这次会与者,有十多名地方官员,除了八标三营的管带姜明经之外,剩下的都是在湖北举足轻重的高级要员。

尽管瑞澄已经基本了解了闹事者们的整个哗变经过,但他不放心,在通知开会之前,他还是要求三营管带必须参加此会,因为他非常关心这次哗变,因为关心,所以,他必须亲耳听亲身经历昨晚哗变的管带来向他叙述哗变的起因和经过。

三营的管带姜明经,在第八镇新军中,只是个中下级的小官员。 此时此刻,他能坐在总督府里,参加湖北首脑所主持的重大会议,并且,这个会议还是涉及到他所管辖的三营,他顿感诚慌诚恐,浑身上下,也早已被一种至高无上的使命感所充胀。 现在,面对湖北最高官员的询问,他立即浑身颤栗,激动地站起身,朝在坐的每个人行了一遍只有在新军里才有的西洋军礼,便如实回答:“昨晚上。 一向负责任地刘步云排长,在夜里子时,带上几个人在三营中巡视到一个军营的时候,却发现里面有十多个士兵正在里秘密聚会议事,还毫无顾及地高声谈论着什么“八月十五要起义杀鞑子”的话。 当时刘排长一听,就觉得这句话不对劲,可刘排长不明白什么是“八月十五杀鞑子”。 便劝他们早点休息,另影响其他人睡觉。 可谁知。 他们不但不听,还借着酒势,指着刘排长大骂“满狗奴才”,说什么刘排长最多也活不过八月十五的话。 刘排长一听,更觉着不对劲了,就强制他们散开。 可那十多个喝酒闹事的士兵,竟一呼全营应。 对刘排长大打出手。 我一看势头不对,当时那架势,大有造反之迹象,便立即派遣宪兵队前去震压。 谁知他们连宪兵队也不惧,奔到弹药房就拖出来几门大炮,对着宪兵队就开炮,幸好那几门大炮,平时没有按引线。 若按了引线,那昨晚可就……”

“别说了!”总督瑞澄,不等三营管带姜明讲完,早已恐慌得心惊肉跳。 尽管酷暑早已过去,尽管是凉爽的秋天,尽管是阴凉的室内。 可总督瑞澄地额头上,还是惊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汗水。

三营管带姜明经,不管他是站在表面现像上,还是出于对那位排长地偏袒,他所叙述的士兵哗变起因与经过,都与实际情况的出入不大。 可现在他正叙述的有声有色,总督瑞澄的突然制止,立即让他如坠云雾似的摸不着头脑。 于是,他只得求助似的望向他地上级。 他的上级一接到他征询的眼光,立即又望向自己的上级……最后。 眼光落在了第八镇最高统率张彪脸上。

坐在瑞澄下首的第八镇最高统领张彪。 一看到下缓求助的目光,又见总督瑞澄的如此反应。 立即给三营管带姜明经使了个眼色。

姜明经会意,急忙站起身,以军中有要事为由,向总督瑞澄告辞。

瑞澄已经很清楚地了解了整个哗变的经过和起因,姜明经一告辞,他立即挥挥手,放他离去。

瑞澄长出了几口气,稳了稳神,压了压惊,这才环顾了在坐地所有官员,用礼贤下士的口气,征询似的问:“刚才,三营管带的叙述,各位皆听得一清二楚。 现在,各位各抒已见,把自认为好的良策都拿出来,看怎样预防这些不良之徒的造反哗变。 更重要地是,如何尽快把昨晚那些哗变的造反士兵给缉拿归案,以做到惩一警百,惩鸡给猴看的效果。 再就是,把那些造反党们的后台给找出来。 常言说,擒贼擒王。 这如果把造反党的‘王’给擒到了,那还何患可惧呀!好了,本官就不多说了,各位都各抒已见吧!把良策秒招给拿出来。 ”

与会官员见总督征问,便各自在心搜索枯肠,千思万想,准备拿出缉拿革命党的有效良策。

一时,会议现场静得能听到呼吸的声音,能听到空气流动的声音,能听到室外的秋风路过的声音,能听到阳光从窗缝里泄进来地声音。

冲督见与会官员们,对自己地征问个个是无动于衷,闷头不吭,以为是与他们对缉拿造反党束手无策,或是事不关己呢,便又带着责怪和诱导的口气说:“各位吃朝廷奉禄,沐浴朝廷恩泽。 常言说地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现在,正是让你们想办法惩缉乱党的关键时刻,各位怎么都如此纳言闷声呀!啊?不要以为造反党们只是为了推翻朝廷,貌似与各位无牵无连,你们便抱着侥幸心理,得过且过。 本官现在提醒各位,一个庞大的国家,就好比一个巨大的轮子在运转,而我们在坐的各位,不论官大一级,还是官小一级,皆是寄生于这个轮子上的生灵们,一旦支撑这个巨大轮子的根基被毁坏了,坍塌了,那寄生在这个轮子上的生灵们,皆随着轮子的县塌而不得存在了……”

就在总督瑞澄循循善诱地鼓励与会官员,积极发言,出谋划策,尽管拿出惩缉革命党的良策妙招时,而与会官员早已胸有成竹。 二十混成协的协统官黎元洪,等总督地话音落定。 立即大声发言说:

“以下官来看,此事件不宜扩大,以免影响当地的安定,还是先确定喝酒哗变的士兵属于哪一排哪一棚的,针对着那十多位喝酒之人来揖拿惩办,万不可针对着全营来处理,那样大面积来扩大的话。 小心引起士兵哗变。 但是,即使是揖拿喝酒者之人。 也要暗中揖拿,万不可声张,把事情闹得全城沸腾。 ”

与会官员见黎元洪率先发言,便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也抢着发表自己已经深思熟虑的惩缉革命党的良策:

“最主要地是调查渴酒之人平时都与谁来往密切,这样顺藤摸瓜。 把乱党的背后老大找出来。 ”

“必须暗查喝酒人在当天或最近几天都去过什么地方,找出闹事乱党地背后鼓动者,也就是按总督大人所提出来的‘擒贼擒王’的计谋,把我们武汉的乱党头领给抓捕,那我们武汉从此再无乱党之忧了。 ”

“军中士兵聚众喝酒,引起争打之后,才喊什么‘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激进言词,他们也许只是借着酒劲才胡言乱语的。 并没有什么目的和背景,只是我们杞人自忧吧,以下官来看,还是做好以后地防务工作吧。 ”

“也许士兵们喝酒,只是普普通通的酒后闹事,但我们也要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八月十五前后,还是要把防务工作做到位。 ”

“防患于未然才是关键所在,既然喝酒闹事已经发生了,就不要在上面浪费过多的精力,把喝酒闹事者揖捕严惩就是了,重要的是杜绝这样的事再发生。 ”

……

总督瑞澄,专心致志听着与会官员们的踊跃发言,他根据与会官员的出谋划策,总结了几条防务和揖拿革命党的章程。 让文书拟定好之后。 便在会议上大声宣布说:“根据各位地出谋划策,现拟定了几款揖拿和防务措施。

甲:警察局火还行动,不管是派遣暗探也好,不管是顺藤摸瓜也好,但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必须在八月十五前夕,搜出喝酒闹事者当天或最近几天所去的地方及来往的人,找出乱党的背后鼓动策者。

乙:自今日起,至八月十五当天,各码头严格检查行人,各学堂学生,一律不准出校。

丙:自今日起,至八月十五当天,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禁止各种名誉的聚会。 除执勤士兵可允许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集中收缴,统一保管。 特别是中秋节当天的所有活动,皆提前一天举行。

……

总督瑞澄宣布了之后,就像统帅平定了战乱一样,就像卸下泰山之重地负担一样,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 猛然之间,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立即提议说:“通过八标三营里的士兵闹事来看,窥一斑而知全局,这说明兵营里的革命党还真不少,现在,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是工程标八营,传说里面的革命党人数众多。 而楚望台军库,乃军事重地,依本官来看,把楚望台的汉军全部调换成满族旗兵,各位看如何?”

“不行!”不等总督的话音落定,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官黎元洪,便立即反对说,“如此安排,不但与事无补,反而适得其反,将会激起满汉之间的更大茅盾。 ”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864年生。 1884年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在海军服役,初任北洋军广甲号军舰管轮。 甲午战争中,广甲号被击沉,他飘海遇救,到南京投kao两江总督张之洞。 张之洞初见黎元洪,一番谈话之后,立时感到黎元洪稳重老成,见解缜密周祥,是难得的干练之才,随委以重任。 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也跟随张之洞回到湖北老家,成为张之洞地心腹之人。 三次派遣黎元洪赴日考察日本地陆军、骑兵建设和兵工生产。 如此一来,黎元洪不仅在军事知识和技能上收益非浅,思想和眼界也大为开阔。 1906年清军改制,湖北新军被被编为两镇,张之洞把张彪安排到第八镇统制官的位置上,而黎元洪则被委任张二十一混成协协统。 张之洞之所以让张彪做八镇统制。 是因为张彪地妻子原是张之洞最心爱的养女。 而张彪,也被顺其自然的称之谓张之洞的“姑爷”。 黎元洪平日治军,一反清军的苟且敷衍、松驰腐败的积习,从不克扣军饷,总是足额如期发放。 别的新军军官,多住宿在私宅,而黎元洪。 他却长住在军中,起居作息。 皆与士兵一致,对有文化地士兵着意提拔,鼓励士兵学习上进,并且,从不虐待士兵,由此获得士兵的广泛爱戴,威信极高。 特别是1905年、1906年。 南北新军在河涧、河南彰德地大会操,南军从湖北河南抽调张彪为总统官,但真正指挥会操的却是黎元洪。 在会操演习之中,黎元洪因为指挥得体,调度有方,因此声誉鹊起,成为全国名将。 张之洞自1907年被调入京城之后,粗鄙无能、胸无点墨的张彪虽是镇统制。 但真正在湖北新军里一呼百应的首领,却是黎元洪。

因为黎元洪懂军事,治军有方,平时深受士兵的爱戴,所以,他虽为协统官。 说话发言却极受重视。 别说八镇最高统领的张彪对黎元洪另眼相看,就连总督瑞澄,平时也对他黎元洪刮目相看的。

此时此刻,另换上别人反对总督瑞澄地提议,那瑞澄肯定是不予采纳的。 但是,反自己提议的却偏偏是黎元洪。 他这个总督不得不三思而行,然后用商量的口气问:“黎协统,本官认为,把军械库是军事重要地,换上满族旗兵驻防。 总比用汉人士兵驻防安全多了。 最其码,那些满族清兵不会造反吧!那怕是只有中秋节前后来这样安排。 等过了中秋节,再撤换回来,这样总可以吧!”

“这样撤来换去的,反而会加大恐慌的漫延,落下煸惑革命的口实,得不偿失。 ” 黎元洪说话的口气,有点据理力争地味道。

“黎协统,你误会本官了,本官如此安排,并非是厚满薄汉,而是出于大局的安定,各位试想一下,现在的乱党,穿着军装混迹于军中,明天道新军中有乱党,可谁的脸上也没有写着‘乱党’二字。 但是,虽不知谁是乱党,总让人感觉到,新军的汉兵皆有乱党之嫌,所以,本官才想让满族旗兵来守卫军事重地,各位觉得如何呀?”

瑞澄说着,环顾了一下与会官员,以求得与会官员的支持,来博回黎元洪地反对意见。 但还没等官员们开口说话,黎元洪抢先说:

“总督大人,如果新军里的革命党真的很多,楚望台军机库就是撤换成满族旗兵,也是无济于事的,在坐的各位官员大人,恐怕心里清楚的很,那些旗满士兵,平时只当能当样子摆,而革命党,好像都是些不怕死的亡命徒,如果真的对打起来,哪里是革命党的对手,反而会挑起满汉之间的茅盾,把革命党们激将地箭剑拔弩张,急箭在弦,一触即发,到时候出事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呀!”

其实,黎元洪这样据理力争地反对总督瑞澄地提议,并不是出于革命党人的目地,是想推翻满清,恢复汉室天下。 他主要是怕因此挑起满汉之间的茅盾,影响当地的安定,而扰碍了自己的仕途。

面对黎元洪的极力反对,总督瑞澄便不再提出异议反驳了。 不提异议反驳,就表示了他的默认。

总督会议结束后,武汉立即进行全城大严。

有些官吏也纷纷把家眷送到汉口租界去。 有钱人的老百姓,也大搬其家。 再加上“八月十五杀鞑子”这句话的迅速蔓延,再加上官府采取的一系列戒严措施,再加上官府派出的暗探们无孔不入地四入搜索革命党。 吓得武汉的百姓,每次上街都如履薄冰一样恐惧,即害怕革命党误把自己当做“鞑子”杀掉,又害怕官府的暗探把自己当革命党抓起来。 一时,武汉的大街小巷,是空气紧张,大有风声鹤唳、草本皆兵之势。

二:

孙武得知八标三营发生的事情之后,害怕官府借此机会,在新军中扩大事件,用莫须有的罪名,在新军中大面积地揖捕革命党。 经过与几位革命党负责人商议,决定当天就暴发武装起义,后被一名革命党拦住,说是先让三营里地同志观察一下事情的发展情况之后,再决定是否起义,如果官府真的在新军里大积地揖捕革命党,那就立即通知各部队和各学堂的同志们起义。

经过三营里的革命党负责人观察。 才知道官府只是针对着喝酒的几个士兵来处理。 孙武知道后,也就打消了在当天起义的念头。 仍按原来地起义计划——阴历八月士五。

但是,也可能是心理作用吧,孙武在一次上街,竟然发现一个可疑的人,一直鬼鬼祟祟地跟踪着他,直到跟踪他到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的“政治筹备处”,才突然消失。 孙武怀疑跟踪自己的人是官府的暗探。 与刘公商等革命负责人商议之后,立即决定搬家。 为了安全妥见,为了利于革命工作,为了不被官府的暗探跟踪,孙武也效防一些官吏们,把“军务筹备处”的办公地搬到了外国俄租界一条街的宝善里14号。

孙武地搬家,也让刘公跟着起连索反应,尽管他并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跟踪自己。 为了安全起见,再加上他是拖家带口的,妻子弟弟在一起,也害怕被官府的暗探盯上,便以利于工作为由,在孙武搬家的第二天。 急急慌慌地搬到了俄租一条街——即孙武的隔壁。

刚搬到俄租界的孙武,屋里混乱不堪,他正和几个革命常在房间里忙碌,突然,外面响起了急促而猛烈的拍门声。

因为曾被可疑之人跟踪过,因为惊魂未定,因为刚搬到陌生地俄租界,因为官府的暗中戒严和暗中跟踪大搜捕,孙武及房间的革命党们,立时惊慌起来。 孙武悄悄走到门口。 试着探听一下外面的动静。 可除了猛烈急切的敲门声,他什么都没探听到。 不由得疑窦顿生:如果是官府跟踪到这里了。 怎么只敲门,没喊声,再说了,这可是俄租界,官府是不可能找到这里来的。 即使搜查,也是俄租界地巡捕们。 但是,既然搬到这里来,就是这里的合法良民,他们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搜查的,这才搬过来两天,难道说官府就找到这里来了吗?

孙武正犹豫迷惑,外面的拍门人才大声询问:“有人吗?是我们呀,快开门呀!”

孙武一听声音,原来是同志邓太林,如此猛烈的拍门,肯定是紧急情况相告。 他猛地将院门拉开,立时便惊呆了,原来外面不仅只站只着邓玉林,在邓玉林的身边,还站着到上海买枪支弹药的杨玉如。

孙武欣喜若狂,立即拽起杨玉如的手,激动地往屋里急走。 屋里的革命党也早已闻声而出,簇拥着杨玉林,把他拥进屋里,情绪高涨地望着他。 孙武更是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玉林,居正呢?枪支买好了吗?见到同盟会地领导们了吗?他们什么时候来……”

面对孙武他们地激动,杨玉如显得异常的沉静,他要了一杯水,一饮而进之后,环顾了面前地同志,最后把目光落到了孙武脸上,叹了一口气,才无奈地说:“事情并不想同志们所希望的那么理想,枪支还没买到,所以,居正还在上海等待枪支。 ”

“那起义的事呢?到时候同盟会的领导们来吗?”一个革命党急切地问。

杨玉如仍然是叹息了一声,缓慢而犹豫地说:“嗯……这个吗,因为黄兴在香港,我们到上海之后,居正便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托去香港的同志带给他。 在信中,居正把我们八月十五起义的事情,很祥细地告诉了他。 在我回来的前一天,黄兴的回信已被人带到上海,他在信中说,八月十五起义,太早了,让推到八月二十二(阳历10月13号)。 而宋教仁呢,我们初到上海的时候,他很赞同我们的起义计划的,可看到黄兴的信后,他便说,只有我们武汉一地起义,声势太小,胜利的可能性不大;谭仁凤倒是一直很热心,我回来的时候,他还说不得,陈其美把枪支一买到,就立即陪同居正来武汉,领导我们起义……”

不等杨玉如说完,屋里的革命党早已大失所望,无力地瘫坐在地上,纷纷抱怨上海同盟的领导,并要求孙武,不要顾及同盟会领导的意见,仍按原计划起义。